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志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责编 | 徐卓君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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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7日,北京一个寻常的黄昏,郑志鹏,一位广西宁明壮族出身的杰出高能物理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第四任所长(1992—1998),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时年85岁。十天前的11月17日,他和同事们开了3个多小时的电话会议,讨论敲定高能所所志细节,而这一天离他发病住院只隔了两天。
作为曾被郑老关心过的学术晚辈,听闻他去世的消息,我的悲从中来,泪不能止,巨大的遗憾和伤心如潮涌来。这位令人尊敬的学术大家值得后世怀念。
郑志鹏长期从事粒子与辐射探测器和粒子物理实验研究,曾担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主要领导者,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包括“陶轻子质量精确检测”,在推动中外高能物理国际交流、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担任高能所所长的1992—1998年,正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关键时期。
我们缅怀郑志鹏先生,不仅是在追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在重新审视科学的价值本质——究竟什么才是科学家精神的真正底色?
01
从广西边陲到世界高能物理舞台
1940年6月28日,郑志鹏出生在广西桂林一个壮族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郑建宣是我国物理学教育与合金相图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吉林大学物理学院的创建者之一,与余瑞璜、朱光亚、吴式枢、芶清泉等著名物理学家共同于1952年建立了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吉林大学物理学院的前身)。郑建宣1935年获得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这种家国情怀深深影响了年幼的郑志鹏。这个学术世家里,父亲从不说教,而是用行动诠释什么是科学家精神——努力、扎实,以及对科学的无限热忱。
1958年,郑志鹏凭借优异成绩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实验物理专业,这一届的同学中后来涌现出多位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1963年7月,他大学毕业,自此踏上了高能物理的探索征程。1963年9月至1973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一分部任研究实习员,196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2月后在高能所工作,幸运地得到了赵忠尧、张文裕等多位学术前辈的指引。
1969年“文革”期间,科研活动几近停滞,郑志鹏与几位同事毅然尝试制备锂漂移金硅面垒型半导体探测器。赵忠尧得知消息后,立刻赶来参与,他协助他们查阅资料文献,并一起讨论问题。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郑志鹏和同事们终于成功研制出了国内首块金硅面垒型探测器。那一刻,赵忠尧脸上绽放出久违的笑容。

赵忠尧先生与郑志鹏讨论问题(摄于20世纪80年代初)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78年。郑志鹏等作为首批赴德学者,共十人由唐孝威带队赴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DESY)。这十位中国科学家分两组出发:第一组共6人于1978年1月出发,包括唐孝威、马基茂、郑志鹏、张长春、郁忠强、童国梁),第二组共有4人于1978年5月,包括朱永生,吴坚武、杨保忠,许咨宗,加入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教授领导的Mark-J实验组。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深度参与国际最前沿的高能物理实验。
1978年1月至1979年6月,郑志鹏在德国DESY丁肇中研究组学习、工作期间,参与了大面积闪烁计数器的制备、调试,并在“三喷注”的物理分析工作中担任中国组副组长。那一年元旦刚过,他和唐孝威等六人踏上了前往汉堡的旅程。“丁肇中教授亲自在火车站接我们,热情地和每一个人握手。"

