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熊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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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院系调整前后，中国多所高校都迎来了得力的领导干部：北京大学（江隆基）、清华大学（蒋南翔）、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施平）、东北人民大学（匡亚明）、山东大学（华岗）、哈尔滨工业大学（陈康白、李昌）、武汉大学（李达）、复旦大学（陈望道）、交通大学（彭康）、华中工学院（朱九思）、北京矿业学院（吴子牧）、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魏景昌）……

从1948年起就投身于教育工作，先后创办过三所高校（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黑龙江大学），还在另外两所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担任过一把手的刘达，是这些领导干部中的重要一员。他在以上五校起到了奠基或力挽狂澜的作用，在广大师生中建立了极好的口碑。他的优秀品德、他五校注入的文化基因，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继承。

刘达离开人世三十多年了，还是非常受人怀念。在数以百计的纪念文章和题词中，从普通教师（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永谦）、大学党委书记（如清华大学前党委书记方惠坚），到教育部领导（如前教育部长何东昌），大家普遍说刘达是教育家。

偏偏刘达本人拒绝接受这个头衔，他在生前还曾详细向忘年交张永谦陈述过自己的理由：

当教育家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有，但不系统，不完善。我自己不教书，我非常尊重专家和教授。到科大上任之初，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拜访在科大任教的教授和科学家，形成了我对办好科大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加强基础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加强学生的实验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我到清华大学，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拨乱 反正”，为一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有些办学的想法还没有条理化、系统化（主要是想办成文理并重的大学，摆脱旧模式的束缚）。所以，应该说我懂得学校的工作，解放后对党的教育事业有一点贡献，还不能算是教育家。【1】

刘达究竟是不是一个教育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刘达的这段自述，则是理解他的教育生涯的一把钥匙。

正如刘达所言，他有教育思想。这些思想一方面来自于他接受过的学校教育，一方面来自于他本人的办学实践。

刘达原名刘成书，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西乡新站村一个较为殷实的农民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15岁就在父亲张罗下娶了妻。1929年，他改名刘成栋，考入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该校位于黑龙江省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据刘达回忆，它有图书馆、博物馆、仪器馆和众多体育器械，设施很完善。“许多教师都是从关内用高薪聘请来的。他们学识渊博，教学上深入浅出，因材施教，教学质量很高。”【2】刘达在这里不但学习了一些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还对如何教学、如何办学有了初步认识。

刘达刚进入师范三年级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1931年11月初，马占山将军率部在距离他们学校不足70公里处顽强抵抗日寇的进攻。遗憾的是，齐齐哈尔还是沦陷了。

1933年春天，22岁的刘达辞别父母妻女，和同学王喜民、韩相励等结伴逃出沦陷区。他去了北平，一边到东北中山中学高中补习班学习，一边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组织的活动。

1935年暑期，他改名刘骥，考入录取率很低的北京辅仁大学，就读文学院中文系。北京辅仁大学创建于1925年，是一所实行美国式教育的天主教大学。校长为美国本笃会会士，副校长为基督教新教信仰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由后者长期执掌校政。学校约有半数教师为外籍，半数教师为中国籍。学校形成了“以中西文化的融会与贯通为宗旨，在教学方法上以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为目标，实行严进严出的教学管理，以精英人才为培养目标，在学术研究上强调’动国际而垂久远’等办学特色”【3】。辅仁大学尽管办学时间不长、规模不大、毕业生不多，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才比例却很高，它也因此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一道，被并称为北平四大名校。

刘达在北京辅仁大学的证件照 ，来源：《刘成栋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年龄偏大的刘达，耳濡目染之中，对严格的美国式大学教育，尤其是其组织管理，自然会比普通同学有更为深入的体验和理解。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于蔡元培、梅贻琦、陈垣等人的教育理念（如“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等）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

刘达不但是好学之人，还是英雄志士。1935年，他热情地参与到“一二·九”运动之中，并于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各种活动，难免会缺课、迟到、早退。尽管刘达考试成绩不错，还是于1936年7月因旷课过多而被勒令退学，进而变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他从北平前往延安接受培训。12月，他到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从事抗战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为了工作需要，他改名为刘达。在建设根据地的过程中，他的行政管理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有不同凡响的体现。

1945年8月，刘达被任命为大同市委书记兼市长。不久，他又被改派到东北，名字也改回刘成栋。1946年4月，他被任命为哈尔滨市——由解放军控制的全国第一座大城市的市长。随后两年多，他“就是敢干，敢负责任，看准了的事情就干”【4】，千方百计治理这个大城市，全力以赴支援前线。他尊重有知识、有专长的人，哪怕他们有历史瑕疵或疑点，也想方设法保护他们、使用他们的专长。

