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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 | 钱三强缘何未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导读
钱三强先生不仅是中国最具声望的科学家之一,还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在1950年代即体现出了很强的行政管理能力。方毅之后他继任中国科学院第三任院长,可谓众望所归。但出人意料的是,第三任院长并不是钱三强。这是为什么?且听知情人葛能全先生娓娓道来。
 
钱三强缘何未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葛能全先生访谈录(上)
 
访问整理 | 王聪 熊卫民
 
科学研究应该由谁领导?外行的党员干部能否领导好内行的科学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科学事业长久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历史上的几次重要转折,也都与学术领导和党的行政领导之间的转换有关。那么,学术领导最初是如何确立的?经历了什么,在怎样的背景下恢复的?具体的恢复过程是什么?恢复之初经历了怎样的坎坷?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了解还很有限。葛能全先生亲历了中国科学院恢复与加强学术领导的那段过程,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
 
葛能全,1938年12月生于湖北,1959年考入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中文系,1963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历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秘书、办公厅文书处副处长、办公厅副主任、学部联合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秘书长等职,长期担任钱三强的专职秘书,并曾兼任过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严东生的秘书。
 
在这次访谈中,葛能全先生回顾了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的前前后后,提供了有关管理学组由来,院长人选及副院长排名顺序等许多历史细节,并辨析了学部委员“增选”的意义,以及其与“增补”、“选聘”之间的区别等。其中,关于钱三强为什么没能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袁隆平没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情况的回忆尤其有趣。
 
受访人:葛能全先生(下面简称葛)
访谈、整理人:熊卫民(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下面简称熊)
王  聪(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下面简称王)
访谈时间:2016年1月15日
访谈地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510会议室
 
►图1. 葛能全先生(2016年12月22日王聪摄于葛先生家)
 
学术秘书处的设立和撤销
 
熊:葛先生,今天我们想向您请教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恢复与加强学术领导的过程。当时,科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学术领导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这一变革的背景是什么?在此之前,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是如何建立的?
 
葛:据我所知,加强学术领导最早在科学院被提上日程,是在1953年访苏代表团回国之后。在这之前,科学院只有一个总的工作方针,即“发挥科学的功能,使之成为思想改革的武器,培养健全的科学建设人才,使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密切配合,真正能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保健和国防建设。” [1]在这个方针下,明确了三项基本任务,就是:1.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2.培养与合理的分配科学人才;3.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但当时,院级层面的领导思路和领导方式仍处于摸索阶段,基本上是不成型的。
 
访苏代表团回国后,1953年6月20日,团长钱三强向院常务会议作了访苏情况报告,在介绍苏联科学院的组织机构时,着重讲了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度、学术秘书处,以及学部的设置。之后(11月19日),科学院党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在院务会议下成立学术秘书处,着重学术领导,院对各所分学部领导,并拟设4个学部 [2]。这个报告于1954年1月28日获政务院批准。1954年6月3日,成立学术秘书处撤销计划局,同时筹备建立学部。
 
 
学术秘书处是在院务会议之下负责领导和指导全院科学工作的机构。当时的学术秘书处有两位秘书长——钱三强和陈康白,陈康白是党政干部,在学术秘书处只是挂名。学术秘书有贝时璋、曹本熹、柳大纲、钱伟长、叶笃正、叶渚沛、张文佑、刘大年等八九位。现在来看,他们都是大师级的科学家。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当时是近代物理所的副研究员,钱三强把他从研究所调到院里做副学术秘书。学术秘书处在成立之后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好景不长,因为学术秘书处削弱了党的领导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不久就被撤销了。
 
熊:据我所知,科学院在1954年同时筹划了学术秘书处和学部。学部成立后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学术秘书处却在两年后被撤销了。这是为什么呢?
 
葛:它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学术秘书处是一个被赋予了很高权位的机构,而学部不是一个机构,只是一个联络学部委员的松散组织。那时候,还没有学部是“学术机构”的概念。
 
王:也就是说,学术秘书处是实体机构,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撤销。
 
葛: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熊:学术秘书处被撤销的原因是什么?
 
