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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一个秋天的下午，神经生物学家梅林在北京的办公室点开了一封电子邮件，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这封来信的内容，让他整颗心沉了下去。

寄信人是西班牙塞利维亚的一位父亲，他为患先天性肌无力综合症（Congenital Myasthenic Syndrome，CMS）的儿子而来。

这个才11个月大的孩子，刚出生就发病了，他的四肢肌肉疲劳无力、关节弯曲且僵硬、呼吸窘迫——这些都是先天性肌无力最典型的症状。在临床上，90%左右的先天性肌无力新生儿患者最终都死于急性呼吸衰竭。

CMS是一种罕见疾病，西班牙报道的发病率约为百万分之1.8，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的病情则更为罕见。他同时继承了父母双方的基因突变，其中来自母亲的N88K变异，之前已被梅林实验室用小鼠模型证实会导致疾病发生。而来自父亲的那一段A73D变异，直至2019年才被首次发现与肌无力的关系。

“我几乎敢说我的儿子是第二个携带这种变异基因的病例，医生们认为，这种突变可能是我身上自发的（注：他们对孩子的祖父母进行了基因测序）。”

这位绝望的父亲选择跨过临床医生，直接向科学界求助。当他得知梅林曾经构建相关致病基因小鼠模型之后喜出望外。

梅林半生致力于从分子层面研究神经系统，包括与神经相关的疾病，比如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 , MG）、癫痫、精神分裂，其中一项重要的成就是揭示了神经肌肉接头的发育机制。神经肌肉接头主要将运动神经元的兴奋传递给骨骼肌细胞，一旦其传导功能受损，会引发多种疾病，其中就包括重症肌无力和先天性肌无力。十年前，梅林发现了一个影响神经肌肉接头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分子——LRP4，它的抗体当前已被应用于重症肌无力诊断，而LRP4和其他影响神经肌肉接头发育的分子突变会导致CMS。

“拥有这个小鼠模型是实现这种疾病基因治疗的第一步，因此，我找不到比您更合适的人来咨询”，这位父亲在信里写道。

他叫西奥伊格纳（化名），西班牙的一位兽医科学博士，在儿子发病后，他花费了一番功夫才锁定梅林。但在他准备写信的时候，梅林已经离开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回到北京，全职加入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简称创新中心，CIMR）。

辗转一个半月后，这位父亲联系到了梅林。

他的求救被看到了。

在收到西奥伊格纳寄来的更多的关于家族基因结果片段的资料后，梅林告诉这位父亲，他的实验团队决定针对西奥伊格纳儿子的案例，构建一种携带A73D等位基因的小鼠模型来进行研究，探究N88K和A73D双重突变的发病机制和治疗路径。

这时，距离梅林收到这封患者来信，仅仅过去一周。

9700多公里外，7小时的时差，西奥伊格纳和他的妻子哭着读完梅林的回复，三行，很短，但清晰有力。

“任何针对我儿子病情的研究都能令我丢掉科学理性的一面，直击灵魂，因为我是一个父亲，”这位年轻的兽医科学博士写道，“我儿子故事的背后，是很多个可怕的夜晚，但我们至今仍感到自己是幸运的。”

“有什么我能做的，请告诉我。”

现代医学的坐标轴上，一对父母和一位科学家相遇、共振。

这不是梅林第一次收到患者的来信求助，创新中心梅林实验室的墙上，还张贴着另一封2015年的患者来信。

在美国时，他的实验室也总时不时接到一些患者求助电话和来信询问。

这都要归功于他那项写入教科书的发现。梅林和他的团队发现了影响神经肌肉接头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分子LRP4，这项研究成果在2008年发表，此后被写进许多神经科学教科书和美国大学生物系一年级通用教材《细胞分子生物学》（2015年版）中。

通过和临床医生的密切合作，梅林团队成员（现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斌）在重症肌无力病人体内发现了LRP4的抗体——这被鉴定为重症肌无力的病因之一。重症肌无力由此找到了一个新的、有效的诊断方法。

今天，如果一个病人要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是实验室检查——检查几种抗体是否呈现阳性，其中包括LRP4的抗体，这是目前国内外通行的做法。但在LRP4没被发现之前，一些病人无法得到确诊，更无从谈及精准治疗。

“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觉得自己肌肉没有力量，但这个抗体没有纳入抗体谱之前，他们一直无法得到确诊。如果没有人做些研究，病人得不到明确的诊断，治疗难以精确，生活质量会很低，”梅林说。

