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袁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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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昨天，中国国家卫健委宣布，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这也意味着，全球首个、迄今最重要的癌症预防疫苗，在面世19年后，终于惠及全国，所有的适龄女生都将迎来免费接种。 

在中国，很少有疫苗或药物像它一样，凝聚了公众近20年的等待与焦灼。 

2006年，HPV疫苗在美国获批上市；此后，百余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将其纳入常规免疫规划，数千万青少年拥有了一个免于被宫颈癌威胁的未来。 

在中国，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从最初的临床试验到漫长的审批，再到上市后的抢购、缺货与假货风波，这支疫苗一次次偏离“科学进程”的节奏，从医学名词变成了社会符号。它不仅承载了女性健康的期待，也成为了舆论场里争论公共政策迟缓的引信。

而今，它终于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成为中国自2008年以来首次扩容的新疫苗。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节点。

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这段延宕中，数千万适龄女性错过了最佳的预防窗口，大量家庭背负了高昂的经济与心理成本。而这背后，不只是公共政策的迟缓与被动，更映照出一种社会代偿的现实：财富增长后的中国人愿意为健康买单，却因制度缺位而不得不在焦虑与盲目中，把一支疫苗推向奢侈化与消费化的轨道。

HPV疫苗的中国故事，留下的追问并不在于它“为何终于纳入”，而在于：当下一个被证实有效的公共健康工具出现时，我们会主动迎接，还是再次被动追赶？

01

艰难地获批：从科学到市场的漫长十年

HPV疫苗在中国的轨迹，与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命运截然不同。  

2006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默沙东（MSD）的四价HPV疫苗Gardasil®——它能预防四种高危与低危病毒型别（HPV16、18、6、11），其中 HPV16 与 HPV18 是导致约七成宫颈癌病例的元凶。这一里程碑式的批准，被视为人类首次在大规模人群层面上实现癌症预防的可行路径。 

不久之后，葛兰素史克（GSK）的二价疫苗也在多个国家获批，专注于两种高危型别（HPV16、18）。2014年，FDA 又批准了九价疫苗 Gardasil 9®，将覆盖型别扩展至9种，可以预防近九成的宫颈癌相关感染。这三种疫苗构成了未来二十年HPV防控的核心框架，从有限覆盖走向更广泛的预防。 

之后几年，世界上超过百个国家和地区迅速把它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从澳大利亚到英国，从加拿大到南非，数千万名青春期女孩在校医或社区门诊免费完成全程接种。对于公共卫生学界而言，这是一件几乎没有争议的进展：一支有效、安全的疫苗，直接作用于一类高致死癌症的预防。

在中国，宫颈癌并不是一个边缘性疾病，而是长期被忽视的重大负担。根据 GLOBOCAN 2020数据，中国每年约有11万新发宫颈癌病例，年死亡人数接近6万，分别占到全球的18%和17%。它是15–44岁女性群体的第二大癌症，且呈现显著的城乡和地区差异：西部和农村女性的发病率、死亡率明显高于东部城市。 

疫苗的意义正在于此。超过九成的宫颈癌与高危型HPV感染直接相关，如果能在青春期完成接种，就能避免大多数感染和随之发生的癌变。WHO的模型预测，如果HPV疫苗覆盖率达到 80% 以上，未来几十年宫颈癌发病率可下降60–90%。这使得 HPV 疫苗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在群体层面直接预防癌症的工具。

正因如此，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20年提出了“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到2030年，确保90%的女孩在15岁前完成接种，70%的女性接受筛查，90%的患者获得治疗，这是国际上首次承诺通过公共卫生综合措施消除一种癌症。在这之后，澳大利亚预测将在2035年前成为首个“消除宫颈癌”的国家，英国和北欧国家也在快速接近目标。与之对照的是，中国在2022年9–14岁女孩中的首针覆盖率仅为4%，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61.6%。正是这种差距，让疫苗的每一步延迟显得格外沉重。 

