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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我是如何去美国的

作者按:
2017年5月30日,本人应邀参加了民间智库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在美国波士顿举办的“剑桥沙龙:中国近现代留学史学术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介绍了自己1980-1981年考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出国的经历,这是一段37年前的往事。本文根据我在会上的发言整理补充后写成。
 
撰文 | 华新民(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学博士,美国宇航局退休科学家)
责编 | 程   莉
 
一、报考前的经历
 
1978年秋,我从云南调回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书,当时正值20周年校庆。从我毕业离校算起,离别科大已经十年了。虽说这是我的母校,其实校址和校园对我都是陌生的——1958年诞生于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此时已经在安徽度过了八个年头。
我1962年被科大录取时,进的是近代力学系,可是从1964年秋天开始,我被调到外语教研室属下的英语专修班攻读英语,原定我们毕业后留校充当当时极为紧缺的英语教师,可是1966年6月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学业突然中断,也把一切都打乱了。1968年毕业前夕,我重返原来的力学系参加分配。毕业证书上写的是“近代力学系发动机热物理专业”,实际上那个专业的课程,我一门也没有上过。而十年后回到学校,我既没有去力学系,也没有去外语教研室,却进了物理教研室。
 
重返学校,能够从事基础科学的教学,有机会的话,再做一些科学研究,这是自己过去十年时间里在农场和工厂里一直向往的工作,所以虽然当时科大生活条件很差,我心里也没有多少抱怨。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期间我除了当物理课的助教以外,因为有过去学习英语的基础,还给学生开了课外的科技英语课程,时不时还被拉差去给来访的外国学者当陪同和讲学的翻译。有一次是全程陪同一位德国学者(Gerhard Borner)讲学和游黄山,还有一次是被借到南京大学给一位美国天文学家(Jeremiah P. Ostriker)当讲学的现场翻译——因为文革十年加上文革前以俄语为主的外语教育,那个时候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都低,外国学者讲课时没有现场的翻译只有极少人能听懂。
 
当时学校有一些出国访问学者的名额给中青年教师,申请者获得派遣的条件除了政审以外,无非看专业水平和英语水平。由于文革刚刚结束,教学科研工作乏善可陈,专业水平难以考核,于是英语成了一个最易度量的硬指标。那些有幸通过英语考试的待派访问学者,也都需要经过一番英语培训,我也曾一度充当过这类培训班的助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班上有位名叫李克正的知识青年,据说原是南京街头早点摊的职工,被陈省身先生发现有数学天赋,招为研究生,他的英语也比班上那些一直在学校教书的教师高出一大截,让我开了眼界。
 
二、报名和考试 
 
我就这样来回游移在物理和英语之间,一时还挺风光的:常有准备出国的老师找我补习英语、帮助填写英语的申请书,也有时帮钱临照教授起草为出国访问学者写的英文推荐信。不过在忙碌之余我心里隐约有点担心:再过几年,文革后恢复高考入学的物理、英语学生将成批毕业,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我这个既不是物理科班出身、也不是英语科班出身的半吊子教员,到时在科大怎么立足呢?就在这时,大约1980年春天的时候,传来消息说李政道先生发起了一个中美联合招考留美物理研究生的项目,简称 CUSPEA,由美国五十多所大学物理系参加招生,教师和学生只要在三十五岁以下都可以报名。当时我离三十五周岁正好差几个月,于是报了名,希望藉出国深造弥补文革造成的残缺学历,得个学位,也算在物理专业“讨个出身”。
 
报名以后才发现,像我这样的教师报名者屈指可数。许多当年还算年轻的教师,属于因文革而中断学业的“老五届”,都已经拖家带口,大多倾向于出国做短期的访问学者,学校也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这方面的机会。出国攻读学位毕竟是一条漫长艰难的畏途。另一方面,刚上了三年课的77级的学生也报名十分踊跃。由于大学招生中断十年,积压在77级学生中的优秀人才进入大学后已经展现了他们惊人的学习能力,科大的学生尤其如此。教师跟学生一起参加考试,如果考得不如学生,岂不有失面子?这也是年轻教师报名犹豫的原因之一。不过我已经报名,无路可退,也就只能沿着这条道走下去了。
 
