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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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7月16日，全国电力负荷再次创下历史新高，首次突破15亿千瓦。在满足中国持续增长的电力需求的同时，该如何平衡阶段性供需的压力，特别是在夏季高峰期？

蒋莉萍：如何满足最大用电负荷的需求一直是电力系统规划研究和方案制定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即使在没有高比例的风能和太阳能的情况下，这依然是电力规划中的核心内容。

我们通常会按照年最大负荷来进行装机规划安排，但尖峰负荷的出现的时间并不多，通常占全年的比例非常小，比如，最尖峰的5%负荷在一年中累计出现的时间基本上只有100小时左右。那么是不是值得为了这100小时左右的负荷需求，准备非常昂贵的发电机组？

实际上，通过对用户需求的管理，可以规避一部分尖峰时段的用电需求，从而减少新增装机。

只不过，对于电力需求一直处于较快增长的国家而言，比如改革开放后的我国，逐年的电力需求增长完全可以很快地“消化”掉这些为尖峰负荷所配套的装机。因此在之前的规划安排中，我们暂时可以不用过于担心这个问题。

但到2040年左右，全国的电力需求可能会达到饱和。那时，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在不增加过多高成本发电机组的前提下，有效规避尖峰负荷，以减少投资压力。

现如今，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在讨论：需求侧管理（DSM）和需方响应（DR）。需求侧管理侧重的是在负荷尖峰时段，通过减少用电量来应对负荷波动，注重电力系统的供电可靠性和安全稳定性。

而需方响应的意义更加广泛，除了应对尖峰负荷外，它还要与可再生能源发电侧的波动进行协调，并更注重实时调节，比如在分钟级甚至秒级上去适应发电侧的波动，通常按功率（kW）来计量，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虚拟电厂、V2G（Vehicle-to-Grid）、空调负荷的调节、储能设备的使用等，都可以纳入需方响应的范畴。

前者（需求侧管理）是一个基于计划的管理概念，后者（需求方响应）是一个基于主体的市场化概念。

知识分子：15亿千瓦的用电负荷在规模上相当于中国的火电和核电机组100%满开，风、光已事实上成为中国发电侧的重要力量。风光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是否会对电网的调度与负荷平衡带来挑战？有哪些应对措施？

蒋莉萍：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并不总是与负荷的需求同步，这确实是电力系统运行中非常复杂的问题。

包括抽水蓄能在内的储能技术可以帮助解决部分问题，尤其是在一天的时间尺度内。其次，常规机组的支持依然不可或缺。尽管很多国家在讨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但我们观察到，在各国电力低碳转型的未来电力供应结构中，常规电站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基础电源。

例如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认为需要保留一定规模的天然气发电，因为我国的资源禀赋，所以出现在远景方案中的是一定规模的燃煤机组。煤电和天然气发电的燃料都是含碳能源，它们在系统运行和调度管理中的作用类似，都是常规电源，都是在系统中提供稳定电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燃煤发电和天然气发电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如果我们未来能够实现碳捕集与封存（CCUS）技术，那么无论是气电还是煤电，都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用什么燃料本身，而是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和供应安全是必须要得以保障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煤电永远是唯一选择。未来，天然气发电可能会逐渐取代部分煤电，关键在于经济效益和供应能力的平衡。

电力供应的充裕性和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对于现代经济社会至关重要，缺电和断电问题是每个国家都不愿看到的。随着风光预测的技术日益准确，电力调度和运行的可靠性将得到极大提升。尽管如此，风能和太阳能的季节性波动和长时间低出力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准确的预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安排机组运行，但若在某些时刻出现风光不足的情况，即使预测再精确，也无法解决没有电的现实问题。

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氢能对电力系统运行的作用？

蒋莉萍：我个人并不认为氢能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解决电力系统的储能问题。更重要和有现实意义的是，如果未来氢能将成为一个独立的能源使用系统的话，它与电力系统之间在发电、输电和使用环节上会产生协同效应。也就是说，在未来构建起一个以氢能为终端消费能源的使用体系的同时，可以有助于解决新型电力系统的长周期储能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需要放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更高层面来予以考虑。

