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邸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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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12年初，最敬爱的老师列别捷夫死的时候，并没有直接的记录提到拉扎列夫的心情。但可以想象，死亡终究是件不幸的事，过早的死亡尤其如此。然而，人死不能复生，生活还得继续，况且马上战争就要来了，将来怎么样，谁也说不准。

01

春天的第一只燕子

拉扎列夫（左）与列别捷夫（右）（图片来源：参考资料4）。 

说起来，拉扎列夫虽是列别捷夫的弟子，但却不是纯粹的物理学家，他的医学教育背景让他的兴趣聚焦在生物和物理交叉的领域。

1896年，17岁的拉扎列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在给医学生开的物理课上，他第一次见到了30岁的列别捷夫——身材匀称，年轻而英俊。那时的列别捷夫回国才5年，虽然寄身于其他教授的实验室，空间狭窄，设备简陋，但没有妨碍他做出世界一流的结果。 

拉扎列夫后来回忆，列别捷夫给他的第一印象如此强烈，以至于第一次交谈，他显得话都说不利索—— 

“首先让我惊叹的是他的热情和善意，这在医学院其他教师那里是很少见的。当我第一次带着与他的课程无关（虽然涉及物理学问题）的事情去请教他时，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不仅告诉我所有需要的东西以便更深入地理解这个课题，还给了我大量其他指示，并请我在需要时去找他。”

升入高年级后，除了偶尔参加列别捷夫主持的小型研讨会，拉扎列夫与这位老师的接触并不多。做了5年的医学生后，1901年，拉扎列夫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医师职称。次年，他通过了医学博士学位考试，被任命为某耳鼻喉科诊所助理，并负责管理该诊所的声学实验室。 

如果照着这个轨迹发展，拉扎列夫理应成为一名医生。然而，不久后，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没有系统地上课，仅靠自学，拉扎列夫在1903年通过了数学物理系全部课程的考试，获得头等文凭，同年，他受医学院派遣到德国斯特拉斯堡进修（列别捷夫也在此地留学，曾高度评价其物理研究所的水平），做的是物理学方面的博士论文。为何他似乎是突然转向了物理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在这一年开始系统地参加列别捷夫主持的研讨会，并被深深吸引。对于这个研讨会的魔力，拉扎列夫回忆道—— 

“从一开始我就惊讶于列别捷夫以何等的耐心倾听年轻物理学家们的陈述，他们有时坚持的显然是错误的观点。这个特点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赢得了青年对列别捷夫的好感。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初学物理学者群体，其中后来走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科研工作者。”

然而，拉扎列夫只在德国待了一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作为医生，他不得不返回祖国。起初，他还在声学实验室，很快就转入到列别捷夫的实验室。

由于其医学背景，拉扎列夫的物理学研究并不“纯粹”，他更多地聚焦在生物物理方面。他没有像很多列别捷夫的学生，延续老师的路径，这多少还是有些意外的。

事实上，列别捷夫一开始对化学和部分数学的了解非常肤浅，存有偏见，但拉扎列夫在研讨会上不断评述物理化学方面的文章，做一些有趣的报告，逐渐改变了列别捷夫对化学的看法，“最终他不仅与化学和解了，甚至迷上了一些化学问题，梦想将它们归结为物理学问题”。渐渐地，列别捷夫不仅对物理化学问题感兴趣，而且对广阔的生物物理学领域也产生了兴趣。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列别捷夫已经完全放手并对拉扎列夫的研究给予厚望。就在列别捷夫死前两年，也就是1910年初，在海德堡的他收到了拉扎列夫即将发表的文章，是关于感觉器官兴奋理论的。他回信建议拉扎列夫重写文章——

“这篇文章，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应该成为生理学中的经典，因此不要吝惜劳力，要把它打磨成经典，以便将来生理学教科书的作者能够逐字抄录它。…… 这篇文章应该开创一个学派，我看它的价值不在于解释个别事实，而在于其方法论，在于生理过程不仅得到了定性的，而且得到了定量的解释。这是注定带来春天的第一只燕子。”

也在这一年，拉扎列夫在莫斯科通过了其硕士论文《论固体与气体边界处的温度跃变》答辩；两年后，他在华沙完成了博士论文《可见光谱中涂料与颜料的衰减——光化学作用定律的实验研究》的答辩。