科大校方大概也没有料到这么多“不自量力”的77级学生会报名,安排了一次预考,由本校老师出题,淘汰了一些报名者,使参加正式考试的科大团队减少到23人,学校希望他们考出良好的成绩,不要砸了科大的牌子。学校还派了一位物理老师,记得是尹鸿钧教授,帮助我们备考。尹老师跟大家见过几次面,解答了同学的一些问题,不过事后同学们觉得对考试帮助不大。这当然不能归咎于学校和老师,因为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对于如何准备这类考试完全摸不着门。
 
当时只知道一共要考三门物理和一门英语。三门物理是:普通物理,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英语考题由中国方面准备,物理考题由美国参加招生项目的学校准备,答题也都用英语。这三门物理中我只是十多年前在近代力学系学过普通物理和理论力学,两门课都不是作为物理专业的基础课上的,后者还是用的工程专业的教科书,其他如电动力学、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都没有学过。在报名到考试之间不到半年时间里,要补习这些科目,说得上是“时间紧,任务重”。感谢物理教研室给我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这段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安排我的工作。
 
我的优势是,不必为英语考试做准备,可以把省下的时间都用在那三门物理上面。我原先在云南省昆明钢铁厂从事科技资料的翻译工作,借工作之便,购买了几本影印的美国大学物理教科书,这个时候因为找不到备考的门径,就找出来研读,解答其中的习题。这多少让我熟悉了美国大学本科物理课程的套路。另外,我当时正在为科学出版社翻译《探求者物理学丛书》(E. M. Rogers: Physics for the Inquiring Mind, 1960),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文科学生写的物理教科书,全书没有用到大学的高等数学,也正因为如此,该书对于物理概念、定理和公式后面的思路解释得非常清晰,翻译的过程等于是仔细重温了一遍基本的物理学。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优越的条件:我所在的物理教研室有周又元、张家铝、尤峻汉等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有什么疑难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向他们请教。
 
考试在1980年十月中举行,全国有若干考场,我们的考场就在合肥中国科大的校园里。记得是连考四天,每天上午考一门。考完后我自己估计物理大约只做出了不到一半的题目,及格都困难。英语考试除了录音听写以外,还算比较顺手,但是我知道英语不计入考试成绩,只作参考,所以心里十分忐忑,不知有多少录取的机会。不过,焦虑等待的时间不长,考试后不久就发榜了,在五百多人的考生中,有一百二十多人过了分数线,以成绩排行,我竟然名列第23位。除了这个考试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次考试公布成绩的方式也不同于以往。我以前参加的升学考试,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主考当局从来都不公布考生的成绩和名次。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据说考试公布名次会“助长个人名利思想”,事实是,录取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考试成绩,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审查的影响,公布考试成绩只会把政审因素造成的扭曲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
 
这次参加考试的科大团队,有15人过了分数线,仅次于名列第一的北京大学(16人)。考虑到科大只有23人参加考试,15人过线,比例达65%,明显高于其他学校。这15人中,除了我和物理教师进修班的方祖云以及一位研究生,其余12人都是77级的学生,可见科大77级学生的实力。所以结果公布之后,学校师生有议论,认为当初校方设置预考排除了部分同学,实在多此一举,如果开放更多的同学去考试,过线的人数应该能超过北大。后来科大就再也没有给报名的学生设卡,说明校方听进了这条意见。
 
不过,科大虽然过线的比例高,却没有人进入前十名,而北京大学就有四人进入了前十名,令科大自愧不如。这次考试还有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兰州大学表现突出,该校有九名考生过分数线,就人数而言,仅次于北大、科大和复旦(11人),同南京大学并列第四,而且第一名胡青同学也是来自兰州大学的。当时听到传说,兰州大学的领导对这次考试十分重视,安排老师专门为考生开班授课,并收集到一些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考试的题目,给考生做练习。据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克斌同学回忆,他们也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试题并作为备考习题,他们的考试成绩也得益于这些答题练习。 
 