葛:学部成立不久,学术秘书处就被撤销了。至于准确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材料,也没有听钱三强先生说起过。以我个人分析,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形势需要和人事安排上的问题。那时,随着制定长远规划和“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中央重视科学工作,抽调了一大批能干的领导干部来科学院,分别充实到院部和有关研究所,全面加强领导,特别是党的领导。到院部任职的,资历都很老、级别很高,但在当时的院级党政职位中,又不能安排这么多高级干部,就把原来主要由科学家组成的学术秘书处撤掉,改设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作为院党组的一层行政执行领导。首任秘书长裴丽生,就是从山西省省长的职位上调来的,同时任命了6位副秘书长,除了原学术秘书处秘书长钱三强之外,其余副秘书长都是党政领导干部。
 
熊:这个变化确实很大,会有阻力吗?
 
葛:这个时候,科学院的中心任务已经从两年前加强学术领导,转变为加强党的领导了,这个思想后来从研究所一直延续到了研究室,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 [3]可以指挥科学家任职的室主任。以加强学术领导而设立的学术秘书处,已经没有条件行使原定的职责了,所以要撤销这个机构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这是很自然的事。
 
再说,许多担任学术秘书的科学家都是卓有成就,并且仍在一线做研究课题、培养青年队伍,不可能也不愿离开自己的研究岗位到学术秘书处上班,他们反而更希望放弃学术秘书的职务完全回到研究所。据我所知,贝时璋就曾明确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科学家渐受重视
 
王:请谈谈“文革”后科学院在恢复和加强学术领导方面的情况。
 
葛:先说一点相关背景。自1977年9月发出准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并在前门饭店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以后,科学技术工作和科学家在大家心目中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度。在那段时间,真可以说是“人心向院”,科学院吃香得很。一些作家也纷纷要求采访科学家,比如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的徐迟。那个时候我在院办公厅做秘书工作,接待过很多这样的人。
 
关于接待徐迟采访,我是亲历者之一。1978年初的一天,《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周明拿着介绍信,陪着徐迟来到科学院院部要求采访陈景润。当时的徐迟还没什么名气,陈景润名声已经很大了。1973年,新华社记者就在“内参”上写过陈景润,反映他工作条件艰苦,身体又有病等情况,江青还把“内参”转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先给陈治病。从那时起,陈景润便成了名人,特别是在科学院以外炒得很热。秘书处让我接待徐迟。我考虑,郁文曾经在延安办过报纸,对文化宣传报道很有经验,便请示他,问他能不能见见徐迟和周明。郁文和他们谈了半个来小时,然后让我联系数学所准备接待,还特别交代要给他们安排住中关村招待所。徐迟很快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先登《人民文学》,2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样一来,又鼓动了更多的作家和记者来写科学家,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品,甚至著名剧作家曹禺也来过科学院,我也带他见了郁文,他本来想写关于科学家的剧本,后来没见写成。
 
 
熊:从后来的发展看,科学大会真是造成了全国科学热。
 
葛:当时的“科学热”还表现在人事方面,许多重新工作的干部被派到科学院。1979年科学院有11位副秘书长,其中8位是从院外调来的;还有7位副院长和5位不兼行政领导职务的党组成员,也有多位是院外调进的。5位科学家副院长,除了钱三强之外,其他4位都不是在院里主事的。一般说,大事决策由院党组作,执行主事则由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负责。那时,院外科学热,院内的学术领导基本上没有提上日程。
 
除了社会氛围之外,恢复学术领导还需要政治上的大环境。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议中有一句最关键的话——“从1979年起,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科学技术和其它领域一样都得适应这样的大局、大环境。
 
在之后的1979年1月23日,中央领导王震、方毅、邓颖超出席了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春节茶话会,在京(含天津)身体尚好的约七八十位学部委员出席了,这标志着被“砸烂”12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开始恢复活动了。
 
王:这应该是一件很有影响的大事,尤其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
 
葛:是的。关于茶话会,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当时我是钱三强秘书,负责通知所有能够通知到的在京学部委员出席。茶话会结束之后,突然得到通知,出席的学部委员名单要见报,这意味着必须落实到会学部委员的名字。那个时候没有桌签,只有第一桌有专门留的位子,其余都是随便坐的;并且,当时是用发请柬的方式通知的,谁来了谁没有来并不都掌握,所以没有准确的出席名单。
 
