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2022年4月4日,联合国气候科学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该报告是IPCC“第六次评估周期”的第三份工作组报告:第一份是关于气候变化的自然科学基础;第二份评估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第三工作组报告则梳理总结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减缓气候变化的途径、潜力和相关政策等方面的重要进展。
报告作者共278位,来自全球65个国家,其中中国作者13位。3月21日-4月4日,来自195个联合国成员的政府代表逐行审议了报告的决策者摘要。历经两周“高强度”的谈判,报告的发布时间还是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六个小时。与会代表透露,措辞上的争执延续到了发布前的最后时刻——沙特阿拉伯对传统化石燃料的长期使用、印度对碳预算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预测、以及中美有关气候融资问题的分歧,都使得审议进程焦灼而艰难。
《知识分子》特邀报告主要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陈迎深入解读报告要点。
撰文|陈迎(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责编|冯灏
2022年4月4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发布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来自全球65个国家的278位作者,经过七年努力,引用18,000多篇科学论文,全面评估了自2010年以来减缓气候变化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
气候变化的减缓努力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联系紧密,关系未来绿色低碳转型,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该报告的首份草案收到各国政府和专家的21,703多条评审意见,第二版草案收集到的评审意见有32,665多条,最后向政府代表分享的 “决策者摘要” 又收到约4,900条意见。
科学界在以下关键结论上形成共识:
1、2010-2019年间,全球年均温室气体排放处于人类历史最高水平;
2、除非所有部门都立即、深度减排,否则1.5℃温控目标将不能实现;
3、实施有力度和高效的减排,需要政府和社会协调运用各类政策措施,加强气候治理,促进系统性变革;
4、减排的快速深入,需要弥补资金缺口、促进技术创新;
5、加速气候行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自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多重要变化。随着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深入,各国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在此背景下,本报告应用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分析框架,从社会视角探讨了需求侧的减排潜力,以及创新、技术发展和转让。
对于减缓的未来发展路径,将近中远期结合起来,分别讨论到2030年、2050年和2100年的减排及其影响。报告还强调跨工作组的合作,推动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转型。
1、人类历史最高水平
2010-2019年,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长,十年的排放年均值处于人类历史的最高水平。从比例上看,这十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到了1850年以来全球累计净二氧化碳排放的42%。以增长速度而言,相较上一个十年(2000-2009年)有所放缓。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排放有所下降,但是影响时段很短,2020年下半年起,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即出现反弹。
城市的重要性凸显,城市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62%增加到了2020年的67-72%。
图1 全球排放持续增长,距离全球温控1.5℃目标已经“脱轨” | 图源[1]
2010-2019年,全球能源强度(单位GDP的能耗)每年大约下降2%,碳强度(单位能耗的碳排放)每年大约下降0.3%。模型模拟结果显示,以大于67%概率实现2℃的温控目标,2020-2050年的碳强度需要每年下降3.5%;而以大于50%概率实现1.5℃的温控目标(没有或是有限 “过冲”,“过冲” 此处意指短期内超过1.5℃,并在2100年前通过大量碳移除回落到1.5℃以内),碳强度需要每年下降7.7%。
对比数据可以发现,当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减排力度远远达不到要求,走在大大 “脱轨” 于1.5℃温控的路径上。
2、全球减排情景及各部门的贡献
然而,这份名为“减缓”的报告也找到了尚存的希望。随着对气候科学认知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更广泛、更深度的减排。至少18个国家实现了持续10年以上的碳减排,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提出了自主贡献目标。2010年以来,一些脱碳关键技术的单位成本持续下降,光伏太阳能的单位成本下降了约85%,风能下降了约55%,乘用电动车和储能的锂离子电池成本下降约85%。
图2 全球不同温控目标下的排放路径 | 图源[1]
新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普及和应用让人看到一线曙光,但报告也认为,这些远远不够,除非所有部门都立即、深度减排,否则1.5℃的温控目标依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报告将全球模型模拟的排放情景分为八类。假设立即采取行动,在大于67%概率实现2℃目标的情景下,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在2025年前达峰,2030年减排27%,2050年减排63%。在大于50%概率实现1.5℃(没有或者有限 “过冲”)的情景下,需要全球净温室气体2025年前达峰,2030年相比2019年减排43%,2050年减排84%。
考虑到全球温升超过1.5℃的可能性,报告还提供了一个新的情景,即在2100年实现1.5℃温升但有较高“过冲”,2030年需要减排23%左右,2050年减排75%左右。
2°C目标下,需要全球在本世纪70年代初实现净零二氧化碳排放(即碳中和);1.5℃目标下,碳中和需要出现在本世纪50年代初。
为了实现全球温升控制目标,大多数情景在达到净零排放后还要维持净负排放,并积极减少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在2℃目标下,相比2019年水平,甲烷要在2030年减排24%,2040年减排37%;1.5℃目标下,减排分别要达到34%和44%。
若全球仅是延续2020年底已经采取的政策措施,2100年全球温升就很可能达到3.2℃。如果未来全球减排政策出现逆转和放松(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那么全球温升超过4℃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些高排放情景如果变为现实,将给全球自然和人类系统带来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以部门贡献划分,在全球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情景中,能源供应和需求的二氧化碳减排贡献(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大约在74%(54-90%),农林业和土地利用的二氧化碳减排大约贡献13%(4-20%),土地利用、能源、工业领域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大约贡献13%(10-18%)。
图3 各部门对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的贡献 | 图源[1]