1948年8月，刘达主动向东北行政委员会请缨，提出要从无到有创办一所农学院。他被任命为拟创办的东北农学院的院长【4】。就这样，刘达从此和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5】。

随后十来年，刘达在黑龙江先后创办了东北农学院（简称“东农”，后改名为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学院（简称“东林”，后改名为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三所高等院校。他衷心喜欢这方面的工作，中间虽然一度被调到北京去当林业部副部长、森林工业部副部长，他还是设法辞掉那些工作。他也不肯当黑龙江省管教育的副省长，而是坚决回学校当校长【6】。

在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怎么创办高等院校？刘达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他有在北岳地委和哈尔滨市政府等工作场所练出来的敢于面对任何新挑战的精神，走群众路线、向内行学习的“法宝”和敢于尝试、不怕犯错误的态度。当然，还有在著名大学当学生的体验，有在学生年代就已习得的蔡元培、梅贻琦、陈垣等前辈教育家办学的理念。综合起来，他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了大力气：

1）基础建设。选择合适的建校场所，请专业设计师设计校舍，请专业施工队为学校盖“一百年不落后”的优质图书馆大楼、教学大楼或大礼堂，盖良好的科研楼、宿舍楼、食堂等，还汇出巨款到上海去购买仪器设备，努力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科研环境、生活环境，以此来表明这是一所有长远打算的正规大学，是英才所寻觅的用武之地。在战争刚刚结束、经济十分困难、百废待兴的年代，做这种选择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些领导觉得这么做太浪费，批评刘达，一再要求学校改变设计。可刘达坚持按原设计来施工。他还把检讨油印了几十份，谁让他检讨就送去一份【7】。

2）师资建设。亲赴沈阳、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千方百计延请名师、优秀学者来学校任教，并确实靠诚意把农学界的王金陵、畜牧界的许振英、农机界的余友泰、林学界的阳含熙、邵均、刘慎谔、周慧明等知名专家请了过来。他还用高薪请来了一批白俄专家、苏联专家来校任教。作为新建学校，从外国、外地、外单位挖到很多名师来当然不现实。所以他还同时以举办教师培训班、提供科研条件之类方式，来努力培养师资，以促使本校的青年教师逐渐成长为名师、大师。其中蒋亦元等后来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3）校园文化建设。尊重知识，爱惜人才，重用专家，不愿意批判、折腾知识分子，不主张在师生中打右派，反对在他们中间“拔白旗”，努力在学校营造宽松的氛围，遵从教育规律的氛围。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刘达想开展的，是他在辅仁大学亲历过的那种正规的、与国际接轨的大学教育。刘达的这些办学举措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东农、东林后来都成为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校。若非他在黑龙江大学主政时间过短，该校也可能取得更高的地位。从《刘成栋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的众多十分真诚、高度褒扬的纪念文章可以看出，东农人、东林人对刘达十分敬仰，非常认可他在建校和奠定校园文化底色方面的贡献。

1963年5月，刘达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哈尔滨，只身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党委书记。他的名字又从刘成栋恢复为刘达，并从此定了下来。

相比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中国科大有不同的目标，要培养的不是农业、林业的专业人员，而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拔尖人才或者说科学家。而且，此时的中国科大已有一套实施了5年的培养方案，并面临机构改革、精简人员之类棘手难题。他该怎么做？刘达又到处“溜达”，和各种人谈话，尤其是到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向科学家请教。在调查了三个月之后，他成竹在心，并在随后几年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些举措：

1）大力推进师资建设。以往中国科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科学院的附庸，其师资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各研究所。刘达想让中国科大成长为一所独立的高校，决定为学校建立独立的师资队伍，从1963届起，每年让百来名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而且着力培养他们，要把他们“五年提讲师，十年培养成副教授”。1965年初，他又顶着风险将马上就要调出中国科大的百余名“处理品”留了下来【8】。这两项措施为中国科大留下了四五百名专职骨干教师，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调整中国科大的系科设置，把1961年以来的12个系、30个专业合并成6个系、24个专业。中国科大的系实际是和研究所共建的，规模本来就不大，此前系与系之间交流得不够，并到一起后，同学之间的交流增多，学科交叉也就更容易发生了。系的名字也从以前不易为外人所明白（如“物理热工系”、“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改得通俗易懂（如“物理系”、“化学系”），以方便相关机构了解中国科大，接收其毕业生去就业。早在1961年底，在学习《高教六十条》时，中国科大党委就讨论过此事，并在不久后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及相关各所的党委商量过调整方案，但由于牵涉到多出干部的安置等棘手问题，长年未能解决。刘达以他一贯的果断和魄力，于1964年的春季学期，快刀斩乱麻，解决了这个问题。

