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2021年“科学探索奖”天文和地学领域获奖人
获奖理由:肯定他在鸟类起源和早期演化等方面的贡献,支持他在鸟类深时谱系演化、多样性演变与地质环境背景方向进行探索。
撰文 | 王雨丹
“这些都是1.2亿年前的化石,这是马氏燕鸟,这一块是雅尾鹓鶵(yuānchú)。”
西直门外大街,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下简称古脊椎所)。小小的办公室内,两排柜子靠墙而立,架子上摆满了岩层石板,每一块石板上都“封印”着鸟类的化石。王敏告诉《知识分子》,这些大都是上亿年前的鸟类化石,多数都是研究所团队在野外考察时找到的。
王敏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研究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尤其是中生代这一时期鸟类是如何从恐龙演化而来,并最终演化出现代鸟类的主要特征。他的日常工作,就是通过寻找涉及形态、骨组织和个体发育等方面的数据来讨论中生代鸟类的系统发育关系、演化模式、个体发育、生态分异,以及重要生物学特征的演化过程。
王敏供图
对工作“不是很感兴趣”
王敏直言自己是个无聊的人。他的生活很简单:工作,休息。工作中,除了每年定期出野外的时间,就是在办公室做研究、写论文;休息时间里,他很少出去游玩,除了和朋友们见面、吃饭,最喜欢的就是打羽毛球。
在同事徐星的眼中,王敏是个“认真、话少、迷恋羽毛球的工作狂”。徐星是古脊椎所的前任副所长,也是王敏的前辈。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王敏大三地质实习的时候,时任实习老师的徐星觉得他“不爱说话,感觉挺内向。”后来,在大四推免研究生的面试中,王敏的优异表现给徐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话干净利落,非常有逻辑性,英语也很好。留所工作后,王敏每次的学术报告在徐星看来都是高水准,“他‘废话’少,也不会说俏皮话,但作学术报告和写文章的能力都非常强。”
王敏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后在中科院古脊椎所念了同专业博士。回想起在南大的求学时光,王敏很是怀念。
南大的地质学系一年大概录取100来号人,他所在的古生物学专业只有5个人。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多偏重于无脊椎动物,因此他的本科是在昆虫、珊瑚、三叶虫等物种的知识中度过的。刚开始学习古生物与地层学的时候,王敏表示,自己是“很被动的”,“不知道地质是干嘛的,教材和课件上也都是一些冷冰冰的石头,纯课堂授课非常枯燥。”
南大地质系每年暑期会安排很长的野外实习。王敏清楚地记得,大一的时候,他们到巢湖实习了近一个月,整个系100多个人都跟着老师出去,分成几个小组,这种定期的野外实习成为他“接受”地质学的重要理由。能把实际看到的东西和书本上的知识相融合,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王敏慢慢体会到这个专业的趣味性。
在谈及对所学、所从事专业的“兴趣”时,王敏直言说道,“早期我对自己所学习和从事的专业‘不是很感兴趣’,但事实上,很多人说自己对什么东西没兴趣,有可能是真没兴趣,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根本没有去了解这个东西”。上研究生之后,王敏逐渐做出了被大家接受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研究、假设)”,这给他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反馈作用,也增加了自己对专业的兴趣。后来,这个对古生物研究“不是很感兴趣”的年轻人继续在古脊椎所念了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的博士,2014年博士毕业后留所工作,一路从助理研究员做到了研究员,成为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古鸟类研究者中的一员。
王敏的办公室内收藏着各类鸟类化石,王雨丹摄
王敏表示,如果一个人今天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和感不感兴趣关系并不大,很大原因是“没有投入进去”。他很喜欢现在在古脊椎所的工作和这里的氛围,也能全身心投入到具体的研究内容中。
谈起自己所从事的基础研究,王敏眼中闪着光。他坦言,自己从事的专业是纯基础研究,很难产生实际的经济价值,很难真的改善国计民生,也很难去解决什么“卡脖子”技术,能做的最好的也就是科学传播。不过,“既然国家投钱给你做基础科学研究,你接受这份工作,就要对得起自己的工资收入,论文也好研究也好,职责所在,都是应该的。”
“你(的工作)能帮助我们改变什么?你是能复活一个古生物吗?”曾有人这样问过王敏,对方是直接从事经济生产的,面对古生物这样的基础研究,不免有此一问。
初闻此言,王敏心里挺抵触,很想反驳,但后来他学着与自己和解。在他看来,科学的分工有很多,有的能应用于生产实践,提高国计民生。而基础理论研究同样很重要,像古生物研究,会告诉我们许多很纯粹的东西: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直立行走?恐龙为什么会灭绝?恐龙到鸟类是怎么演化的?“几亿年的事,通过我们有限的工作,就能告诉你一个大概的故事框架;通过一两个骨骼,就能复原出非常漂亮的故事:它生前长什么样子、食性是什么、能飞还是能游泳……”
而这些东西,“和物质一样重要”。
王敏说,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奇,而古生物研究所揭示的就是“好奇”中最纯粹的一部分。除了好奇,我们还应当对所处的自然有所了解,有所敬畏,而这些也是王敏正在做的。
追鸟的人
什么是鸟类?
