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天祁‍‍‍‍

最近几年，小镇做题家一直是舆论的热点，甚至恶化成了打在一类人身上的标签，每当有考研、考公、编制相关的新闻，总会有人提及小镇做题家。

这个词最初来源于豆瓣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实际是名校大学生对自己大学经历反思和自嘲的产物。从县城或者乡村考上名校的大学生，在这里分享进入大城市和名校后受到的冲击和触动。家境、社交能力、英语口语，甚至是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城市同学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动摇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自嘲自己只是做题家。

即使已经大学毕业，面对相比城市同学更普通的出路，这些自嘲“小镇做题家”的人也会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活，带着遗憾和无奈讨论大学时期家境和眼界如何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反思自己的内向和不善社交[1]。名校的经历带 给他们的不只是光环和阶层跨越的机会，也是落差下自我认知的艰难重塑。

在小镇做题家这个称谓出现之前，已经有学者关注到弱势阶层学生在名校中适应的困难，以及毕业后和优势阶层学生出路的差距。

早在大概10年前，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谢爱磊就关注到了这些现象。从2013年起，他对4所985高校的近2000名学生进行了持续的追踪调查，调查包括了问卷和访谈，贯穿了这些学生的整个大学生活，甚至持续到了他们毕业之后。

从他的调查中，可以看到不同出身背景名校生毕业出路实实在在的差距。谢爱磊对《知识分子》介绍。按照他的调查数据，同样985高校的毕业生，农村出身的学生第一份工作起薪、就业地点、工作稳定程度、升学比例上都和城市学生有着差距。

接受调查并实现就业的城市学生当中，有25%会在直辖市就业，相比之下农村的只有9%。更多的农村学生去了村、镇、县城就业，占到农村学生比例的17%，而城市学生只有7%离开城市去了县城或者乡村工作。

城市学生的工作起薪也比农村学生要高上20%，而起薪对于整个职业生涯的收入水平都是非常关键的。同时，农村学生的工作的稳定程度也更弱，在毕业后的追踪研究中，仅仅半年就有很多农村学生已经换了多份工作，有人甚至两年换了5份工作。

2015到2018年，如今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读博士的郑雅君也开展了一份调查，分两次对北京、上海两所名牌大学62名毕业生学生进行深度访谈。研究结果还结集到《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2]。
 

为什么弱势社会阶层出身的学生，即使上了顶尖大学，毕业出路和同学相比还是劣势明显？了解这个问题，要从弱势阶层学生在名校的体验和选择说起。

小镇做题家，无奈的结果

“不少学生觉得自己在城市像一个过客。”在谢爱磊的调查中，农村籍学生经常会提到自己对城市和所在学校没有归属感。

对农村学生来说，大学是为他们提供温暖的港湾，却不是进一步在城市发展的跳板。这种判断固然有着经济上的考虑，毕竟在没有家庭支持的情况下，负担大城市的房价确实压力太大，但文化上的不适应也是原因之一。

按照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说法，高等教育机构远非一个文化中立的环境，其中充斥的是中上层的文化规范和游戏规则。进入精英大学，意味着弱势阶层群体要“重新做人”，融入一套完全陌生的，按主流观点更高阶的文化环境，这是一种制度上的不平等，弱势群体在融入过程中会承担更多的心理和情感压力。

初入大学，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学生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学生面临的难题和承受的痛苦明显更多。很多对城市学生来说呼吸一样自然的存在，农村学生是见所未见的。

“城市的学生来到大学，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不够了解，但在这里是有归属感的，他觉得他属于这个环境，大家跟自己都差不多。农村学生归属感要少一些，他们觉得自己不一定属于这个环境。”谢爱磊说。

谢爱磊举了Michael Apple的例子，这位教育社会学教授出身工人家庭，当年是半工半读上的大学。在一次学术讲座中，他提到，第一天上大学时，他甚至不知道在大学教室中该如何坐着，该说话还是默不作声。只能看着其他同学自如地和教授聊天讨论。

