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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未能兑现“扛个诺奖回来”,却成为三位诺奖得主的投资人

编者按:
 
今年年初,在江苏海门的一隅偏僻之地,由百奥赛图主办的模式动物与医药产业大会上突降一位神秘嘉宾,他就是杨志博士。现场大多数听众对他并不熟悉,但是当他在一个多小时里娓娓道来自己的“传奇”人生时,很多人都被这位CUSBEA首届访美学者从科学家到企业家,再转变成投资人的经历所吸引。南方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傅新元曾经说,“杨志是我在CUSBEA 训练时的室友,也是我在洛克菲勒大学工作时的同事。我们俩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实验室讨论科研。他是我见过的最具有原创力的科学家之一,仅仅做投资,实在可惜了!”
 
撰文|叶水送
责编|徐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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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杨志博士以首届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访美学者身份出国留学,曾怀揣着“要扛一个诺贝尔奖回来”的壮志雄心。
 
可当他从美国生命科学领域的顶尖学府洛克菲勒大学获得教职后,发现自己连生存都成问题,于是不得不跳离学术界进入工业界,之后又因为各种机缘巧合跳入投资领域,成为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投资人。
 
在生物行业里摸爬滚打二十余年,杨志找到了一条非同寻常之路,从“不成功”走向“成功”。他说,“创业是一个九死一生的昂贵游戏,是一个由死向生的过程。成功是小概率事件,不成功则是大概率事件。”
 
在他60多年的人生履历中,经历过许多“不成功”的事,也做过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选择:插过队,下过乡,参加了1977年恢复的高考;通过CUSBEA项目,成为首届访美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却又全身而退。
 
每一次人生角色的重大转变,他称之为“走投无路、逼上梁山”后的艰难抉择。
 
被逼梁山,成为一名“梁山好汉”
 
杨志与《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杨志同名,事实上,他们连遭受的坎坷境遇也是惊人的相似。因此,杨志很喜欢将自己同《水浒传》中的杨志进行类比: 人生的诸多选择,很多时候都是“被逼梁山”后的无奈之举。
 
1955年,杨志出生于北京。当年他在插队时,就是一个不太“安分”的人,既是顽皮少年,也是带领一个山村、有勇有谋的生产队队长。在这期间,杨志经历了许多“传奇”故事。当年他为解决村民喝水难的问题,差点把自己的性命丢掉,此处略去五千字,日后待续。
 
“插完队回城时,很多同学都分配了好工作,我却被分配到北京全聚德饭店,”杨志回忆道,“我家所有的亲戚都在笑话我,当时我感觉人生很低潮”。这也迫使他突破困境,向另一个方向转变:进入大学学习。
 
当“知识的春天”来临时,他抓住高考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武汉大学77级病毒系的一名大学生。
 
“上大学时,我犯了一个‘错’:谈恋爱。因此老师总认为我的思想有问题。毕业时,很多同学都能够分配好的工作,而我只能去一个小县城的卫生防疫站。”杨志说,“可我不想去,于是对老师说要去西藏。”
 
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好去西藏的准备和打算,为了最后一搏,他只好选择去考研究生,以免真的要分配到西藏工作,最终,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生。
 
由于英语成绩突出,“比有些英语专业的人考得还好”,再加上总分第一,于是杨志被医学科学院推荐去考CUSBEA项目,当时这个项目由全国各科研单位推荐学生参加考试,只有前几名的学生才有这样的机会。
 
CUSBEA项目由已故著名美籍华裔生物学家吴瑞发起,先后向美国输送了400多名优秀学子,如今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是全球知名院校的教授、企业高管或投资人。为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要不要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杨志也是纠结了一番,“如果这次没考上,我还是不能回医学科学院继续读研究生,而是要回到武汉大学,由他们来给我分配工作。如果是这样,我还是有可能被分到西藏,所以我当时很郁闷。但最后,我决定破釜沉舟,要么毁灭,要么辉煌。”
 
那次CUSBEA考试,试卷全都是英文。当他考完,觉得自己考砸了,因为有很多试题没做完。去西藏工作的“阴影”一直挥之不散,让他忐忑好一阵子。可能因为当年考生的英文水平都不够好,他顺利通过了CUSBEA考试,赢得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
 
“很多事情,都是逼上梁山,逼一下就会发挥你的潜能,不逼的话,就那么过去了。”杨志说。
 
为了养家,放弃教职,进入工业界
 
1982年,杨志作为CUSBEA首届学者中的一员,前往美国留学。“当时国家派了四十多人去美国各大高校学习生物学。国家给我们的任务很简单: 扛一个诺贝尔奖回来。所以当时所有出去的学生都有一个使命:就是为国争光,不要给国家抹黑。”杨志说。
 
来到美国,他怀揣着中国医学科学院给哈佛大学华裔生物学家Alice Huang的一封信,来到了哈佛大学。
 
Alice Huang的中文名叫黄诗厚,其父亲是一名中国孤儿,后被美国传教士收养,带到美国,之后又回到中国传教。黄诗厚出生于江西南昌,后回美国求学。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微生物学家,还是大名鼎鼎、诺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的妻子。
 
当杨志见到黄诗厚时,她当即表示,“我认你做我的学生。”
 
随后,杨志便开始了在哈佛大学的求学生涯。当时这里汇聚了许多至今仍在影响生命科学发展的天才科学家。他回忆道,“当时哈佛大学生物系主任沃尔特·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是我的论文委员会主席,我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巴尔的摩是吉尔伯特的学生,而吉尔伯特又是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的得意弟子。”
 
