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导读：

2003年的非典，大家记忆犹新。2003年底、2004年初，可能再度暴发非典流行，虽然有人提过，并非机密，但可能大家并不熟悉，大多数人甚至可能毫不知情。

其实无论是03年的SARS，还是今天的新冠，我们所面临共同的问题是：当Pandemic来袭的时候，如何以科学态度来认识未知病毒，采取应对措施。

历史上我们曾经成功遏制过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尊重科学，以史为鉴，我想，这是在当前的疫情态势下，应该采取的最根本的态度。2003年，当我们已经以微弱的优势鉴定出SARS是冠状病毒引起的时候，实际上这就回答了有关SARS第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剩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哪里来？是怎么出现的？这一次这个全球卫生奖颁给裴伟士和我，实际上我们只是其中的两个代表。

当时我着手（SARS的调查工作）比较晚，实际上已经是5月7、8号的时候我才到的深圳，此前我在处理一些跟钟南山先生的合作（一些资料论文的撰写等等）。当时我非常匆忙，但是在心里已经有假设，去寻找人类的感染源，或者叫中间宿主。

当时大家都说（中间宿主）是果子狸，实际上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应该是有几类（动物），而果子狸只是一个代表。

这个行动是五月七八号开始正式取样，我一边取样，晚上还要一边跟深圳政府写提案要经费。

很快地，我们就做完（取样）了。我真正做，应该是取了2天标本，只有25个动物。5月9号下午，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已经很累了，5月10号我就给大家放假，我自己也很累。

5月10号我去广州了，当时是跟闻玉梅老师、钟南山老师一起考虑做一些另外的事。我让我的团队从5月11号开始，就按照我的布置来做检测，当天就从这25个动物的标本里边发现了最少两类动物肯定是阳性的。这实际上是由一个科学假设以及对病毒学的理解作为指导去找的。

我们找到了（阳性标本）以后，在写科学论文之前，马上就以一个报告的形式交给了深圳市政府，由深圳市政府（当时是黄丽满当书记）再转交给中央。报告说，SARS病毒是从一些哺乳类野生动物来的，果子狸是代表，此外还有貉、花面狸、猪獾、狗獾等动物，这些动物也有很多是呈SARS阳性的。我的报告已经送上去了，至于政府具体如何做，我只是提个建议，建议这些动物要清理掉，但是我当时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写我的论文上。

5月18号到5月22号这4天，我就在处理论文的事，我根本没想到其他的事情。5月20号晚上我出去了，我想暂时休息一下。但是深圳的同事就跟我说，“（对于）你18号提出的报告，上面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但是我们应该做一个新闻发布会，不然的话农业部（可能）要先发表新闻会。” 这是他们政府内部的消息传出来，所以我5月23号就匆匆忙忙地去了深圳，联合深圳的CDC做了一个发布会。

我为什么这么唠叨讲这个事呢？因为随后的半个多月，六月十几号吧，当时中国农大的一个姓孙的副校长（编者注：指时任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孙其信），陈章良的部队，中国农大的，也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盯着果子狸讲论否，否定野生动物（是中间宿主），但他只是检查了果子狸，没检查别的，有的果子狸（有阳性）他也检查不到就讲没有。《人民日报》都登了（这个消息）。

原来，在SARS暴发的早期，2003年的4月5号清明节，由农业部的下面牵头，大概有7个单位，包括农业科学院、华南农大，还有广东农科所，还有解放军军需大学，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他们组成了部队，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把广州的所有野生动物几千个，全部都关起来了。从03年的4月5号开始做（检测），他们硬生生的，不是找不到，是找的动物太多了，什么都阳性。

5月23号发新闻通知的时候，第二天的报纸出来，《人民日报》还是以他们这个组的发现为主要（结果），而我们的发现就成了深圳CDC跟香港大学合作也发现了什么东西，是这样的报道口吻。

为了这个事，《科学》还对我的资料和结果进行了重复，指定第三方的实验室（一个美国的实验室）把我做的结果重复了一遍，所以我的论文一直拖到9月份才发表。

实际上，当时中国野生动物的养殖业已经（做得）很大了，很多人的经济利益也在这里面。

还有，因为SARS关键的信息基本上都是香港，就是港大做出来的，SARS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当时有人就讲了一个话，说中国（大陆）科学家在SARS面前基本上打了败仗；当时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做了一个蛋白的结构，发在PNAS 上，当时媒体的态度是 “咱们中国人这回赢了”，就用这种非常小孩子的脾气语气发表出来。