这个问题，实际上带出来的是如何通过不同用能方式之间的协同，提高新型电力系统乃至未来新型能源系统的供应保障度、稳定性和经济性问题。建筑用能可以作为一个很具体的案例，它们并不仅仅需要电，还需要热能、照明和动力等不同形式的能量。因此，建筑用能不仅仅是电力系统的负荷，而是一个综合的用能体系。从这个角度看，电力系统可以与其他能源形式协同，以满足不同的建筑用能需求。而在这个过程中，终端用户的需求响应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知识分子：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的冲击加剧了设备故障和系统不稳定的风险，例如极端高温推高用电负荷、干旱影响水电发电量等。电力系统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气候风险？

蒋莉萍：电网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敏感的系统，从电网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致力于解决波动性的问题。过去，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用户侧的波动，但现在的挑战在于，不仅用户侧波动剧烈，电力供给端的波动也在加剧，这就像一个跷跷板，两端都在剧烈波动，如何保持系统的平衡变得更具挑战。

如果说电力系统现在变得更脆弱，那确实是事实。全球范围内，如何增强电力系统的韧性，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韧性"这个词成为行业的热词，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对系统弹性和适应性的重新认识和重视。

关于未来大电网的角色，个人认为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配角，而是应该作为一个平台来发挥作用。“西葡大停电”等事件发生的原因，各方都有不同的说法，但至少有一点是共识，那就是必须加强欧洲大电网之间的联网。大系统可以为电网提供更多的资源优化和调配的空间，从而有助于提升系统的韧性。

此外，加强需求侧的响应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用户的用电行为是独立的，但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希望通过市场机制调动用户的主动响应，用户也能从中得到相应的经济性回报。具体来说，大用户可以根据电网需求，主动调整其用电行为，也就是调整其在不同时段的用电量。这种调整并不一定是强制性的，而是通过数智化手段，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灵活调配电力需求。

这实际上意味着，用户的用电行为以及他们在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中的责任分配将发生变化。这也将重塑未来电力系统的运行格局，甚至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各方在系统中的角色与身份。

在2006年前后，我就提出是否应该建立“能源公民”的概念——无论是新能源企业、煤电企业、电网公司，还是其他能源相关方，所有人都应共同承担维护电力系统安全、稳定、低碳和高效运行的责任。这就像一个国家的公民需要在宪法的规定下，遵守和履行各自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一样。每一个电力行业参与者需要从系统全局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履行责任、获得收益。

如果我们能真正建立起这种理念和行业格局，电力系统的韧性也会随之增强。这不仅是电力市场机制的进化，更是整个行业文化的升级。

目前来看，各方仍以各自立场为主，甚至存在“各自为战”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诉求。但关键在于，大家不能只盯着自己的那一部分利益，而要从整个行业的系统视角出发，在“共同蛋糕”的前提下谋求共赢。

只有当每个主体都坚持自己的职责、提出合理主张，并愿意在系统层面协同合作时，电力行业才能走向一个更加合理、有韧性的发展格局。这需要建立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意识和责任共识。

知识分子：过去的几年，风光发展的速度惊人，而电网建设虽然也有诸多突破，但面临着特高压送出通道建设滞后、配电网投资不足等挑战。您如何看待当前风光与电网协调发展的现状，是否存在着一些瓶颈？

蒋莉萍：的确，风光发展速度很快，因为它的项目建设门槛相对比较低，可以吸引到众多的社会投资者。风光和电网建设之间存在着不匹配的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是，风光项目的建设周期通常较短，而电网建设周期较长。因此，合理的规划引导至关重要，这有助于促进电源项目和电网的协调发展。

“红绿灯制度”——即红灯区和绿灯区的引导政策，是立足于解决不匹配问题的一种重要引导性的措施，目的是避免项目过度集中，防止投资失误。投资者应该理解，这是避免过度投资的“成本信号”，而不是单纯的“禁止建设”。

风光发展是大趋势，必须推进，并且要发展得好，才能最大化利用这些资源。我们有明确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和时间表，有决心要完成。但我们也不希望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成本过高，比如出现大量弃风弃光现象。因此，合理布局项目，控制发展节奏非常重要，加强电力系统各环节之间的协同，是实现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和电力的低成本转型的重要前提。

从经济角度考虑，电力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我们要确保所有参与的投资者能够获得合理回报，从而保障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电力行业首先是基础产业，我们要按需供电，而不仅仅是为了盈利，导致供远大于需。如果电力行业的投资者都因为亏损而退出，那么整个行业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这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电力行业并非一个普通的消费品产业，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需要在规则和理念上处理好这些问题，确保行业的健康发展。