在那个年代,名单见报是很有意义的。对此,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恐怕难以想象。“文革”以来,大家都非常关注见报的名单,以及名单的排序。通过这些信息,人们可以琢磨上层政治斗争的具体情况。名字没有见报的,要么有问题,要么问题还没有定性。用这个标准猜测政治人物,可以说十猜九准。如果看到哪次毛主席或周总理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带了几位科学家 [4],这意味着那些科学家已经通过了审查,不是敌我矛盾,可以被“解放”了。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就奔走相告。所以,茶话会的名单见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为什么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呢?因为这件事一时让我们很犯难。我们有些书生气,认为没出席的人见了报怕不好,而出席名单又很难核实。这个时候,钱三强告诉我们:统计不准没关系,发了请柬的都见报。这时的钱三强已是副院长了,而且是唯一一位进了党组的科学家副院长,他说话是有权威的。我们按照钱三强的意见做了。197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学部委员茶话会,大字标题是“团结全国科学家尽快实现四化”,我们提供的学部委员名单全部见报了。这么多学部委员同时见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这件事影响非常之大。我讲的是大事件中的一个历史细节。
 
熊:这个细节很有趣,也有历史价值。
 
葛:接着,又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1979年11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茶话会,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胡耀邦等领导人都出席了。严济慈代表科学家讲话,他的浙江东阳话很不好懂,但他讲话速度很慢,声音很大,他在主桌,估计在同桌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是听明白了的。严老讲话提出的两条建议非常要害,概括起来就是:第一,要更好地发挥科学家在学术上的带头作用和指导作用;第二,要按照科学的发展规律领导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即使在“文革”前,这样有棱角、直言不讳的意见也很难听得到。这不仅是严济慈个人的想法,而是科学家们憋了十几年的心里话——不能总甘于外行领导内行,随心所欲了。当然,严济慈不可能、也没有明确提出“外行内行”的问题,但意思一听就明白,在这样的场合讲出这样的话,相信都会印象深刻,而领导人带头鼓了掌。这也说明政治大环境确实变了。
 
加强学术领导的提出
 
王:科学院提出加强学术领导,也跟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系?
 
葛:有直接关系。为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心转移,1979年3月23日,科学院党组写了《关于把全院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科研上来的几点意见》(简称“几点意见”)上报中央。其中提出“改革院部机构,加强学术领导和科学管理”,“为了加强学术领导,要恢复学部的组织和活动”,并且明确“学部是在院务会议领导下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名额要扩大,要增选近二十多年来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特别要注意增选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这是文革过后科学院第一次在文件上提出要加强学术领导和科学管理,以及明确学部是在院务会议下的学术领导机构。按照院党组文件,实现以上两个目标的前提措施是“改革院部机构”。如果机构不改革,加强学术领导和加强科学管理只能是纸上谈兵。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摆到了李昌面前。
 
熊:李昌当时是科学院实际上的一把手吗?
 
葛:是,他是主持工作的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和“文革”前张劲夫在科学院的角色一样。
 
李昌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下称清华)念过书,从事“学运”,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后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做过校长。我个人感觉,李昌对科学家的意见还是比较重视的,和那些纯粹的党政干部不一样。他和当时兼任院长的方毅也不太一样。
 
方毅虽然也重视知识分子,印象往往是以一种领导人的姿态。他和科学家之间不完全是交流和讨论的关系,而是“上和下”的关系,比如科学家给他写封信,提个要求,他会批示表示支持。方毅下到研究所里有点“视察”的味道,不是真正的“调研”。虽然他和之前胡耀邦在科学院的角色类似,但具体来看,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胡耀邦到所里调研是什么都聊,什么都问,用他自己的话说,叫“脱毛”(增长知识),而不是召集人开个座谈会,讲一通话走人,即使讲话,也从不讲空话、套话。
 
我的印象中,李昌和科学家是一种“平视”关系。虽然他是党组书记,但不摆架子。他有想法就讲出来,不同意可以讨论,他并不认为反驳他的意见是对他不尊重。
 
熊:我听许良英先生提过,他曾经当着中央领导的面批评李昌把他的稿子改错了 [5]。
 
葛:这是完全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1979年院党组的 “几点意见”,主要反映了李昌的思想。“几点意见”中提出“改革院部机构,加强学术领导和科学管理”是很关键很有现实性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科学院存在某种非学术机构的官僚气。那时候,研究所有不少人反映科学院机关有衙门作风。周光召做了院长以后,在很多场合讲过一个例子,说他在理论物理所当所长的时候,有一次到某局办事,进门之后,接洽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抬起头对他说话。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情况在当时院机关有一定的普遍性。
 
院部机构改革
 
王:院部机构改革后来进行的情况怎么样?
 
