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戴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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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许多国际会议被视为关键节点，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科学发展、世界局势甚至人类文明的走向，例如第五届索尔维会议（1927年）、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年）、阿西洛马会议（1975年），以及，十年前的巴黎气候大会（COP21）。 

2015年12月12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英文简称COP21）上，178个缔约方通过《巴黎协定》，共同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将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幅保持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2°C 以下，并努力将升温限制在1.5℃以内。[1]

这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条约代表了人类社会经过此前几十年的努力，达成应对气候危机的共识，并作为多边主义的一个历史性胜利，推动了几乎全球范围的气候行动。 

十年后，《巴黎协定》依然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指南针，但随着各方利益矛盾加深，气候行动的分歧日趋显著，导致谈判推进艰难，既定的气候目标前景愈发不明朗。 

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高出1.55℃，首次突破1.5°C阈值。[2] 尽管从统计意义上看，未来仍存在将长期平均升温控制在1.5℃以内的可能，但形势已十分严峻。

“为了实现1.5℃的目标，每年至少要减少5%的碳排放，现在不光没有减少，还有所增加。”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陈德亮告诉《知识分子》，接下去升温幅度创纪录的年份可能还会出现。 

国际能源署（IEA）在今年11月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中预计，在纳入各国已公开宣布并大概率会实施的政策的情境下，全球升温将在2100年达到2.5℃。[3]

在这样焦灼的气氛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英文简称COP30）于2025年11月10日-21日在位于南半球的赤道线上的巴西城市贝伦举办。

11月14日，COP30蓝区会场前，参会人员在高温和拥挤中排队等候入场。拍摄：戴晶晶 

尽管美国三十年来首次缺席，但正值《巴黎协定》十周年之际的COP30依然被寄予厚望。考虑到各缔约方需要在2025年提交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s），此次气候峰会也被称为十年来最关键的一届，承担着稳固多边机制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信心的重任。 

目前，COP30已落下帷幕，在公正转型、适应资金等议题上有所突破，但未在淘汰化石燃料路线图等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也没能对最新一轮NDC形成有效审视。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评价COP30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同时说明：“我不能假装COP30已经完成了所有需要做的事情。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与科学要求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巨大，令人担忧。”[4]

在分歧加剧、共识承压的境况下，气候治理不得不在有限空间中摸索前行。要理解气候谈判在当下所处的位置，就需要回到COP30的现场，看看这场已为数不多能够让人类聚集在一起协商未来的大会，是如何在压力和期待下运转的。

01

着火的气候大会 

人们对热带雨林常怀有原始而亲近的想象，但现实中最先迎接5万多COP30参会者的，是陌生的葡萄牙语、烈日下因抗议活动而拥挤的人潮，以及黏滞在皮肤上的湿热空气。

贝伦是进入亚马逊雨林的重要门户城市，拥有近140万的人口，但约57%的居民住在缺乏基本公共服务的贫困社区（Favelas）。[5][6] 为了强化亚马逊地区在国际环境议程的相关性，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批准在COP30期间，将首都从巴西利亚临时迁至贝伦。 

在召开前，COP30就因房源紧缺和基础设施薄弱受到诸多诟病，而现场更是发生了暴雨淹水、起火等事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在会议期间一度致信卢拉，要求解决会场极端高温、门窗故障和漏水等投诉。[7] 

11月20日，大会的谈判专用限制区域蓝区突发了一场大火，现场视频显示会场帐篷顶被烧穿，与会者被迫撤离。由于火势较快得到控制，组织方称“仅造成轻微损失”。

COP30在一连串的混乱和意外中展开，这些现场插曲在一定程度上比气候谈判本身的技术性名词和繁杂的文件更吸引外界的关注。

11月20日，COP30会场突发火情后，参会人员被疏散至会场外并在现场等待。拍摄：戴晶晶

卢拉为COP30赋予了积极的使命，明确将其定位成一届重视“真理（Truth）”和“落实（Implementation）”的气候大会。在开幕式上，他提及“克服化石燃料依赖”的路线图，为这一争议性议题打开了讨论空间。[8]

另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在COP30前夕的贝伦气候峰会上，中国、欧盟和巴西发起成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为《巴黎协定》第六条建立全球碳市场框架提供了合作基础。[9]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指出，这一联盟旨在让世界各地的碳市场聚在一起，互相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协调。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斯特恩说，“全球碳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两个参与者，中国和欧盟都深度参与其中。 

大会正式进入谈判流程后，却陷入了僵持状态。陈德亮在会议中期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表示，巴西作为主席国展示出了雄心，在一开始就推动了重要议题的展开，希望能尽快取得成果。

“但到现在没得到成果，这就是一个不好的迹象。”陈德亮说，“当然不排除奇迹会发生。 

虽然奇迹并未出现，但COP30最终仍形成了一些共识。在激烈的谈判中，COP30延期一天并最终通过了《全球集体行动决议》（Global Mutirão）的文本。[10]