知识分子：在分布式能源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未来电网在能源系统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转变？

蒋莉萍：分布式能源“就地利用”是一个基本的发展理念，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如果未来我们迈向一个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主导的系统，那么大电网依然是必要的，而且它的作用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现在常说的“通道”一般是指从能源电力资源丰富的A地把电送到负荷集中的B地，比如“送端”和“受端”的概念。但未来在高比例风光可再生能源的背景下，各地都有新能源，电力流动就不再仅仅是单向送电的关系了，而是区域之间的互济关系。

比如有时候A地有风光、B地无风光，就由A往B送电；而在另一个时刻，可能情况反过来，就是B地往A送。这时候的电网就不仅是输电网络，更是一个互补、动态调节的资源优化配置平台。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丹麦的电力系统。我们曾经算过它的电力结构——丹麦最大负荷是600多万千瓦，但它的总装机容量却是这个负荷的2.5倍以上。而且，它和周边国家之间的联网通道容量，也是600多万千瓦。

这就意味着，从理论上说（抛开现实的系统运行问题），即使丹麦自己的电站一度电都不发，它也可以通过与邻国的通道，满足其全部电力需求。

从全年总量上看，丹麦发电量和用电量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进出电量加减之后相对平衡；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从“年”缩小到“小时”，就会发现：它的电力通道全年都在频繁使用，全年8760小时中，有4000多小时都在进行跨境电力交换。

这说明什么？说明大电网（或跨区域通道）在这样的系统中，并不是用来（以年为时间单元）“远距离送电”的，而是用来实现小时级别的动态能量平衡。电力系统的特点就是：供需以光速进行实时平衡，几乎没有大规模储能可以缓冲，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动态、实时调配资源的平台，这就是大电网的价值。

在真正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系统中，大电网将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送电管道/通道”，而是一个按小时甚至按分钟在供需之间、地区之间基于各种发用技术的特点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平台。

知识分子：今年新能源开始全面入市，您如何看待《关于完善能源市场化交易机制进一步推动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意见》（发改价格〔2025〕136号）这一文件？

蒋莉萍：具体到136号文，我认为它的整体方向是正确的，是一种行业管理思路上的变革。但对于新能源发电企业而言，这份文件的出台可能带来巨大的焦虑，主要是担心收益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要真正进入市场了，不再享有过去那种固定电价的“保护伞”，而且，目前各省的电力市场规则本身还处于逐步推进完善之中。

我个人理解，136号文在大的政策思路上是很清晰的。它一方面明确要求新能源必须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在初期阶段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机制。当然，这种保护并不像当年“固定上网电价”（Feed-in Tariff）那样强有力，而更像是一根“保险绳”——虽然不够结实，但至少不会让你一开始就摔倒。

此外，文件还强调了地方政府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各地区要根据自身情况规划新能源的发展路径，并协调好市场衔接等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现实也非常必要的安排。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用户承受能力各不相同，中央不可能一纸文件解决所有问题。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执行力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从目前来看，地方政府的配套细则仍在酝酿中，并将逐步推出。这是一个考验各地主管部门的综合管理能力的时刻，是一个复杂且需要渐进推进的过程，确实牵涉面广，影响深远。

知识分子：如何在保证用电安全的前提下，推动电力系统的低碳化发展？

蒋莉萍：电力系统的首要任务始终是保障电力供应，也就是当用户需要用电时，系统必须能及时供电。现在我们提倡“合理用电”，但什么是“合理”，标准其实并不明确。“以电力行业的可持续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是电力发展的宗旨。

在此基础上推进低碳转型，目前最关键的就是充分利用好可再生能源。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仅靠电力系统自身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的电力系统，都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化石能源作为“基础保障”，主要就是为了在需要时能迅速响应、随时供电。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风能和太阳能具有区域性和波动性，部分地区存在“长时段低出力”的现象——不是电网无法输送，而是当时就没有风、没有光，也就是“无能源可用”。这种情况下，必须依靠化石能源作为兜底电源。我国的煤电，以及一定比例的核电，会在这类情境中起到支撑作用。核电的发电利用小时数很高，它并不适合承担跨季节的调峰任务，这仍需依靠常规电源来弥补。

