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鹏

关于仿制药，在中国，有的药企是可以达到仿制药的技术的，但是很多企业不愿意生产高质量的药，因为高质量并不代表高利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陆勇

我是慢粒白血病患者，2008年生病以后我吃了两年诺华的格列卫。我们家以前是中产阶级，医药费加上治疗费、配对费用，每年需要35万。35万在2004年的无锡是什么概念？差不多买一套房子，我两年吃掉了70万（两套房子），压力很大。我的父亲2005年时退休还不到一年，就是为了帮我多挣点药钱，出差路上车祸去世了，到现在我父亲去世一直是我心头的痛，如果我没有生病我父亲可能还健康地活着，享受晚年生活。

我从患者角度看专利药的问题，我认为要尊重专利也要尊重生命。如果不尊重专利，医药公司会没有太多兴趣进行研发，对后面的患者也是不公平的。但是专利药讲究商业回报，怎么解决药价昂贵跟患者求生之间的问题？怎么调和患者和药企之间的矛盾？患者跟专业药企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专业药企需要高额回报，患者需要吃得上自己承担得起的救命药。

我认为，有几种解决办法，首先是专利药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像印度一样由政府实行强仿，也就是强制许可。2001年的《多哈宣言》（《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里规定只要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是有这个权利的，这也是对知识产权的一个补充。

第二，加强仿制药的生产和管理也是一个解决办法。国内医保仿制药上市后，价格下来，解决了药的问题。比如格列卫2.4万，仿制之后是价格是4000元，进入医保后1000多元就可以拿到了。

第三，患者可以海外自购，只要是患者自己用的合理数量的购买都是合法的。2014年12月份也出了司法解释，朋友或亲属帮买也是可以的，但有一定数量限制。

第四，政府还是需要把更多种药物列入医保范围之内，这样更多患者能吃得起药。

第五，除了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商业保险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特别是重疾保险，如果生病，一次性赔付很多钱。我2001年时买了2000元的重疾保险，最后生病赔付6.8万，当时只能买三盒格列卫。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多买点保险，这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第六，社会公益。比如《我不是药神》片方给了我两百万，我把它成立一个公益基金，可以帮助更多的患者。

朱恒鹏

纳入医保的肿瘤药真正受益的是中产阶级，因为穷人还是买不起。事实上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如果需要，就算这个药不纳入医保，他们也会花钱买。所以现在是给中产阶级省钱，但是夺去的是低收入阶层救命的钱。针对这个问题，医保政策是可以差异化的，政府可以面向穷人医疗救助，针对穷人的医保甚至可以全部报销。而中产阶级则可以靠社会医保，商保可以满足差异化需求，这是差别对待的转换版。

陆勇

当时我吃格列卫，一个月2.4万，格列卫在美国价格2100美金，韩国9000多元，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最贵的。国家能不能做一些工作，去解决定价的问题。

朱恒鹏

如果政府和药企谈判的话，首先要考虑它纳不纳入医保。即便三万元钱的药谈到六千，砍价率已经很高，但纳入医保还是会占很大份额，因此很多医生会反对这些药纳入医保。当然站在病人的角度，肯定会有人希望这个药加入医保。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支出总价不变的情况下，怎么去权衡采购的种类。此外，砍价还要考虑如何保护创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