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姚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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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太平洋彼岸遥远的国度——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化往来，应该追溯到19世纪，早期前来的传教士，他们回国时带去的中国学生成了最早的留学生。自1872年，首批官费留美幼童始，至20世纪的庚款留美学生，百年来，源源不断地有中国人到美国，寻求新知识，了解新文化。而本世纪来中国的美国人，也不再限于传教士，在众多身份中也出现了科学家和各类学者，如地质学家葛利普、生物学家吉等人。

同时，那些历年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们，在回到中国以后，也不断为中美科技文化交流拉线搭桥，在把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他们无疑是卓有贡献的。当然，其中由欧洲诸国及日本学成返国的各类科学家也不乏其人。

新中国建国后，由于复杂的国际因素，中国和美国的科技文化交流暂时终止了。就在五、六十年代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国家基本没有往来的时候，美国国内却逐渐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那就是在她的华裔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支知识大军，这些中国血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改变了昔日华人只能在饭馆和洗衣房工作的传统，出现在名牌大学和大公司的研究所里。

他们有在二次大战前后从中国本土赴美留学的，也有五、六十年代来自台湾、香港或东南亚地区的。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能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学成即返国，而是留在了美国；以后他们的多数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的考虑，加入了美籍，成为华裔美国人。

异国成了本国，他乡成为家乡，但是，民族亲情和传统文化又使他们念念不忘祖国在太平洋彼岸，故乡是在遥远的东方。聪慧、勤奋加上良好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获得了成就，少数人还成为科技界的佼佼者。愈是在功成业就、丰衣足食之时，愈是念念不忘养育过他们的乡土和亲人，一种感情回归、心理认同的强烈意识默默地在他们的血管深处流动着。 

1971年2月，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意外地接到了一封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拉德伯格的来信；更奇怪的是，信中还附有一封美国科学院给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信。这两封信的中心议题是：美国全国科学院希望通过与中国保持良好外交关系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来改善与中国、特别是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美国科学院执行秘书杜德在信中写道：“两国的学术界有着合作的长久历史，并且有着共同的兴趣，尽管过去12年中有着各种阻碍，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应寻求恢复这种历史友谊的方法。”

方法不难寻找，重要的是时机，1971年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美国，这种久已僵化了的两国关系的松动是微妙的、缓慢的、淡而无迹的，它并没有为多少人所察觉。但是，就在这若明若暗、扑朔迷离的时刻，却有人敏锐地洞察了这种可能发展的前景，并且大胆地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这就是1971年7月20日杨振宁的首次访华。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是知名数学家杨武之，他自己的治学精神不仅对儿子有所影响，而且是最早让杨振宁了解群论的美妙与应用的人。在西南联大攻读时，杨振宁的学士论文是在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的指导下完成的，用群论分析分子光谱的结果激起了他关于对称性领域的研究兴趣，这决定了他以后研究生涯中的主攻方向。在西南联大的硕士论文则是在王竹溪先生指导下进行关于统计力学的探讨，它形成了杨振宁研究生涯中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因此，在中国、在西南联大，可以说基本上奠定了他毕生从事物理研究的基础和信念。

1945年，杨振宁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他幸运地拜费米和泰勒两位名家为师，不仅学到了物理知识，还学会了从物理现象引导出数学表示的归纳方法。在中国扎下的深厚的根基和从美国获取了丰富的营养，他茁壮地成长了。 

四十年代末，他在粒子物理研究中崭露头角，随后又在统计物理方面展现出才华。1954年，他与米尔斯把规范不变的概念从电磁场推广到所谓“不可对易”的情形，找到了与电磁场相对应的同位旋规范场，即现代物理文献所称的“杨——米尔斯”规范场。 

这一工作是划时代的，半个世纪的理论物理发展史表明，杨——米尔斯非阿贝尔规范场论是当代粒子物理中最重要的基本观念之一。同时还对数学物理和纯粹数学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在深入研究了困惑已久的“θ–τ之谜”之后，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大胆论点。次年，吴健雄等人用实验证实了这一理论。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一项物理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杨振宁的研究工作能获得如此辉煌成就，是和他的独特风格——独立性与创造性分不开的。他的这一特点也反映在他首次访华的行动上。 