葛:不久之后(1981年),院部机构进行了改革,业务局改为学部,共设五个学部,由学部委员科学家副院长兼任学部主任。其中,数学物理学部主任是钱三强,副主任有学部委员马大猷、吴文俊、王绶琯;化学部主任是严东生,副主任有学部委员张青莲、陈冠荣、黄耀曾;生物学部主任是冯德培,副主任有学部委员张致一、曹天钦、徐冠仁;地学部主任涂光炽(唯一不是副院长),副主任有学部委员程裕淇、叶连俊、施雅风;技术科学部主任是李熏,副主任有学部委员王大珩、张光斗、陈芳允。为了工作方便,充实办事力量,各学部另外配了两三名非科学家专职副主任协助工作。同时,院里还设立了农业现代化、能源、环境保护等几个研究委员会,许多院内科学家被吸收进了这些委员会,比如环境保护委员会中有吴学周、马大猷、熊毅、曾呈奎、刘东生、马世骏等。
 
这样改革之后,院部机构设置上体现的学术性和管理工作的科学性明显不一样了,但新的问题和矛盾也出来了——院机关原有的那么些副秘书长,还有党组成员,他们干什么?此外,科学家主持的学部变为实体机构以后,日常运行中的一套日常行政事务(如经费、人事、出差、开会等)有了麻烦,谁拍板谁签字?许多参与科学院领导的科学家的人事关系并不在院机关,按照财务规定,他们签字是不可以报销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出现。
 
熊:真是改革艰难啊。
 
葛:其实,李昌(当然有方毅的支持)还有很多为了加强科学院的学术领导和科学管理准备采取的改革设想和措施,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能够兑现,或者短命夭折了。
 
关于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
 
王:您提到的这些设想是不是1981年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准备实行的?
 
葛:对,当时设想科学院要多听科学家的,科学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再与党的领导相结合,通过这种模式领导科学院。据我理解,这是筹备第四次学部大会的一个基本思想。我认为这个思想是非常进步而必要的,它真正体现了加强学术领导,而不仅仅试图在决策讨论上增强一点科学家的话语权,并且这一思想也注意到决策的民主性与法律意识。
 
但需要说明的是,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在想法很多、变化很快、意见纷纭中进行的,有些设想在提出和实行时显得有些仓促,不够衔接,缺乏完整性。比如,由学部委员大会推选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 [6]。这一条是1979年3月关于学部工作的请示,向中央提出的,文是这样写的:“我院院长、副院长的民主推选,对发扬民主,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兴旺,会起良好的影响”。“请示”上报后,总体上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只是在某些环节上遇到点问题。我见过当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这一条旁边的批示:“请查一下方毅同志任命是否是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或通过”。同时,在请示报告的传批单上,华又批了这样的话:“院长、副院长的补选手续请研究”。然后方毅批:“请李昌同志遵华主席批示办”。不用查,这样做当然过去没有过,因为想改革嘛。那就只好按惯例都任命。但完全照过去的办法做,许多渴望改革的人(包括党组书记李昌)又不甘心,于是又临时搞了个折中,把学部委员大会推选院长、副院长,改为主席团会议推选。当然,这也算得上在民主性与透明度上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熊:具体是怎么做的?
 