在郑雅君的访谈对象中，琳琴困扰于网络选课，“（选课交费）都要在网络上进行，它其实对我是陌生的，不知道该怎么在操作。而且在这里很少有人，不，没有人会问这种问题。”出身农村的益民刚从上海站下车，就已经找不到方向了，脱离了熟悉的环境，见到过去只在电视上见到的高架桥，他感觉恐惧。

在教育社会学中，这种情况被称为习性错置或者精英休克。大部分农村籍学生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很少有人去过超级大都市，更没有去过这些知名大学。突然进入一个规则完全陌生，生活习惯、穿着、口音都存在歧视，和同学阶层差距明显的环境，落差和疏离感可想而知。按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说法，这些学生的感受是“如鱼离水。”

农村学生的这种不适是从小生在在城市的学生无法感受到的。从就学体验上，城市学生和乡村学生上可以说的不是同一所大学。

“刚来的时候是非常嫌弃的......觉得哪里都不行。基础设施和条件实在太差，跟深圳实在没法比，特别是跟高中同学有很多联系，他们有很多去香港，就落差很大。”郑雅君访谈中，一位从小生长在深圳商人家庭的学生，在上海体验到的是另一种落差。

认知上的冲击和不适应，给部分农村籍大学生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和情感负担。在郑雅君研究中，家境劣势的被访者，长则数年短则数月，普遍经历过一个自信瓦解的阶段，甚至会经历自我认同的撕裂，需要时间来“重置”自己以适应大学的文化。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中提到出身甘肃农村的昌盛，在高考前没有出过省，但入学后很多同学都有出国求学的经历，这种差距让他觉得自己非常土，和同学的差距也并非努力能够弥补。有段时间甚至他出门都陷入一种恐惧，不愿意与他人交流，甚至觉得别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嘲笑。

“那时候就两重折磨，心里的空虚是一种，另一种就是感觉自己与环境的这种格格不入......我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很热闹，但是我感觉我和外面是隔绝的。“昌盛说。

在谢爱磊访谈的学生中，有一位进入大学后一年多仍然无法很好地融入，直到大三的访谈中，她依然表示自己并不觉得自己已经变换身份，成为城市的一员，反而流泪表示自己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也就是那些出身城市，将来会成为城市中产的同学。

这种“走错地方”的不适感，还会扭曲他们对别人和自己的认知。从农村突然来到城市，周围都是看上去眼界、能力、家境处处更优越的同学们，受到冲击的农村学生很难客观估计大家的真是水平。谢爱磊在研究中发现，农村籍学生会出现自我低估的情况，低估自己，同时高估同学的社会能力。这种对自己的低估，也影响了农村籍学生在学校的探索，让他们显得束手束脚。

根据谢爱磊的调查，来自农村或小镇的学生，在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低于城市学生14个百分点。农村籍学生谈及这些组织时，往往都会提到自己不轻易报名，因为“自己没有能力胜任相关的工作”，或者“没有城市的同学那么自信”。

相比之下，在学习上，不少接受访谈的农村学生表示感觉更佳“自在”，适应上没有太多困难。不过，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不必暴露自认为的社交上的短处，不需要承受他人的目光，这样容易使农村籍学生感到久违的安全感。获得好成绩还能得到学校的奖学金和同学的认可，这使得学习成为了农村学生的舒适区。但舒适区也容易导致他们不敢或不愿轻易再在其他领域做积极探索。

谢爱磊的访谈对象中，一位经常表示自己社交能力一般、大学生活不完整的被访者，就是当初参加学生会失败后专心学习。他的自嘲“那我只好做个学霸了”，也暴露出选择投身学习无奈的一面。