杨振宁对养育过他的中国以及年迈多病双亲的深深怀念，使他在中美关系稍有松动的时刻就毅然下决心访华。1971年7月20日，他辞去了IBM公司的顾问一职，冒着当时在政治上、各种舆论歧见上的风险和多方面的阻力，从巴黎中国大使馆取得了签证，怀着渴望与探求的心情，踏上了阔别26年的中国土地，成为美国华裔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中国度过了四个星期，除了上海、北京，他还返回了诞生地合肥，和26年前抗战刚刚结束时，疮痍满目的旧中国相比，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也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与亲人重逢，与师友会晤，参观了工厂、农村和科研机构，游览了名胜古迹和名山大川，在实现自己多年夙愿的同时，他也在默默地为中美科技文化交流架桥。 

在杨振宁决定访华时，曾受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科学顾问戴维之托，以私人身份探寻中美两国科学院之间进行有效接触的可能性及接触方式。杨振宁在京转达了这个意愿，鉴于两国当时尚未建交，中国认为两国科学院的正式接触为时尚早，但是愿意考虑美国科学家的个人访华。 

杨振宁在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的若干研究所以后，高度评价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提出愿代为申请诺贝尔化学奖，以使全世界对整个中国的科学进步有新认识和了解。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杨振宁的这一积极而友好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在京期间，杨振宁还受到周恩来总理、郭沫若院长等人的接见，在他结束访问离华返美前，写给周总理的信表达了他这次归国的心情：“回国四周来，看到了各种精神与物质方面的伟大建树，处处都是奇迹。我要谢谢您，谢谢各有关人员，谢谢中国人民给了我这个教育性的机会，能对新中国所创造的新天地有初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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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带着这个“初步的认识”返回了美国。在那个拥有几十万来自中国如今又对新中国所知甚少的地方，他访华的消息不胫而走，随即引起了巨大的波澜。正如他在给其父杨武之的一封信中写道：“此间各界对新中国的兴趣简直大到无法形容，我把一切记者、电视、无线电请求访问都推掉了。本校同学、教授要我演讲……”

是的，杨振宁无法推掉本校师生的请求，1971年9月21日，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了著名的演讲，后来这个被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广为流传，被报刊发了通讯，被摘要或全文登载，被华人或美国人广泛谈论。在演讲的听众中，不仅有华裔美国人，也有许多普通美国人；不仅有纽约人，也有来自华盛顿、波士顿的听众，他们来时兴致勃勃，去时兴奋不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热潮，正如杨振宁在这次演讲开始时所说：“这次美国人民方面，对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所表示的强烈兴趣，正显示了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 

犹如投石试水的这次访问在人文荟萃的华人知识界尤为引人注目。无数电话打向杨振宁，他们中有陈省身、有林家翘、有任之恭……在中国上海的杨武之和北京的吴文俊和周培源分别收到了著名华裔美籍数学家陈省身的来信，信上的第一句话都是：“振宁谈及国内进步情形，十分向往（景仰不已）……”

1972年春，尼克松总统访问了中国，两国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两国关系出现了缓和趋势，访华的华裔美籍学者开始增多。 

同年6月，以任之恭为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12人来到中国，他们是王浩、刘子健、林家翘、沈元壤、任之恭、张明觉、易家训、戴振铎、叶楷、王宪忠、张捷迁、李祖安等人，这个代表团成员的平均年龄55岁。除了访亲拜友，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相关专业的研究所里作了学术报告，进行了学术交流。

在此还应提及的是，杨振宁在1971年和1972年两次访华时，接触了中国当时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后，感到基础理论课程差，研究所的基础学问不牢的问题，并希望领导能提倡一下。周恩来趁机在会见任之恭所率代表团时，对随同参加会见的周培源教授提到：“我们今天向这位周博士将一军，请他提倡一下理论。”不久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张文裕、朱光亚等人也乘此之际对高能物理研究及加速器研制问题给周总理写了信。尽管在哪个特殊时代，他们仍受到了围攻，但这种提倡，不啻是对理论工作者的一股及时而救命的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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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李政道夫妇访问了中国。李政道是在中国接受了大学教育又赴美深造，并且取得巨大成就的另一位值得我们骄傲的华裔美籍物理学家。他与杨振宁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而获得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李政道，还是杨振宁，在他们领取诺贝尔奖金的时候，都尚未加入美籍。

