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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宗:大学与商业如何共生?

前言
 
生物医药行业已跃入研发投入最高的产业梯队。在欧盟委员会发布的 “2016年欧洲产业研发记分板” 上,全世界研发投入最高的百强企业,有25家生物医药企业。
 
但与其他产业不同的是,生物医药产业的研发通常周期漫长、耗资巨大,一类新药从研发到临床再到上市平均需要8-10年。因此,将生物医药研发产业的上下游打通、推进资源整合,也就成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命题。
 
在今年5月10日的耶鲁大学创新峰会上,香港晨兴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药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陈乐宗博士发表了题为“大学和生物技术”的主旨演讲,通过对生物技术创新的讨论,探讨创新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大学在创新经济中的必要性。
 
陈乐宗认为,科技关乎人类如何生活,而生物技术则关乎人类能否生存。与互联网产品快速迭代、病毒式传播不同,生物技术产品的创新所面临的竞争因素和制约条件更复杂,投资风险也更大;尽管如此,生物技术行业的环境依然良好,目前这一行业已经足够成熟,拥有自己的规范、良好的实践基础和一批经验丰富的经营者,足以吸引资本机构的投资。
 
陈乐宗提出,虽然学术与商业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生物技术创新中,大学生命科学研发可以和生物技术产业共生发展,并能成为推动后者不断前进的重要知识经济引擎。
 
以下为演讲全文。
 
演讲 | 陈乐宗(Gerald Chan)
翻译 | 胡埃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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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威斯勒(Bill Wiesler)先生曾多次邀请我来参加此次活动,我也很高兴今天终于前来赴约。虽然今天的活动议程是促进耶鲁大学学生和教职人员的创新,但据我了解,许多校友都已经知晓我此次的演讲。我的朋友在耶鲁网站首页看到我的照片时十分震惊,他还以为这是一场恶作剧。不过既然许多朋友都表示会来听我演讲,我会尽量让我的演讲内容适合更广泛的听众。当然,我也充分认识到让每个人都有所收获的风险就是每个人的收获都不会太多。 
 
我一直记得两个月前沙洛维(Salovey)校长在他的住所为我举办的午餐会。我们与一群教师就研究型大学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想就那天所涉及的一些观点做进一步阐述。
 
生物技术关乎我们如何生存
 
私以为,我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激励如今在大学校园里四处涌动的创新灵感。我想明确的是,我们所谓的创新,并不只是编写一套应用程序而已。我希望通过讨论生物技术,描绘出创新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大学在创新经济中的必要性。
 
我曾经投资过互联网科技公司,但现在几乎只关注生物技术。这两个行业的公司特征截然不同。互联网公司的产品让我们过得更好,许多人震惊于我们在没有Uber或Facebook或Twitter的情况下竟然生活了如此之久,但实际上,没有这些互联网产品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可怕。相比之下,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会发现曾经像被判死刑一般可怕的某些疾病现在也可以治愈,可以控制,甚至可以预防的了。如果科技是关乎我们如何生活,那么生物技术则是关乎我们如何生存。意识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对一部分人来说意味着活着而不是死亡,这非常令人满足。
 
和这种满足感相对应的是生物技术公司大量的资本投入和漫长的产品研发周期带来的困难。生物技术产品受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严格监管,导致研发步骤只能依序进行,而不能同时并行。对投资者而言,投资变现期拉长,相较于资本投入的投资回报量级也很难突破。
 
就市场渗透而言,互联网公司的产品能够以病毒形式传播,最终赢者通吃。产品投放市场的速度是关键。交换平台类的产品——无论它们属于商业贸易平台还是社交互动平台——一旦成为市场的领导者,就难以被超越。对于生物技术产品而言,赢者通吃也并非难以实现,但所基于的前提却截然不同。竞争排他性可能来自于专利的保护,或监管机构所赋予的市场排他性,或仅仅因为研发竞争产品的时间过长和成本过高,成本过大。专利和监管造成的排他性是有期限的。因此,尽管漫长的研发周期容易让人失去紧迫感,但研发速度依然重要。
 
投资生物技术的风险还来自于结果的二元性。如果一家公司在产品获得监管部门审批之前就耗完了资金,或者该产品在临床试验结束时未能获得监管部门的审批,那么对于公司来讲,这一产品投资将几乎没有任何剩余价值。并且,即便产品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也不能保证一切顺风顺水。产品的收益表现受制于与第三方付款人的价格谈判,舆论对于药物的高定价也越来越不利。
 