3）推行学分制、减少必修课，允许自由选课、免修、自学、加选、跳级、提前毕业等。这些因材施教的改革措施给授课老师增添了竞争压力，扩大了学生的自由度，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竞争意识。虽然这些改革仅进行了不到一年就被冲掉了，但它们牢牢刻到了中国科大师生的心中，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大重新实施这些措施、并迅速成为全国教育改革的先锋奠定了基础。【8】

遗憾的是，刘达在中国科大施展才华的时间非常短。

刘达与张恒烈（1984年12月摄于南京，陆宗伟提供）

1972年9月26日，在张恒烈、董会双等“干联站”人员的长期努力和生死之交王震的大力帮助下，刘达终于得以“解放”，并重新担任中国科大的党委书记。此时的中国科大已和中国科学院脱离组织关系，流落到了安徽合肥，校舍十分狭小，教师大量流失，整个学校濒临解体。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刘达又采取了哪些举措，让科大起死回生呢？

1）设法把学校迁回北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刘达不但团结以前反他的干部，几次打报告，还以花甲之龄亲自去北京奔走。虽然因种种不可控因素并未成功，但还是得以让中国科大重新归口中国科学院管理【9】；同时让安徽省委认识到，要留住中国科大必须满足它的一些需求（譬如给中国科大一些合肥户口，以方便其调入人员）。

2）办教师进修班（俗称 “回炉班”，分为两期），为绝境中的中国科大培训师资。此事是1972年下半年由何天敬、赵宝路等没有接受完整大学教育的1970年留校毕业生集体提出，由刘达批准的。用“前十七年”的已被否定的教育方法来培训他们，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些决策的后面，具体的操作之中，体现了刘达大无畏的精神，和较为高超的政治智慧。

说较为高超，是因为“回炉班”没能百分百达到预期目标。进修一班只学了三个学期，进修二班只学了一个学期，就被迫关闭。

图4 中国科大教师进修一班结业照（冯焕清提供）

1975年11月，为了中国科大的团结和发展，刘达黯然离开中国科大，调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6】。

1977年4月，年近古稀、本已“对学校有点心灰意冷”的刘达，再次迸发生命激情，到清华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革 委会主任（后来改为校长）之职。这一次掣肘相对较少，刘达较为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做成了一些大事：

1）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4月刘达到清华时，面对堆积如山的要求甄别平反的案卷，刘达以大无畏的精神，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迅速恢复了何东昌、艾知生等人的领导职务，然后带领这些被“解放”的清华人，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逐一复查冤案，做出书面结论。

清华的人心迅速安定了下来。不仅如此，刘达在清华如此大手笔的拨乱反正，还令整个教育界为之一振【10】，并带来了显著的示范效应。譬如，刘冰平反后，被派往兰州大学当校长兼党委书记。下车伊始，他就开展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迅速改变了兰州大学的风貌【11】。

2）改善学校教职工队伍的结构。八百名1965年入学、1970年“毕业”的八百名“八个月大学生”（何东昌语），被作为“新工人”留下来；然后，又陆续留下了数百名工 农 兵学员。这些人占据清华大学一千余个职位，不仅令清华教职工队伍膨胀得厉害，更重要的是，还将长期损害清华的学术水平。经认真研究，刘达决定将不适合在清华工作的一千多人调离，并举办“回炉班”，对还留在清华的回炉再造。

3）把清华从工科院校转变为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本来是一所驰名中外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将文科、理科等划分出去，被改造成一所单纯的工科院校。刘达不认可这种定位，采纳一些教授的建议，决定“加强学科建设，适当增加理科、管理学科和文史学科，先后建立了应用数学系、物理系、经济管理系等，将清华大学逐步从工科大学发展成为以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12】此举扭转了清华的发展方向，经过随后二三十年的建设，清华在生物、化学、数学、物理、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乃至哲学、历史学等领域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又恢复成为了一所综合性大学。

除此之外，刘达还采取了一些别的举措，如撤销清华的绵阳分校、三门峡基地、团河农场、西山林场，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修缮受损严重的“清华学堂”等历史建筑，等等。

总的说来，刘达这些举措非常得人心，对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令他成为了清华历史上最受尊重的校长（或党委书记）之一。

