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46个国家、8,000多起刑事案件提供咨询，担任多个学术期刊编辑，撰写或合著三十多本书籍、四百余篇著作，曾担任康涅狄格州首席刑事专家和康涅狄格州警察局法证科学实验室主任，被誉为华裔“神探福摩尔摩斯”的刑事鉴识科学家李昌钰博士，于1991年在纽黑文大学一手创办了这间在美国享有声誉的国家级顶级研究所[3]。一进入研究所大厅，便会被玻璃幕墙上满满的荣誉勋章所吸引——美国法证学科学院杰出犯罪学家奖（1986年）、康涅狄格州警察局长协会杰出服务奖（1992年）、正义基金会的正义勋章（1996年）、科学与工程师协会终身成就奖（1998年）等等。它们与另一面墙上张贴的扫描放大后重新影印的知名案件剪报交相呼应，仿佛在暗暗较量谁的数量更多[4]。

从事鉴识工作已超过半个世纪，李昌钰博士几乎是活脱脱从美剧《犯罪现场调查》里走出来的现实版Gilbert Grissom，不仅有血有肉，甚至更为出色。作为刑事鉴识科学家，不仅需要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在刑事案件犯罪现场明察秋毫，收集毛发、指纹、鞋印、血迹、纤维、碎骨、指甲、火药残留物、土壤、灰尘、花粉等蛛丝马迹；更重要的是，通过现场或实验室测试、分析、度量和模拟，最大可能重组或还原犯罪现场。他曾参与协助调查的重大案件包括，辛普森案、9/11后法医调查、J.F.肯尼迪遇刺事件重新调查、白宫法律顾问Vincent Foster死亡事件等。

然而，年逾八旬的“神探”最近却站在了“伪造证据”的风口浪尖。究竟孰是孰非？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扮演“神探”破案。

染血的毛巾

1985年12月2日美国时间凌晨4点50分左右，康涅狄格州新米尔福德市的911报警中心接到一位名叫Diana Columbo女子的求救电话，说她在屋子里发现她65岁的父亲Everett Carr倒在血泊中。警方接报抵达案发现场时发现，被连刺27刀的Carr死状惨烈，颈部大血管被割断，一楼靠近厨房的狭窄走廊周围的墙壁和地板上有大量泼溅血迹；头部遭到连续猛击，屋内凌乱的血迹表明，他死前曾与凶手发生激烈扭打。此外，在屋里还发现了两组带血的脚印，卧室的桌面上散落着染血物品。Columbo告诉警方，她发现家里的一些衣服、一台卡带录音机、几卷硬币和珠宝不见了。有邻居报告警方，在午夜12点10分到12点30分期间，听到Carr屋前曾有响亮的停车声。

根据这些证据，警方推测，Carr极有可能是发现窃贼在屋中企图行窃时被杀。他们整理出一份该地区已知的窃贼名单，并由此将案件嫌疑人锁定两名少年——17岁的Shawn Henning和18岁的Ralph Birch，因为他们在谋杀案发生前一直在该地区实施入室盗窃。就在Carr尸体被发现的三天前，Henning和Birch偷了一辆1973年款的别克君威，在那个感恩节的周末，他俩连同Henning的女友开着这辆偷来的别克车，去新罕布什尔州看望Birch的母亲。

警方很快对Henning和Birch展开调查，但两人均否认与谋杀案有任何关系。被偷来的别克车里装满了垃圾、食物、衣服、毯子和电子产品，似乎并没有人有过打扫清理这辆车的计划，也没有发现与Carr谋杀案有关的任何证据。甚至在警方向他们展示Carr倒在血泊中的照片时，Birch突然“痉挛”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由于缺乏证据，案件此后并无进展。逃过一劫的Henning与Birch却并没有就此安分守己。

