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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孙玉涛

2008-2009年，笔者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资助，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开展博士联合培养研究，亲身感受了中国的第三次“海归潮”，为《海归之道》一书的写作埋下了种子。美国经济下行，失业大增，学术岗位难觅。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海归” 中国成为很多科研学术人员的重要选项，而不是最后选项。
 

2008年8月，美国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席卷全球；12月，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提出 “经济振兴计划”。2009年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恢复法案》（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Recovery Act）。美国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大规模失业、挽救就业机会的努力似乎和 “海归中国” 没有关系，但却实际促发了中国第三次 “归国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现过两次留学生 “海归潮”，分别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和90年代初，第一次是因为新中国成立，海外留学生回国建设新中国；第二次是因为改革开放进入纵深领域，科教领域全面开放和振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第三次 “海归潮” 便开始孕育和蓬勃发展。
 

第三次 “海归潮” 的孕育，必须要提到施一公和饶毅两位杰出的科学家。2007年9月，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饶毅全职回到北京大学；2008年2月，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施一公全职回到清华大学。有人评价 “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郭永怀教授等之后，在国际上成名后、壮年阶段全时回国的两位讲席教授。”
 

显然，两位讲席教授在美国的事业非常成功，并不是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的职业或者工作危机而选择回国。当美国驻华大使馆问饶毅教授为什么要放弃美国国籍时，他在草拟的信中写道，美国在 “911事件” 之后已经失去了道德领导力，美国人民仍然陶醉于这个国家和他们自己的伟大。42岁的施一公教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觉得我欠了中国一些东西”、“在美国，所有东西都几乎已经建立了，但在中国，无论我做些什么，其影响都较在美国大十倍，甚至百倍。”

施一公和饶毅的回国并不是个案，同时期一批杰出科学家全职回国，助推了 “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 制定和实施。2008年12月，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正式开始实施，由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直接推动，是第一个由中央直接管理的项目。施饶海归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引起国际学术界和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9年7月《科学》（Science）杂志文章《两千领军人才给中国注入创新精神》（Help Wanted: 2000 Leading Lights To Inject a Spirit of Innovation）关注了中国的海外高层次计划和海归人才。文中提到，“在美国达拉斯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工作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简称 HHMI）研究员王晓东不仅将连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第二届所长，而且将关闭他在美国的实验室全职回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回国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说，“计划有两个目标：提高国内的科研水平、改善国内的学术环境”。
 

同年1月《自然》（Nature）杂志文章《中国吸引海外顶级人才》（China Targets Top Talent from Overseas）提及加州伯克利分校神经科学家和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的观点，“这个新的计划几年前可能不会有效，但是现在发达国家受到科研经费的压力，中国可以为研究人员提供类似的研究支持”。文中提出，该计划的目标是吸引在发达国家拥有正式教授头衔或与之相当的学者。

一切看起来都激情澎湃、一切看起来都令人憧憬。
 

然而，一些专家学者也对学者归来后在国内的发展表达了担忧。《自然》的报道指出，用顶级的薪水和资金吸引海外精英非常有必要，但国内同行的不满也不应被忽略；同时，一些人仍然怀疑海外教授是否会被高薪吸引，或是否能胜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大气科学家占清指出，“对实际问题钱是很重要，但决定性因素是我们是否能够像在美国那样富有成效地在中国工作。” 一些顶尖的研究人员可能会因为中国的科学文化和政策，以及历史上不鼓励批判性思维、思想交流和公平竞争而推迟海归。

参与起草和修改项目提案的科学家告诉《科学》，“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最早的方案要求入选者全职在国内工作，然而项目出台时，最低承诺被出乎意料地改为在国内工作至少3年、每年至少6个月。王晓东认为这一时间过长，大多数美国大学不会允许实验科学的终身首席研究员业余工作时间超过3个月，“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6个月的要求不可行，这将造成承诺冲突。”《纽约时报》引用了著名中国科技政策学者曹聪教授的观点，“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他们是优秀的科学家，但他们必须形成一个改革体制的关键群体。如果他们不能改革体制，他们就会离开。”

现在回头看，十多年前的这些建议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预见性。2022年2月5日，饶毅教授在公众号 “饶议科学” 的文章《华人，无论海内外，继续在世界上吃亏还有多久？》中指出，“除了2007至2010年左右，未到退休年龄、也没有被美国调查而主动、全职回国的正教授十几位，迄今全国可能不到25人。” 此外，有一些全职海归在国内工作几年之后，又选择了出海，例如颜宁，2007年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海归清华大学，十年后又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受聘讲席教授；许晨阳，2012年从美国海归北京大学，2018年全职回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博士后工作学校），目前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对此，学者们又提出了一些建议。饶毅提出 “应该建立为国内科学家建立一个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匹配的人才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候选人的遴选过程应该更加关注潜力，而不是过去的学术记录”， 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博罗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in Greensboro）的生物化学家贾伟指出，“一些助理教授或者副教授可能比正教授更有潜力”。

这些建议很快变成了新的人才计划。

2010年12月，“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正式启动，主要面向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年龄不超过40周岁的年轻学者，要求必须全职回国工作。2012年8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正式启动，简称 “国家特支计划”，遴选1万名左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给予特殊支持。

“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入选者是《海归之道》关注的主要群体。“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开始实施之后，年轻的海归学者获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例如：2011年，1984年出生的工科博士邓露入选首批“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两位27岁入选者之一。

 2012年10月到2014年10月，笔者受到欧盟第七框架计划玛丽·居里项目（7th Framework Programme Marie Curie Actions）资助，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开展合作研究，主要关注全球化和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科技创新的挑战。看到很多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报道，笔者不禁产生了一些疑问。首先，海归的青年学者都是什么样的人，是媒体口中的 “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 的精英；还是一些学者说的，海归的并不是海外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其次，这些青年学者为什么要回国，是受到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政策的吸引，还是迫于海外缺少工作机会和较大的工作压力？最后，海归的青年学者是否提升了引进单位的科研业绩，对于什么样的引进单位效果更好？

基于这些疑问，笔者从2013年开始做前期的文献研究和入选者访谈，研究初期试图借鉴科学社会学的方法，像哈里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博士研究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曹聪博士研究中国的院士那样研究中国的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
 

然而，事与愿违，前期的预约访谈并不顺利，很多青年海归不愿意接受访谈；同时，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数量众多，大范围的访谈不太现实。为此，笔者改变了研究策略，以数量分析为主，辅助以少数访谈和案例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的资助，在国内外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

研究证实，中国正在逐步从人才流失（brain drain）向人才回流（brain gain）和人才循环（brain circulation）转变，出海、海归、再出海和再海归的循环已经不鲜见。研究中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例如青年学术海归中女性的比例只有约10%，拥有广泛学术联系的男性学者更倾向于回国发展，在入选计划的上限年龄之下，年龄越大回国意愿越强；海归的青年学者虽然不是海外学术市场最有竞争力的群体，但是整体学术水平显著高于国内同龄人平均水平，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确实发挥了作用；引进学术海归的学校和学科显著提升了学科竞争力。

回首本书从萌芽想法到开展研究，再到整理成书，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当年的大小海归们在国内也经历了沧桑巨变，现在每年还有很多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和博士后海归。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青年学者海归及政策制定者提供一面镜子，从宏观的视角审视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前前后后。

作者简介：孙玉涛，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本文是《“海归” 之道——中国青年学术海归的特征、动因和效应》一书的前言，略做修改，仅作书的前世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