“迟到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宫颈癌防控领域的权威学者乔友林曾这样感叹。

早在2008年，国际药企就已在中国本土开展临床试验，招募数以万计的女性临床试验志愿者。因为中国监管部门要求必须提交本土临床数据，两家跨国药企从头开始做了八年的注册试验，直到2016年、2017年才相继获批。那批关键性临床监测数据，正是由乔友林教授牵头的中国研究团队完成的，汇聚了全国多家临床中心的参与。 

中国首个国产HPV疫苗“馨可宁”，同样由他主导合作完成临床试验，从立项到上市耗费了七年，2019年最后一天获批。

乔友林的担忧源于另一段历史。2009年国庆节，他在电视上看到白岩松采访当时的卫生部长陈竺。节目中提到，前卫生部长陈敏章生前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让乙肝疫苗在他任内进入国家免疫规划。陈竺回答说，如今中国已经摘掉“肝炎大国”的帽子被扔进太平洋，可以告慰老部长的在天之灵。  

乔友林觉得，这里少了一句追问：为什么中国要为乙肝疫苗的“迟到”付出二十年的代价？ 20世纪80年代，乙肝疫苗就在中国上市，但直到2002年才纳入免疫规划。那二十年，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慢性乙肝感染者。作为推动HPV疫苗国家免疫规划的亲历者，他最害怕的，正是这段历史在宫颈癌防控中重演。 

HPV疫苗的获批漫长和当时的药监管理体系有关。

彼时，中国药监体系因郑筱萸案陷入震荡。这位国家药监局局长在2008年因受贿与渎职被判死刑，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案件。此后，药品审批进入“高压问责”时期：审评趋于极度谨慎，机构内部积压严重，透明度极低。对于像 HPV 疫苗这样敏感的创新产品，监管者宁可拖延，也不敢放行。 

直到2016年，第一支二价HPV疫苗才在中国获批；一年后，四价进入中国市场；2018年，九价才姗姗来迟，但它的上市方式与此前截然不同：从递交申请到获批，仅用了8天。这在全球药品监管史上都属罕见。这一“火箭速度”的审批与此前长达十年的审批迟滞形成了强烈反差，曾被认为既有当时高层高度关注的原因，也有监管提速的因素。 

当时，中国药品审评制度正处在改革进程中：自2015年起，国家药监部门开始清理积压、建立优先审评通道，并在2017年加入 ICH 与国际接轨。虽然改革尚未彻底，但已让审批流程进入“加速状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行政推动与制度提速叠加，才造就了九价获批的罕见速度。 

2016年至2018年间进入市场的三种进口疫苗——二价、四价和九价，全部依赖自费接种，每针价格在六百到一千五百元不等，全程接种费用通常在两千至四五千元之间，还不包括黄牛加价带来的额外成本。这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与此同时，全球性供给吃紧叠加中国的需求井喷，使“一针难求”成为常态。

在分配顺序上，跨国药企公开强调会优先保障 Gavi 项目和已纳入公共免规的国家，中国既是后批准市场，又以自费接种为主，自然排在次要位置。再加上 HPV 疫苗生产周期长、供应链复杂，短期内无法快速扩产，导致中国的HPV疫苗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十年的审批迟滞进一步削弱了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在它们眼中，中国并非“公共计划驱动”的稳定需求，而更像一个高风险的自费市场。等到需求突然井喷时，厂商已来不及临时调配产能，中国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供应。 

在产品迟滞与市场高价之间，公众情绪被迅速推高。这是一种稀缺效应叠加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心理现象：有限的资源刺激了非理性的追逐，而国际对比又让被排除在外的人群感受到更强烈的不安与焦虑。 

2017年上市的头几个月，几乎所有大城市的接种点都出现了“秒光”的场面。黄牛在医院门口兜售号源，部分地区的价格被炒到三四倍。跨境接种成为另一条通道：香港诊所人满为患，旅行社推出“打疫苗一日游”，一些中产家庭把赴港接种视为一种“投资”。 