1987年，Birch又因为盗窃罪被一名名叫Andrew Ocif的探员逮捕，被关押在少年犯监狱，Ocif探员并随之从州警局接手了Birch所涉及的Carr凶杀案。在Birch从少年犯监狱释放后，Ocif联系了在监狱中与Birch关系较为密切的两名狱友，以减轻量刑为条件，换取他们出庭作证，Birch曾在他们面前承认犯下谋杀罪行。随后，Ocif探员联系了Henning的祖母与密友，两人后来都作证，Henning曾向他们提及参与一场入室盗窃案，其中有一名男子被杀害，但Henning并没有说是谁犯下的谋杀罪。

警方于1988年和1989年分别逮捕了Henning和Birch，两人均被指控犯有重罪谋杀（felony murder）。在里奇菲尔德高等法院，首先进行了对Henning的审判。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除了两名被“贿赂”的狱友以外，其余证人纷纷推翻自己原先的证词。Henning的女友虽然曾在笔录中为俩人提供不在场证明，但在法庭上却推翻了自己提供给警方的证词；Henning的祖母描述孙子曾告诉她在一场入室盗窃案中，一条狗被杀害了，而不是人；两名邻居作证说，谋杀案当晚听到Carr家附近有车声，但他们都没有看到车或车内的人；Carr的女儿Columbo先是说自己整晚都在家，然后声称凌晨2点30分才回家，最后，她承认真正的回家时间是4点30分，撒谎的原因是她和一位非男友的男性在一起。而她打电话求救的时间是凌晨4点50分，并且她曾在电话里对调度员喊道：“天哪，他手里拿着刀。”

在一片混乱中，法庭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时任康涅狄格州警察局法证实验室主任李昌钰博士的证词。尽管凶案现场有大量血迹，但调查人员没有在Henning、Birch身上或他们盗窃的汽车里发现任何生物证据。因此，检察官只能倚仗刑事鉴识专家的专业意见。李昌钰博士作证说，受害者被残忍地戳刺多次、颈静脉被割伤，伤口中的血液以“不间断”（uninterrupted）的方式飞溅，这意味着受害者的身体和墙壁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物。当被问及袭击者身上是否会有血迹时，他回答道：“我的看法是，有这个可能。”

作为证词的一部分，李昌钰博士使用了一张来自犯罪现场的照片。照片拍摄于二楼浴室，显示水槽旁有两条毛巾。他作证说：“（这张照片）描绘了浴室的一部分——浴室里有两条毛巾。这条毛巾有淡红色的污迹，非常浅的污迹。随后，那个污迹被鉴定为血液。”在结案陈词中，检察官生动地描绘了一幅袭击者在离开前已将自己清理干净的画面，“还要记住楼上浴室里那条带血的毛巾，”检察官说， “这表明他们有机会使用水槽清洗自己。”

即便缺乏直接证据，即便证人们在庭审中的“胡闹”，1989年，陪审团判定Henning和Birch重罪谋杀罪名成立，分别被判处50年及55年有期徒刑，其中，Henning犯下谋杀罪时只有17岁，因此他的量刑较Birch稍轻。

消失的血迹

“不完美”的人并不等同于谋杀犯。两个年轻人自始至终坚持自己从未犯下过谋杀罪，他们请求美国一家非牟利组织Centurion的帮助。Centurion致力于为那些被错误定罪者伸张正义，重新调查罪案，寻找新的证据，说服受胁迫的证人说出真相，推翻虚假供述。机构每年都会收到超过1,100起新的帮助请求，自1983年成立以来，已帮助70名因未犯下的罪行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囚犯获释出狱[5]。

1992年起，在Centurion派出的代表律师的帮助下，Henning和Birch分别向法庭各提出两次人身保护令请愿书（habeas corpus petition）。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人身保护令用于将囚犯或其他被拘留者（例如收容的精神病人）带到法庭，以确定对该人的监禁或拘留是否合法。其主要用作州或联邦囚犯定罪后的补救措施，当囚犯对导致其拘留的司法程序中使用的联邦法律的适用合法性提出质疑时充当调查令[6]。他们第一份请愿书的焦点是，当年代表他们的辩护律师未能提供有效及尽责协助。例如，对受害者女儿Columbo的谎言，未能进一步调查来澄清这个疑点；未能质疑Ocif和两名狱友的证词；未能查阅并出示法医病理学家、法证鞋印专家、犯罪现场重建专家的证词[7]。