葛:按照中央精神修改了科学院的试行章程,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只选举院主席团,选出29名成员,其中3名执行主席为严济慈、李昌、吴仲华。推选院长、副院长的主席团会议,也就是中国科学院第一届主席团(现称学部主席团)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我作为工作人员一直在现场,时间是1981年5月19日。会议首先由李昌向主席团提交经上级核定的院长、副院长人选名单及排序,并简要介绍了关于酝酿和审批过程情况。他按照程序询问大家有无意见,在主席团成员没有提出异议后,名单由全体鼓掌通过。推选的结果是:院长卢嘉锡、副院长共六位,排序是:胡克实、钱三强、冯德培、李熏、严东生、叶笃正。
 
 
关于胡克实和钱三强两位副院长的排序,发生过外人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引起注意的顺序变化,这件事透露出某些重要信息。院党组提交主席团推选的名单中两位原副院长(即胡和钱)是按1978年的任命顺序排序,胡克实排在钱三强之前,算是第一副院长。这一推选结果在当天下午已经见报了。那天,《北京晚报》有个姓韩的女记者根据现场情况写了报道,登在当天的《北京晚报》上,即胡排在钱之前。但到了晚上,接到了上边的电话,指示改变胡和钱的排序。
 
熊:“上边”是谁,您知道其中的过程和原因吗?
 
葛:知道一些。筹备第四次学部大会的初期,我一直在会务组帮助做工作 [7]。开会前不久,院党组成员、干部局长吴学珍同志又要我到他负责的人事组。设立“人事组”是这次学部大会独有的。这与当时改革院部机构,加强学术领导有直接关系。因为除了院长、副院长之外,学部主任、副主任也算院部的领导职务,甚至连学部常委的人选也要考虑种种情况,如学科分布、院内院外的比例、年龄、身体状况等。“人事组”可能还有一个任务,多了解一些中青年科学家以备将来重用,如接院长副院长的班,还有的会向上级推荐进中委、中纪委、人大、政协等。由于我对院内外学部委员的情况比较熟悉,就把我转到了“人事组”,所以我知道并且经办了改变钱与胡排名顺序这件事。
 
“上边”的电话不是我接的,是吴学珍告诉我并交我办理的。电话也不是吴学珍接的,我推测应该是李昌接了之后告诉吴学珍的。“上边”是谁,我不准确知道,当时也没有问。有印象电话是中组部打来的,中组部根据谁的意见改变排序更不知道。分析应该是既熟悉情况又说话算数的领导人。个人猜想,可能是胡耀邦,他那时已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对科学院及钱三强和胡克实的情况都了解,而且只有他可能会想到这件事。
 
我连夜通知新闻单位并提交改变排序的名单。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刊登了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闭幕的消息,关于新推选出的院长、副院长的排名顺序,变成钱三强排在胡克实之前了。
 
5月20日上午,学部大会闭幕,全体学部委员受中央书记处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胡耀邦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首先说,这次大会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很值得庆贺。他希望全国科学家奋发图强,深入实际找任务,以主人翁的姿态干工作。
 
顺便说那天突发的一件不幸事。就在学部委员们乘电梯下楼,准备集体乘车去中南海的时候,物理学家陆学善在电梯间突发心脏病,紧急送往医院救治,但抢救无效逝世,终年76岁。这也成了我们后来做学部工作的人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千方百计地保障高龄学部委员的安全和健康。
 
钱三强为何没有当院长
 
熊:和同代人相比,卢嘉锡在科研业绩和管理经验上并不见得特别突出。那么,为什么把他列为院长人选?为什么不是钱三强?仅就年龄而言,卢生于1915年10月,钱生于1913年10月,只相差两岁。这样安排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葛:你的这个问题有相当的代表性,至少许多熟悉情况的科学界人士和当时科学院机关的同志,有过你这样的想法。直到2013年钱三强百年诞辰座谈会上,还有两位80多岁的资深院士问我,钱先生当年为什么没有当科学院院长,说他应该也适合作为院长人选。
 
关于科学院院长人选的基本考虑,院里当时给中央写过请示,并得到了中央的同意,请示是这样写的:“郭沫若同志去世后,科学院院长人选问题一直为大家所关心。经反复酝酿,我们认为,院长还是由有名望的科学家担任为好” [8]。
 
 
今天,借这个机会把了解的情况讲出来,或许能起到一点释疑作用。先引读一封李昌的亲笔信,是他写给方毅的,时间是1980年11月30日,写信时,李昌还是科学院党组副书记 [9]。信中写的是关于科学院的主要人事安排情况和意见,明确讲到了院长人选问题。
 
信的全文如下:
 