1978年,郑志鹏刚到DESY不久后中国同事与组内同事的合影(从右至左:马基茂,郑志鹏,杨保忠,苏珊马克斯,张长春,郁忠强,朱永生,许咨宗,福岛,让 皮尔,童国梁。唐孝威,吴坚武两位同学没有参加合影留念。摄影者:丁肇中。)
“每日从晨曦初照的九点,一直忙碌至夜深人静的十二点,周六、周日亦不例外。”郑志鹏后来回忆道,“彼时,我们怀揣着国家的殷切期望踏上征程,每个人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我们定要证明,中国科学家亦能在世界科学前沿绽放光彩。“彼时年少,心怀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便迅速融入了这般紧凑的节奏之中。“这段经历,不仅引领他踏入最前沿的实验物理领域,更让他将丁肇中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深深铭刻于心。
02
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研制相关北京谱仪工程(BES)担任核心角色
1981年12月,邓小平同志审阅中国科学院上报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后,明确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这一批示,终结了中国高能加速器计划多年“七上七下”的徘徊局面。1982年,国家正式批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工程。1983年12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将对撞机工程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并成立了由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北京市负责同志组成的工程领导小组。工程于1984年正式启动,1988年建成,历时四年。这是中国继“两弹一星”后最大的科学工程。
“当时我们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郑志鹏曾回忆,“飞行时间计数器的时间分辨率要求达到300皮秒,这在当时是国际先进水平。“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成功研制出性能优异的探测器,为后续的物理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学习和掌握自主研发国际先进的谱仪飞行时间技术器技术,1985年2月至1986年1月,他作为访问学者前往日本KEK,参加AMY组合作,负责触发探测器工作。这些国际研究经历,为他后来领导国内大型科研项目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6年,郑志鹏被任命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关键设备——北京谱仪工程(BES)飞行时间计数器组组长。在建设北京谱仪的过程中,丁肇中教授多次莅临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访问,并亲自指导工程现场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对谱仪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丁肇中访问高能物理所时与郑志鹏亲切握手
1988年金秋十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与北京谱仪(BES)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重大突破,震撼亮相于国际科学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亲临视察,亲切接见了张文裕、赵忠尧等老一辈科学家及全体建设者。此刻,赵忠尧心中激荡着难以言表的喜悦——,他的毕生宏愿终于得以实现!更令他倍感自豪的是,对撞机建设队伍中英才济济,叶铭汉、郑志鹏、李金、朱永生、李卫国、漆纳丁、吴坚武、盛华义等栋梁之材,无一不是出自他的门下。
与吴健雄的交往则是另一段佳话。郑志鹏曾多次表示,吴健雄在实验物理领域的杰出成就和对科学的执着精神,始终是他学习的榜样。1988年10月,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再次访问高能所,与新一届领导班子和工程经理座谈。当吴健雄、袁家骝从座谈中知道对撞机和谱仪工程建设基本完成,他们十分高兴,并表示祝贺。郑志鹏记得吴健雄说,当时选择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主要是考虑到价格相对便宜,物理目标丰富,但技术难度要比打固定靶的加速器大得多,当时她是有些担心的。她欣慰地看到,现在经过努力,科技人员克服了各种技术难关,真了不起,值得祝贺。

1988年袁家骝、吴健雄夫妇与访问高能所新一届领导班子和工程经理座谈(第一排左起谢家麟、叶铭汉、袁家骝、吴健雄、方守贤、郑林生。后排左起李德中、郑志鹏、王津、王迪、石寅生、徐绍旺、马彤军、陈森玉、章炎、王恒久)
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期间,李政道多次给予关键性指导。郑志鹏曾深情地回忆道:“李政道先生的指导,对中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国际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8年,郑志鹏与李政道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合影,记录下了这段珍贵的合作时光。
此外,郑志鹏还与杨振宁保持着学术交流。在多个重要学术场合,他们共同探讨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未来方向。这些国际顶尖科学家的指导和影响,塑造了郑志鹏独特的科研视野和学术风格。
03
他领导完成了近五十年来最重要粒子物理实验之一
大科学装置的终极使命是产出重要的原创性科学成果。BEPC建成后,郑志鹏主持了τ轻子质量测量工作。经过不懈努力,1991年,郑志鹏团队迎来了重大突破。他们主持完成的τ轻子质量精确测量,将精度提高了10倍,达到720万电子伏特。通过一种新的测量方法,科学家们精确地测量了τ轻子的质量,解决了长期困扰国际高能物理界的“τ轻子寿命之谜”。这一突破性的成果不仅被《物理评论快报》选为封面文章,还被国际粒子数据组采纳为权威数据。τ轻子质量测量工作,被国际高能物理界认为是近五十年来最重要的粒子物理实验之一。
1992年5月31日,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这是一场汇聚海内外老中青三代三百余位物理学家的历史性盛会。会议期间,郑志鹏与严济慈、赵忠尧、周培源、王淦昌,以及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袁家骝等海外华裔学者和台湾物理学家吴大猷进行了深入交流。
休会时,全体代表受到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在后续交流活动中,国际知名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遇到郑志鹏,握手时间及对撞机与谱仪运行状况。郑志鹏答道:“对撞机亮度很高,谱仪运行良好,中美团队刚合作完成τ轻子质量测量实验。”吴健雄点头回应:“听李政道提过这个实验,它验证了轻子普适性,意义重大。”