国外可能依赖天然气，我们现在是煤炭，未来可能也会向天然气过渡。同时，如果未来氢能系统发展成熟，特别是在终端用能中占到20%左右的比例，那么与电力系统形成协同，也可能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但必须承认，氢能的广泛应用意味着要重构整个能源使用体系，这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在推动低碳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稳扎稳打，不能幻想“一步到位”。必须在确保电力安全和可控的基础上，逐步拥抱新技术、新格局。不能贸然“先破后立”，而是应当“先立后破”。

什么才算是真正的“颠覆性技术”？我的看法是，就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而言，颠覆性技术不一定是指全新发明、从未有的东西。很多时候，它可能是我们早已具备一定技术基础的方案，只是过去没有被充分利用。而当我们真正将其用好、用成熟，它就有可能对整个行业格局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比如，目前受业内专家看好的熔盐储热，可能成为一项改变行业格局的技术。与一些可能带来的环保隐患的潜在新技术相比，熔盐储热是一项相对成熟的技术，更为安全、可控、具备可持续性。

知识分子：您对“十五五”能源规划有何展望或者建议？

蒋莉萍：“十五五”能源电力规划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但同时我认为它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做好这项规划，将面临多重难题。

首先，是关于“达峰”的整体布局。我们该如何讲好“达峰”的故事？各个行业如何制定自己的达峰路径？推进的节奏和顺序如何安排？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全局效率问题。对国家而言，实现更高效、更有序的达峰至关重要。

回到电力行业本身，以往我们在可再生能源规划中，可以根据政策预期进行投资部署，投资者有信心也愿意参与。但到了“十五五”，情况不一样了。如果政策预期不明朗，地方政府的落实措施不到位，投资者的信心也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规划的实际落地可能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方法论上看，“十五五”的规划逻辑也必须发生变化。比如，以前我们并不要求每个省都进行调节能力的专项规划，但现在不同了。各地必须评估自身的调节需求，研究调节资源从哪里来，如何配置，等等。这就不仅需要科学的技术方法论，还需要与此相适应的市场机制，真正将调节潜力转化为现实能力。这一点，目前来看仍存在许多挑战。

更进一步，“十五五”所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一个能源电力物理系统的发展规模、结构与布局的问题，更涉及制度安排如何与新的发展要求和技术格局相适应。尤其是政策方向的变化，例如从传统的“能源双控”转向“碳双控”，这体现了国家治理思路的调整。规划不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工作，更是全局统筹的难题。

2025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新提法：宏观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各主管部门都密集出台了大量政策，这反映了大家对能源转型的高度重视。但对投资者和市场主体而言，政策太多、口径不一反而可能造成混乱，甚至带来方向上的不确定。这是当前最值得警惕的问题之一。

因此，在这个阶段，无论是对行业主体、投资者，还是对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都是极大的考验。“十五五”最值得期待的是：我们如何正视这些挑战，在制度安排和市场机制上取得并行突破。

知识分子：如果要给那些希望进入能源或电力行业的年轻人一些建议或分享，您会说些什么？

蒋莉萍：我认为，能源和电力行业是一个非常值得年轻人投身的领域。比较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高考填志愿时，这个行业还算比较受欢迎，但真正进入之后，年轻人可能会发现它的复杂性和挑战远超想象。

首先，不论是做技术工作，还是像我们这样从事政策研究，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是要具备宏观视角和系统思维。你不能把电力简单当作一种商品或者一项技术来看待，它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发展、经济运行以及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虽然“宏观视角”“ 系统思维”听起来像一句空话，但它确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最核心的能力之一。

其次，我建议年轻人要怀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精神。尤其是在当前推动“双碳”目标、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这个行业的使命感和社会价值是非常明确的。我始终相信，如果我们能把能源系统建设得更加高效、安全和环保，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就已经成功了一半。能源行业是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它虽不显山露水，但至关重要。

当然，坦率来说，这是一个回报相对稳定但不是暴利的行业。能源行业讲究合理回报、可持续发展，它必须稳定存在，但并不适合追求“暴富”。如果你想赚大钱，这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你想从事一个长期可持续、社会意义重大、又相对稳定的事业，能源和电力行业会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比如很多年轻人希望进入国家电网，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电网是连接发电、用户的关键环节，在电网企业，可以对电力系统有更加全面的了解，是有助于个人成长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是，除了国家电网，行业内还有很多其他富有活力的路径。比如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投身于综合能源服务企业，他们能站在用户的视角出发，思考如何打通行业与用户之间的链条，如何创新商业模式。他们非常有想法、有执行力，也展示出这个行业的另一种活力和可能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