在谢爱磊看来，这也是农村籍学生的一种自我设限——由于不熟悉精英高校的文化环境，对自己的社会能力产生怀疑的结果。在临近毕业时，很多被访者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活，都觉得当初本来可以多尝试，可以更多地锻炼学习之外的能力。

一位武汉农村背景的学生曾经考虑竞选院学生会干部，“当时觉得如果更自信一点就好了......但我就没那个自信，觉得什么都不会，不像城市的同学，才艺什么特长都有，而我就没有。”

这种自我设限是社会流动中的无奈，是通过学业向上流动的农村籍学生，为了应对在大学中的不适应自然而然采取的应对方式。但这种模式一旦形成，也会限制未来的发展。

谢爱磊表示，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并不是指他们真的更会做题，而是一种对自己心理状态的反思，对大学学习和生活经历的一种反身性思考。觉得自己大学生活有缺憾，能力被局限在做题这个方面。不断出现这种反思，也显示出“小镇做题家”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理状态，是农村籍学生向上流动中付出的心理代价。

后知后觉的大学生活

弱势社会阶层出身的学生在精英大学，除了要面对适应城市和大学环境的难题，还要面对一重隐蔽的文化障碍。

郑雅君的研究认为，毕业出路如何，要看大学生是否了解大学潜在规则和隐性要求，掌握在大学中积累资源的文化技能，为自己的职业道路尽早打算。而对这些规则和技能的了解和掌握，本身就根植于不同的家庭背景。

郑雅君把上大学比作一款迷宫寻宝的游戏，大学生可以分为直觉依赖模式和目标掌控模式。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是手持迷宫地图，早早规划路线的一群，他们了解大学和劳动力市场的种种或明或暗的规则，也有自己的明确目标并向目标努力。

相反，直觉依赖模式更多是出身低阶层的学生，他们在大学这个迷宫没有明确的目标，只能依靠过去的习惯应对大学生活。

农村籍学生本来也有确立目标的能力，但从农村跳跃到精英大学，文化和规则变化太大。很难理清在新环境自己是谁，将来能成为谁，只能勤勤恳恳、先好好学习再说。他们的爸妈也往往没上过大学，对社团，团委、学生会有多重要，对将来的发展有什么帮助，如何得到教授的青睐，这些不公开但必要的知识技巧他们一概不知。

“有的人想清楚了干什么然后去努力， 剩下那些人是我要努力， 然后再想我去干什么。”郑雅君一位访谈对象的说法，很准确地区分了这两种模式。

高中时老师经常鼓励学生“上了大学就轻松了。”但当代的大学早就不是一个能够放松的地方，而是一个面向就业的竞技场。

问题在于，大学和劳动力市场的衔接并不流畅，中国的大学更是市场化程度不高。劳动力市场考察什么东西，大学课程并不教，学生自己也未必清除如何把学校的资源，转化成自己在就业市场的优势。谢爱磊发现，很多农村学生在反思自己大学历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太按部就班，没有把握大学在就业方面的文化内核。

根据谢爱磊的总结，大学在就业方面的文化内核主要有三点，第一个是承认个体对自身就业结果的责任，看重主观能动性，要求学生尽早形成目标和规划职业生涯。第二是重视就业的竞争性，主动积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比如行业中的人脉和行业知识，为文凭增值。第三是理性目的和系统行动论，即尽早确立就业目标，清楚达成目标需要的各项能力和学校能提供的各项资源。

可惜入学时候的农村学生，并不能发现这些高校中的隐性规则，他们更多听到的是教师们对学术基础的强调，对甘坐冷板凳的推崇，看到的是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如何为简历加分，本身就是一种大学不会教的潜规则，不仅考察成绩还要考察业余时间的各种活动，没有一份“地图”指路，教他们如何在平常多加积累，就业时等待农村学生的就只有碰壁。