1992年吴健雄(左1)在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上与郑志鹏(右2)、张闯(右1)会谈
茶歇时,郑志鹏与吴健雄再次相遇。吴健雄询问他们开展这一实验的初衷,郑志鹏坦诚汇报:20世纪八十年代末,国际粒子数据(PDG)显示τ轻子与μ轻子的弱耦合常数存在差异,轻子普适性可能被破坏,团队遂决定用北京谱仪重新测量τ质量。他们创新采用能量扫描法——通过逐步逼近产生阈值进行测量,与传统截面拟合方法不同。最终,测量精度比PDG结果提升十倍,且新质量值较世界平均值低7 MeV,从而使轻子普适性在标准模型内重新得到支持。
当吴健雄得知1991年成立的北京谱仪合作组汇聚了中美两国逾百位物理学家共同完成实验时,她深感欣慰。随后郑志鹏邀请她在纪念封上签名,封上印有BEPC的τ轻子精确测量结果。吴健雄欣然提笔,感慨道:“我的两个梦想都已成真:一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加速器上做出了世界级成果;二是海峡两岸科学家能在这片土地上共同欢聚。”
1992年,高能物理学会于高能所报告厅隆重举办赵忠尧九秩华诞庆典。二百余位挚友、同仁及学子济济一堂。严济慈、王淦昌、杨振宁、李政道、周光召、朱光亚、汪德昭、余瑞璜等相继致辞,追忆峥嵘岁月,盛赞赵忠尧为国家科技与教育事业的卓著功勋。李政道致辞后,郑重呈献一幅τ轻子质量精确测量的实验结果拟合图,并阐释道:“此项在北京谱仪完成的重磅研究,破解了轻子普适性成立与否的核心命题,堪称国际高能物理界近年最重大的突破。它昭示着中国新生代物理学人的崛起,赵先生学术衣钵,后继有人!“这同时也是对郑志鹏科研工作的高度肯定。

1992年李政道向赵忠尧赠送一幅τ轻子质量测量实验的二维拟合图
更令人振奋的是,1999年,北京谱仪合作组在R值的精确测量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历时五年的研究成果对希格斯粒子质量上限的确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北京谱仪实验的这一成就,为后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现希格斯粒子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郑志鹏担任高能所所长的1992—1998年,正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关键时期。他领导完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重大改造,使对撞亮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他还推动了西藏羊八井宇宙射线观测站的建设,开创了中国宇宙射线研究的新局面。
因为这些工作,以及他在推动中外高能物理国际交流、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郑志鹏获得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5年度,陶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2003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5年)、中国物理学会终身成就奖(2022年)等在内的多项荣誉。
1995—1997年间,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批准和鼓励之下,郑志鹏兼任广西大学校长,在这短短两年期间,郑志鹏利用他卓越的影响力和巨大的影响力,带领学校进入“211工程”,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4
郑家一门三代物理学家