这种畸形的需求释放，最终催生了灰色地带。

2019年，香港海关查获假冒九价疫苗，化验结果显示疫苗可能被微生物污染；中国大陆也出现多起用生理盐水冒充HPV疫苗的案件——2024年四川中江县卫生院，一名非医务人员用盐水冒充疫苗接种、非法获利；2025年兰州更有护士以同样手法骗注160余名女性，涉案金额超60万元。HPV疫苗作为公共产品的本质已被扭曲成稀缺商品。 

这一切让HPV疫苗远远超出了医学范畴。它既是公众对癌症的恐惧出口，成为社会对制度迟缓的质疑焦点，更是舆论场反复发酵的符号。很少有一种健康干预能像它这样，跨越医学、市场与社会三重维度，被普通人如此频繁地提及。

尽管公众需求在短时间被迅速激发，但在价格和供给的双重限制下，真正能完成接种的比例非常有限。而在应接种的“黄金窗口”——WHO 强调的 9–14 岁女孩群体中，大众接种率更是极低。2022 年，中国9-14岁女孩的首针覆盖率仅4.0%，三针接种率低至0.31%；相比之下，全球同年龄段的首针平均覆盖率为61.6%，完全接种率47.6%。中国的接种主体集中在成年女性：20–24岁首针覆盖率14.0%，25–29岁13.2%。

换言之，在HPV疫苗上市后的前五年，真正最该覆盖的人群几乎没有触及，市场需求主要来自成年后有支付能力的群体。

这和公众对HPV疫苗的误区密切相关，长久以来“进口更好、九价才值”的观念始终存在。许多家庭宁愿等待，哪怕拖到成年后才接种，也要追逐所谓的“最优选择”。这种等待的代价，是让最宝贵的9–14岁接种窗口不断错失，公共健康收益被严重稀释。 

与此同时，国际上已走向另一条路径。澳大利亚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自2007年起在全国推广中学女生的免费接种，十年后其宫颈癌发病率已明显下降；其国家战略明确提出：到2035年将宫颈癌作为公共卫生问题予以消除（以年发病率低于每10万人4例为衡量标准）；更乐观的预测显示，若现有HPV接种与筛查持续推进，澳大利亚有望在2028年前就率先达到这一目标。英国和北欧国家也在快速接近“消除”的门槛。而中国仍停留在“有限人群、市场化自费”的局面里。

03

西部小城的试验

这一切，直到中国西部的一个小城率先打破HPV疫苗免费接种的沉默。 

2020年12月，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启动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由地方财政出资，为13–18岁的在校女生提供免费二价HPV疫苗接种。这是全国第一个以公共财政承担的试点地区。

选择二价并非出于公众偏好，而是现实约束的结果。当时的市场几乎被默沙东的四价和九价主导，价格高企、需求旺盛；相比之下，二价疫苗在消费者眼中“性价比不高”，销售遇冷。经过地方政府谈判后，三针的总成本被压至仅为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大大降低了财政压力。更关键的是，鄂尔多斯本地的宫颈癌负担异常沉重，不仅在全国处于高位，也是整个内蒙古宫颈癌发病率最高的城市。而二价疫苗可预防超过70%的宫颈癌。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愿意承担风险，选择了这条财政可行、医学合理、社会效益突出的路径。 

