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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而不出道德范围”:晚清的中国女学堂

撰文 | 秦群英

责编 | 王晓慧

1898年5月底,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校招生,虽然只有20多名学生,但这却成为中国历史上闺秀走出家门、接受社会化学校教育的开始。此后几年,尤其是在1900年后,各地纷纷掀起兴办女学的高潮。封疆大吏、各级官员、地方士绅、以及无数走出家门的闺秀共同促成了女学的极大繁荣。

 

由此,女教习和女学生成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新兴群体。她们不仅成为城市中被凝视的风景,出入学校、书店、劝学所、阅报社、照相馆、公园、茶馆等公共空间,而且还经常乘坐汽船或火车往来于不同城市之间,有些甚至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同时,她们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媒介再现的对象,在报刊、画报、小说、照片和戏剧中被阅读、被观看、被表演,甚至被复制、被模仿、被戏谑。

 

可以说,当近代女学初兴时,其公共性甚至大于其教育性。 不管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再现层面上,这些女性与实在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程度之深,以至于她们在公共空间的举止和形象都成为自我衡量和社会审视的基准。

 

女学之公共性挑战

 

女教习(即女教师)和女学生在公共空间的挑战有二。

 

一是这一群体与很多她们所涉足的公共空间一样,在近代都处于一个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形成过程中,因此,这些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行为规范并无前例可循。比如说,当她们坐在教室中聆听男教习授课或官员演说,在劝学所、阅报社、教育馆或慈善会进行演说,到照相馆照相时,她们必须考虑,在这些场合,要怎样做才能举止得宜?演讲时要说什么?照相时要摆什么姿势?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既成的规范,这些女性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境,重新探索并确立行为得体之边界。

 

二是在晚清的历史情境中,像国族主义、女权主义这样深具影响力的现代性话语,对女学发展和动员女性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话语本身在当时也处于一个边界和意义持续形成甚至不断争议的过程中,因此,它们无法为女教习或女学生的日常生活提供一套可以遵循、可以实践的规范。比如说,当很多女性离开闺阁、乘坐汽船来往于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国家任教就学时,国族话语或女权话语并没有告诉她们如何应对和同船的异性或娼妓相互混杂的尴尬局面。或者当女学生们远离家庭、住在学校里时,她们如何在学校这一空间中满足其衣食住行的日常需要、甚至以班级或宿舍为中心形成在血缘或者婚姻关系之外的友谊?亦是很实际的问题。

 

女学的规范边界——男女有别

 

如何能在这些复杂且充满挑战的情境中建立起有关女学的规范边界?“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男女之别和良贱之别这两个大约在传统社会最为涉及女性和家外空间关系的范畴。不管是女教习或女学生本身,还是支持女学的官绅群体,或是再现她们的社会媒介,一般都会通过区分这些女性与他者的差异,确立起一种行之有效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并且随着与新的现代性空间(如学校、杂志、社团、公共交通等)的慢慢融合,最终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可具操作性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就此而言,“别”之有效性,恰恰反映了边界的模糊以及必须澄清模糊边界的紧迫。

 

就男女之别而言,当晚清女学开始兴起后,学校逐渐取代家庭成为女性活动的重要空间之一,原本在闺阁性别规范中得以维系的男女界限此时难以为继。很多学校创办者、支持者甚至部分教师都是男性;而且一些男宾和官员也经常被邀请来参加学校参加活动。不仅如此,当女教习和女学生出入公共空间时,她们很容易成为男性凝视的对象。一些女学生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有时会被流氓土棍骚扰;很多无聊男性经常站在女学门口,对放学的女学生评头论足。

 

面对男性对女学的关注甚至凝视,大部分女学都会采取一种保守的应对姿态。一些学校管理者制定严格的校规减少或避免女学生和外界的接触。如1904年,当天津淑范女学成立时,便规定各女学生必须由父兄或家中忠诚婢仆接送。很多学校欢迎男宾前来参观,但也多规定男性——不管身份为何——都不能进入像女生宿舍这样的空间。而像北京译艺女学堂这样的学校,甚至完全不允许男性进入校园,只让他们在大门内客屋等候,“以分内外而严出入。”不仅如此,一些学校还对女学生走出校园、参加社会活动多有限制甚至制止。像上海爱国女学校这样以培养激进革命女性为主的学校,亦强调女学生不得随意出校游观,像集会演说这样的场合,“非监督率领,亦不参加。”