生物技术产业的兴起源于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
 
尽管困难重重,生物技术行业的环境依然良好。与早期生物技术公司相比,目前这一行业已经足够成熟,拥有自己的规范,良好的实践基础和一批经验丰富的经营者,足以吸引机构资本的投资。但从根本上说,生物技术产业的兴起源于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就像二十世纪下半叶半导体行业的繁荣源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突破性物理发现。反而言之,如今我们所见的生命科学爆炸式发展,并不是任何人选择的结果,也不是政府优先资助本身的结果,而是人类文明历程中知识演变的结果。
 
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二十世纪高等教育巨人之一,在1962年对生命科学有过评述。我想向大家诵读这一段,因为它颇具说服力和预见性。
 
今天发展最快的知识领域是生物学。生物学领域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在此之前其一直被进化论所主导。如今,在过去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从化学和物理学中总结得出的新分析方法。所有生命结构都存在值得探索的复杂层级。现在“生命密码”得以解读;很快 “生命密码”就能得到明晰的阐释,相信再过不久,“生命密码”就可以被使用了。这一独特而惊人的过程是智力的体现。原子的秘密,尽管正在改变地球上人类的活动,但仍不及隐藏在基因密码中的秘密重要。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属于物理科学,那下半叶则可能属于生物科学。大学的资源将被投入到新的生物学以及随之而来的新药和新农业中,尽管制药与农业已然得到良好的扶持。
 
克拉克·克尔所说的分析方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属1953年利用X射线衍射证明DNA双螺旋结构。从那以后,生命运转的无尽奥秘以及这类知识对提升人类健康的潜力已然将各个科学领域的智力资源都吸引到生物和医药上去了。去年,我曾与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交谈,他告诉我,学院三分之二的研究都与生命科学有关。
 
将大学研究成果商业化符合公众利益
 
大学研究如何成为知识经济的引擎,从今天蓬勃发展的生物技术产业中可见一斑。以前,大学研究最终是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有声望的期刊上。这一切在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后得以改变。国会将任何在联邦政府支持下开展研究所产生发明的知识产权所有权赋予大学本身。国会确实希望大学里的科学发现可以向产业推广,实现学术研究后的商业发展,从而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拜杜法案有意或无意间创造了改变大学行为的经济刺激。简单来说,大学现在既能创造知识,又能运用知识获利,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不带有任何贬义。相反,我认为将研究成果商业化,是符合公众利益、值得庆贺的。
 
生命科学现在正推动大学参与到生物技术产业中。两者间的和解却给大学带来不少问题,因为历史上大学始终与商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不仅是因为任何大学都不想和国税局(IRS)交涉,还有部分原因是大学在为自己的身份地位斗争。有人认为,大学应该淡泊名利,对商业利益置若罔闻,以免让关乎社会良知的大学道德权威沦丧。另一方面,亚伯拉罕·弗莱克纳(Abraham Flexner)则表示,和所有人类机构一样,现代大学“并非独立于世,而是存在于特定时代下的一般社会结构之中。大学并非孤立,并非历史遗物,也并非要尽可能少地影响那些新鲜的力量……科学和民主等力量的影响力稳步上升,创造出一个大学必须参与的新世界。”生命科学为大学长期悬而未决的自我身份斗争提供了新的契机。
 
正如我之前所言,如果科技决定了我们怎样生活,那生物技术则决定了我们能否生存。因为生物技术可以拯救生命,所以大学参与这一行业就不会背负过多的舆论压力,也不违背大学要成为社会良好力量的自我认知使命。我无法想象,如果大学参与的是军工业,是否能被大学群体自身或是公众所接受。当然,如果说专利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不是大学愿意参与这一行业的诱因也不符合实际。大学与生物技术产业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和解转为共生。
 
我认为美国公众不会讨厌两者间的这种关系。美国人追求务实,反对象牙塔式的知识,他们对大学的支持一直体现在他们要求大学产出的成果应是实实在在且符合公众利益的。为社会服务是美国大学的特征,这一点早在哈佛大学于殖民时期成立之初就已确立。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科马吉尔(Henry Steele Commager)认为这是美国大学与欧洲大学的不同之处,美国人是第一批让学校服务于非学术社会目的的人。赠地大学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典型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其前提便是大学应通过改善农业和机械工艺为社会服务。有人把大学作为象牙塔,作为学者在与世隔绝的高雅文化中生活的世外桃源,这些想法从未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占据制高点,却是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几个世纪以来的写照。
 