反思自己的大学生活时，农村学生经常用“按部就班”来形容自己的大学生活。谢爱磊解释，农村学生通常按照学校的步骤做相关安排，却不了解学校隐性的就业文化，也没有根据自己的需要积累资本。企业来招聘时已经有了具体的需求，没有积累的农村籍学生在就业的衔接上就会出现问题。而家庭背景好的学生更容易了解这些隐性文化。

如果扩展一下郑雅君的比喻，大学生不仅要清楚走出迷宫的路线，最好地图上还应该标好迷宫中各类资源的获取方式、难度以及获取资源的时间表，成为一份完整的攻略，才能在这个找出路的游戏里取得满意的结果。

这样的攻略从选课就开始了，郑雅君在《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中提到，在调研的上海985高校里，流传着一份《大学选课学概论》，记录了各种选修课的给分情况和作业要求。在上海长大、父母经商的泽斌就是这份攻略的用户之一，他不在意课上学到什么东西，对自己的工科专业也不感兴趣，只想“最短的时间来获得我能够满意的成绩。”

但农村籍学生可能就没有这么灵活，不会一开始就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出身山西农村的禹海是高考全省前20名的优秀学生，他对这种做法很不认可，觉得“不是正经道路”，自己更倾向通过硬实力竞争。当然他过去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份攻略存在，不过即使知道，他也不会去做。

反过来，这些“习惯性优秀”的学霸也被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瞧不上，因为他们虽然优秀，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没有长远的目标，做事更多是依赖自己的惯性。“只有临到决策那一刻才想：我到底要干吗？其实大多数‘学霸’都是属于这样的。”

在泽斌看来，学习在大学生活的比重就“占个不超过20％”，重要的不是专业课成绩，而是“体验生活”“认识人”，是“三观建设”，明白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积累相应的能力和资源。为此他早早参与各类实习，找到“商业营销”这个兴趣所在，后来放弃保研，以工科生的身份入职了游戏公司的营销岗。

“我一直坚信，所有东西都是‘我想’最重要——我想往哪边发展。我一直都在慢慢地往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靠近。漫无目的地生活其实是一件没有效率的事情。”泽斌说。

当然，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能够实现目的，不仅是自身早做准备，更是因为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去实现目标。即使一时没有明确的目标，父母的见识能帮他们选择最优的策略，家庭条件也足够为孩子的试错兜底。

在郑雅君的访谈里，有正处级的父母指点孩子支教读研，因为他们看到高学历人才在公务员队伍中已经越来越多。也有家里开公司的学生大谈表达能力在求职中的重要，因为这能让大公司面试官“感觉和你是同一个圈子的人。”

谢爱磊也提到，农村籍学生课余更多从事一些家教、勤工俭学的赚钱工作，但城市学生去香港、德国、新加坡实习的不在少数，家庭背景的差别在此体现的非常明显。这一点也会影响出路的选择，面对一份有前景但不赚钱的工作，农村学生更容易考虑到养家的压力从而放弃。

即使是校内的资源，农村学生利用的也偏少。谢爱磊介绍，精英大学里总有一些企业组织的社团或者俱乐部，这其实是企业的预备学校，筛选实习生会优先从这些社团开始。通过在这些社团的学习，可以了解到行业知识和实习的一些文化，至少会对面试有更多准备。

“后知后觉”，也是农村籍学生回顾自己大学历程时反复提到的一个词。

大学生的分化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的。根据牛新春和郑雅君的一项研究，大一和大二期间学生的还没明确生涯目标，大二暑期的活动才是生涯定向的关键。大二之后，学生投入高影响力活动的范围明显缩小，方向性更加明确[3]。

但能否跟上这个时间表，也和家庭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项研究发现，即使农村籍学生看重学习，他们在大二暑期投入学术活动，向学术生涯发展的可能性也只是城市学生的一半左右。

禹海在大学就经常“赶不上趟”。“忽然发现这件事情别人已经做完了，才认识到这件事情应该去做。 比如当你知道你的同学要出国了， 其实你只是知道一个结果。”据他判断，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会比同学晚一两年这种感觉，但其实晚一两年差别就很大。”