 

在这些规范制度下,女校成为一个公私界限相对模糊的空间。当面对家庭而言,女校是一个现代的公共空间;但是随着其高墙竖起和校门紧闭,女校又成为一个相对于社会而言封闭的空间;而当学校打开大门、欢迎男宾时,像宿舍这样的空间又成为学校中无法更进一步的空间。但总的说来,在很多方面,女学就好像是一个现代的闺阁,尽管外在现代,但是内在似乎更为严格地复制了传统性别规范中的内外之隔。

女学的规范边界——良贱之别

 

除了男女之别,良贱之别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确立女学边界的方式。

 

自17世纪后半期以来,闺阁女性在良贱之别中多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她们主要通过士绅阶层的文化资本、道德优势和社交网络将娼妓排斥在外。但是,时至19世纪后期,名妓在晚清社会和媒体中扮演相当活跃的角色,同时,坤伶这一群体自清前期因政府禁令而被迫退出行业后,此时也开始重登舞台进行表演。可以说,女教习和女学生这样自闺阁女性演变而来的新女性反而成为公共场域的迟来者。

 

不仅如此,在晚清,这三类女性还都运用同样的话语来合理化她们的公共活动,以竞争社会资源。比如,她们都强调自己是国民一份子,因此均积极地活跃在晚清各类政治和社会运动中。而且,她们还运用相似的策略——组织团体、发表声明、号召集会、捐款募资,在社会中发声。可以说,她们其实借助相同的社会资源和社交网络,通过趋同的社会、政治实践,强化其作为国民一份子的现代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以此来竞争在国家民族这样一个新兴权力体系中的发言权。

 

除此之外,公共空间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容易引发良贱界限的模糊。例如,很多娼妓经常在女学方面越界,她们要么隐藏真实身份去上学,要么扮成女学生状吸引恩客,有些娼妓甚至自己建立学校、仅收娼妓为学生。可想而知,这几类女性群体在公共空间的博弈,使得良贱之别的界限时而模糊、时而清晰。但是,对于女教习或女学生而言,其必须通过与其他女性群体之互别来确定自我身份,已是不争之现实。

 

有意思的是,面对女学作为时代话语和女学作为社会现实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很多女学参与者反而或多或少地借助传统性别意识、规范以及文化惯例来维系男女之别和良贱之别、以确立女学之边界,试图形成适用于女教习和女学生的性别规范。比如在坐船时,女教习和女学生往往搭伴出行,而且很少记述她们在船上和男性的互动,仿佛建构了一个只有女性的移动闺阁;或者在照相时,这些女性往往避免用复杂的道具,而且经常穿着统一的深色校服,并将照相背景设置在学校这样的现代性空间中,由此区别于那些衣着光鲜亮丽、强调个人风情、但却只能在照相馆那繁复空洞的摆置背景中展现自我的名妓群体。有些努力是高声喧哗地公之于众,而有些努力则是呓语低吟地潜移默化。

 

但不管怎样,正是这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踯躅与反复,使我们看到晚清这些女学参与者如何将女学这一新兴事物去陌生化,使得女学真正在认知层面和日常层面沉淀下来,成为实际的社会存在。

 

特别说明:本文中对性工作者的称谓(“娼妓”、“名妓”等)、以及“良贱”等用词,均沿用于当时历史语境下的用词。作者秦群英为化名。

 

参考文献:

Weikun Cheng, “Going Public through Education: Female Reformers and Girls’ Schools in Late Qing Beijing,” Late Imperial China 21:1 (June 2000): 107-144.

黄锦珠:《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年。

Joan Judge, “Between Nei and Wai: Chinese Femal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Genderin Motion: 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eds., Bryna Goodman et al.,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陈平原:《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Paul Bailey,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 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Joan Judge, The Precious Raft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王晓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1895-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黄湘金:《史事与传奇: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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