历史表明,美国的大学没有让公众失望。目前美国大学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繁荣所产生的红利可能比以往美国公众支持大学所带来的全部红利更高。
 
大学参与生物技术产业充满挑战
 
可以肯定的是,大学参与生物技术产业的过程也充满困难,会给大学带来新的负担。如果一个研究项目的短期商业化潜力被认为无法优先于大学无私追寻真理的承诺,就必须加强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历史表明,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发现在一开始都被认为是无用的。院长和系主任一定不要无意中成为风险投资者。同样,科学家之间的信息公开交流也不能受到阻碍。业内一些不守规矩的玩家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大学自身必须坚守阵地,维护学术传统。如果大学对产业马首是瞻,那将是一个双输的结果。大学对行业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独立性。
 
随着越来越多的教职人员热衷于将他们的科学研究付诸于商业实践,大学现在有望提供的支持包括专利战略指导和专利申请经费,寻找金融投资者和联系行业潜在合作伙伴。这种支持服务的质量以及大学和教职人员间的财务分配已经成为教师招聘和留任的考虑因素之一。在大学为争夺顶尖教授们的人才竞争中,这一因素也不容忽视。
 
下面,让我重新回到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产业的关系。虽然拥有优秀生命科学研究能力的大学分布在美国各地,但生物技术产业却高度集中于两个地区——波士顿和旧金山湾区,这点耐人寻味。如果我们将空间占地面积作为衡量生物技术研发程度的替代性标准,波士顿和湾区一共占了全美生物技术研发总量的一半以上。一所大学能否促进当地生物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些是大学可以改变的,另一些是不受控制的。在尊重特殊细微差异和制约因素的前提下,我想提出以下五个方面,供大学及以大学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生态圈中的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推进。
 
大学研究需要同时重视质和量
 
第一点,我想谈一谈大学的生命科学研究。研究是转化的基础,基于这一点,大学研究需要同时重视质和量。毋庸讳言,科学研究是通往未知的旅程。运气或是出乎意料的结果都是影响因素。只要涉及运气或可能性,提高基数就可以增加成功的几率。研究基数大也能形成更好的智力环境,提供更多思想交流的机会。从“质”的角度看,可商业化的科学未必指能够刊登在《科学》或是《自然》杂志封面上的科研突破。新兴科学在商业转化前可能存在太多需要填补的空白,而源于耐心、冗长研究的成熟科学则能产生诸多成果。
 
近年来众多报道显示,制药公司试图重复学术研究人员刊登在知名学术杂志上的科学发现时,发现有超过一半的科学数据不可复制。我并不认为这是由于许多学术界科学家成了伪造数据的骗子,至少在美国并非如此。科学界确保数据真实、完善的自我审查机制依然在发挥作用。只是,工业界研发人员和学术科学家并不一样,前者做实验时希望开发的药物能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而学术界科学家做实验的动力则是得出可以发表的数据,所以通常会操控实验条件,直到得出有效结果。对于学术实践,杂志审查人员完全没有必要留意实验条件,但是药物开发者会十分关心这些实验条件是否能被FDA接受,又是否与药物所针对解决的病理现象足够相关。将异植瘤用在有免疫缺陷的老鼠身上便是后者最好的例证。据说以小鼠为模型的癌症已多次被治愈。
 
与工业界科研人员相比,学术界科学家在资源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涉及动物模型、化学纯度或实验过程的良好实践时,期待学术界科学家达到FDA的标准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学术界科学家能更好地理解药物开发者的想法,或许其研究能更有成效。要做到这一点,学术科学和产业间的界限应逐步瓦解,实现更多的信息流动和人员交流。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人员流动一定是从学术界到产业的单向流动,而不是反向的。如果要将人员从产业吸引回学术界,可以创设“实践教授”(Professor of the Practice)的职位,这一职位并不需要终身制。事实上,一定期限的聘用将更容易吸引产业人员到学术界任职。这种交流对于学术界和产业来说都有益处。
 
对任何拥有相当规模生物医学研究的大学来说,提供让科学家接触药物开发过程的课程会很有意义。这些课程可以以非学术性质的专业开发课程形式,由工业界经验丰富的专人教授。案例研究对这类课程会很有用处。对于研究生或者博士后而言,如今在学术界发展的前景不如以前,而生物技术产业的就业岗位还在不断增加。如果能接受上述课程的培训,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将会更受欢迎。
 