这项决议提出到2035年将适应资金增至三倍，并提出设立“迈向1.5℃贝伦任务(Belém Mission to 1.5)”和“全球实施加速器(Global Implementation Accelerator)”，以加速执行与加强合作。然而，关于化石燃料退出的表述并未出现在这份文件中。

大会的重要成果还包括通过了《公正转型工作方案（JTWP）》，其采纳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创建了一个公正转型的机制。此外，热带森林永续基金（TFFF）正式启动，目标筹集1250亿美元，印尼、挪威、哥伦比亚、法国、葡萄牙等国已承诺捐赠。

02

承压的协作 

就像过去几届COP一样，COP30被批评差强人意、力度不足，但比结果本身更深的阴霾，来自美国的缺席。这是美国自1995年来首次没有派遣高级别官员参加COP大会。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于2025年年初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退出联合国损失与损害基金理事会。在美国政策转型的影响下，全球最大的银行气候联盟之一“净零银行联盟”也于2025年10月宣告解散。 

“美国前所未有的缺位，在会场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感觉是从来没有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COP30现场对《知识分子》说。 

美国带来的空白是一个危机，马军进一步指出，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全球治理正陷入碎片化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去凝聚共识，去共同应对，所有来参会的人都能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critical）的时刻。”他说。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甚至在贝伦气候峰会上悲观地表示，《巴黎协定》十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已经消失”。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全球政策顾问姚喆认为，在未来几年里，气候大会大概率会持续处于“守住底线”的状态中——在努力维持缔约方的参与和机制运转的基础上，避免在已达成的重要共识上出现倒退。

“气候大会拥有最广泛的参与度，它仍旧是回应气候变化这一全球议题的必要机制，但它不是唯一的有效机制。”姚喆告诉《知识分子》，当“一国一票”的多边治理机制受困于充满裂痕的国际政治，双边、区域性合作，或是由积极践行国家推动的联合行动，这将是现阶段更可行且更高效的国际合作形式。 

谈判桌上的矛盾难以弥合，COP30的部分参与方已经开始尝试通过“自愿联盟”的方式，来推动相关议题向前。 

11月18日，包括欧盟成员国、英国及部分岛屿国家在内的约80个国家宣布成立一个旨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非正式联盟，提议将“化石燃料淘汰路线图”纳入大会最终决议。但由于产油国的持续反对，COP30主席国只承诺制定一份指导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路线图，实际效力有限。

11月18日，在马绍尔群岛气候大使蒂娜·史泰格的主持下，来自20多个国家的部长共同发布“化石燃料路线图 Mutirão 呼吁” 。拍摄：戴晶晶 

在美国让出空间后，中国和欧盟的角色被进一步放大，外界一度对中欧在COP30上引领谈判、推动实质性合作抱有期待。然而，除会议初期提出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外，中欧之间并未形成新的联合行动。 

丹麦能源与气候部长拉尔斯·阿加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知识分子》提问时表示，中国在降低清洁技术成本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值得感谢”，中欧未来的前进方向应当是合作。

但他同时强调，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尊重“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需要强大工业基础”的前提之上。

这隐含了过去几年的国际贸易摩擦，对气候谈判的掣肘。随着气候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交叉不断加深，相关分歧开始被直接带入谈判场域。COP30也首次将贸易议题，包括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碳交易体系，纳入正式谈判讨论。 

在COP30的最终成果中，各国同意未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框架下，就贸易的角色及如何加强相应的国际合作进行对话，并计划在2028年举行高级别会议并提交总结报告。 

 “这是国际气候治理在回应贸易与气候交叉议题上的一个程序性突破，是气候谈判与时俱进的一种体现。与气候相关的贸易摩擦不仅阻碍全球低碳转型的推进，也消耗着各国间的互信和合作意愿。在国际气候场上，气候行动与贸易措施如何协同，这个话题的重要性将持续攀升。” 姚喆说。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邹骥在在COP期间对《知识分子》表示：“虽然气候谈判本身依然是有挑战性、是艰巨的。但我认为这些分歧也好、差距也好，不应该对我们多边合作的总进程形成太根本性的影响。”

03

科学共识的失速 

COP30主席杜·拉戈在大会开幕式时曾表示，要将本次大会打造为"推动气候政策落地、强化适应行动、促进经济协同的实践平台”，并且“使其成为尊崇科学、遵循实证的决策殿堂"。[11] 

自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后，其评估报告成为国际社会认识气候变化，制定气候政策的科学基础。 

1990年IPCC发布的第一次评估报告，推动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签订。后者以“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发生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危险的气候变化水平上”为目标，并据此设立了缔约方会议机制。

2021年IPCC发布的第六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引用的同行评议论文高达1.4万篇，最终给出结论为：“毋庸置疑，人类活动已使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12] 

然而，从COP30的实际进程来看，IPCC作为最佳科学的认可度被弱化，最新的科学声音也并未在关键谈判中得到充分体现。

孟加拉国就在COP30一组会谈中指出，“我们同样对持续削弱IPCC作为‘现有最佳科学’提供者地位的做法深表关切。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本议程项目下，也存在于其他多个议程项目之中。”[13] 