SARS这个事件，就像照妖镜一样，把很多科学的东西政治化、情绪化了，变成了表决心表爱国，（对此）我不想评论。

在这种氛围下，实际上我是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我并不是要证明管轶正确不正确。

2003年10月冬天又（要）到了，广东又到了野味进补的季节。因为受到我报告的影响，中间有一段时间，那些野生动物是禁止售卖的。到了10月份，禁令根本没人听了，不知道是谁把它废掉的，所以各种野生动物都回来了。刚好我又转向另外一个方面，在做一个题目，就是要根据 SARS的受体分布，来找确定的宿主，所以要采活的标本。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购置了大概十几只动物，就在深圳CDC采了标本。这一次我们就不是盲目采了，只是针对以前发现过高度可疑阳性的那几类动物采：果子狸、貉（注：raccoon dog，一种又像狐狸又像狗的动物），还有各种獾，如猪獾、狗獾等，还有花面狸，这5类动物一做，百分比就很高了，明显它们是（SARS）阳性的。

11月整个月，每个星期我们都到深圳的各个市场去取样。根据第一次SARS的发病分布（第一波在广州），12月的调查，我们到了广州野生动物的批发部，叫增槎路市场，实际上整个珠三角的野生动物市场都是从那里批发出去的。

在这做的过程中，我们一边取标本一边去检测，阳性率实际上是非常高的，比我在2003年5月份做的高比例还更高，（因为）我估计2003年5月份的时候气温比较高，（出售）野生动物的数量和种类都比较少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设身处地来考虑这些问题——

国内的很多同行都已经认否的一个结果，你（现在）写了报告有用吗？甚至因为涉及某些人的利益，所以没有即刻报告。

直到03年的12月24号那天晚上（Christmas Eve），在家里我太太告诉我：“你听到没有，广播电视里面说好像广州也有一个可疑SARS（病例），住在八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是吗？” 我想，那当然了，从我们的结果来看，SARS早晚要回来的。

我做的第一件事，赶紧命令我的所有员工都去深圳和广州再多取标本。我本人2004年的元旦也在广州取最后一次标本。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的数据不坚实，就又会被那种困局困住：人家又一个论否，又是把你扣上政治帽子，所以我得小心一点。我从广州元旦回来的时候，到元月2号早晨，那些结果全部出来了，放到我面前，我是有思想斗争的——

第一，写不写报告？写给谁？当时的陈鸿霖教授，他是我从美国把他招聘回来的，03年的时候是我汕头大学的同事，也是我港大做博士时候的同学，只不过他是更早毕业的，应该是学长。他可以说是真正的教授，就比较有血气：这么严重的病难道不去说？

我想，对，应该说，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办法说这个事。上次是跟深圳政府说的，我想这次我们应该采取正规的途径跟中央报告，所以我就打了电话给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教育科技部副部长曹国英。曹国英比我小几岁，他老是叫我大哥。

我说，小曹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电话里不方便说。然后我跟他说，SARS可能回来了，而且现在广州就有病例了，据我们动物调查，三四百个标本中，阳性的标本已经超过了100个了，而且浓度、每个动物的泄毒量都特别高，所以SARS回来是肯定的，只是回来多久的问题。

我告诉他，这种情况我想直接报告给中央，你觉得这样是否妥当？他说，这当然很重要了，要报告给国家。

于是我就开始写报告，元月2号，我从中午开始手写报告，当时我的拼音也不准，你看我现在连普通话都说不准，然后写英文也没必要，所以我直接用手写，又把一些图表和总结附在上面，光报告我就写了5页纸，写完以后大概是接近下午6点了。

当时曹国英同志是跑步去报告的，他说我们马上用 special cable（特殊电报）向中央报告。我连报告底稿都没有，因为只有一个手写的copy，没有复印件，我现在也要追它的版权（笑），他拿走了没还给我。这个报告就这样发给了中央。

我回家休息，但我睡得比较晚，那天晚上实际上是1月3号的凌晨1点左右，广东的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就给我打电话，说：教授，你这个报告国家已经转到广东省了，转回来转到我们手上了。你今天白天（1月3号）能不能来广州开个会？我想这当然可以了。