回到2015年，LRP4抗体检测还处在实验室阶段，未被FDA批准。在当时的美国，也没有几个实验室可以检测LRP4。一位叫做拉莎·特里斯莱（化名）的年轻女性写信给梅林，自己可能正在被重症肌无力所影响，也关注他的研究很久了，这次希望能够通过检测得到明确诊断。

梅林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回信口吻还比较官方。“按照流程，作为基础科研的科学家，我们是不能帮助病人直接检测的，拉莎需要通过律师签署一些文件，通过她的医生把样本寄给我们学校（注：梅林当时就职于美国乔治亚医学院，这是美国最早的医学院之一）的医生，医生把她连同别人的样本一起让我们检测。这些样本都只有编号，没有名字，因此结果出来后，我们只知道几号样本呈阳性，不知道是哪一个病人。”

如果没有八年后的一封来信，这件事对于梅林来说，只是普通的科研日常碎片，沉没在时光里不起波澜。然而，2023年，梅林已经辞去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系主任的工作，全职回北京工作后，他再次收到了拉莎的来信。

拉莎在信中附上了自己和丈夫的近照，告诉梅林，他的研究工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当年经过检测，她最终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并接受了相应的治疗。而在此之前，她已经残疾，几乎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然而现在，她过着充实的生活。

“如果你对我的病例有任何想了解的信息，无论临床还是个人，我都乐意与你联系并分享。我希望你知道，你对我能重新过上好日子，有多么重要。”

梅林将两封来信打印出来，贴在实验室的墙上，这一段故事，使每一个实验室成员都备受鼓舞。“它让我知道我在做的东西非常有意义，它们跟现实世界如此紧密，已经在产生影响。”这个故事最早的讲述者是罗斌，他目前在创新中心做博士后。

对于西奥伊格纳的儿子和拉莎来说，他们身体中那座桥梁中断了信号传导，但他们作为人本身，发出的信号在世界另一头被接收。四百年来，现代医学就是这样在研究者、医生和患者的有效互动中诞生和发展。

1959年，梅林出生在江西南昌。他的父亲是兄弟姐妹5人中唯一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和他的母亲一样都毕业于医学院。1966年，文革开始，梅林的父母被下放到江西德安县廖村当“赤脚医生”。

在那里，梅林一家人住在废弃的村部，二层小楼背靠小山，他和弟弟会去后山采松针当柴火，也会去附近的小河游泳、钓鱼。

跟梅林相识40多年的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曾提到，“梅林不仅学习成绩突出，经常第一名，而且动手能力很强。”饶毅笑言到：“梅林做过膜蛋白的生化提取（注：操作步骤繁琐，稍有偏差可能导致样本损失），他居然放弃自己的特长，跟我们一起去做神经生物学，简直是人才的‘浪费’。”

梅林自己也说，他遗传了自己的父亲动手能力很强的特质，当然也有可能是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家或者实验室，很多东西都是梅林自己组装。“开个玩笑，假如我去学习什么工程专业，或者生物医学工程，搞不好发展会更好。”

1975年，梅林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家里可以留一个孩子在城里，他被留下，在印刷厂做了学徒，一年后去了国营单位江西省林业汽车运输团。在当时，司机非常吃香，如果转正，他的工资每月40多块钱，那时，一斤猪肉大约0.52元，一个鸡蛋4分钱。但在转正前夕，梅林参加了1977年高考，成功考进江西医学院。

本科毕业后，梅林做了很短时间的医生。但在那时，他觉得“临床能真正解决的问题有限”。七年前，接受《知识分子》访谈时，他讲过一个案例，一个车祸中受伤的男孩，白天在乡镇和县里的医院输液，送到市医院后，医生继续输液。几个小时后，男孩发生肺水肿夭折。肺水肿是典型的“心脏受不了”的表现——每个病人每天输液的量不能超过一定限额，否则心脏就会无法承受，在小孩身上更是如此。他认为，这是医生不负责任和判断错误的结果，虽然医院当时并没有将它列为事故处理。

也许只有做科研才能完全避免制造这类悲剧，当时的梅林是这样想的。他考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攻读神经药理学硕士，又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医学院，拿到了药理毒理学博士学位。

梅林在国内读硕士的时候，包括饶毅在内的一些同学已经前往美国读博，“总有人觉得我在国内读硕士是不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现在想想并没有。”

他的基础逐步奠定，也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确定了自己对科学的兴趣。读研时，药理学药物作用的基本机制，比如药效曲线计算等等都对梅林之后的科研打下了坚实基础。读博也是一样，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现在还在应用的科学方法和知识。