各部门都有很多减排技术和机会。综合各部门的减排潜力,报告认为,如果立即行动,将相对便宜(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成本低于100美元)减排措施的潜力全部挖掘出来,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有望在2019年的基础上减少至少一半。其中,至少一半的减排潜力成本在2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下,有些甚至是负成本,这些措施主要是风能、太阳能,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自然生态系统的转变,减少采煤、油气和废弃物的甲烷排放等。
当然,要把各部门100美元以下的减排潜力全部用上,需要克服很多障碍,但这是必须努力的方向。2030年后,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的估计还会发生变化。
此外,这是IPCC首次专门评估需求侧行为改变对于碳减排的作用。所谓“需求侧”,包括基础设施使用的改变,终端技术的应用,以及社会文化和行为转变。
例如,将工作和居所合并一处,重新分配街道空间,构造紧凑型城市,更有效地利用建筑物地面空间和能源,改变饮食习惯,转向平衡可持续健康饮食,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减少飞行,等等。到2050年,相比延续2020年底现有政策情景,需求侧管理可以实现全球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40-70%,潜力相当可观。
即使不考虑避免气候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考虑大量节约的适应成本,减排的宏观经济影响仍然 “很小”。报告认为,在2℃情景下,如果立即采取行动,到2050年,减排将损及全球GDP的仅1.3-2.7%。而报告评估的多数文献认为,纳入更多因素综合评估之后,减排控温在2℃以内,经济效益将超过减排成本。
3、加强气候治理,加速系统性变革
实施有力度和高效的减排,不仅需要技术进步,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协调运用各类政策措施,加强气候治理,促进系统性变革。气候治理是基于国情,通过法律、战略、机制等,通过多主体互动,为促进减缓提供框架以及政策制定实施的基础。多主体参与和互动对于保障气候治理的公平和有效非常重要。
很多法规和经济政策工具已经得到应用,政策设计也考虑了公平和其他目标。这些政策的推广应用有助于进一步深度减排和激励创新。未来全球面向公平和低排放的转型发展,不能只靠单一的政策,而是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制定综合协调的政策组合包,在满足短期经济目标需求的同时减排并促进长期转型。
当前世界存在严重的碳排放不平等。2019年,全球48%的人口生活在人均排放超过6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国家(不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二氧化碳排放),35%生活在人均超9吨的国家,而另外41%的人口生活在人均不足3吨的国家,其中低排放国家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口缺乏现代能源服务。
在全球强化减排和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都可能因受影响不同而生产分配公平问题,例如收入和就业从高排放的活动转向低排放的活动,一些部门减少就业,而一些部门获得新的商业机遇。因此,报告特别强调,公平和公正转型是实现深度减排的重要条件。
在全球层面,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合作对实现全球减排行动力度至关重要。现有的《气候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是实现全球减排目标的核心关键平台,而在区域和部门层面,包含不同行为体的各类伙伴关系、协定、机制、倡议不断涌现,尽管其有效性差别较大,也是推动国际气候治理与合作的重要补充。
4、弥补资金缺口,促进技术创新
在2℃或1.5℃的温控目标下,模型预测,2020-2030年每年投资需求是当前水平的3-6倍。各地区、各部门都需要增加对减缓的投资,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包括国内和国际资金。
全球庞大的金融体系并不缺少资金和流动性,但要将资金转向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仍有不少障碍。例如,金融体系内部可能对气候相关风险的估计不足,区域错配,制度性能力不足等,金融体系外部的挑战则包括地方资本市场不完善,风险回报缺乏吸引力——特别是环境法规缺失、弱化或与减排目标不一致,投资机会和融资模式也面临标准化、集成、可放大性和可复制性的挑战。
发达国家需要履行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包括增加公共资金和通过公共资金撬动私营部门投资,不仅可以强化减排行动,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获取上的不平等和经济脆弱性,也有助于在国际合作进程中建立互信。促进发展中国家疫情后的可持续复苏和获得持续的资金支持,有助于增强其气候行动。
低碳技术创新,不仅需要通过技术推动的政策和投资,如在科学训练、研究、开发、示范等方面进行鼓励,也需要从需求侧拉动,如通过标准、新能源补贴、税收等创造激励和市场机会。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资金和创新能力不足,需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应用低排放技术,把握社会经济利益,并加强技术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管理的能力。
5、加速气候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人类面临许许多多的危机和挑战,追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加速、公平的减缓、适应行动对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包含17个重要领域,气候行动与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可以协同(synergy),例如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城市规划增加绿地、减少空气污染、需求侧转向平衡可持续健康的饮食等,但也可能带来存在权衡取舍(trade-off),例如,一些减排措施可能影响就业,影响能源、食物和水的可获得性,造成对土地和水资源的竞争等,需要通过政策设计进行有效管理。SDG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进行气候行动评价的重要基础。
可持续发展与脆弱性和气候风险密切相关,减缓和适应行动之间也可能存在协同和权衡取舍。如何结合本国或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具体情景,跨部门进行政策和规划的协调,最大化协同效应,避免和减少权衡取舍,给气候行动的决策带来新的挑战。
归根到底,人类面向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转型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需要在各层面的决策中关注公平,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建立互信并深化和拓展各方对转型的支持。
“我们的气候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第三工作组报告发布会的宣传片中,这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一个被削弱和分裂的社会是没有力量应对危机的,面对气候挑战,人类已别无选择,必须携起手来,立即行动。
参考文献
[1] IPCC, 2022: Climate Change 2022: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P.R. Shukla, J. Skea, R. Slade, A. Al Khourdajie, R. van Diemen, D. McCollum, M. Pathak, S. Some, P. Vyas, R. Fradera, M. Belkacemi, A. Hasija, G. Lisboa, S. Luz, J. Malley,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NY, USA. doi: 10.1017/978100915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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