李政道还在著名的“李模型”中，首次给出了一个可以严格求解的场论体系的非相对论的模型，其它如关于场代数的工作，都对理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根据。

在首次访华中，李政道就表示出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关切之情，他提及基础科学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建立自己雄厚的基础科学力量，才有可能闯出新路，走在世界的最前面。他还提出搞基础科学的人要少而精，应该从十二、三岁就挑选出这方面的人才进行培养。他的建议在教育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与扭曲的1972年当然不可能有所反响。但是却播下了种子。以后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中国变化了的形势下，这一夙愿终于实现。197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行了关于招收少年大学生问题的讨论，1978年3月该校“少年班”正式开办，就此开创了一条培养人才的新途径。

同年九月，国际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访华。陈省身三、四十年代曾任清华、西南联大教授，1948年受邀赴美后，曾以微分几何和拓扑学等方面的工作而闻名于国际数学界，特别是他创立的陈示性类，是近代数学中一个极重要的概念，在许多领域中起着作用。1962年，他与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和林家翘，同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在阔别24年以后，陈省身及夫人回来看望亲友和故国，在北京会见郭沫若院长时，他转交了一封美中科学交流委员会委托携带的信，这是一封邀请中国科学家访美的信，经一位昔日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今天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之手，完成了在那官方道路尚不通畅、民间迫切希望沟通时代的信息传递，这也是陈老先生在显赫的数学成就之外，对两国人民的又一贡献。

1973年，吴健雄和袁家骝访问了中国，三十年代，他们分别毕业于中央大学和燕京大学，1936年赴美，二次大战后，进入了核物理的研究领域。吴健雄几十年的研究生涯是和β衰变发展史密切相关的，她以对物理问题的敏锐和实验工作的精细著称，特别是1957年她和几位同事共同用^60Co在低温下的实验，验证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的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假设，从而开辟了弱相互作用的广阔新天地。她被誉为“世界上最前列的女实验物理学家”。1973年，她带着浓浓吴音回到了阔别37年的中国，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

在1973年，华裔学者的访问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他们中的少数人和中国学者开始了短时间的科学合作，如张捷迁和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牛满江和动物研究所都进行了几个月的合作研究。

1975年11月，一位在实验粒子物理方面刚做出突出成绩的物理学家回国访问，他是丁肇中。他出生在美国，但是在中国度过的童年，嘉陵江畔的山城和石头城下的鼓楼曾在他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大半生涯是在美国度过，但是中国的土地、人民仍使他难以忘怀。1975年，他回来了，在参观访问及报告座谈中，他集中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他希望能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 

1977年，著名华裔美籍天体物理学家黄授书第二次访华时，心脏病发作，溘然长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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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些年月里，还有许许多多化学、生物、地学及其他学科的华裔美籍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络绎不绝地来中国访问。他们多是由旅游局接待，自费合家来华探亲访友，同时与科学院等有关研究机构的同行们进行学术交流。其中也有不少是以各种团体前来访问。除了任之恭最早率领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同年6月由冯之桢、田长霖率领的“加州中国科学工作者回国访问团”，由曾安生、谭占美率领的“美国旧金山美洲工程学会参观团”，7月由高逢川、陈有平率领的“美籍中国医生访问团”。1974年周培基等人的“旅美台湾同胞及美籍华人回国访问团”以及以后的“美洲华侨工程学会旅行团”、“旅美东部地区爱国青年参观团”、“旅美统运积极分子国庆参观团”、“美国华裔青年团”、“旅美爱国青年和学者参观团”、“南加州中华科学工学会参观团”等等。

如果对这数百名回国访问的华裔美籍学者做一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在七十年代早期回来的多是年龄在50岁上下的人。如任之恭率领的第一个“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的平均年龄就是55岁。他们多数是在中国接受的中学及大学教育，然后到美国取得学位，有些人还曾回国做过一段工作；他们属于50年代初那五千未归留学生群体中的一部分。这些人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表示惊讶与赞叹，对中国的前途发展由衷地关切。他们为几十年来未能替中国尽力而感到不安，一心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为曾养育过他们的人民做些贡献。