近年来,计算能力和基因组测序这两项科技的爆炸式发展,促成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融合。这一融合得到了信息技术专家和投资者的大力推动。由于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机会日渐凋敝,投资者转而投向生物技术。我看到中国也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情况。这些投资者们依然秉持着那一套适用于信息技术领域的思维模式和手段,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相信大数据将会解决所有生物学问题。
 
我很希望对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提出警告。在流行病学中也有一个长久存在的难题,即人口数据可以显示关联性而非因果性。这种关联或许是因果关联,但也可能只是假象。曾几何时,这种关联的紧密程度让人觉得完全可以跳过机制阐释,得出因果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理查德·多尔爵士(Sir Richard Doll)开展的吸烟与肺癌流行病学研究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我个人的科学敏感性使得我持怀疑态度,认为人口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关联性至多只能作为一种假设。所以大数据对于提出假设十分有用。这是很有效的手段,也可以用于辅助自下而上的科学探究。尽管这一认知论很强大,但据此做出的假设还是需要接受实验证实和最终的临床研究,这就要耗费很长时间和很高的成本。因特尔公司的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曾经提出生命科学也可能适用于摩尔定律(Moore’s Law)。虽然这种几何式增长方式或许可以用来获取基因信息,却不太可能适用于生物技术产品的开发。
 
大学和产业的对接需更有效
 
第二点,大学和产业的对接工作需要更有效。这里,我主要是指技术转移。除了应该配备足够的人员确保及时响应,我认为大学以商业化的营利模式来做技术转移是不会很高效的。太多的精力浪费在争论授权条款的细节上,而如今许多大学已形成标准的授权条款。“北卡罗莱纳计划”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大学应当将来自产业的被许可方当成伙伴,而不是想要夺走大学王冠上珠宝的恶人。由于无法预料到所有的风险,双方都会承担一定的风险。
 
第三点,大多数大学研究成果可用于发表,但并不足以吸引风险投资。这就需要做进一步工作,也就是提供概念验证或是去风险化。大学有义务做好这一工作,包括提供(可以动手做实验)的湿实验空间(wet lab space)以及资金支持,无论这些资金是来自校内或者校外、是慈善性质或者是营利性质。一些大学利用捐赠者群体来解决资金需求,以此为机会吸引风险投资或公益创投。
 
我再多谈一谈风险投资。对我来说,“风险投资”这个概念有两层含义。“投资”寻求财务收益。“风险”则意味着承担风险,做从未被人做过的事。风险意味着识别当下存在的不足之处,并试图通过创新弥补不足。换言之,风险投资就是承担金融风险,尝试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投资界,有一种趋势是将风险投资等同于其他资产类别,比如股票,债券,房地产,对冲基金或是私募基金。根据每一种资产类别的历史回报情况,计算出有效边界,投资者可以获得最优组合。对于单纯寻求财务收益的资本来说,这一做法毋庸置疑。通过强调风险投资中非财务收益的诉求部分,我希望那些非单纯追求财务收益的资本可以投资生物技术企业,比如对财产拥有完全处置权的私人财富或是慈善财富。
 
由定义可知,“慈善”意味着对财务收益的预期为零。“慈善”追求的回报体现在挽救生命和促进知识进步,而不是获得收益。在后期的学术研究和早期的生物技术交叉领域,投资的金融风险很高,所以迫切需要慈善资本。几年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成立了专项基金,用于支持该校教授的研究过渡到风险投资阶段。我也参与到其中并且告诉他们,可以将我的投入看做捐助行为。换言之,我对这项投资的预期收益为零。
 
如果一个人做好事还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对两方面来说是最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出现了一种混合模式——公益创投。其中一个成功案例就是囊肿性纤维化基金会(Cystic FibrosisFoundation)。通过与福泰制药公司(Vertex)合作,基金会研发出了治疗囊肿性纤维化的药物Kalydeco,使得由于CFTR基因变异而致病的CF患者终于第一次获得了可治愈的药物。基金会持有该药物的专利权,并利用这一专利权赚取了30亿美元。有了这笔钱,基金会可以资助对每一位美国国内CF患者的基因特征研究,也可以用于药物研发,治疗因其他基因变异致病的CF患者。在不久的将来,超过90%的CF患者都有可能获得治愈方法。
 