现在回看做临床医生的那一段经历，梅林也不觉得那是一段弯路，他甚至认为，正是这样的履历成就了他的许多工作。

梅林还喜欢提到的一份工作是，在研究神经肌肉接头的过程中，他们成功验证了一个假设：通常被认为是脚手架蛋白的Rapsyn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转导蛋白。如果没有这个蛋白，无法形成神经肌肉接头，后者是运动神经元与骨骼肌纤维之间的突触连接，对肌肉运动具有决定性作用。

所谓的脚手架蛋白，像修建房屋时搭建的脚手架上的柱子，只是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Rapsyn有没有别的其他功能？没有人知道。

上海科技大学研究员李磊那时还在梅林乔治亚医学院的实验室做博士后，他有一个假说，就是Rapsyn可能具有酶活性。为了验证这一点，他们对小鼠的某一个氨基酸（对酶活性有重要影响）进行突变，让杂合子的小鼠交配。如果假说成立，新生的小鼠里必然有生下来就死掉的小鼠，因为没有神经肌肉接头，无法呼吸。

李磊有一天发现，一个突变的小鼠生下来很快就死掉了，它是突变的氨基酸基因纯合子。李磊激动地给梅林打电话。梅林正在开车，他同样激动地在路边停下，追问李磊更多的细节。

包括这项工作在内，梅林一些新的探索和发现被他归为“临床医生的破题思路”。“现在这么多的信息和数据，关于哪个分子是不是参与一些疾病，这类文章很多。但是它怎样参与这个疾病，参与疾病的哪一些过程，是不是可用于诊断新的生物标记物，或者是成为治疗的新靶点，这个是要花一番功夫的。”

当年研究LRP4抗体就是如此。虽然在实验室发现了LRP4分子对神经肌肉接头形成的重要性，但LRP4功能异常是否导致疾病还不清楚。得益于“临床医生的背景”，梅林和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的Robert Lisak、希腊巴斯德研究所的Socrate Tzartos合作，最终在一些重症肌无力病人身上找到了LRP4抗体。

桥接基础科研和临床，并不是敲开一扇门那么简单。一位大三甲医院的院长提到，作为临床医生，他看到一些基础科研人员“没有医学背景，提出的问题不是临床需求导向，只是基于个人兴趣。举个例子，我做了40年的大夫，没有看到哪一个脑血管病人的恢复是靠神经再生换来的，但关于脑血管病神经再生的研究太多了。”

很多时候，基础科研和临床，不在一个频道说话，更不要谈后续。“临床技术转化的桥梁没有搭建起来，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基础科研说这个有效，临床上一看，没有效果。”

梅林回国希望能搭建好这座桥梁。

2023年，谢绝院长的挽留，梅林辞掉了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主任的职位，回国出任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创始主任，这家新组建的新型研发机构依托首都医科大学，突破壁垒，建立基础科研和临床的紧密合作—— 是这家机构的任务之一。

“我们的PI双聘于首都医科大学或其附属医院，这样的双聘机制促进和医生紧密地合作沟通。我和神经科的医生沟通，一起分析临床样本，或者一些不知道病因的疾病，我们一起合作来研究机制，或者探索新的诊疗方法。这种合作基于共同的兴趣和目标，有共同语言，迅速提高我们和医生科学家解决临床重大需求问题的能力。”

梅林回北京后，在实验室建立了两个微信群，一个群名叫做“梅林实验室再出发”，另一个叫做“盒子内外的思考”。

“盒子内的信息很重要，因为你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才能进行思考。但你一定要突破这个盒子，去想盒子外面是什么？一些学生说，这些新的问题没有人报道。我会问，如果已经有人报道，为什么还需要你？”

“创新不仅仅是科研的往前推进，它要找到新的生物标记物、新的靶点，阐明作用机制，不然我们的科研只是停留在一种表述或者描述的水平。”

回到北京后，梅林自己张罗布置办公室，他在墙上挂了两张地图，一张世界地图，一张中国地图。

“我从小就喜欢地理和天文，有的时候我总会想，人生活在浩渺的宇宙中，中国这么大，世界这么大，人其实很渺小。但是为了后人，为了未来，你总要做出一些贡献，我对小孩也是这样要求的，第一不要成为社会负担，第二要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在他眼里，只要是贡献，普通岗位，比如解决社区里头的事情，和科学家的贡献并无本质不同，“地球如果是一个村落，那每个房子，每个角落总要有人去打理”。