科大的领导显然也听到了这些传言,接受了第一届的教训,在第二年的CUSPEA备考中,加强了对报考同学的辅导,同时美国一些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试题也在所有学校流传开来,成为备考同学的复习资料,所以同样还是尹鸿钧任教练,科大在第二届CUSPEA考试中考出了远优于第一届的成绩:共有21名同学过了分数线,而且包揽了前三名,在前五名中占了四席。在后来各届考试中,科大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在1985年到1988年,科大连续四年获得全国录取总人数的冠军,录取人数占当年录取总人数比例高达38-48% 。其中,1985、1986、1988三年的全国个人总分第一也为科大考生所获得。总共9届CUSPEA考试,有915名考生过了分数线,科大的考生占218名,领先于所有的学校。
 
三、申请和录取 
 
考试过了分数线并不意味着已被美国大学录取,只是获得了李政道先生向美国学校推荐的资格。考试后的第二个月,我们就乘火车进京,接受美国招生学校派来的教授面试,作为对每个考生的进一步考查。面试安排在美国教授下榻的北京友谊宾馆,两位教授分别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他们没有用任何物理的问题来为难我,只是询问了我的一些经历,以及希望进入哪个物理学的领域深造,并据此介绍了若干学校,建议我可以向这些学校提出申请。然后,教授的夫人也同我们进行了更加随意的谈话,大概是考察我们英语交流的能力。事后,我得知教授对我的评价是英语交流没有问题,回答问题显得“mature”。我心想,我35岁了,孩子都有了两个,能不成熟吗?我们科大考上的同学中,最年轻的只有19岁。
 
我们进京面试时住在玉泉路的科大留守处的宿舍,这是我1968年毕业离校后第一次回到自己当年学习和生活过的母校校园。其间我还前往设在原北京林学院校址的科大研究生院看望一些同学和老师。特别是我见到了李佩老师,她是我在文革爆发前一年半的时间里专修英语的老师,当时我们专修班只有八个学生,跟李老师几乎天天见面。从李老师那里我了解到,我们的英语试卷就是由她领导的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命题的,这时我才意识到,难怪有些英语试题似曾相识,做起来顺风顺水,使我的英语成绩名列第二,原来跟我十几年前的试题出自同一人手!
 
趁着在北京的机会,我还看望了在李佩的外语教研室里执教的蔡素文老师,她文革前是科大外语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被派到我们英语专修班担任班主任,管理我们八个学生的学习和生活。1966年6月,文革开始没几天,她突然像蒸发一样消失了,学校似乎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开始一段时间,还继续发她工资,由她的亲属每月到学校领取,后来就连工资也不发了,直到我毕业离校也不知她的下落。这次在北京相见,她告诉我,因为受到某高干案件的株连,她在秦城莫名其妙地坐了将近十年牢。分别十四年后重逢,真有一番渡尽劫波的感慨。
 
面试后回到合肥,我们就根据李政道招考项目,开始向美国各学校提出申请。每个考生可以向三所参加该项目的学校提出申请,申请费各校不同,大约在二十美元左右,三个学校的申请费加起来,折算成人民币,就超过我数月的工资。不过,因为我们通过了李先生的考试,这笔申请费就免了。另外,相信李先生在一开始就告诉参加招生项目的学校,所有这些中国学生,都是无法自己承担学费和在美生活费的,学校在作出是否录取的决定时,要考虑到必须给这些学生提供全额资助。当时我们对美国的大学及研究生院了解都很少,我只能根据美国教授的建议,向三个学校提出了申请: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圣迭戈(或译圣地亚哥)分校(UCSD)和亚利桑那大学。同时把申请的学校报告给李先生的办公室,李先生会将我们的考试成绩通知这几所学校,由这些学校决定取舍。
 