这个问题如果问百年前的人,他们会回答说“长有羽毛会飞的是鸟类”,但现在,随着古生物研究的发展,我们知道这个定义是不对的。王敏的工作,不仅仅是单纯地给“鸟”这类动物下定义。
1868年,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提出“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我们现在知道,从某个角度说,恐龙不是鸟,鸟也不是恐龙,但演化史上这两类生物就像两辆相向而行的列车,它们往中间靠的时候,可能既像恐龙,也像鸟。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两类动物的关系?怎么理解现在所能观察到的羽毛、飞行能力、鸣叫、消化系统、生殖系统等鸟类特征?而这些正是王敏的研究内容,包括鸟的演化、食性、发育等。
在古脊椎所工作的这些年,王敏很“高产”。多年来,他一直追溯鸟类起源和演化的证据,逐渐建立起自己脑海中的鸟类王国。
2015年,王敏所在团队发现了世界上迄今最古老的今鸟型类化石,并将其命名为弥曼始今鸟。这项研究当时被《科学》的评述文章评价为“近10年来有关鸟类早期演化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这是他第一次做出领域内的重大研究,在这之后,他在早期鸟类食性和消化系统、骨骼演化和形态、多样性演化模式和方式等研究上都有所建树。
他的工作,用最原始、最古老的化石,做出新的、有价值的重大研究,为早期鸟类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王敏团队曾报道过迄今最古老的有关鸟类食团的化石记录和迄今发现的髓质骨保存最完好的中生代鸟类化石,在全球首次揭示反鸟类能够以鱼类为食,表明早白垩世的鸟类就已经具有和现生鸟类相似的消化系统,证明了髓质骨在骨骼系统中广泛分布这一模式在鸟类演化早期就已经出现。
王敏办公室的反鸟类化石
在追溯古鸟类演化历程的工作中,王敏还发现和命名了许多新的鸟类,扩充了古鸟类的大家族。2019年,王敏发现1.6亿年前的膜质翅膀恐龙:“长臂浑元龙”,当时被《自然》(Nature)以封面文章发表。这一发现证明在恐龙向鸟类演化时,飞行器官除了羽翼外还有像蝙蝠一样的膜质翅膀,飞行的起源要比之前想象的更为复杂。从2014年博士毕业留所工作至今,王敏先后参与命名了超过30个属种的原始鸟类,约占全世界目前已知中生代鸟类属种的1/3。
“古生物(研究)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碰到东西永远是比较新奇的,都是一些之前很难想象的东西。”作为青年研究者,王敏的“新东西”“新发现”也会推翻学界曾经的研究。2017年,王敏团队利用1.3亿年前的早期鸟类化石,提出了“犁状尾综骨与扇状尾羽在早期鸟类中相互独立演化”的假设,挑战了此前长期占主流的学术观点(尾综骨与扇状尾羽同时演化),这项成果被中国古生物学会评为“2017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
推翻前人的观点当然有压力,但他有自己的底气:在王敏看来,化石就是最好的证据,能让同行去观察检验自己的研究和观点。
“追鸟”的过程,也是追着化石走的过程。在王敏的研究生涯中,他对于化石有着特殊的情感。这不仅是他的研究工具,也是他的工作伙伴。
鸟类研究所需的化石,大部分都是保存在沉积颗粒比较细的页岩里面,去野外找寻化石的时候需要用锤子把石板劈开。由于风化,地表的一些地层会被剥蚀,下面岩层埋藏的一些骨骼化石就会暴露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人去用锤子把它们“撬”出来。
“找化石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除了各级博物馆、地勘院所等单位提供的化石标本外,像王敏这样的研究人员自己出野外找到化石的几率并不高,因为我国除了辽西地区鸟类化石稍多一些之外,野外所存的鸟类化石整体而言都很少。从2009年入所到现在,王敏一共出过13次野外,加起来足足一年半的时间,只在甘肃独自找到过一次鸟类化石。去年和今年王敏一共在福建野外待了一个多月,但只找到一些青蛙、乌龟和鱼类的化石,鸟类化石仍“踪迹难寻”。
王敏喜欢外出工作的日子,他找化石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辽西和内蒙。在他看来,野外工作“单调但有意思”:团队早上上山工作,中午回到营地休息,下午再继续上山工作。身处野外,大家可以聊天、开玩笑,有时团队还会组织戈壁滩露营。这些,和在实验室看化石、写论文的经历一起,构成了他口中“不是很感兴趣”的工作的全部。
高产 高压 拒绝躺平
王敏是所里同事眼中的勤快人,近几年更是不断发力:从论文数量上讲,从2019年到现在,每年平均四五篇论文。