在此期间，新的法证技术的兴起和对凶案现场搜集证据的重新调查，使案情发生了关键性转折。作为这场审判核心证据的染血毛巾，在2008年被送往康涅狄格法证科学实验室进行检测，并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李昌钰博士已于2000年从康涅狄格警察局法证科学实验室主任的职位上退休。

2009至2019年期间对与谋杀密切相关的多件物品进行多次DNA检测，并没有发现Henning和Birch的DNA来源。与此同时，检验员在染血的雪茄盒子上以及受害人内裤腰带的前内侧，发现了一名身份不明的女性DNA信息。在”康涅狄格州无辜者调查项目”[8]调查员的努力下，几名证人相继撤回了他们的证词，Henning的女友对调查员说，警方在询问期间不断向她施压，检控官在庭审前与她达成一项有关解除她所有未决指控的协议[9]。

尽管DNA和血迹检测看似铁证如山，2016年，法庭还是驳回了他们的人身保护令请愿书。审理人身保护令听证会的托兰高等法院法官Samuel Sferrazza在裁决中写道：“李错误地但诚实地相信他测试了’浴室毛巾’，而不是编造了一个关于此的虚假故事。”法院得出结论，李昌钰博士犯了错误，但“并未在宣誓后撒谎”。法官认为，州政府对于案件的判决取决于众多非专业证人的可信度，而不是李昌钰博士的证词。曾经或没有接受过血液检测对案件的判罚结果无关紧要，因此，他只是犯了一个“无害”的错误[10]。

镁光灯下的专家

李昌钰博士在美国的司法界是受人尊敬的刑事鉴识科学家，对公众来说也是一位常常出现在司法电视节目中、讨人喜欢的专家明星。

在前FBI调查专员Jim Fisher所著关于法证科学的书中，李博士是唯一一位他用一整章篇幅介绍的专家。书中提到在Michael Peterson一案的法庭审讯中，辩方律师允许李博士用三十分钟向陪审团证明自己的专业成就，“李博士提起一捆用鳄鱼夹夹在一起的一英寸(约2.54cm)厚的纸说：‘这是我简历的副本，但已经有几年没更新了，我没有时间更新。’”[11]

李昌钰有这种傲慢的资本，这位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县的刑侦专家，儿时与母亲一起来到台湾生活。在1965年与妻子来到美国之前，他曾在台北警察局工作，并获得了上尉军衔。到达美国后，勤奋好学的李昌钰一路在专业学习上高歌猛进。1972年以学士学位毕业于约翰杰伊学院(John Jay College)法证科学；1974年及1975年获得纽约大学 (NYU)硕士及博士学位。随后，李昌钰接受了联邦调查局学院(FBI Academy)、酒精、烟草、枪械和爆炸物管理局 (ATF)、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和其他组织的特殊培训。他一共获得了大大小小 20个荣誉学位，包括纽黑文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罗杰·威廉姆斯法学院(Roger Williams Law School)等大学法学院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法律和科学的贡献。

李博士不仅在学术领域精进，工作中的杰出表现从他荣获的功勋奖牌中可见一斑。除了前文提及的荣誉以外，他于2000年荣获美国法医检验学院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04年获得埃利斯岛基金会荣誉勋章；2004年获得美国国会杰出服务国会表彰；2005年克罗地亚总统授予总统荣誉勋章；内政部颁发的服务勋章；2008年荣获菲律宾古斯和平奖[12]。