1981年的开春,美国各校就陆续发出录取通知了,有的同学收到了两所甚至三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按照李先生的规定,每个考生应该在四月份的截止日期前选定一所录取你的学校,通知它们愿意接受录取。到四月份,我只收到了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的录取通知而其他两所学校没有回应,于是我就通知亚利桑那大学接受他们的录取。没有想到的是,在截止期过后不久,我又收到了UCSD的录取通知,是否接受呢?我知道李先生是严禁我们接受两所学校录取的,但是又舍不得放弃UCSD的机会,于是设法联系李先生的办公室询问是否能够“改换门庭”。得到的回应是不能,除非得到原先的学校同意。幸运的是,我打听到亚利桑那大学负责CUSPEA 招生的人是华裔教授范章云先生,他刚好正在中国访问,于是写信给他陈述了我的请求,他十分大度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后来听说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通知也没有在截止日期前发出。我们一百二十多个过分数线的考生最后是否有人没有收到任何学校的录取通知呢?我不知道,即使有,恐怕也是个别的。
 
这个小小的曲折,让我认识到:李先生的招生项目在美国完全是各大学物理系的民间行为,美国大学对我们这批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的录取很大程度建筑在李先生个人的信誉上,除了李先生的办公室协调各项事务,没有一个令行禁止的权威机构,各个学校虽然参加了CUSPEA,却各自有不同的办事风格和节奏,有时并不严格遵守李先生的日程规定。
 
李政道的招生项目在美国是非政府活动,在中国则是完全由政府组织安排的。我们这些被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录取的考生,按当时的规定,要像所有公派出国的人员一样通过集训。CUSPEA学生的集训安排在1981年五月份,在当时大概创造了单一出国项目集训人数的最高纪录。不巧的是,我在那时胃出血的老毛病复发,只能请假延迟到六月份。参加六月份集训的是各种零星的出国人员,意外的是我在前往集训地(北京语言学院)的公共车上竟然见到了正在赶路的大学同班同学倪诗茂,赶紧在车站上跳下来执手欢叙。原来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学校派他到加拿大留学,也是要去集训地报到。我们二人是毕业时被军宣队、工宣队留在学校作检查、“待分配”的患难兄弟,分别多年,竟然在出国集训班相见,喜出望外!
 
CUSPEA学生中只有少数由于各种原因错过上次集训的人,参加了六月份集训,除了我以外,记得有上海科技大学的几个同学,听说是因为他们中有一人政审出了点问题,风闻是此人跟女友透露了不打算学成归国的意思,受到举报。集训的内容是学习文件之类,今天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参观了中南海的毛泽东旧居,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二是和我同组的一位出国人员是上海文革的风云人物,复旦大学的学生领袖劳元一,据自我介绍,他是到MIT 读工商管理(MBA)的。别人告诉我,那是可口可乐公司向国家科委赠送的一个奖学金名额。
 
集训结束后,每人领到八百元出国置装费,可以到城里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外面市场上买不到的物品。这是我到那时为止的人生中从未单独支配过的一笔巨款,我用它买了皮箱、西装、革履、睡衣、浴衣、风衣……,尽量按照当时我们对于外国生活的想象来装备自己。集训返校后,我继续在学校里从事日常的工作——当助教和接待外宾。直到八月底,才到上海,准备搭乘九月初的飞机直飞美国旧金山。
 
四、飞赴美国
 
翻出当年护照上的签证,显示我是1981年9月5日从上海飞旧金山的。那时中美航班开通不到一年,据比我们早一年公派出国的人说,那时他们需要到先飞到巴黎再转机到美国,一路上都有使馆接待,住在使馆里,交代很多纪律和规定,跟进入敌占区似的。记得那年年初里根总统刚刚上台,中美关系发生一点波折,我心里一直担心两国关系的恶化会影响到我们的行程。幸好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种担心纯属多余。
 
动身的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私人预订了出租汽车,到虹桥机场后,教育部的人在机场跟我们见面,把机票和护照交到我们手上,签证已经替我们办好,都不用我们本人上领事馆面谈。又发给每个人五百美元,算是借给我们的——我们虽然属于公派留学,但是中国政府没有钱给我们。这五百美元一两年后就还清了,这笔无息贷款就是我到海外的全部“启动资金”。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回想十多年前,我正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伐木,头上偶然有飞机飞过,抬头观望时心想,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坐一次飞机。真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第一次上天就跨过了太平洋。
 