王敏表示,所有做基础研究的人在博士毕业之后都会经历一个“高产”的阶段,因为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一开始往往都是量的累积,后面才是质的突破。他说自己赶上了标本好、标本多的机会,所里有的和能借到、能找到的各类标本,能让他几乎不间断地一边做研究一边发论文。
在网络上流行的“躺平”“摸鱼”等词汇,很难在王敏身上看到影子。
对于这个话题,王敏反问道:“所谓的躺平,躺平之后做什么?在办公室待着什么也不做吗?我自己是闲不住的。”他坦言,自己没有懒惰的理由和机会,因为自然科学的竞争是很激烈的,目前如果不能持续发力,后期就会慢慢弱下去。
拒绝躺平的表现之一,是不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打转。王敏告诉《知识分子》,如果总是在已经形成的一套流程上去做科研,论文数量当然会很可观,但如果一直这样,对自己的提升其实并不大。现在,他已经不再去追求论文数量了,而是在质上发力。他首先思考的是同样的研究内容,能不能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其次,这个东西能不能和别的学科联系起来?“做好了这两点,你要讲的故事才能更动听,文章才能发一些比较高级的期刊上,自己领域的专业期刊虽然很重要,但受众有限。”
王敏目前正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此前,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以标本为基础,采用一些传统的生物学方法去做形态分类、系统发育等研究。近几年开始,他试着做一些宏演化研究(对中生代鸟类不同类群演化的模式进行量化分析),比如:不同鸟类的演化速率是否有差异?同一鸟类身高体重等反映生物多样性的不同指标是否同步演化?这类研究不涉及标本,而是根据学界已发表的论文来进行结果统计——即在别人已经积累起来的大数据库中,通过一些统计方法的论证和模型的建立来验证假说。
现在的工作“不在显微镜下,全在电脑上”,王敏觉得很新奇,但与此同时要学的东西就更多了。做宏演化的东西会接触到很多陌生的东西:怎样把一个结果进行统计验证?衡量离散型特征的多样性要用哪些指标?还有贝叶斯统计和R语言编程等工具,这些王敏此前都没有学过,但现在他都从头在学,边学边做。他说自己还“很年轻”,不想一遇到新的东西就去找合作方。“当然我们现在很接受跨学科合作,但对于一个入行不久的研究者,如果一开始就找别人合作,那很可能自己永远没有机会去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王敏有着自己的想法和坚持。
前几年的论文高产,给王敏带来的是高压状态。一方面是排满的工作日程,另一方面是外界的关注,“某一年论文发得多可能是因为前两年的研究集中发出来了,之后论文数量有所下降,身边的人也会问。”焦虑之下,王敏已经失眠很久了,但他对于这个问题也很泰然,“睡不着就玩会手机,困了就继续睡,或者等公共交通开了就去上班。”
虽然经常失眠,但王敏的个人作息十分规律。早上,雷打不动5:15的闹钟起床,6点前坐地铁到单位,吃完早饭就开始工作;单位食堂11:30开午饭,饭后和同事打一会儿羽毛球,2:00继续工作;晚上8点左右骑车回家,到家看看电视和手机,然后入睡。周末,王敏会抽一天来打羽毛球,剩下的一天去单位继续工作。
徐星有时候会和王敏一起打羽毛球,他很认可王敏的球技,“动作敏捷,平抽球打得特别好,球也发得很好”。他向《知识分子》提起王敏的专注,在他看来王敏打球和工作时都是一样地心无旁骛。对于王敏对自己几近严苛的工作日程安排,徐星感叹道:“(王敏身上)具有各种好的品质,这些都是他成为优秀科学家不可或缺的,其中心无旁骛是最重要的。”
除了作息时间规律,王敏对于锻炼的坚持也颇为固执:中午如果不和同事一起打球,就自己跳会绳,晚上再骑自行车回家。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锻炼60分钟、消耗820大卡,在办公室的时候,他要求自己每隔一个小时要站起来活动一会。即使是周末,他也不会停止锻炼,如果早上下雨无法出门运动,到了晚上也要想办法补回来。锻炼给他带来了足以应付高压工作的强健体魄和坚持的快乐,“我是个无聊的人,但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很无聊,工作也好运动也好,得给自己设点小目标,然后尽力去完成。”对付“无聊”,王敏很有一套。
王敏供图
在整面墙摆满鸟类化石的办公室里,王敏饶有兴致地介绍起这些家珍来,“这些都是1.2亿年前的化石,这是马氏燕鸟,是我们新发现的一种鸟,(它们)是吃鱼的……”在马氏燕鸟化石旁边,放了一副旧的羽毛球拍,旁边的架子上还晾着一件深灰色的Polo运动衫,他告诉《知识分子》,在今天的访谈开始前,他刚打完一场精彩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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