一旦在证人席上就座，李昌钰的沉稳、专业、自信、雄辩使得没有人会质疑他的专业性。陪审员们也都很喜欢他，认为证人席上的他充满魅力。法庭上，他总是能很快地说出一个笑话或片刻的调侃，并能用简单的方式解释复杂的理论。“我认为我遇到的陪审员都觉得他很有说服力，”一位康涅狄格州前法院职员说，他在李博士作证的许多案件中负责协助陪审员的工作。“他（在法庭上）用合理的方式使用科学，给人的印象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看起来总是很有条理，”他说。“他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3]

这样一位杰出的名人专家，智慧与专业兼备，犯了一个“无害”的错误，最后却被法官裁定为“伪造证据”，难怪乎在回复朋友们关心的私人短信[14]中，他有感而发：“白人攻击华人的事件越来越多，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把我扳倒。”

不完美的犯人

在法官Sferrazza驳回Henning和Birch的人身保护令请愿书，认为李昌钰的错误证词“无害”后，他们继续搜寻新的无罪证据，并递呈了一份新的请愿书。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对人身保护令重新进行审理。

这份最高法院的单独意见书（separate opinion）中提及，李博士作为州警察局法证实验室主任，“应该知道浴室毛巾没有经过血液检测”，在出庭前，他有义务审查检测记录和其他材料，以确保其证词的准确性。同样，检察官有义务熟悉任何调查机构（当然包括州警察局法证实验室）拥有的任何物证。法院表示，如果得出李博士没有说实话这一事实并不重要的结论，“将允许国家根据虚假或误导性证词定罪”。但如果证人进行尽职调查，错误本可以轻易避免。

法院还表示，这一错误并非无害。“本案面临的挑战是检察官需要解释两名青少年如何可能在狭窄的走廊内向受害人刺了二十七刀，割断他的颈静脉，并多次击打他的头部，遍布整个房子的血迹，不知何故，没有在他们的逃跑车辆上或其他地方留下任何痕迹的证据……如果陪审团知道李关于在浴室毛巾上发现血迹的证词是不正确的，这一信息很可能会导致人们质疑他其他证词的可靠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支持整个案件的线索网很可能会崩塌。”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州政府未能纠正李关于浴室毛巾上有血迹的证词，剥夺了请愿人得到公平审判的机会。由于人身保护法庭错误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该判决必须被推翻，并且必须对请愿人进行新的审判。现批准请愿人的人身保护令申请并下令重新审判。”[15]

一个月后，Birch出狱。而Henning因犯罪时年龄较小，已于2018年7月获准假释。Henning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永远不会拥有这个判决从我身上夺走的东西。我永远不会有事业；我永远不会有一个有孩子的家庭、一辆好车或一栋房子；我永远不会拥有正常人拥有的东西；我有30年的（监狱）记忆，我不希望任何人都这样……这太痛苦了。”[16]

2020年12月，已完全撤销谋杀控罪的Henning和Birch分别对新米尔福德市、该市的几名警察和李昌钰博士提起联邦民权诉讼，为他们的错误定罪寻求赔偿。2023年7月21日，地方法院法官Victor Bolden裁定，没有证据表明李昌钰曾经对毛巾进行过任何血液测试。目前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损害赔偿的金额。

李昌钰随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一份长长的声明，并表示对这一裁决感到失望。他再次否认捏造证据，暗示血迹可能在案发至专家测试毛巾的二十年间已经降解。他解释自己曾在犯罪现场用四甲基联苯胺在毛巾上测试了“浅红色污渍”，这是“20世纪 80 年代使用的一种在案发现场进行的血液化学测试。毛巾上的污迹和水槽中的一些斑点产生了积极的化学反应。”

另外两起消失的血迹

在Everett Carr案件中起到关键性证据的消失血迹，并不是第一次在李博士参与调查的案件中出现争议，Henning和Birch也不是最后一对因为李博士错误证词被释放出狱的谋杀犯，但却是最受到媒体关注的案件。