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他的人生开始跟一众出色的生物学家有了交集。先后获得微生物硕士以及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后,1990年,杨志与巴尔的摩一起来到了蜚声世界的纽约洛克菲勒大学工作,他的职位是助理教授,巴尔的摩则任该校校长。
 
在那个年代,能在国外高等学府求学已是出类拔萃,而在其中任教者更是凤毛麟角。然而,杨志同样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学术青椒”面临的生存问题。
 
“洛克菲勒大学位于纽约曼哈顿区。当时在纽约住房很贵,尤其是在第一大街、富人区那块。我每月的工资的2/3都进了房租,我不得不向校方提出申请补助”,杨志无奈地表示,“我成了贫困户,剩下的钱,刚刚够吃饭。”
 
这也为他日后离开学术界,跳入工业界,埋下了伏笔。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他的这一选择。“我当时其实还有一点存款,但我太太一时眼拙,被纽约的诈骗团伙骗了,卷走了全部存款。当时情况变得很危急,我家老二又出生了。”
 
面对这种情况,校长巴尔的摩也在帮他出主意,杨志回忆,“当时巴尔的摩对我说,你有一个同班同学,在加州做得挺不错。过两天,他来纽约跑马拉松。你们到时候可以谈谈。”
 
事实上,杨志当时对工业界没有太大兴趣,但他坦言,面对3.5倍于他的教学工资时,他心动了。于是“我从洛克菲勒大学借了5000美元,把家人从纽约接到了加州。”杨志无奈地表示,“虽然我想做学术研究,但我完全破产了。这是被逼上的梁山。”
 
“但结果也不一定是坏事,这家公司一年后就在纳斯达克上市。又过了一年,就卖给了一家名为山德士的公司,现为诺华。我手里的期权让我有了第一桶金。从此上了梁山泊,当了梁山的好汉。”杨志笑道。
 
成为三位诺奖得主的投资人
 
之后杨志进入了投资领域,成为一名投资人,做得也风生水起。
 
在被投资企业家眼里,“杨志是一个非常睿智、非常果断的投资人。他渊博的学术功底使其能够跟创业者在公司发展决策上形成共鸣,从而减少沟通成本。”百奥赛图创始人沈月雷博士表示。
 
“2000年至2005年,我投了13家企业,其中三家企业的创始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志表示。这三位分别是吉尔伯特(Memory Pharmaceuticals, Paratek Pharmaceuticals),鲍勃·霍维茨(Bob Horvitz,Idun Pharmaceuticals)和埃尔克·坎德尔(Eric Kandel,Memory Pharmaceuticals)。
 
投资Idun制药公司的故事,让杨志至今印象深刻。但当时公司的LP(有限合伙人)认为,投资Idun公司风险很大。但高风险的背后,也意味着获高额的回报。
 
Idun制药公司的创始人是诺奖得主鲍勃·霍维茨(2002年获得诺奖)。1999年,这家在细胞凋亡领域有300多项专利的公司准备上市,当时估值8亿美元。但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出现了,很多大公司都不再需要它的服务。由于缺现金,投资公司只给它1.5亿美元的估值。
 
杨志说,“霍维茨觉得太低,没有接受。到后面,就没人拜访他们,再后来他们的资金链快要断了。在这种情况下,霍维茨急了,四处找人投资。”
 
杨志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我当时压低估值,跟霍维茨说,给他2500万的估值。他考虑了一下,接受了。”但这个决策对杨志所在的投资公司来说,并非是件好事,因为他的公司当时还非常小,公司的有限合伙人认为他“承担了一个巨大的风险”,这是因为“当时我向霍维茨承诺,如果没有其他公司一起参投,我要为这个项目兜底。” 杨志表示。
 
“有时候,逼上梁山也需要靠一点运气。”杨志说。但当时他其实也有些着急,不断邀请大投资公司参与进来,由于他的公司没名气,大多数邀请都石沉大海。等了一个多月,转机突然来了,霍维茨因发现细胞程序性凋亡机制,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于是采访的媒体纷至沓来,“当时有记者问霍维茨,这些发现未来能干什么,他说,可以用来攻克癌症或其他疾病。他还说,在圣地亚哥他有家Idun公司正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杨志说,“采访登报后,很多人都找到了我们,都想投资这家公司。”
 
这轮投资完成后大约一年半,辉瑞花了3.75亿美元收购了Idun公司。
 
回忆这段往事,杨志说,“有时候遇到困境,多坚持一下,也许就会有柳暗花明的时候。”
 
中国医药产业谁主沉浮,仍旧未知
 
早在10多年前,杨志创立了百奥维达中国(BioVeda China Fund)。截至目前,他在国内投资了40家企业,对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优势与弊端非常清楚,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近几年,国内生命科学领域创业的整体势头蔚为可观,科学家创立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大力鼓励研究者转化自己的项目。
 
对此,杨志认为,“现在出台政策鼓励科学家创业,我觉得没必要。只要把政策放在那里就行,所有的人都去经商,沉淀就少了,科研实力就差了。实际上,更要鼓励基础科研。”
 
“现在这个领域还比较浮躁,科学家也比较浮躁。美国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努力,才把这个领域真正弄清楚,并结出经济的果实。我们现在还是在学日本的做法:如何弯道超车。弯道超车,可以用cut corner来讲,它也有投机取巧的意思。中国要想在生物医药领域超过美国,一定要像当年的美国一样,沉淀自己,一定要有持续的投入。这就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无论多大损失,一定要到达陕北。到了陕北,三军尽开颜。”杨志说道。
 
但与此同时,他对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的前景充满乐观,“投资人都愿意投出一个基因泰克、安进、辉瑞,中国有这个机会。我觉得她现在还是一张白纸,谁最后胜出,谁主沉浮,仍旧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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