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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幼教市场化的反思

编者按:

  最近,幼儿园虐童事件频频爆出,人们不禁问道: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何保障幼儿的安全?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认为,除了幼教队伍的质量与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对于幼教非义务教育定位的方向出了问题。他指出,在中国,学前教育是一个普遍的刚需,政府应该加大幼儿教育资源的供给,而非交由私立机构主导。

  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则认为,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市场化的程度还不够,开办幼儿园的行政门槛过高,导致有需求的人们选择过少,甚至没有选择。他指出,无论是公立幼儿园,还是私立幼儿园,处于开放的市场竞争之下,让家长们根据需求用脚投票,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幼儿园体系。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观点。欢迎投稿争鸣。

 资本驱动不可取,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

  撰文 | 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先是携程,后是红黄蓝,近期频发的虐童事件成为舆论的焦点。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追问:为什么受伤的是孩子,幼儿园怎么了?

如此频发,行为如此恶劣,很多人都批评质疑庞大的幼教队伍的质量与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认为是监管不到位所致。

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不容回避,但真的是监管问题吗?值得注意的是,虐童事件多发生于私立幼儿园,比如携程与红黄蓝幼儿园。同样的规范要求,监管,私立幼儿园为什么频发此类事件?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学前教育的非义务教育定位很可能在方向上出现了问题,绝不应该让资本驱动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学前教育。

在20多年前,中国效仿英美西方国家,逐渐明确把幼儿园等学前教育阶段确定为非义务教育,在此政策指导下,国家逐渐减少了这个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这个政策与法律界定,实际上很快就遭遇了现实的尴尬与冲突。

西方发达国家,往往社会福利比较完善,纳税以家庭为单位,有的国家一个人上班可以养活全家,没有工作的家庭成员享受相应的退税或减免。同时,社区公益机构等服务发达。在此社会文化制度中,学前教育并非必须,少数需要上幼儿园,也有相应收费不低的市场机构提供服务。

但中国的国情则大不相同,男女各顶半边天,上幼儿园成为一个基本的硬需求。新中国建国以来很长时间里,幼儿园实际上是作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存在的(虽然当时没有这个说法,但教育部门,企业,街道都办幼儿园,托儿所就是实例)。随着80后一代独生子女成为家庭主力,物质条件大幅度改善,对孩子的教育与养育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随着择校热的传递,上幼儿园成为一个必选项。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导致中国社会对幼儿园阶段的教育需求,远远大于其他国家,成为一个刚需。然而,当年在国家的宏观政策制定上,我们参照西方的教育治理体系,把这部分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刚需,排除在义务教育之外了。

本来不定位义务教育也可以,国家承担责任就是。但伴随这一政策定位,以及财力限制,各级政府在幼儿园教育这个阶段的公共服务供给开始出现倒退。伴随改革,国企、街道等国有体系都陆续退出幼教。2001年前后,短短两年时间,全国的幼儿园总数从18万陡降至11万左右。但众多家长的需求却在快速增长,于是在本世纪初一个阶段,公立幼儿园一位难求,这一社会矛盾空前激烈。随后各级教育部门紧急行动起来,开始大规模调整,一方面是鼓励社会力量进入这个领域,另外一方面政府也开始积极介入。但受制于对幼儿园的定位限制,公立幼儿园一直都是处于补充地位。经过10余年的补课,我们学前教育获得了空前的成就,幼儿园总数增至近24万,翻了一倍以上,也大幅度提前完成了各项幼教领域的指标,比如入园人数与入园率。但这完全是资本驱动下、私立幼儿园主导的一个过程。目前私立幼儿园达到15.42万,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64.30%(根据教育部2016年统计公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曾发布数的数字是54%),在园人数达到了2437万人,这也是中国所有教育阶段中,私立教育最为兴盛的部分,也是唯一以私立教育为主的部分。

国退民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过程,于是造成了一系列怪现象:幼儿园的收费最为昂贵,大幅度超越一般中小学,也大幅超越大学教育。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一个幼儿园,其一个月的费用几乎就是清华大学本科生一年的学费。

 

逐利成为幼教行业最为突出的特点。虽然北大毕业的红黄蓝创始人口口声声称自己创办红黄蓝最初的动因,就是为了照顾好孩子,给孩子们最好的看护与教育。但事实上最近这些年红黄蓝的发展说明,它早已背离了这一初衷。根据红黄蓝今年上市前披露的报告,截止到2017年上半年,红黄蓝直营园只有80家,加盟园却高达175家,亲子园853家(直营+加盟),而亲子园也是以加盟为主,显然,这完全是赤裸裸的以挣钱为目的了。

在资本,或者说赤裸裸的利润的追逐下,很多私立幼儿园在治理上,包括教师的管理上是扭曲的。幼儿园教职人员结构与其他教育阶段不同,学习为辅,养育为主,因此在从业人员硬门槛上本身就不宜太高,这也给了很多私立幼儿园压低成本的机会。于是很多私立幼儿园雇佣了一些并不合格,也不适合从事幼教工作的人员,同时,这些人也多数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工资低廉。一切都是以老板说了算,很多从教者如果不调整好心态,很容易出现粗放甚至粗暴的管教,这也就是为什么恶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