之所以改到华沙答辩是因为1911年发生的那件高等教育界臭名昭著的事件。年初的时候警察镇压罢课学生引发莫斯科大学抗议，当时的教育部长解雇了其大学校长及其助理。之后，124名教授和副教授愤而辞职，其中包括45岁的列别捷夫和33岁的拉扎列夫。经此打击，本来有心脏病的列别捷夫第二年就去世了。 

就这样，拉扎列夫接过了衣钵，他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1919年他领导建立了苏联第一个生物物理研究所，之后这个研究所继续催生了许多其他的生物物理研究机构。他的确是春天的第一只燕子。

在米乌斯卡亚广场的生物物理研究所大楼，后来在1934年夏科学院整体从列宁格勒搬迁到莫斯科后成了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也就是列别捷夫研究所的所在地，完成了生命的轮回。（图片来源：参考资料4） 

因为在1911年这一年被赶出了大学校门，列别捷夫在9月份国外治病归来后，就开始借用私人捐助推动建立一个新的物理研究所。他甚至已经帮助规划了研究所的新大楼，但大楼还没完工，他就去世了。后来，在弟子拉扎列夫的监督下，这个物理研究所的大楼于1917年1月1日落成开放，地点在莫斯科的米乌斯卡亚广场（Miusskaya Square）。 

大楼落成后的两个月，在新一届院士选举中，39岁的拉扎列夫当选为院士。提名他的专家来自各个领域，有生理学家巴甫洛夫（ I.P. Pavlov），数学家和力学家克雷洛夫（A.N. Krylov），数学家斯捷克洛夫（ V.V. Steklov），矿物学家、地球化学家和环境学家韦尔纳茨基（ V.I. Vernadsky）以及化学家 N.S. 库尔纳科夫（Kurnakov）。获得如此多学科的院士提名，一方面说明其研究跨越了很多学科；另一方面，或许也是众多院士的一份厚爱，希望拉扎列夫可以延续列别捷夫开创的学派。 

在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拉扎列夫并未表现出抵触。相反，他与政府官员，如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N A Semashko）、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M N Tukhachevskii）关系友好。苏维埃政权开始尚不稳固，各方面的反对力量依然存在。在1918年8月的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列宁被社会革命党成员卡普兰（Fanny Kaplan）开枪打伤。

为了治疗列宁的枪伤，一个特别委员会设立了，谢马什科为主席，并招募了最好的医学专家。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需要用X光来确定子弹的位置，判断损伤的类型以及程度。

作为委员会成员的布鲁耶维奇（V M Bonch-Bruevich）在回忆录中写道——

“1918年9月7日晚7点。列宁的身体状况允许他今晚接受布多诺夫（Budinov）医生进行的X射线检查。决定进行胸部射线照相，使用非常沉重的移动式伦琴装置。我不得不请红军战士在他们中间挑选四名最强壮的，将这个沉重的设备静静地运到列宁住的那个狭小拥挤的房间……”

此次获得的X光片虽然质量很差，但总算了解到组织损伤的情况以及子弹位置。 

德国的伦琴在1895年发现X射线后，很快就应用到了医学上。沙俄也在第二年就造出了第一支X射线管，第三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就已经开始对患者进行常规检查了。一战期间，拉扎列夫还为军队组织了一个装在卡车上的移动X光室。然而，当时的X光装置中，高压变压器还很脆弱，结果到了1918年年中，饱受战争和饥饿摧残的俄国几乎没有了可用的X光装置。但恰好拉扎列夫的实验室有一台功能正常的X光机，所以就用这台机器给列宁拍了片。

这次治疗使得列宁对拉扎列夫的研究所产生了兴趣。据委员会成员罗扎诺夫（V N Rozanov）回忆—— 

“检查结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编者按：列宁）希望在拉扎列夫带领下参观研究所。这次访问非常短暂，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进入存放库尔斯克（Kursk）磁异常材料的房间，就请拉扎列夫给他讲讲这个现象。他听得非常认真，似乎完全沉浸在故事中。离开研究所时，他请拉扎列夫随时告知该领域的进展。” 

拉扎列夫曾在1918年参与调查库尔斯克的磁异常，这项工作被视为新政权形成初期地球物理学的重大成就，尽管仅仅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

在列宁参观完研究所后，拉扎列夫的学术地位和科学院对生物物理学的关注都达到了顶峰。不久后，1919年，X射线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拉扎列夫担任所长。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所在地就在物理研究所的大楼。

多年之后，伊万尼茨基（G R Ivanitskii）在其纪念拉扎列夫14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因此，苏联生物物理学的诞生不应追溯到巡洋舰阿芙乐尔号的历史性炮击（正如官方媒体所称），而应追溯到范妮·卡普兰的枪击。”