2013年，梅林是南昌大学（他的母校江西医学院在2005年与南昌大学合并）的访问教授，罗斌是当时实验室的首批学生之一。

那时，梅林在美国当地时间每周一早晨凌晨五点，固定和南昌大学的同学们线上开组会，每次持续三四个小时。罗斌回忆，“他给学生极大的重视，那时他总给我们打电话，询问科研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有没有不开心。当然，他对科研的要求始终没有变，一直很高。”

梅林没有选择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选择南昌。在一线城市和非一线城市科研资源悬殊的情况下，他认为自己能够对这种鸿沟做出一点力所能及的弥合—— “北大、清华可能不多一个梅林，但我在南昌大学可能贡献会大一些”。

这个选择一如十年后他离开凯斯西储大学一样。梅林说，自己可能是神经科学系任期最短的系主任。事实上，医学院院长几次挽留，并在他离开时，给教职工们发了一封信，高度评价了他过去五年的工作，包括创建了神经科学本科——该专业后来被评为美国顶尖的神经科学专业之一。

博士后冯欣然说，梅林跟学生讲得最多的是，做科研不需要太聪明，但需要勤奋和努力。这句话对于罗斌来讲，自有其意义，“尤其是不那么自信的时候，这句话会让你觉得，我虽然没达到天赋异禀的程度，但是对于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能够做好科研，我还是可以的。”

陶艳梅是梅林在乔治亚医学院实验室的博士后，她现在是东南大学医学教授。2017年，在接受《知识分子》访谈时，陶艳梅说，梅林的妻子熊文诚也是一名出色的神经科学家、讲席教授，夫妻二人对科研都极其严谨。

在乔治亚医学院的时候，两个实验室的人一起开组会，每次轮到谁主讲谁就特别紧张，台下的听众都被梅林和熊文诚“训练得很picky（挑剔）”，提问、质疑和建议一起涌来，狂风骤雨一般，讲完心像被磋磨了一样。

直到今天，梅林的博士后和博士们讲述最多的也是他的严谨，以及对细节的把控。他办公室的杯子上印着：“细节决定成败”。 

在创新中心，很多人会提及一个特色课程，文献阅读课（Journal Club），这是梅林组织发起的。学生和PI都要参与，报告者主要是学生，他们被要求读一篇刊发在SCI正刊或者子刊的文章，从头到尾把这篇文章批判一遍。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邀请文章作者出席。“同学们要讲，这个文献哪里不好，如果是我做，我会怎么做，有什么不同和改进。我们期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在一次访谈中，梅林被提问，现在想对年轻的自己说什么，他回答，“不要相信教条，不要盲目崇拜所谓专家。”

他讲了一个故事。2004年的时候，梅林实验室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精神性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易感基因的研究；另一个是关于神经肌肉接头的。有一次梅林向一位大咖介绍了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并征求对方的意见。

对方明确说，不要再做神经肌肉接头了，不会有什么发展，你应该去做精神分裂症。“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神经肌肉接头方面有了很重要的发现。我显然没听他的，我们继续研究神经肌肉接头，一直到今天，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工作。”

除了严谨、不盲从权威之外，在梅林实验室工作的博士和博士后都会提到他活跃的思维和永不枯竭的动力。梅林的生活方式简单和健康，不抽烟不喝酒，热爱跑步，早晨四五点就开始工作。

罗斌告诉《知识分子》，梅林现在2-3天跑一次步，从之前的10公里一点点训练上来，很快开始跑半马，“他曾经是我们学校（注：江西医学院）长跑记录的保持者”。回国一年多，梅林参加了好几场马拉松，还把跑步成绩张贴在实验室的墙上，在那封患者来信旁边。 

梅林跑步时，会听科学史、哲学史、世界史音频，也会有很多新的灵感和想法爆发。任职创新中心后，他的日程塞得比之前任何时候要满。

只有跑步的那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是他自己的，只属于他。

一段时间以来，“科学无国界”这个曾经被普遍认同的理念一再被动摇。但梅林依然会收到那些穿越国境和时差的患者来信；他在美国实验室一直鼓励多元化的文化背景，有来自中国、印度、韩国的学生，也有欧裔、西班牙裔的学生，他培养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大都能独当一面，并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发现；今天，他所在的位于北京的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大力吸纳国际人才。

尽管历史会因潮汐涨落而产生局部扰动，但科学总会自我校正，回归原本的轨迹。梅林能做的，是在这里，成为一座坚实的桥，将患者、学生、其他研究者，送往他们期待的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