这也符合谢爱磊的观察，他发现城市的学生可能大二就在准备就业或者升学，而农村学生要大三下学期甚至大四上学期才会行动。“我在做访谈的时候，农村的学生在做反思时会普遍提到自己考虑工作的时间比较晚，后知后觉，没有较早地去思考可能就业的行业和岗位。”谢爱磊说。

禹海在当初选择工科，是因为听说这类专业好找工作，但他最终却选择了直博。没想过要读博的他，选择读博只是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没有实习，因此直到大三下都没有做过工作相关的准备。

回顾自己的大学历程，禹海说自己每一步都“没有想清楚理由是什么。”实际上他的人际交往不多，甚至和寝室大部分同学都“说不到一块去。”其他同学是否真的没做准备他不真的清楚，只是被身边人的选择，甚至是自己的惯性推着走。

社会流动的深层障碍

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在大学不同的选择，深深植根于他们不同家庭背景，甚至从早年的教育开始，两类学生在大学的分化就种下了。

谢爱磊的研究表明，家庭在早期教育阶段文化资本的投资策略，会影响学生在大学中探索，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出路[4]。不同家庭教养风格的不同，会文化资本投资的情况，比方说带不带孩子去博物馆，去科技馆或者去旅游，会不会让孩子去听音乐会，去看体育赛事。家里有没有藏书，会不会带孩子一块阅读。

这项研究发现：家庭的这些活动越多，文化资本的积累越多，这些孩子就越自信，在大学里会越容易有归属感，他对大学的知识和认识就越多。越是相反的话，对大学的归属感就越差。现在城市父母热衷鸡娃，在这些方面的投资不会少。农村的学生基本上早期文化资本的积累都是比较少的。

这当然不是在谴责农村父母的教养方式，毕竟这些投入都要财力和精力支持，对农村家庭负担不小，即使去免费的博物馆，也几乎只有大城市有这个条件。这项研究揭示的是，现在的社会结构正在变的日趋刚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已初步显现难以跨越的文化边界，它反映在不同类型家庭的早期文化资本投入的差异上。

“城市家庭很重视文化资本投资，它成为一个规范了，几乎所有的城市的孩子早期都是这样的，父母都有意识在做这些工作，农村的孩子是没有这些机会的。这些从小开始做的事情，对他们生命的历程的影响是那么远。”谢爱磊说。

更残酷的现实是，现在能够考上名校的农村籍学生，家境在农村已经属于中上层。“我们的大学里面，尤其是精英高校里面，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来自中上层背景的学生。即使是农村来的学生，主要也是来自农村社会内部中上层家庭的。”谢爱磊说。

即使是农村的中上层家庭的学生，家庭的经济条件，尤其是在家庭提供的早期的成长环境和社会化的经历方面，和城市学生仍然有着难以抹除的差距。

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晓刚曾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揭示了出身和优质教育机会获得之间的联系[5]。他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地位在当地处于中上层或上层的人，子女在就读211大学方面具有优势。同时，家庭居住地层级越高(农村/乡镇、县城/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或北京)，其子女获得精英高等教育的机会也越大。

到2010年，城镇子女就读重点高校的机会仍是农村子女的2倍。虽然城乡高等教育的差别有所缩小，但是与了城镇学生相比，农村学生更多去了专科[6]。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 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城乡教育的差距有所减少，但主要是在量的方面，就优质的本科教育机会而言，差距并没有缩小[7]。从2007级到2017级，重点本科院校的城市学生比例从50.59%增加到54.77%，和农村学生的差距反而拉大了[8]。

学业突出的农村学子，在大学要经历重塑自己的痛苦。更多弱势的农村籍学生，甚至没有经历这种痛苦的经历，他们早就倒在了层层选拔的应试教育战场。寒门出贵子，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