2014年丁肇中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报告后与郑志鹏(右)、郑阳恒(左)合影
郑志鹏出身于名副其实的科学世家。父亲郑建宣1938年在德国结晶学杂志发表过论文《合金Co2Al5的晶体结构》,这是世界上首次对该晶体结构的测定。郑父也是中国最早在国际顶尖期刊发表研究成果的物理学家之一。这种科学精神的薪火相传,在郑家三代人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完美体现。
2014年,J/ψ粒子发现四十周年纪念,丁肇中应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之邀,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并在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科学院大学发表了精彩演讲。报告后,丁先生邀请第一批在他那里工作的几位同事与他合影留念,郑志鹏自然参加了这次活动。已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取得了卓越科研成就的郑志鹏的儿子郑阳恒同样参加了那次活动。当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领导介绍郑阳恒也从事于高能物理研究时,丁先生非常高兴,主动邀请父子二人与他合影留念。这不仅是一张见证了郑门三代物理学人的合影,还见证了中国科学事业的传承。
“在我们家,相互支持和鼓励是一种传统。”郑志鹏在2024年的《传承——郑建宣、郑志鹏父子物理学家传》新书发布会上这样说。84岁高龄的他,仍然清晰地记得父亲对他的教诲:“要做就做最好的科学。"
05
历史细节中的真实品格
郑志鹏先生为人磊落,胸怀宽广,对工作鞠躬尽瘁,淡泊名利,待人和善,尤其对年轻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爱。在郑志鹏怀柔的家中,从一楼到二楼的墙上,挂了几幅珍贵的历史照片:1978年在德国与丁肇中团队的合影,1998年与李政道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交流,还有与吴健雄、杨振宁等物理学大师的珍贵瞬间。这些照片不仅是个人记忆,更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见证。不过,他很少向客人提起。
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教书育人上。作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郑志鹏培养硕士生12人、博士生15人,人数虽不算多,却恰恰体现了他科研的严谨。许多接触过他的人都说,这位大科学家身上没有丝毫的架子。他会认真回复每一个年轻人的问题,会热情地迎接陌生的来访者。
已经85岁的他,还是会不时回到广西大学,给年轻学子讲科学家精神。2025年4月17日,“科创有我,桂在同行”科学家精神院士专家讲坛在广西民族大学科技楼报告厅举行。

2025年 郑志鹏研究员在广西大学作科学家精神主题讲座。
他指出,科研精神不仅闪耀在研究成果的璀璨光芒中,更深深植根于科学态度与方法的传承之中,尤为强调在学习过程中掌握方法论的至关重要性。
我作为科技史研究者承担了撰写高能所首任所长张文裕院士传记的任务。我和博士研究生陈明坦第一次去郑老在怀柔的家里拜访时,他不光亲自发微信定位,千万叮嘱我们不要着急,还亲自到门口迎接。面对我在理解高能物理问题和正负电子对撞机决策过程的困难,他目光温和,语调轻柔却坚定地说:“历史乃我们的根基,绝不可丢弃,你们要持之以恒,随时与我交流。”作为一位跨界而来的历史学者,郑老师始终坚定地鼓励我:“我坚信,你定能写出国内首部系统且深入的张文裕传。”
2025年6月3日,我和博士研究生陈明坦最后一次探访了郑志鹏先生。他直至离世前,仍念念不忘此事。11月8日,在南宁举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年会期间,我在书展偶遇《传承——郑建宣与郑志鹏父子物理学家传》一书,便通过微信告诉他。11月9日,我在微信上询问张文裕先生在对撞机决策中的角色,他回复道:“找个机会,我与你详谈,高能加速器的选择过程颇为曲折,张文裕先生的态度虽有过变化,但他在中国建立本土高能加速器的决心始终如一。”他还建议我准备提纲,方便电话中深入交流。次日,他迅速寄来了书籍。但无人料到,这竟成了他最后的嘱咐。

2025年6月3日我访谈郑志鹏老所长夫妇
在怀柔的家中,他会静静地陪伴着年轻访谈者,一聊便是一个下午,耐心细致地解答着各种问题;当遇到满心困惑的年轻人时,他从不敷衍塞责,总是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帮忙。这样的长者,谁又能言其不伟大?
06
留给未来的思考
回望历史长河,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之路,实乃一段不凡之旅。从20世纪50年代的“一无所有”,到20世纪80年代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再到近期刚刚产出重大成果的江门中微子实验等一系列国际引领的大科学装置,几代科学家前赴后继。郑志鹏,作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前所长和广西大学的前校长,不仅在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还培养了众多科研人才,他的工作和成就正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关键一环。
他的经历,如同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之路,昭示着科学的价值,不仅彰显于论文与奖项之间,更在于对后辈的悉心栽培、对科学精神的薪火相传、对国家科技事业的默默耕耘。在他去世后,有人翻出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科研需要脚踏实地,更需要敢为人先。"这句话,或许就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脚。
文中的图片均获得郑老先生家人授权。
本文成文过程得到中国科学院高能所王贻芳院士、张闯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郑阳恒教授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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