解决这一顽疾,理论上应该尽可能完善准入与过程监管,包括教师的资格认证与培训审核等,同时,要严惩出现问题的幼儿园与亲子园,力度要大到其不敢,才能起到威慑作用,比如关停红黄蓝,严惩负责人,包括终身严禁进入幼教行业。

但监管也是有限的,恐怕无力解决根本问题。在幼儿园这个特殊教育阶段,仅靠外部监管是不现实的,孩子太小,完整的表达都不会,即使对幼儿园做24小时无死角的过程监管,也不敢确保不出问题。何况,这样做显然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先不说投入问题,像犯人似的在看管下工作,是可笑的,广大老师也不能接受。

因此,我们也需要从根本驱动上去解决问题,反省甚至调整在幼教上的政策界定,争取从根本上改变。幼教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硬需求,基础需求,并非一个额外的教育需求,也是政府应该承担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普及高中教育,即便不宜把幼儿园定位为义务教育,至少应该定位为普及性教育服务,政府承担主要责任,而不是推给市场,规避资本利润驱动下的幼儿园各种损害孩子的逐利做法,也可以最大程度避免监管难以到位的现实矛盾。

延伸开来,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刻反省这些年在教育治理上学习照搬西方教育体系的做法。比如现阶段对公办中小学定位与择校等治理政策。我们的文化不同,多数家长对子女有着强烈的更高的教育需求,我们的社会对于公平非常敏感。但完全照搬西方教育体系,实际上是把择校的需求,更高要求的需求驱离公办教育体系,让私立学校解决,捆绑住公立学校,放开私立学校,出现了新的”不公平竞争“。上海小学阶段最好的学校已经成为私立学校的天下,并陆续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各地初中高中最好的学校都成为私立中学时,必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绝非我们所追求的。

 

 如果无法选择,再多“眼睛”也无法保护我们的孩子

  撰文 | 魏佳羽(新公民计划总干事)

三色幼儿园“虐童”事件被爆出来已经一周,在激起社会一边哗然之后,北京警方通报称,一位22岁的女教师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刑事拘留。

然后呢?

此时此刻,相信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对父母,都会不断地问一个问题:谁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各方大佬轮番登场,有的忙着反思幼儿教育市场化,却偏偏看不见城市里举办一所幼儿园的行政门槛之高——单单是用地面积13平米/学生这一条就能把大多数举办者挡在门外,以一个6班,180人的小规模幼儿园为例,就需要用的面积2340平米,其中建筑面积要求至少1365平米,而在硬件标准之外的软性审批难度,比硬件标准更要难上许多倍;有的不断鼓吹加强监管,于是政府迅速行动,要求每所幼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红衣主教周鸿祎也迅速行动,准备给幼儿园的每一个角落都装上摄像头,让家长们看见幼儿园发生的一切。

如此一来,我们的孩子就安全了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大学食堂和校外小饭店的故事。J大的校园位于一个远离市中心的郊区,校外只有农田、荒地和几个在建的住宅小区。一日三餐只有学校食堂一个选择,食堂全部由学校餐饮集团统一管理。学生们时常抱怨饭菜难吃,还经常会在饭菜中发现一些意料之外的“高蛋白”小动物。直到有一天,学生们的怒火终于爆发。在经过了数个小时的艰苦谈判之后,饮食集团答应在每个餐厅加派监督员,还答应要把后厨透明化,让学生们能够看见食堂里发生的一切,可是食堂的饭菜难吃依旧,“高蛋白”小动物依然时常会在饭菜中出没。

与此同时,校外在建的几个住宅小区终于竣工了,各种小饭店开始在这些小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各种口味,一应俱全,每个学生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饭菜。尽管学校三令五申地讲这些小饭店都是”无证经营“,只有学校食堂才健康、安全,但是学生们的胃总总会给出最忠实的回答。再到后来,一些学生们开始发现,学校食堂的饭菜似乎偶尔也不那么难吃了,“高蛋白”小动物似乎也很少再见了!

笔者的全部答案,其实都在上面的故事里了。

我们需要看到,这并非是发生在三色幼儿园的第一起虐童事件,虐童事件也不仅仅只发生在私立幼儿园。门槛高企的幼儿园体系,就如学校的餐饮管理集团,无论公办还是民办,其本质都没有多少不同。作为家长,如果我们不能拥有其它的选择,那么无论再添多少“眼睛”,再怎么强调加强监管,都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孩子的安全。只有当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和孩子的需要,自主选择适合我们的幼儿教育机构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才最可能是安全的。

哪里又能够提供这样的选择呢?我们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市场化,而是市场化的程度远远不够。只有市场化,才能让我们真正拥有多样化的选择。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完全不管,只是让公办园成为诸多选择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选择。政府也可以在幼教领域不断增加投入,让公办幼儿园也一起参与到这样的市场竞争中来。最后,选择什么样的幼儿园,家长自然会用脚投票。

如果有一天,我们开幼儿园,就像现在开饭店一样,我想那时大多数家长就不用再担心谁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了。

  参考文献:

  谁来保护红黄蓝幼儿园的孩子们?

  北京市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条件标准(试行)

  周鸿祎:我强烈呼吁,家长有权利知道幼儿园发生的一切

  为每所幼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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