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辛玲

翻译｜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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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意大利人。2004年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天体物理学博士后，我到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做博士后，然后再到伦敦大学学院做博士后。2011年，我回到澳大利亚，在西澳大利亚州的科廷大学工作。2017年我正式加入中国科学院大学，搬到北京来生活。我现在跟中国和全球的科学家都有合作。

当时我和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的合同快到期了。我想找个终身教职。之前在哈佛时，我认识了同在那里工作的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刘继峰研究员。他鼓励我申请中科院大学的终身教职。其实我对中国并不陌生，早在2008和2010年我就利用中英卓越奖学金两次访问清华大学。我在中国已经结识了一些同行。

我研究致密物体的吸积物理学。比如，中子星或黑洞如何从它们附近的恒星或其他气体吸收物质。我研究气体怎么落向或落入致密物体，在这个过程中发出多少辐射，外向流携带了多少机械能并把这些能量转移给宿主星系，这些源可能产生的最大功率是多少等等。我使用的天文数据从 X 射线、光学到无线电波段都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需要和来自不同领域的不同团队协作。

是的。我大概有30%的时间与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中国科学家们合作。剩下的时间用来跟澳大利亚、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同行合作。比如我现在是中科院 “司天” 项目组的成员。这个项目计划联合全世界不同地区的几十架一米级望远镜，每天晚上对全天进行扫描监测，探测短时间尺度上的引力波、快速射电暴或超新星事件。我们希望 “司天” 能获得 “十五五”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计划（2026-2030）的批准，这样的话望远镜阵列有望在2032年投入使用。

科学在这里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当我看到FAST 望远镜和长城、故宫一起被列为中国的地标建筑时，我很惊讶。这在西方是很罕见的。中国媒体的科技知识水平较高，公众对科学似乎也有很好的了解。国家用于基础科研设施建设的资金充足，包括望远镜、空间任务等。你会觉得这里有很多好玩的科学，未来会有很多机会。总有新项目和新设备值得期待，你也可以随时提出新课题、新想法和新的合作。

对我来说是语言障碍。我可以学简单的中文，保证自己能买到吃的或跟出租车司机交谈。但在短时间内很难达到能够参与技术讨论的中文水平。在中国，大多数科学会议都是用中文召开的，这意味着我经常被排除在天文界之外。比如中国天文学年会是中文的，去年我甚至没有收到参会邀请，因为飞到上海参加一个我完全听不懂的会议是浪费时间。中国的博士论文必须用中文写，所以我也很难指导学生。语言很重要，如果要花一半的时间精力来与博士生、博士后甚至教授交流，那么很难做出好的研究。

2020 年2月刚刚开始实施旅行禁令时，我还在南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然后我顺道访问了悉尼大学，我在那里保留了名誉副教授的职位。我随身只带了一小袋夏天的衣服！幸运的是，我在所有国际航班关闭之前登上了返回中国的飞机。我保住了自己的财物和工作！疫情期间，我在北京有机会探访以前没去过的地方，还爬了好几次西山。我还访问了中山大学，他们有个团队在做空间引力波探测项目。我用Skype跟我远在意大利的父母保持联系。幸运的是他们一直身体健康。如果真的需要我帮助，我都不知该怎么办。 

我认为中国很好地控制了疫情。避免了正在严重影响西欧的经济衰退，也没有引发社会动荡或对政府的不满。欧洲和美国的居家令往往是由地方政府决定的，地区之间缺乏协调，造成了混乱。

是的，我参加了2021年春节前的外国专家座谈会。李克强总理和三十多位在华工作的外国学者会晤，而我被选为两个演讲者之一，做了10分钟的报告。我的发言重点是建议中国保持与国外合作的开放渠道，因为我们需要在国际层面开展科学研究。我还提到了中国悠久的国际交流历史和目前 FAST 望远镜等项目的跨国合作。

李克强总理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我觉得他可能事先看过我们的演讲稿，他的评论是很中肯的。由于新冠的限制，我们不能和李总理握手，但能坐在他旁边还是很高兴的。在座谈会上我还认识了一个都灵的老乡，他在北京教拉丁语。

我最终应该会回意大利吧。留在中国很难，我的语言不够好，还是个显眼的少数群体。不过我离退休还很远，我还能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贡献。我想继续在中国发展一些国际项目。从长远来看，希望探索作为海外合作者，继续为中科院大学工作的可能性。这样的话我至少有一半时间能和家人和欧洲合作者离得近一些。

我认为中科院大学和中科院要把自己视为一个国际品牌，开设海外研究机构，支持海外研究人员。实际上据我所知，中科院已经在智利建立了南美天文研究中心，而且在西方国家有许多第二代中国移民，他们可能构成了中国大学在海外设立分校的潜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