1982年，清华基本完成了恢复和调整工作，开始进入“着重提高”的阶段。已经71岁的刘达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他不栈恋权位，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于当年辞去了党委书记职位，第二年（1983年4月）又辞去了校长职位。清华人实在太感激他，授予他“名誉校长”称号——在迄今为止的清华大学110多年历史上，刘达是唯一一位“名誉校长”！

晚年的刘达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之职，还不时到全国各地去从事教育方面的调研工作。可以说，他魂牵梦萦于国家的教育工作，直至生命的终点。

介绍完刘达一生的作为后，可以回答最初的提问了：刘达究竟是不是一个教育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定义问题。何谓教育家？在日常语言中，这个词常被用于指代以教育为业的人，就像科学家常被用于指代以科学为业的人一样。有些人从事教育工作，一干几十年，可以说是教育工作者，也可以说成是教育家。

若要求高一点，则不但要求工龄，还得有突出业绩。“家”，成名成家，意味着成绩在同行中应当出类拔萃。在教育领域一干几十年，跟同时代的同行相比，成就很突出，那种超出一般的教育工作者的人，可以说是教育家。

还可进一步提高标准。不但要有辉煌的教育业绩，还得有关于教育的独到理念、系统思想。只有做到了这些，才算是真正的教育家。但对大学校长而言，独到的理念、系统的思想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前贤已经留下了很多好的理念、制度、政策、文化，它们是需要坚守，需要维护的，在社会发生巨变、从上到下的大量人员被冲昏了头脑的情况下，坚守过去行之有效的业界常识，也是非常必要的。

还可换个角度来看。科学家是分等级的，有报纸中的、期刊中的，也有教科书中的。有影响仅限于一个学科的，也有影响跨越学科的。有只产生短暂影响的，有影响上百年、数百年的。有不入流、三流、二流、一流、超一流的，也有几十年一遇、数百年一遇的，等等。教育家同样也可以分等级。有的影响仅局限在他工作的时间和他工作过的学校。有的影响超越了他所工作的时空。蔡元培、梅贻琦在二十世纪早期提出的理念，还在对当前中国的大学教育产生影响。而创办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柏林大学的洪堡，其理念既跨越国境又跨越时代。孔子、墨子、佛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诸子，都属于教育家，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巨星。

刘达是不是一个教育家？若把教育家定义为教育工作者，那他当然是。说他是同代教育工作者中成就突出的，那也没问题。论他对东北农大、东北林大、中国科大、清华大学的影响，也都超越了他担任校领导的那些时代。刘达有教育思想，但未必系统；他有教育理念，但未必独到。从他存世的少量相关讲话来看，他深受梅贻琦、蔡元培等前辈的教育理念的影响。相比那些“立言者”“造钟人”“功人”而言，他更多是“立功者”“敲钟人”“功狗”。很难说他是优良的大学传统、大学文化的创造者，但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实践者、维护者。

他的主要贡献是，能本着自己的良知，本着自己的朴素认识，从他接触过的大学的好制度、好传统、好文化出发，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努力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他们那一代高校领导人中特别出类拔萃的。他也被为“杰出的教育家”。

图源：《刘成栋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不管刘达是什么等级的教育家，他都在工作过的高校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在他离职之后的很多年，他参与创立的制度、参与塑造的文化、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等等，都还在影响这些高校。而他敢于坚持真理、绝不违心认错的英雄气概，更有持久的学习价值！

现在，国家迫切需要创建世界一流高校，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方面，要走到世界最前列去。而世界一流高校都有自己的个性——有风格不一的大楼，有各有所长的大师，有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能从世界各地吸引来个性鲜明的优秀学生。要创建或维护这类高校，必须要有独立的教育家或教育实干家作为主体和核心。

当前中国很多高校都有了巍峨的大楼，有了较好的设备、较多的研究经费，部分高校还从海内外吸引到了一些不错的教师，每年都能选拔出许多不错的学生。若能再出一些与刘达类似的实事求是、尊重教育规律、有独立思想的教育实干家或教育家，则中国离教育强国的目标就越来越近了！

致谢：陆宗伟、冯焕清、周荷琴、何天敬、刘祖平、罗玉平、何世平、明海、许子明、朱天相、黎懋光、刘渝珍、谢文梁、朱亚宗、阮耀钟、孙长礼、朱清时等中国科大的学长，东北农业大学前校长刘文周教授、前校长助理徐建成主任和《不弯的脊梁：著名教育家刘达传》的作者虹静女士接受了我的访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金富军副主任接受了我的咨询并提供了相关史料；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潘亚男馆长、王兰馆员为我查档提供了方便。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