事实上，这一突破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曲折。

早在2011年，乔友林教授就曾争取到数万支四价HPV疫苗捐赠，准备在鄂尔多斯等三个西部县试点接种，“当时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部、海关一路绿灯，最后却因未获药监批准而滞留在北京海关，最终转赠他国。2020年春节前，他再次与鄂尔多斯市卫健委沟通，价格已谈到原价的三分之一，并获得市人大支持。但在全国毫无先例的情况下，计划被迫搁置。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一个勇敢的身影站了出来。时任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副旗长的张银银，成为了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乔友林回忆：“她说，‘我主管卫生工作十多年，没能给孩子们提供这项服务，我觉得欠他们的。’”正是这份朴素而坚定的责任感，促使张银银力排众议，决定在准格尔旗率先开展“关爱女生健康进校园”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在全旗27个疫苗接种点，免费为为全旗初一到高三近万名13-18周岁中学在校女学生接种HPV疫苗。

2020年8月1日，在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下，中国首个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免费HPV疫苗接种项目在准格尔旗启动。“说实话，我作为科学家做这件事问心无愧，但我真的担心会影响她的政治前途。”乔友林坦言。在当时，这是一个需要巨大政治勇气的决定。幸运的是，项目的推进异常顺利，多家媒体在国内外的正面报道，也让当地政府吃下了定心丸。很快，HPV疫苗的接种项目就在鄂尔多斯全市其它8个旗区快速推动起来。

试点效果也很快显现。项目启动半年后，目标群体的首针接种率已超过三成；到当年年底，覆盖率跃升至八成以上。此后几年的数据更显示出稳定提升：2022年全市接种覆盖接近七成，2023年底更是达到九成以上，同时宫颈癌筛查率超过七成、癌前病变治疗率接近97%，基本逼近WHO提出的“90-70-90”目标。这一系列成果，使鄂尔多斯的探索不仅走在全国前列，让“黄金窗口”的青春期女孩获得公平接种机会，也为其他地方政府提供了可验证的样本。 

此后，越来越多城市加入进来。厦门在2020年启动免费接种项目，为初一女生提供国产二价疫苗；济南则将七年级女生纳入全市财政预算，首针覆盖率一年就达到九成以上。宁波选择了另一种路径：对所有初一女生免费提供国产二价，如果家庭希望选择进口二价或四价，财政给予650元的定额补助，差价由家长自付。成都则把补助额度定在600元，让家庭在国产与进口之间自主选择。西藏自治区在2022年更是将13–14岁女生纳入自治区财政预算，首针覆盖率在一年内突破八成，成为全国范围内最彻底的公共接种试点。北京则在2025年宣布将初一女生的二价接种纳入全市免费项目，标志着地方探索进入了一线城市。到2024年10月，国家卫健委已通报相关政策覆盖了约40%适龄女孩；在纳入免规前，全国已有过半数省份和若干地市实施免费接种。

2021年的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消除宫颈癌试点启动仪式，当时的宫颈癌疫苗免费接种政策已扩大到18个省，30多个市。

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汤胜蓝教授牵头的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VaxLab）在过去的几年中，持续倡导免疫规划的优化，并在最新的一份政策简报中对HPV疫苗纳入的经验做了梳理和总结。 

在研究者看来，HPV疫苗接种快速“破圈”源于宫颈癌综合防治项目被选为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的切入口，项目顺利推进关键在于各地领导的重视和跨部门高位推动，而项目实施范围快速扩大受益于“规模效应”和“同侪压力”。 

“地方先行先试可验证疫苗大规模接种的可行性、公众的接受度及财政的承载能力，形成的成熟方案能为国家层面的决策提供扎实依据，这种循序渐进的模式能够有效降低政策推广风险。”该简报写道。 

这些地方项目背后有着相似的财政逻辑：一方面，目标人群规模有限，每届女生数量在可控范围内，意味着财政负担相对轻；另一方面，疫苗采购通过集中议价，二价的中标价往往不到市场零售价的一半，使得“用小钱办大事”成为可能。对地方政府而言，这是提升民生获得感的高性价比选择。

支付路径也呈现多样化。有的城市选择全额免费，确保公平与普及；有的采取定额补助，以固定财政投入撬动更大的社会参与；还有的探索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把负担部分转移给家庭。甚至还有公益与慈善的补充：一些县域通过基金会和跨国药企的捐赠，获得额外的疫苗资源。 