到旧金山机场有领事馆的人接机,我还要转机到加州南端的圣迭戈,发愁到了那里怎么去学校报到。没想到领馆的人告诉我,圣迭戈的一位叫做 Booker的女士几天前已经有电话给他们,让他们转告我,她将去机场接我,让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原来,当地居民每年都组织起来义务接待外国新生,免费提供一个星期的食宿。Booker 太太在机场接了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开车把我带到一个山顶上,在那里我们大学的校园及其周围环境——浩瀚的太平洋、全美闻名的 Sea World 游乐场和La Jolla 海滩在她老人家的指点下,都一一奔来眼底。
 
我临时的房东家男主人Henry Booker是UCSD的教授,他是英国人,二战时发明雷达的英国空军研究组成员,战后因为同美国姑娘结婚,移民美国,是美国的科学院院士。第二天,Booker太太找来一位名叫Luna Fung的华人女士帮我找住处和安家。见过面才知道,她名叫喻娴士,丈夫叫冯元桢,也是UCSD的教授。冯教授在1945年赴美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后来转变学术方向,研究血液在人体器官内的流动,开创了用力学研究生物机体的新领域,成为生物力学的开山祖师。冯教授已经在前一年收了一个中国来的研究生薛浩,是科大力学系比我高一级的学长,薛浩刚好排队轮到可以入住学校给研究生的廉租房,有两间卧室,需要一个跟他合租的研究生,这样我就不费力找到了住处。住处找到,要解决出行的问题,我问Booker太太附近有没有公共车站,她说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了她家旁边就有一个车站,才体会到美国人出门都是自己的小车,从来不关心公共汽车在哪里停站。
 
我就读的大学属加州大学系统,是圣迭戈分校(UCSD),和我同时被UCSD录取的 CUSPEA 同学还有来自华中工学院周琥。在我们前面,物理系已经有三位大陆留学生。其中一位名叫钱国新,竟然又是我上海市西中学的校友,他是67届中学毕业生,属于文革中的“老三届”,别人上山下乡时他在家里读书,77年大学恢复考试招生,他考到复旦大学物理系,成绩优异,在一年级即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接着又被学校推荐到UCSD当研究生。他是UCSD招收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中学里比我低五级的师弟在这里成了高我二级的师兄。
 
刚到UCSD,幸有校友诚意相助,住所顺利解决,但是口袋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上飞机前借给我们的五百美元,买了旧金山到圣迭戈的飞机票,马上面临的开支有:开学交学费,住房交房租,二、三百元钱哪里够?幸好系里已经安排好了助教的位置,每月有一千多元工资,学费先欠着,开学后领到助教工资每月扣一部分,到学期结束,刚好把学费还清。剩下的钱够付房租和其他费用,比当时公费的学生或学者的收入还高一些。安家需要的锅碗瓢盆基本上不花钱,是毕业学生离校时捐给学校的国际学生中心的,几元钱就可以买下。刚到时没有床,就睡地上,反正房间都是新地毯铺好的,很干净。也有学生离校会把床垫扔出来,不久后就可以捡到不错的床垫了。
 
到校不久,阿特金森校长(Richard C. Atkinson)在他的官邸招待了全体新生。他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专门把我带到一张他同邓小平合影的照片前,告诉我那是1979年邓访问美国时,签署中美科技交流协议后拍的。原来他当时是卡特总统任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在任内促成了最早的中美两国科技交流协议,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得以成行,就是这项协议的成果之一。一年前卡特总统在竞选连任时失败,他也离开了政府,来到这里当校长。阿特金森是位心理学家,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后来在加州大学总校校长的任上退休。
 
那时中美两国刚刚建交,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国的校园里还属于“珍稀物种”,美国的民间和官方、来自港台的留学生都对中国来的学生相当友好,我的美国生活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
 
写于2017年8月6日
 
原载:刘志光等编著:《剑桥中国近现代留学史研究论文集》,美亚出版社,2018年2月,《知识分子》获授权转载,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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