03

战争中的科学院

1917年，除了十月革命带来的政权更迭，也是拉扎列夫职业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如上文所述，在莫斯科米乌斯卡亚广场的物理研究所大楼在元旦这天启用，他担任所长；3月份，他被选为科学院正式院士；9月，他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命，担任位于圣彼得堡的科学院物理实验室主任。在之后长达4年的时间里，拉扎列夫兼任这个所的主任，直到1921年，该物理实验室与同样属于科学院的数学研究室合并为物理数学研究所，由数学家斯捷克洛夫（V A Steklov）担任所长。

与1930年代科学院成为苏联最为重要的物理研究中心不同，在此之前很长时间里，其物理研究，除了地震学和天文学，几乎是乏善可陈。1930年代之前的物理学中心除了已经遭到毁灭的莫斯科大学的列别捷夫学派，主要的是位于圣彼得堡的国立光学研究所（GOI）、约费物理技术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镭研究所虽隶属于科学院，但分了三个部门：物理、化学以及地球化学和矿物学，其所长维尔纳茨基（V. I. Vernadskii）是位地球化学家。 

约瑟夫森在其《革命时期俄国的物理学与政治》一书中写道——

“科学院由彼得大帝于1725年创立，是一个极为保守的机构，长期由人文学者和传统的年长学者主导。在1890年至1917年间当选为科学院正式院士的70人中，只有28人来自自然科学领域；而到1916年为止，科学院中仅有7位来自物理学或数学的院士。”

有意思的是，科学院的这个物理研究室或者所，其历任主任也都是著名的学者，但他们显然没有为其发展投入过太多精力。拉扎列夫也是如此，他的重心还是在莫斯科的生物物理研究所。

当然，还有另外一重因素，在拉扎列夫当科学院物理实验室主任的四年间，俄国经历了一战和内战，可以说是最为动荡和黑暗的岁月，能活着就已经很好了，谈论任何的发展都显得过于奢侈。时任科学院秘书的奥尔登堡（Ol’denburg）在1919年8月15日给拉扎列夫的信中写道，在科学院当下的凄惨境况中，“死亡正在大面积收割生命”，筹办葬礼与追悼会一度成了这位秘书的沉重负担，在一次追悼会的致辞中，奥尔登堡描述道—— 

“研究俄国科学史会令人产生一种悚然之感。宏大的规划、深邃的思想、罕见的天赋、闪耀的才智乃至持之以恒的努力——这一切都不乏其例。但人们旋即意识到所有这些如何戛然而止，（看到）永无续篇的”首卷”与排成长列的“创刊号”……构成未竟计划与希望的巨大坟场。年轻的俄罗斯科学虽仅二百余年历史，死亡名录却已如此漫长。”

的确，在这段至暗岁月中，饥饿、寒冷、疾病无情地吞噬着生命。以科学院所在的彼得格勒为例，这座战前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曾锐减到72万人。一位流亡者后裔、社会革命党人对1919年1月的彼得格勒描写道—— 

“我们踏入了冻土死寂的世界。芬兰车站积雪闪烁，空无一人......涅瓦河上笔直的街道与桥梁，覆雪的冰面，如同被遗弃的废墟。在这片静默的荒原，只是偶尔，有戴灰兜帽的枯瘦士兵或披头巾的妇人，如幽灵般掠过。”

作为知识精英的院士也无法幸免。

1917年科学院41位正式院士中，1918-1920年间就有超过三分之一离世；另有11位名誉院士和35位通讯院士也在此间去世。而作为前朝的“资产阶级”专家，即便躲过了死亡，许多人也遭到了逮捕或强制劳动，住宅被占用和搜查，贵重物品和银行账户，有时连罐煤油或私人藏书都被没收。 

这个时候的拉扎列夫或许也在想，假如老师还活着，会不会也难躲过死神的镰刀？

04

被捕

20年代通常认为是苏联物理发展的黄金时期，日后的许多成就都可以说是那时奠定的。在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刺激下，老一辈努力争取和政府的合作，获得资金后用于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用于培养新生一代的物理学家。此时的政府，对待科学和科学家，尚持有宽容态度。但进入30年代，随着斯大林掌握政权，苏联的政治和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31年3月5日晚，拉扎列夫突然被捕，成了早期被逮捕的知名科学家之一。这个时候，清洗才刚刚开始。5月16日，人民卫生委员部发布命令，拉扎列夫被免去了X射线研究所所长、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莫斯科电机工程学院物理系主任的职务。