方毅同志,
 
在这次院部小型座谈会的过程中,了解到严东生同志和其他三位同志(冯德培、李熏、叶笃正)都只能抽出一半或稍多一点时间到院工作,而且除李熏同志外,其他三位明年都安排好出国讲学或做研究工作。卢嘉锡同志不久前也和我亲自恳谈了这个意思。这就是说,几位有威望的科学家是愿意做院的领导工作的,但最近期间全部脱产还不可能。
 
因此,从现实情况出发,院长可能还是三强了,下一届可再考虑卢或严(东生)。
 
严济慈同志这次表示他年纪大了,要减少在院的领导工作,可考虑他担任主席团或院务委员会的执行主席之一。
 
还有,吕东同志问我,胡克实同志是否调走?因他了解到中组部向薄一波同志商量要从一机部调一副部长把克实同志顶出来。这样郁文同志的工作又如何安排?几位科学家提他担任副院长兼秘书长。
 
总之,院的人事安排,请你多考虑。
 
至于我的工作,管虚的比较主动,我身体有病,不能再搞繁忙的行政工作了。
 
敬礼!
                 李昌  1980年11月30日 [10]
 
 
同一天,方毅在信上写了批语:“人事问题再面量(笔误,应为“商”)一下”。
 
两位主要领导何时面商及商出何种意见,不得而知,但李昌的信和方毅的批语本身已表明了各自的某种态度,联系到后来发生的情况,钱三强没有列为院长人选,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就在李昌给方毅写信的第二天(1980年12月1日),钱三强率团访问美国,12月20日回国。次年1月15日,因感不适到北京医院检查,发现心电图表现为“急性心内膜下心肌梗死”,紧急住院治疗。1月19日,北京医院书面报科学院并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病情报告”,称:“钱三强同志,心电图检查发现急性心内膜下心肌梗死于本月15日住院……目前虽自觉尚好,但如心肌梗死继续扩大,或出现严重并发症,即有可能随时发生危险” [11]同日,李昌看过“病情报告”后即批“将三强同志病情报方毅同志”。
 
大约三月初,方毅亲往北京医院向主治医生了解钱三强的病况,同时看望了钱。第二天,我去医院时,接待方毅的医生告诉我,方毅问过钱出院后是否还能承受正常工作负担,医生把医院方面的意见告诉了方毅,意思大致是,心肌梗死不是一般性疾病,即使出院了也切不可过度劳累,不能承担繁重的工作,最好半日工作,不要离京出差,更不要出国。
 
方毅找过医生还有医生所讲的情况,我都向三强同志说了,相信他会明白其中的意思。我也猜得到。因为那段时间,钱三强做为院长人选,院内外都有呼声,认为他的成就、贡献、名望及国内外影响,都适合当科学院院长。从这方面说,李昌信中的意见也侧面反映了大家的呼声。但在学部大会召开之前,院里的主要人事安排发生了变化,钱三强不仅不是院长人选,副院长的位次还排在胡克实后面。
 
(本文受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史编撰与研究”项目的资助,原题为《学术领导在中国科学院的恢复与加强》,首发于《史林》2018年增刊)
 
下周,我们将为您带来“葛能全先生访谈录(下):袁隆平为什么没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敬请期待。 
 
[1]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 科学通报. 1950. 1(3):166
[2]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 中国科学院档案. 1954-1-1.
[3]许多是部队转业军人。
[4]比如1973年10月,周总理接见吴健雄和袁家骝的那一次,有七八位科学家的名字见报了,其中就有钱三强,这是他“文革”初被打倒后第一次露面。
[5]据熊卫民、王作跃对许良英的访谈,2012年10月24日。
[6]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和院长、副院长等有关问题的请示. 中科院院部档案, 案卷号: 81-36-4
[7]因为我同时还承担着钱三强秘书的工作,所以在会务组只是帮忙——葛能全注。
[8]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和院长、副院长等有关问题的请示. 中科院院部档案, 案卷号: 81-36-4
[9]同年12月15日任命李昌为党组书记,同时免去方毅的党组书记,只任院长。
[10]李昌信和方毅批示原件存科学院档案室,由王扬宗查档提供复印件并收入《钱三强年谱长编》530页,2013年10月版
[11]葛能全. 钱三强年谱长编[M]. 科学出版社, 2013.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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