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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的身体与革命性

撰文 | 周小李
责编 | 王晓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工农业生产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女性被广泛地动员走出家门,成为与男性一样的劳动者或战士。在强大的政治宣传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妇女”、“革命妇女”被赋予了高度的社会评价。而女性的身体也被予以了意识形态的归类,其中劳动的身体与革命的身体最为正确而光荣。这样的女性身体图像是参照男性标准被政治力量建构起来的,特征是强壮有力、神情庄重、目光坚定,女性身体的柔美线条与性感气质均被掩盖。女性的“劳动性”与“革命性”相互交织,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内,因为阶段任务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其“革命性”特征。
“不爱红装爱武装”:领袖对女性身体着装的提倡
            
1961年2月,毛泽东作诗《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此诗发表后,领袖对于女性军人气质的欣赏和赞美,使得仿效“女民兵”、“女军人”着装与行为成为青少年女性追逐的时尚。而此间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树立的解放军榜样,也进一步促进了青少年对于军人形象的模仿。
 
她们都戴着崭新的男士单军帽。头发掖进帽檐儿,一缕不垂。“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当年女红卫兵们所热衷追求的“革命时髦”……当年她们心里想爱“红装”也不行,“红装”包括的一切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全属“资产阶级”的一套。(梁晓声,2012:235) 
 
于是,“着军装”作为一种时尚在1960年代初的中学和大学校园渐露端倪,到1966年“文革”爆发后则成为男女学生,尤其是红卫兵,必不可少的身体装扮。这种装扮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头戴军帽,身着军装,腰系宽皮带,左胸佩戴毛主席像章,斜背草绿色挎包,胳膊上套着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照相时大多撸起袖子,一手叉腰、一手紧握红宝书于胸前。女孩照片上一般题有“爱武装”、“飒爽英姿”、“丛中笑”、“永远忠于红司令”等。女孩发型以短发或辫子为主,少见其他发型。
 
被抛弃的“红装”不仅包括传统女性服饰,比如旗袍、长裙、高跟鞋、丝袜,还包括其他可以展现女性温婉、柔美以及性感的发型、日用品、生活方式甚至语言习惯及行为方式。尤其是在破“四旧”的运动中,“红装”被视为“旧文化”、“旧习惯”甚至“旧思想”遭到无情批判。
 
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的“四旧”发动总攻击……除“四旧”从“改名”开始……还包括:剪头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服、道具,毁文物……(王年一,2009:53)
 
响应“革命”的号召,校园女生的群体身体图像被改造成为了“红卫兵”。这一图像看似性别无涉、适用于男女两性,实际上是去女性化的,是以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彻底否定而得以确立和巩固的。“那时女子说话都跟男的一样,好像女的要有女子样儿就变修了。说话都是‘你奶奶的’,才有劲哪。袖子卷起来非得卷到胳膊肘上,这是那时候的审美观点。”(冯骥才,2014:191)曾经被认为青春女性特有的柔美、娇嫩,被男性化的刚毅、粗犷所替代;温文尔雅、娴静幽柔的一般传统女性形象也被革命年代的斗争哲学所否定。
    
“要武”与“暴力”:女性对领袖最高指示的回应
            
1966年8月18日,一位红卫兵女中学生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带上了一副红卫兵袖章。当毛主席得知这位女红卫兵的名字是“彬彬”时,笑着说:“要武嘛!”这一简短对话促使该女生改名为“要武”,她所在的中学也更名为“红色要武中学”。“要武”对女性青少年的身体规训绝不止于外观的重塑,还直指其行动方式的改造。暴力是她们必须展示的“革命”行动,参与造反、抄家、批斗以及武斗的红卫兵中,大学、高中学生甚至初中男女生,都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暴力倾向,只不过由于传统女性形象并无明显暴力特征,因此,女生骤然呈现出的暴力性更令人震惊。
 
在“无情批判”、“残酷斗争”得到权力高层默许、怂恿甚至大力支持的情形下,暴力不仅被定性为革命行动,而且强弱程度还被视为政治觉悟高低的表现,愈暴力、愈革命、政治觉悟越高。而经过建国十七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中国女性已集体意识到,在革命斗争和工农业生产中,女性只有展示出与男性一样的、甚至比男性更甚的力量与勇气,才会被时代接纳与认可,才会获得成长与发展所必需的政治资本。当“革命小将”打着“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号,以“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为最高指示,参与“斗争”的女红卫兵表现出的残酷并不亚于男红卫兵。
 
在球场的乒乓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了顶的头上,随即把他推倒在台上,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惊了。(徐友渔,1998:94)
 
有亲历过文革的人士甚至觉得,“女性一旦革命起来就有些可怕”,“比男性要危险几倍”。(梁晓声,2012:51)文革中北京市第一位被打死的中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即死于该校红卫兵女生的残酷殴打。还有调查者发现,打死人的学校中包括好几所女子中学,如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北京第二女子中学、北京第四女子中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甚至在男女合校的中学,据一位目击者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大打校长时,主打的是女学生”。(王友琴,1995)
 
显然,对于投身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青少年学生而言,最高领袖、其他中央首长以及权威党报党刊对于红卫兵运动的高度肯定、夸张的赞美以及政策性的全力支持(如命令学校停课半年、禁止警察干预暴力行动、全国大串联享受免费交通与食宿等),毫无疑问就对他们产生了极其强烈的社会认同。在这过程中,作为青少年“领袖”的人物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这里所谓的“领袖”,指具有榜样或模范性质的政治权威、公众人物、影视明星等,而青少年对“领袖”形象的模仿、崇拜,能够促进其认同的形成。(埃里克森,1998:117)在这种铺天盖地社会认同的激励下,红卫兵集体陷入了“红色恐怖万岁”的狂欢。这样的认同驱使着几乎所有的青少年学生,以加入红卫兵组织为荣,以参与暴力行动、为“革命”流血牺牲为荣,女生也不例外。
 
对于今天的校园女生来讲,1960年代的“革命”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过去,那些身着绿军装的红色少女,她们的身影正在被缓慢地集体遗忘。今天的校园女生欢快轻盈地成长在以“改革”为主题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容许而且鼓励她们展示和追求青春女性所有的身体美。然而,这种境遇看似迥异于1960年代,实则内隐着极其相似的身体政治——只不过,对年轻女性身体的新一轮权力形塑不再借助政治权威和革命斗争,而是通过消费主义和商品崇拜而达成。所以,女性的自由和解放,依旧在路上。
 
周小李,教育学博士、博士后,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教育政治学、公民教育、性别社会学。
 
参考文献: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949-1976年的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徐友渔:《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
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号、总第三十期。
张新蚕:《家国十年:1966-1976:一个红色少女的日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美]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史继平等译,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版。
《红旗》1966年第10、11、12期。
[美]埃里克森(Erikson.E.H):《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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