资金支持很重要
 
第四点,如果一个地区想要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必须聚集足够多的风险基金。全世界有许多地区正在进行着伟大的科学发现,却缺少资金来支持初创阶段。比如,圣迭戈地区有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索尔克研究所(Salk)和斯坦福-伯纳姆医学研究所(Sanford Burnham),但这样一个拥有世界级科学水平的大型研究基地,却几乎没有扎根于当地的风险投资。英国许多地区也是如此。对此,一种尝试性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当地的私人资本起带头作用。一些富裕的家族比如圣路易斯的麦克唐纳家族(MacDonald)和丹佛斯家族(Danforth)正在创建基金,支持当地大学的研究成果转化。在英国许多城市,天使投资人互相联合,将小额的风险资本汇总起来。不过,如果一个地区想要发展生物技术产业,机构型风险投资不可或缺。
 
当生物技术产业缺乏机构型风险投资来支持,政府也可介入。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和部分英国联邦国家中,政府都有支持生物技术创业公司的计划。除了直接发放补助或是股权投资,一种常见的模式就是退还生物技术公司在该国雇佣劳动力的费用。比如,一些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在加拿大设立分公司,是为了通过“科学研究及实验开发税收优惠计划(SR&ED scheme)”获得加拿大政府的补贴。对这些公司在雇佣加拿大员工或是使用加拿大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CROs)方面的花费,加拿大政府将提供高达总额35%的返还款。
 
目前,中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积极的政府资助体系,多由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设立。这些资助体系利用当地低附加值行业的税收来补贴高附加值行业的升级。以苏州为例,苏州生物纳米科技园通过财政补贴和投资的方式吸引了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在此落地。十年前,这里没有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然而今天这里却成了最有活力的生物技术公司的中心。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都建立了积极的资助体系。如果州政府过多地排挤而非吸引企业,问题就会出现。而这所大学也必须抗衡同样的问题。对此,我无需多言。
 
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第五点,人才也许是生物技术聚集最重要的因素。一个生物技术公司的发展,必须依靠各个功能领域的专业技术和经验。许多极具竞争力的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CROs)都在中国和印度。这些CRO的崛起让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不必集所有技能于一身。尽管如此,公司仍然需要有经验的高管来管理公司的研发项目。因此,是否能聘请到经历过生物技术公司从创立至退出、或者到药物通过审批的整个过程的人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为公司在产品研发的道路上指明方向。
 
硅谷的历史告诉我们,惠普人推动了硅谷最初的发展。这一成功案例不仅奇迹般地促进了创业文化的形成,同时也为下一代初创企业提供了金融资本和经验丰富的人才。于是成功接踵而至,形成了良性循环。最终,多个生物技术公司在此聚集,形成当地的生物技术产业。布鲁斯·布斯(Bruce Booth)最近发表了一篇博文,他说相较于地缘上隔离的企业,处在一个工业园区的企业发展得更好。
 
可以说,像耶鲁这样的大学应该有雄心将纽黑文打造成生物技术中心。这也完全符合耶鲁的利益。纽黑文生物技术中心会不断发展,催生出围绕校园的、健康的地方经济。耶鲁大学已经具备这些必要条件。如果校方领导大力支持,我想这个方案是可行的。我住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城,这里是世界上最富活力的生物技术中心之一。身居其中,我深感受益。同时,我也希望美国其他地区也能有所作为。如果成功的企业过度聚集在一处,将不利于国家的健康发展,未来将危如累卵。
 
重新思考创业体验对于通识教育的意义
 
下面谈一谈教育问题,毕竟教育是大学之本。如今许多毕业生,甚至在校生都加入了初创公司。今天的年轻人都少年老成、缺乏耐心,但也更具行动力、创造力和开创精神。美国文化一向对创新人才赞赏有加,认为创业是愉快的,甚至是令人振奋的。
 
我认为大学不应该根据每一个时期学生的秉性来重塑自身,但我仍有这样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大学生而言,创业体验是否可以成为他们正规教育的一部分?传统观念认为,创业活动属于商业范畴,因此需要在商学院学习专业技能。但我认为,通过创业所获得的经验具有充分的普遍性,我们应该从通识教育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这一普遍性。
 
创业始于构想。想法来自于活跃、具有创造力的头脑,他们观察周遭形势、发现问题所在、提出创新的解决策略。发现不足的途径包括获取书本知识、参照自身经历和观察他人行为。总之,只有积极思考才能具有创新思维,若一味被动接受外界信息便无法产生独到见解。
 