这种多元化的探索，让 HPV 疫苗在中国第一次以公共产品的方式真正落地。它们规模有限，覆盖不均，但却提供了全国性的政策长期缺席时的现实样本：在财政可承受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把疫苗送到最需要的人群。正是这些地方项目的累积效应，成了对国家层面举措的实质性助推。

04

国产疫苗突围

如果说地方财政的试点打开了制度的缺口，那么跨国药企与国产厂商的博弈，则重塑了市场的格局。

2016年起，默沙东和葛兰素史克几乎垄断了中国的HPV疫苗供应。2018至2023年间，中国自费市场迅速膨胀，Gardasil在华销量一度占到默沙东全球份额的六成以上，占据了全部增长红利。中国的代理商智飞生物更是从2017年的十几亿元营收，跃升到2023年超过五百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HPV疫苗。这段时间，跨国药企几乎没有降价动力：国家不买单，中产家庭愿意付费，市场规模快速扩张。可以说，这几年是它们的“黄金期”。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这也是一次典型的“市场失灵”。HPV疫苗作为公共产品，本应通过大规模普及降低群体疾病负担，但在国家缺位的情况下，它被市场逻辑推高为稀缺奢侈品，覆盖率远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长期以来，率先研发出HPV疫苗的跨国药企在中国市场都打着“保护女性健康、助力消除宫颈癌”的旗号，却始终没有真正下调价格。即便在销量最旺盛的几年里，它们依然维持着高价策略，看不到与公共健康目标相匹配的努力。直到国产九价以六折价入市，他们才开始推出“买三针按两针价”或“赠送接种服务”等促销手段，试图挽回快速流失的市场份额。 

这种迟滞并非中国独有。在全球范围内，HPV疫苗长期被批评为“最昂贵的儿童疫苗之一”。有研究指出，默沙东的三剂价格高达360美元，GSK约335美元，这让低收入国家几乎无法承受。无国界医生等机构多次批评，这样的定价与“消除宫颈癌”的目标背道而驰，反而加剧了健康不平等。印度媒体甚至直言：直到2022年印度推出首个国产HPV疫苗，每针仅需300–400卢比（折合不到40元人民币），全球才真正看到“打破垄断”的可能性。国际评论普遍认为，专利与定价不应成为公共健康公平的最大障碍。

2020，真正的转折点来了。

那一年，厦门万泰的国产二价疫苗“馨可宁”获批上市，定价329元/针，比进口产品低一半以上。更关键的是，它在供应上更加稳定，很快被地方财政项目纳入采购，成为厦门、济南等地免费接种项目的首选。国产的出现，第一次打破了外资的价格垄断，也让地方政府有了大规模推广的底气。 

2025 年5月，国产九价获批，定价499元/针，两剂程总价不到千元。这一价格不仅远低于默沙东的九价，更意味着“高端疫苗”也不再是不可触及的奢侈品。集中带量采购也迅速改变了价格结构。以山东省为例，2024年国产二价HPV疫苗的中标价降至27.5元/支，相比初期约329元/支的采购价足足低至1/12，被喻为“低于一杯奶茶”，不仅把疫苗价格压入了可纳入免规的区间，也让大众第一次看见了HPV疫苗真正走向普惠的可能。 

除了价格和供应，国产疫苗的研发也经历了漫长积累。无论是厦门万泰的二价，还是之后获批的九价，都经过了完整的Ⅲ期临床试验验证，其免疫原性和保护效果与进口产品并无显著差异，安全性同样得到国际认可。

这场博弈带来的结果是清晰的：地方政府在公共支付中更倾向于采购国产疫苗，以有限的财政预算覆盖更多的目标人群；跨国药企则从“供不应求、坐收渔利”转向“市场萎缩、库存积压”。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采购格局，也打破了长期的“外资依赖路径”。