第二类是年龄在三、四十岁的人，他们多数生在大陆，长在台湾或香港，对于中国虽然没有深刻的印象，但是童年的回忆难以忘怀、令人神往。他们对几亿同胞在一个与他们成长的社会截然不同的环境里的生活，抱有强烈兴趣和美好向往。他们渴望了解，勇于探索；而那些有强烈民族感与爱国心的“保钓（钓鱼岛）运动”的青年积极分子们，更把中国作为他们思乡、爱国的奔放感情的最好归宿地。更有许多人出于对现状不满和以学报国的热忱，一再申请回国定居。根据中央“来去自由”的精神，中国科学院截至1979年，陆续接待了22名回国定居的学者，其中有18名博士，1名硕士。这些人普遍知识新、基础好，英文流利，又年富力强。他们对中国的科研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类是出生在美国的那些被称之为ABC（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的人。他们是第二代或第三、四代华裔美籍人士，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也不会讲中国话（少数人从他们长辈那里学会一些广东话、台山话）。如黄添福等人组成的“美洲华侨工程学会旅行团”中的大多数团员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只是从长辈口中和书本上知道一点关于中国的事情，中国对他们来说遥远而神秘，却亲切又令人向往，因为长辈来自那块土地。如今，一批批华裔学者越过太平洋上空的轰鸣声，牵动了他们的心，他们怀着寻根和还愿的心情加入了这股潮流。于是，中国土地上出现了只会讲英文却又急于和同胞交流的华人，他们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第一、二类人的子女们，也应属于这个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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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局面，人们更多地关注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为了适应科研工作“大干快上”的需要，并考虑到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为祖国服务的迫切愿望，中国科学院决定邀请一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旅美学者来华讲学和短期工作。1978年第一批被邀请的有陈省身、张明觉、邓昌黎、吴家玮等20人。他们在有关研究所里进行讲学与合作研究几个月以至一年之久。这和他们以往的短期访问有所不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国学者及科研机构，因此，在离开中国前，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据各人不同的感受和可能，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种种建议。

1977年，陈省身提出了为使中国数学在本世纪末赶上世界标准的五点建议；王浩提出了“关于促进教育科技发展的几点意见”；范章云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三个月后，提出关于中国天体物理发展的万言建议；伍鸿照在数学所讲学一个月后，提出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建议；吴家玮在中国停留了四个月，回美后拟成立“中国留美学者服务社”，向国内提供美国主要研究所及大学的有关情况和资料。

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科学文化交流活动也日趋频繁。

在华裔学者归国讲学中，令人瞩目的是1979年李政道进行了为期七周的讲学活动。来自全国23个科研单位和63所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教师近五百人，在科学会堂听了“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两门课程。李政道先生夙兴夜寐，不辞辛苦，两学年的课时压缩在短短七周内完成。

在华裔学者不断返国的同时，中国学者出国进修求学也被提上了日程。早在1974年，杨振宁开始与复旦大学进行合作研究时，就曾邀请谷超豪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讲学，但是限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这一邀请一再被婉拒、被推迟。1976年以后，曾有少数科技代表团出国访问，但时间都比较短暂。到1977年8月，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以后，当丁肇中第二次访华（此时他已因发现J粒子而成为荣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三位华裔美籍学者），邓小平接见他时，提出“我很想派一个团队到你那里工作。”而丁肇中也表示要为国内科学技术的发展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起始，邓小平希望派100个人去西德丁肇中实验组工作，但丁肇中表示，他们自己团队仅有30多人，这次会晤最后确定了在德国的丁肇中实验组为中国培养10个人。邓小平就此事为发端，表示“各行各业都可以派留学生。”自1978年，中国开始再次有计划地向世界许多国家派送访问学者和研究生。

10位优秀的中国中年物理学家于1978年1月抵达汉堡，参加了丁肇中实验组的工作。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首次大型合作，在以后的20年中，中国有百余人参加了丁肇中德国实验组的工作，人数最多时达26人，占该组当时在西德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合作研究中，他们共同探讨了对极小距离下量子电动力学的正确性，研究带电轻子的普适性，发现由于非共线硬胶子辐射所产生的三喷注现象等。 

1982年始，丁肇中实验组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高能量正负电子对撞机上，为1987年开始的光子、电子和μ介子物理研究做准备。参加这一实验的有14个国家，34个机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硅酸盐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这个由丁肇中领导的大型国际合作实验集体中的一员。中国方面这次除了投入人力外，还参加了实验的准备工作。如上海硅酸盐所承担了电磁量能器所需的全部锗酸铋晶体（BGO）的研制和生产，高能物理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参加了部分探测器的研制工作。40个来自中国（包括台湾）的研究生将在这一实验从准备到进行的过程中得到培养。在科学技术其他领域的国际合作日益增多的今天，我们是不会忘记首次合作的范例。