所以第二天，我就带着陈鸿霖去了广州，在广州宾馆大厦里面，下午大概3点左右，我们开会。当时给我开会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有钟南山先生、广东省CDC副主任许锐恒，跟我打电话的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还有当时一个科技厅的副厅长，我记不清了。还有一个姓黄的，当时应该在卫生厅当一个办公室主任，大概有个十几个人。

我们就在广州宾馆讨论，讨论什么问题呢？在这里面有个小插曲，就是圣诞节前发现的那个病人在八医院住院，这个病人怎么样都分（离）不出他的病毒来，拿不到他（体内）的病毒。

广东CDC就根据病人的原始标本做序列，只是做出了病毒的S蛋白的基因。所以那时候广东CDC和国家CDC之间就有意见不一致：广东CDC认为，应该确诊（SARS），中国CDC认为不应该确诊。在广州下午的会议上，我解释了我的整个报告，他们有的人也听不懂，因为不是这个专业的。

这个时候，许锐恒主任跟我说他也有困惑：病毒分离不出来，但是又有像肺炎的症状什么都有。我提了个建议，我们做了一些分析：今年的SARS和去年的SARS不一样，不是直接前后的继承关系，（而）是旁支，是另外一个病毒。

我说，如果你信得过我，你就把你的S蛋白（序列）马上电子邮件送回我的实验室，我的学生马上可以做进化分析。他同意了，当时就送到香港，只等了不到一个小时香港的结果就返回来了。

果然，我03年底在深圳和广州分离的一些病毒和第一个住院的八医院病人的S蛋白的序列，它们拼接在了一起，跟03年早期SARS的病毒是两个并列的分支，我们叫做 sister group。我们证实了这是一个新的SARS（也可以讲是变种， a genetic difference），它不是直接从去年SARS遗留下来的，而是重新从动物传到人的，是一个新的跨种传播的后果，所以也证实了广州八院的病人确实是SARS。

第二个，这些动物的SARS病毒确实是可以传给人的，这个形势还是很严峻的。这个时候钟院士就问我说，管轶，这种情况你觉得怎么办？我说这个东西实际上很好办——斩草除根，把它（传染源）干掉。我提这个建议是怎么来的？这基于1997年我们（在香港）控制禽流感的时候，当时全香港一个礼拜杀了150多万的鸡鸭鹅，所有的家禽全部干掉，疫情马上就停止了。

但实际上，当时我们开会的人员是没有权力做这个决定的。

开会进入下半场，这个时候卫生厅长姚志彬、科技厅长谢明权，所有省厅的正职都来了。会上我把我的结果又跟这些大佬们汇报了一次，现在就是做结论：要不要关闭、清理野生动物市场，这些厅长们也做不了决定，这时候就体现了我们钟院士的伟大。

这时候他说：好，我来跟黄华华省长打电话。他当着我的面就跟省长打电话，说：“省长，如果又出现（SARS）疫情，你是要负责任的。” 省长也很雷厉风行，决定当天晚上7点在他们省政府的某个礼堂开会来拍板这个事。 

我的使命也结束了：第一，有没有SARS？有；这个是不是新SARS? 是的；怎么处理？干掉它。这三个结论有了，我也说清楚了。

所以大概在傍晚时分，我赶车回香港，回去的路上他们的卫生厅办公室主任就跟我说，管教授你帮我们的大忙了。我说什么大忙？他说：“你不知道吗？实际上我们已经关（隔离）了三四百人了！不止你讲的只有一个病例，还有其他的。” 凡是跟这个疑似病例有接触的，已经关了三四百人了。

我在赶往东站准备去坐直通车的过程中，钟先生也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会按照（我的）办法去做。那已经是1月3号的下午六七点钟的事。他们开会了，我也很快就回香港了。

3号晚上，他们开完会，又给我打电话问我应该怎么办。他们说，现在他们开会做了决定：第一，1月5号开始采取行动，准备用一周时间把整个广东所有野生动物市场上的动物全部干掉。为了体现这是内地和香港两地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所以我们会来香港跟你一起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就有许锐恒主任带着一帮人，两地同时开新闻发布会，然后各个政府部门就奔赴各个市场灭杀（野生动物），1月5号开始行动，到1月12号全线结束。 

实际上最后一个确诊的病人出现时间是1月7号，没有等到1月10号。从1月7号以后，整个广东就再没有这样的（SARS）的病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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