短短数年，中国的 HPV 疫苗市场经历了从“外资独享的繁荣”到“国产崛起的转折”。在这一市场格局的变迁中，默沙东的 Gardasil 系列经历了明显逆转。财报指出，这一下降主要由中国需求疲软所致。与此相关的是，默沙东自2025年2月起暂停向中国市场发货 Gardasil，原因包括渠道库存过高和消费者（或公共/私营渠道）需求减弱。公司随后宣布，这一暂停政策将至少延续至2025年年底。

这种转折不仅标志着跨国药企在中国“黄金期”的终结，也揭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深层矛盾：当疫苗作为公共产品长期被交由市场逻辑支配时，结果往往是健康不平等与信任缺口；而随着地方财政和国产疫苗的加入，这一裂痕才得以部分修复。

05

迟来的制度转身

HPV 疫苗的曲折历程，远不止是一个疫苗的故事。它折射出政策惯性与社会的张力：科学证据早已充分，却迟迟不能转化为公共决策；财政并非力所不及，却始终缺乏清晰的分担路径；公众需求不断高涨，却只能在市场的高价与缺货之间消耗。

2025年9月，中国终于宣布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这也是自2008年以来，国家免疫规划的首次实质性扩容。对公众而言，这一决定意味着免费接种的时代即将开启；对政策观察者而言，它更像是一场迟来的制度修正。 

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钱从哪里来”。为全国9–14岁女孩提供免费接种，每年新增的数百亿元财政支出，并非不可承受——相较于宫颈癌每年带来的上千亿元治疗费用，这笔投入甚至更像是一种节省。难点在于如何让这笔支出进入制度化轨道。长期以来，卫生部门的声音在部委体系中过于微弱，而财政与发改等部门更多将新疫苗视为负担，而非投资。这种错位，使得即便有充分的科学证据和成本效益研究，扩容也难以获得优先级。

值得追问的不是“为什么要花十七年”，而是“为什么制度总要依赖外部倒逼”。在长时间的讨论中，科学证据被搁置，部门间推诿反复，直到社会与地方的压力积累到无法回避，政策才被动转向。下一次，当又一个高价疫苗出现在桌面上时，中国是否会有更清晰的路径，还是仍要经历同样的拉锯？

真正的考验或许从现在才开始。纳入免规，不应再被误解、犹疑或执行不力所阻滞。无论是二价、四价还是九价，公共卫生的原则都很简单：在最可及的情况下，尽早接种，尤其是在青春期女孩的“黄金窗口”。只有这样，覆盖率才能真正提升，更多未成年女孩才能得到保护，宫颈癌发病率才能稳步下降。与此同时，还必须同步推动宫颈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把疫苗与筛查结合，才可能在未来走向真正的“消除宫颈癌”。

乔有林教授，这位推动中国宫颈癌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学者，曾在多个场合讲述过这样一个患者故事。山西襄垣县是宫颈癌的高发地区，二十多年前，一位名叫申翠兰的农村妇女让他记忆深刻。她的母亲和姐姐都因宫颈癌去世，而她本人在1999年乔友林主持的一次科研项目筛查中被查出癌前病变，幸运地得到了及时、免费的治疗，从而转危为安。

故事并未止步于此。2009年国家“两癌”筛查项目启动后，申翠兰的女儿能够定期接受检查，健康状况良好。随着国产疫苗的上市和地方免费接种政策的推开，2021年，她14岁的孙女又完成了HPV疫苗的接种。

从一代人因病失去生命，到下一代因筛查受益，再到新一代女孩通过疫苗提前预防，申翠兰一家四代人的经历，正好映射出中国宫颈癌防控二十余年的曲折进程与制度变迁。

制度与科学的价值，最终体现在一个个普通家庭中。批评与反思的最终意义，也正在于此：推动更快、更稳、更广地运转，让更多人远离疾病，让更多生命免于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