编者按

撰文｜王一苇   刘楚   王雨丹

责编｜陈晓雪   靳永爱

“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5月11日举行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上说 [4]。

宁吉喆表示，人口增速放缓的趋势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等。

他表示，我国人口的惯性增长、“单独二孩” 和 “全面二孩” 政策实施和人口寿命增长对维持人口的增长仍有贡献，但 “二孩” 效应也在逐步减弱。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许颖在5月11日的专家研讨会上也指出，中国人口数量压力和结构挑战并存，十四五后可能出现负增长。

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而这一水平也是联合国报告中通称的 “极低生育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4]

对此，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携程网联合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评论认为，中国1.3的总和生育率还不是稳定的生育率，今后还会继续下降，“因为在这个生育率数据中，还包含了正在逐步消失的二孩堆积效应。” [13]

另外，梁建章认为，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未来十年，中国处于22岁到35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比现在还要锐减30%以上，因此如果强力的政策干预，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降到1000万以下，生育率 “也许是全世界最低”。

低的不仅是总生育率，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子女数也仅为1.8。

梁建章认为，如果中国的生育率继续降低，将会带来人口的急剧萎缩，这也意味着“规模效应和创新能力的持续弱化，进而出现综合国力的衰退”。

因此，梁建章建议，“为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放开限制，并大力鼓励生育。而且仅有放开限制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另外，此次统计中，家庭户（注：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人口首次低于3人。

据人口统计数据，202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

宁吉喆称，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全国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8.70%，这个数据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上升了5.44个百分点。此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比10年前上升4.63个百分点 [7]。

对于这个结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上述研讨会中表示，我国目前人口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十三五” 时期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仅带来少儿比例的小幅回升，但并没有改变人口结构变老的长期发展趋向。

宁吉喆表示，目前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60岁及以上有2.6亿人，全国31个省份中，16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500万人，其中，有6个省份的老年人口超过了1000万人。

其中，东北三省的老龄化现象尤为明显。2020年，东北三省总人口比十年前减少1101万人，而老龄化程度加深，65岁以及上人口比重为16.39%，提高7.2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7.42%，为全国省市中最高。

宁吉喆称，东北地区人口的减少，受到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人口生育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气候特征使东北人口向温暖南方迁移和生育观念等影响外，东北地区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攻坚期，沿海一些省市的发展机会对东北地区人口有较大吸引力。

此外，乡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老年人口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也是中国老龄化的特点。

除东北三省外，上海、江苏、重庆、四川、天津等省市的老龄化水平也较高。

宁吉喆称，人口老龄化 “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人口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但同时也促进了 “银发经济” 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而且，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与老龄化相对应的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

据2020年普查数据，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与2010年相比减少4000多万人。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在发布会上称，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总规模仍然较大，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也依然存在。

2020年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05.20）基本持平。[8]

而从出生人口看，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降低了6.8，逐渐趋向正常水平。宁吉喆表示，出生人口性别比稳步下降，性别结构得到改善。

陆杰华对此表示，虽然出生性别比下降明显，但是以往出生性别比偏高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

据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性别构成图表，总人口性别比从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年）至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持续上升，直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才迎来下滑。

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性别构成  图源：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四号）

从各地区人口性别结构看，31个省份中，总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的省份有2个，在100至105之间的省份有17个，在105至110之间的省份有9个，在110以上的省份有3个。

其中，人口性别比最高的是广东，男性人口比重为53.07%，女性人口为46.93%，性别比达113.08，紧随其后的是海南（112.86）、西藏（110.32）。

唯二 “女多男少” 的省份均来自东北，其中辽宁男性人口的比重为49.92%，女性人口比重为50.08%，性比别99.70；吉林男性人口的比重为49.92%，女性人口为50.08%，性别比为99.69。[8]

对此，宁吉喆称，受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反映了10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4]

尽管目前已公布的公报为初步汇总数据，并未详细列出各地区拥有不同教育水平的男女人数，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强调，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所反映的女性人口在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发展轨迹以及男女两性差距的变化，启示我们不仅要关注总人口和平均指标值的变化，还要观察比较男女两性差距，分析差距反映出的问题及其原因。

郑真真在上述研讨会上表示：尤其需要留意社会变革和制度变化对女性的独特风险和挑战，及时发现差距、分析原因，采取干预或扶助措施，才能保证发展进程中的性别平等，避免出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 在发展进程中关注弱势群体的受益滞后，这也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强调的 ‘不让任何人掉队’ 的应有之意。”

受教育年限也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素质。

曾玉平称，普查数据显示，从质量上看，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其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75年，比2010年的9.67年提高了1.08年。

在拥有高中（含中专）和初中文化程度人数中，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差异不明显。而在各地区每10万人口中拥有小学文化程度人数中，云南、青海、西藏等西部地区人数则明显高于沿海地区。[10]

过去十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4]

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

从流动人口数据上看，我国流动人口3.76亿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人，流动人口比十年前增长了69.73%。[11]

对于这一数字，长期关注流动人口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评论说，去年人口普查之时，中国恰逢新冠疫情的冲击，这对于跨地区的劳动流动是一个制约因素，因此他认为在常态之下，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可能更大。[12]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在发布会上回应城镇化率提高问题时称，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比重仍在提高，十年间增加了1亿人；东部地区吸纳跨省流动人口最多，吸纳超9000万人；省内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比重为66.78%，相比上一个十年上升了5.63个百分点。

李晓超预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促进城镇化发展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城镇化率仍将会保持上升趋势，人口流动也将会更加有序合理，最终形成经济社会和人口流动协调发展的新局面。[4]

对于流动人口急剧上升和人口老年化的特点，陆铭评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一些地区出现特别严重的老龄化的情况之下，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机会条件比较差的地区流动到相对来说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机会比较好的地区，这样一个趋势将长期存在。[12]

陆铭表示，这也提醒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一定要在制度设计上，对于城镇化的进程和人口跨地区流动的这样一个长期趋势要有所准备。

“要加快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推进外来人口的市民化，同时要在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分别设计相关的制度，为中国未来的人口在空间格局上的大变化做好准备。” 陆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