任何想法都要经过多维度的考量,不仅要考虑传统的商业价值主张,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社会影响、环境影响、文化因素、道德因素与矛盾冲突。这并不像照着清单打勾那么简单。好的想法需要我们去发展、修改、综合、改造,必要时要进行权衡取舍。
 
想法形成以后,我们仍然要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与验证。具体步骤包括:数据收集、文献阅读、数据和观点综合、民意调查、走访人群,会用到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任何商业命题在站稳脚跟之前都要在怀疑与批判声中努力为自己辩护,通过辩论与论证,才能让想法凝聚更多智慧。
 
制定行动计划必须考虑预算和时间两个因素。换言之,想法要落实到实践中。所有的努力都将凝聚在具有说服力的书面商业计划中,计划书可用作口头陈述,或“电梯游说”。最终目的是让投资者投资。早些年,所有大学生必须选修修辞学,这是一门展现对话艺术的课程。陈述商业计划本质上就是修辞学的具体运用。
 
不管是商业计划的撰写还是执行,都非常需要有不同观点和能力的人进行团队合作。在此过程中,还需要良好的思维习惯与技能,比如: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相互协商以激发出各自最好一面的能力,共情的能力与协作的能力。
 
我们通常理所当然地认为创建企业就是以财务收益为目的,如果我们摒弃这样的视角,仔细分析创业过程中方方面面所需要的技能,就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创业就是通识教育在实际中的应用。我提议大家从通识教育的角度重新看待商业问题,特别是初创公司。在当代文化中,商业被视为一种语言,与希腊语、拉丁语一样拥有自己的词汇、句法、逻辑,人们可以通过它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商业也被认为是一种与音乐、诗歌相似的艺术形式,是创造力的体现。此外,它还被认为是一门科学,拥有自己的方法体系与世界观。因此,我认为商业计划对于某些大四学生而言可以等价于毕业论文或是毕业设计。这个想法乍听起来很疯狂,但实际并非如此。
 
我的这个想法的确不像设计一个手机应用那么简单。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曾在哈佛大学发起“校长杯创新挑战”(President's Innovation Challenge)活动,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企业商业计划竞赛。网上这样报道:“哈佛‘校长杯创新挑战’活动旨在鼓励学生团体参与探讨全球性问题,寻求途径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挑战的内容包括解决社会问题(公平问题、可持续问题、安全问题)、科学与健康产业的创新问题、以及其它跨领域问题。”我评审了一些学生提交的项目后,发现其中优秀的作品都是学术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学生投入的精力与努力不比花在毕业论文上的心血少。由此可见,商业计划可以作为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一种手段。
 
我知道,耶鲁大学是传统通识教育的捍卫者。因此,我冒着可能被人指责离经叛道、异想天开,甚至被赶出小镇的风险,提议部分学生,而不是所有学生,用商业计划书代替学术论文。我早预想到这一可能的结局,于是重读了1828年版的《耶鲁大学教学科目报告》。这份极具历史意义的报告由耶鲁教职员工委员会编纂而成,是经过充分实践的产物,定义了什么是通识教育。这份报告深深地影响了之后几十年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报告里的观点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但是作者的写作意图仍值得今天的我们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我发现了一句警示语,即大学“不应静如死水,要与时俱进”,“大学应该根据自身优势,进行适时而有效的改革,满足社会发展的不同需求,让教学科目顺应国家在人口、教育、经济方面的快速发展”。
 
教育的目的不囿于时间的流转,但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却一直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经典的通识教育传授给学生永恒的思想与道德选择的基础。通识教育培养学生将这些亘古不变的思想与学到的技能结合起来。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成为时代的主人,甚至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时代的领军人物。同时我们还希望,学生可以承载时代的品格与气韵,他们的思想亦可历经时间的洗练,最终也能历久弥新。那么,对于每一代的教育者而言,这一挑战就在于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
 
在此,我要感谢耶鲁大学举办耶鲁创新峰会,这给学生与学校带来了无尽的收获。此外,我要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今天的峰会!我衷心祝愿耶鲁创新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演讲原文标题为“The University and Biotechnology”,《知识分子》获作者授权刊发中文版全文。
演讲英文版:https://ocr.yale.edu/news/gerald-chan-keynote-university-and-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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