在太平洋彼岸的一列列人马飞向东方的时候，太平洋此岸也有一团团人流飞向西方，那是赴美参观访问的中国各行各界代表团。在陌生的国家和社会里，他们受到的来自遍及美国各大都市华裔学者和同袍的关心与帮助，是难以诉尽的。其中也包括对留学生及早期访问学者的无私帮助。

华裔学者归国进行学术交流的高潮可以看作是1980年的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

鉴于中国理论物理学家早在1966年就提出了层子模型理论，文革期间这一工作虽然受了干扰，有所停顿，但是1978年科学大会以后又有所进展，它为召开一次理论物理讨论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1980年1月5日至10日，在广州从化召开了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到会的一百余名代表中有海外学者49人，他们是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华侨和中国血统的物理学家，占海外中国血统粒子物理研究者70%以上。这49人中有33人来自美国，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回国。他们来华参加讨论会受到了他们所在学校、研究机构乃至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会上，有近80人作了报告，其中部分工作达到了国际较高的水平。

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是中国在中断了与国际学术界多年交往后，首次在国内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由于邀请的国外代表皆属华裔，同语种大大方便了会议的议程，同胞情谊使物理学家在同行的共同语言之外，更多了一层可以互相沟通的根由。这次相逢的海内外物理学家建立起的学术联系，在以后的几年里，一直发挥着作用。这次讨论会也为在中国举行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了经验。近几年来各学科、各门类的国际学术会在中国举行已愈来愈普遍，参加者也不再仅限于华裔，而是包括广泛的外籍学者。但在如何选择被邀请的外籍学者问题上，最早和国内科学家接触的这批华裔美籍学者，无疑是起着重要的推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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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稍作统计，我们可以知道在中美建交后的最初几年里，科学院和各研究所邀请来华讲学或来华探亲并访问的中国科学院的外籍华人数目如下：1979年117人，1980年激增为170人，1981年100人，1982年123人。

中国在“请进来”的政策的同时，1978年以来，“派出去”也在逐年扩大。华裔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尽力地发挥他们特殊的作用。1979年，李政道在准备回国讲学前，曾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亲自与美国27个高能物理方面的机构分别进行了联系、商谈，争取了若干愿意接受帮助培养中国高能物理实验人员的名额，为我国派出留学生提供了方便之门。1980年，李政道发起和组织了美国几十所大学联合为我国招收物理研究生并给予资助，即CUSPEA。第二期CUSPEA从1981年开始，后来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为中国培养了九百多名优秀人才。李政道提议建立若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也为取得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提供了一个灵活的、又有比较优越工作及生活条件的制度。

在我们对七、八十年代短暂的历史做了一个概括的回顾以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国人民开始大踏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时刻，在太平洋彼岸，一支异军突起的队伍，把现代科学技术从它的最前沿，迅速地带到了中国。一百年前，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容闳在完成学业时，首先想到的是：“我所享受的教育权利，下一代的同胞也应该同样地享受。”今天，在耶鲁，在哈佛，在普林斯顿……毕业的是成百上千的中国血统的学生，他们和先人容闳一样，念念不忘自己的同胞。容闳曾率领120个幼童赴美求学，可是在昏庸的清朝，终究半途而废，成为历史悲剧；今天，为同胞尽力的华裔美籍学者们，却有幸一展宏图。当我们回顾这些年来，在中美科技文化交流中铺路架桥的华裔学者的时候，势必会想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志士仁人们为一个遥远的国家不辞辛苦；如何评价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这种现象的前景将会如何。