1988年，康涅狄格州19岁少女Joyce Stochmal失踪死亡案件中，李博士出庭作证称，在 29岁的犯罪嫌疑人David Weinberg的一把刀上发现的棕色硬物经检测是血迹，但无法知道这些血液是否属于人类。在没有其他直接证据情况下，Weinberg被法庭定罪。

数年前，康涅狄格州无辜者调查项目在二十多年后对案件的重新调查发现，Weinberg的刀上实际上没有人血。更重要的是，相关实验室记录显示，在审判时已“明确知道”该物质“不是人类血液”。也就是说，在1988年的庭审时，李博士面前摆放的实验室记录里，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指出刀上的物质不是人血。[17]

2017年，Weinberg向人身保护法庭提交了一份重新审判请愿书，他的律师Darcy McGraw称，在作证时“李知道或应知道”这不是人类的血液。通过电子邮件，李博士坚称，他在犯罪现场进行了“化学推定性”（chemical presumptive）测试，结果显示刀上的物质“血液测试呈阳性”。后来在实验室进行了“种属测试”（species test），以确定它是否是任何动物的血液，但没有得出任何结果。他说他不可能知道刀上的物质不是人血，因为样本量不足够。不过，他承认，实验室测试也从未表明这是人类血液。他说，在审判中，律师并没有要求他具体说明实验室测试和欠缺精准的现场测试之间的区别。“我只能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不能主动提供信息，”他在谈到证词时说道。“我试着说实话。”[18]

虽然法院并没有同意Weinberg重新审判的请求，但他的律师和检察官达成协议，将他的无期徒刑刑期修改为“已服刑”（time served）。尽管Weinberg的谋杀判决仍然有效，但他于2017年被提前释放出狱。[19]

消失的血迹仍在继续。1986年，Wendal Hasan因谋杀罪入狱，当时李博士出庭作证，在Hasan的一双彪马运动鞋上检测出受害者的血迹。2014年7月，当这双运动鞋重新接受检测后发现，血迹“消失”了，鞋上的污渍并不是血迹。如今，Hasan向法庭提出重新审判申请，他成为第四名被定罪的谋杀犯要求法庭推翻李博士关于“血迹”的证词重审案件。 [20]

李昌钰博士为自己在Hasan案件中犯下的错误这样解释，这些运动鞋可能处理不当，多年来存放不当，也有可能在所有实验室测试完成之后，运动鞋上早已没有残余的血液样本。“当然没有可能发现血迹，因为（血液）已经消耗完了。你不能说30年前它不存在，这没有任何意义。”

Jim Fisher在他的书中，这样解释为何法证工作者常常成为外界的攻击对象：“正如我所说，影响法证科学质量的许多困难与专业本身无关。该行业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几乎对解决犯罪现场调查的固有困难无能为力，例如，一些物证的脆弱性、天气条件（炎热、雨、雪等）以及保护现场免受未经授权的访客侵害。这些相关因素削弱了法证科学的有效性和应用……其在保护无辜者方面的作用也减弱了。”[21]

而另一方面，于普罗大众，一个犯罪类新闻中，最为引人的往往不是真实，而是那些隐藏于血腥、邪恶，社会伦理边缘的冲突感与戏剧性。从二十世纪末电视普及开始，我们的迷恋愈演愈烈。媒体和观众合作将暴力犯罪商品化，以至于暴力犯罪似乎更多地是作为娱乐燃料而不是悲剧现实而存在。

而也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一个出身谦卑、具有惊人科学敏锐度和强烈好胜心，一个才华横溢、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人，要守住自己的本心，而不受公众影响便显得尤为艰辛。毕竟，超脱所有舆论影响，严谨客观，遵循证据，是这项工作最基本的要求。

在利用李昌钰亲身经历编撰而成的《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系列》中某一本的前言中，李昌钰的同事这样介绍他：“众所周知，我们中的一位（指李昌钰）建议(鉴识人员)不要目光狭隘，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更多地依赖逻辑、团队合作，并检查每一个司法证据。”[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