正如很多苏联时期的案件一样，拉扎列夫为何被捕也是扑朔迷离，很多后人也只是做一些推测，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1927年，在柏林举办的俄罗斯科学周上，拉扎列夫与波尔、爱因斯坦在一起。（图片来源于参考资料1。）

照理说，拉扎列夫是不太可能遭此厄运的，一来他是有国际声誉的资深院士，这本身会是一种“保护”，让官方在拘捕他时不得不有所考虑；二来，他从事的生物物理，并不是人文学科，在官方眼里是“有用”的学问；第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拉扎列夫对于苏维埃的态度是积极合作的，就像上文所说，他还治疗过列宁，他与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关系很好。另外，在前述科学院秘书奥尔登堡致拉扎列夫的信中，曾提及科学院内部盛传莫斯科已决定直接颁布法令废除该机构，且无需进行任何讨论，他恳请拉扎列夫动用其与官员克拉辛（Leonid Krasin）的交情来争取列宁的支持。

据伊万尼茨基的说法，拉扎列夫的被捕首先是和1929年1月的那次院士选举有关。事实证明，那次选举无论从组织，还是宣传上都是科学院有史以来被干预、甚至是被操纵得最为严重的一次。当时，科学院的选举委员会已经在“压力”下批准了所有的候选人，但在1929年1月12日的全体大会时，3名共产党员候选人却意外落选——在不记名投票时，用巴甫洛夫的话说，参会者“投了良心票”。

以奥尔登堡为首的科学院领导层却无比惊惧，担心酿成大祸。他立即召集科学院主席团，请求人民委员会授予此前从未有过的“权力”——重新选举，并允许新当选的院士参加。人民委员会批准了。

重新的选举在2月13日举行，79名院士中只有54名出席，缺席的人大都称病，最终选出了“符合预期”的结果。投票后，大会举行了传统的年度会议，总结科学院在1928年的主要成就，在媒体的报道中，奥尔登堡说，“‘我们’（老院士）和’他们’（共产党员）之间的界线已不复存在。（现在）只有’我们’。”

但很显然，奥尔登堡代表的科学院官方立场并没有得到院士们一致赞成，比如巴甫洛夫就是其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据伊万尼茨基，拉扎列夫同样反对为初次未能当选的共产党员进行第二次投票，认为这违背了其章程。因为这次的‘反对’，他受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的警告。

第二件触发拉扎列夫被捕的是他的有关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讲座。在这个讲座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告密事件。 

拉扎列夫被捕后，他在可能是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要求下，写了一个“我的政治信条”，用于解释其立场—— 

“在仔细研究了恩格斯的原著及其后续发展后，我得出结论，作者的这部毕生之作仅因其名而可能有趣。他的学说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将来也不会带来任何新东西。我试图用一系列例子来证实我的这一信念。我的观点得到了西欧许多著名科学家的认同，例如爱因斯坦。因此，很自然，我的研究仅仅渗透着物理化学的精神，其中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容身之地。这一陈述不仅适用于我的科学工作，也适用于我编写的教育课程。我相信对学生来说，了解事实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了解其哲学背景。因此，与其他共产主义作者（例如季米里亚泽夫）不同，我没有在课程中加入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公设的论证。” 

除了这最为重要的两点，季米里亚泽夫对拉扎列夫尖锐且时有侮辱性地批评，也损害了他在官方心目中的形象。最后，作为国际知名的学者，他时常出国讲学，并与外国科学家有大量的通信，这也为秘密警察寻找所谓的“间谍活动”提供了“蛛丝马迹”。 

后来在学术界同仁的呼吁下，拉扎列夫在同年的9月由监禁改为流放；次年2月，他还进一步被允许返回莫斯科，但妻子已经与他阴阳相隔了。他的妻子在丈夫被捕后拜访秘密警察，并三次去见了谢马什科求情。在最后一次会面中，谢马什科告诉她，你丈夫的案子会持续很长时间。后来又有传言，说拉扎列夫将被流放，她会被驱逐出境。6月13日，奥尔加（Olga Aleksandrovna）上吊自尽。

家已经没有了，拉扎列夫自己的健康和声誉也遭到了毁坏。虽然他还能继续工作，但作为曾经的“人民公敌”，他已经成了一头受伤倒地的狮子，即使毛驴也能踢他几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