COP30也未能就要求IPCC将其第七个评估周期（AR7）与2028年根据《巴黎协定》进行的第二次“全球盘点”保持一致达成一致。

COP30会场过道内展示的极端天气影像投影，呈现气候变化带来的现实影响。拍摄：戴晶晶 

此外，IPCC总结的是报告最终定稿前的最佳科学 ，具有一定滞后性。最新的科学结论比谈判节奏更让人焦虑。

今年10月，由23个国家87个机构160名科学家联合发布的《全球临界点报告》指出，世界正迅速逼近一系列灾难性临界点 ，而首个气候临界点已经来临，暖水域珊瑚礁的普遍死亡正在发生。[14] 

“IPCC报告依然是最重要的谈判科学基础，但它通常五年才开始更新，确实有些跟不上形势。”陈德亮说。他这次作为《气候变化科学十大新洞见（2025/2026）》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在COP30介绍报告成果。[15]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年度更新的方式，让谈判代表至少能掌握最新的科学背景。”在陈德亮看来，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过去对全球“碳预算”的判断可能过于乐观。 

他指出，传统假设海洋能够吸收约25%-30%的二氧化碳，包括亚马逊雨林和高原地区等陆地生态系统，也能持续发挥稳定的碳汇作用。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随着海洋持续升温，其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正在减弱；陆地生态系统则因干旱、洪涝和森林火灾频发，碳汇功能显著下降，像亚马逊地区可能从“碳汇”转变为“碳源”。 

“这意味着，人类真正还能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可能低于此前的估算。”陈德亮说。

04

在不完全共识中前行

当多边谈判受阻、科学共识被削弱，COP似乎越来越难以回应外界期待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仍然要关心气候谈判？

在尼古拉斯·斯特恩看来，答案并不只存在于最终达成的协定文本中。“更重要的是，来自各方的人们能够聚在一起，讨论他们能做什么、如何互相支持、如何彼此学习。”他认为，这种持续发生的交流与连接，才是各届COP真正的关键故事。 

高层合作出现裂缝，次国家政府以及更小尺度的社区开始显现出更重要的意义。地方层面的行动与解决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治理断裂的重要支点。

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现身COP30时，马军形容他“掀起了一阵旋风”，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会怎样”。

加州的发声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美国地方层面在气候议题上的存在感。纽森在现场抨击了特朗普政府的在气候政策方面开倒车，称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令人憎恶的，是一种耻辱”。他同时强调了加州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在清洁能源方面取得的成就。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美国联邦政府的立场并不能代表全部。许多州政府、企业及学术机构仍在积极推动清洁能源与低碳转型。他特别提到，由美国地方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组成的“America Is All In”气候联盟持续开展行动，并与中国部分省份建立合作机制。[16]

11月14日，COP30会场过道内出现抗议行动，抗议者举牌呼吁“kick big polluters out”。 

如何消除气候谈判与公众间信任的鸿沟，建立起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是另一个难题。

姚喆认为，除了外部环境的限制，气候大会还有一些内生挑战值得重视。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气候谈判与现实世界越来越深的脱节。 

“气候谈判需要能更直接、更及时地回应现实发展中的需求和问题，而不是‘自说自话’地不断制造新概念和工作流程，却对实际问题的解决难有实质帮助。“姚喆说，在承认气候多边治理不可或缺的前提下，如何改良气候谈判机制，也是未来几年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COP30英国角举行的一场边会上，包括全球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阿代尔·特纳在内的与会者指出，能源转型共识的削弱，既源于能源价格高企、能源安全焦虑，也与加息周期下资本成本上升及政治极化加剧有关。[17]

多位发言者认为，重建共识的关键在于让更多人切实参与转型过程，气候行动与产业政策、地方经济和具体就业机会是重要的抓手，并需要通过强化地方层面的参与和去中心化治理，重建公众对能源转型的信任。

马军也指出，在全球气候治理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多边谈判已难以推动转型，必须引入更强的公众参与机制，对自下而上的路径更有信心。“不能只靠政府之间谈，还要把公众真正带进来。”他说。

在他看来，许多领域之所以减排长期停滞，正是因为成本无法分摊，各方相互观望。“如果没有公众表达和市场信号，绿色溢价就无法被合理分担，转型就转不动。”马军表示，破解这个僵局，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和信息透明。 

“我们与其坐而论道，天天陷入这些矛盾不可自拔，不如俯下身去推进事情。”马军说，“就像亚马逊河一样，有阻碍我们就绕过去，我们最终还是走向它的目标。” 

同样的比喻还出现在了COP30的开幕致辞，UNFCCC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说：“亚马逊从来不是孤独的河流，而是由上千条支流共同构筑的庞大水系。气候行动的推进也是如此，必须依靠国际合作的万千细流汇聚成海。”[18]

在多边机制承压的时代，COP或许不再能创造出《巴黎协定》一样的惊喜，但它仍是这些支流得以相遇、交汇、彼此确认方向的场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