众所周知，在美国的移民队伍中，来自欧洲的科学家，以至来自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学者大有人在。他们之中，除了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千丝万缕联系外，又有多少国家的学者，会像华裔科学家那样，被他们故国牵动得如此深沉和普遍；又有多少民族的后裔，像这批华裔学者一样，对他们的同胞如此醉心和尽力。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亲情所致。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神明遗裔，从肤色外貌到语言文字，从社会习俗到文化传统，都和西方相去甚远。在华裔学者和美国社会融合的过程中，甚至在他们加入美籍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之后，也会念念不忘他们仍然是一个中国人，不管为此他们感到骄傲还是深为烦恼。一根精神上的、感情里的、看不见却又剪不断的亲情线，把他们和那个赋予他们躯体与灵魂的土地和人民暗暗相连，一种内在的沟通欲望本能地潜伏在每个人的心中。五、六十年代，这种沟通的渠道中断了，时间愈久，潜伏的本能也愈强烈。因此，当1971年7月杨振宁首次访华后，这种潜能势不可挡地冲决了出来。

他们是当代中美科技文化交流最早的使者，他们在中国科学研究遭干扰、延误了若干年后的困难时期，为故国及时提供了帮助，他们在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好方面，无疑是卓有贡献的。但是今天，当我们客观评价这批回国学者的历史功绩时，似乎不应该忽略他们这一行动的另一层重要意义，他们可能会使我们对全国人民奋力以求的现代化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理解。

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对于随着军舰大炮而来的西方文化，是采取不得已的方式来对待，而对在西方文化面前节节后退的中国传统文化则大唱挽歌。人们不善于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西方文化乃至随之而来的科学技术区分开。 

对待西方文化，常常也是摆出“自卫”的架势，这是百年来国家虚弱、民族受辱所形成的普遍心理，它使得我们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去吸取孕育出近代科学技术的西方文化的营养与精华。

当七十年代大批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到中国的时候，这种状态意外地有了改变的可能（不是完全改变），因为来传授和交流新知识、新技术的是中国血统的人。他们多数人到了这块土地后都愿以其中一员出现；而接受或交流新知识、新技术的人在同种族的学者面前，心理状态也稍趋平和，因此他们的交流要胜过以往。

另一方面，这批华裔学者在美国几十年的生活，早已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困惑中数遭锤炼，在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之间几经选择。他们是过来人、是知情者，对于如何由中国文化熏陶的传统人过渡到工业化的现代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历和深刻的体会；对于像中国向现代化工业国家转型，可能会遇到的困惑与艰难，他们有无数的建议和忠告。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十上百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体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动议，它不是用任何金钱买得来的，也不是教科书上能完全找到的，但却是中国人民得天独厚能获得的，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真应该感谢把天涯海角之人结为一家的传统文化吧。 

我们相信，不管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和变化，两国科技文化的交流将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随着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广泛开展，华裔学者的作用不会像两国文化交流初期那样突出，但他们的特殊地位会使他们的某些作用永不可被他人所取代。

我们完全理解也赞同这些华裔学者在念念不忘自己同胞及故国的同时，更加立足于对所在国地位与权益的争取，华人科学家吴家玮当选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和吴仙标出任特拉华州副州长并竞选参议员就是值得提倡和庆贺的事。另外，中国派出的数万名留学生的归国，将在一定程度上接替和扩大华裔学者的作用，尽管二者地位、作用不尽相同，但是在把近代科技知识传播到中国，把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引入传统社会来说，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回顾这十几年发生的事情，在历史长河中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却值得大书一笔。当后人回忆起这段短暂时光时，华裔美籍学者返国交流学术的业绩会被人们永远铭记，它也将为寻求世代友好的中美人民所称颂。

注：1986年，适逢杨振宁教授首次回国访问十五周年，为了纪念在那个沉闷的时代，大批华裔美籍学者从大洋彼岸来到封闭的中国，带来最新科技知识与信息的热潮，我自1985年底开始准备写作此文。为此我从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四处（华人处）借了15本档案，四处当时唯一要求是写完初稿要拿给他们过目；当我完稿后如约送请他们审读，不料外事局四处阅后不同意发表——“不许在国内外任何地方发表”。事后我告知杨先生（因撰写此文，为了确保事实无误，我曾经请教过杨先生几个细节），杨先生回信表示“一时发表不了，也是一项有意义的整理工作。”并感谢我写了篇一万多字的长文。现在时过32年，此文部分内容近几年已陆续在我的某些文章及书籍中采用，今天再将全文存案于此，以纪念那个特殊年代中的特殊历史事件。 

1986年1月13日完成初稿，

1988年12月完成修改稿， 

2018年2月22日完成终稿，

首发于《愿天下壮士志终酬——姚蜀平论文集》，2018年10月美国美亚出版社，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