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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改革的板斧能不能再狠一点?

 

撰文 | 胡升华(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责编 | 程    莉
2018年11月14日,北京的霾特别重,下了班老老实实回家看电视,结果就看到了重磅新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下称《意见》)。
 
会议强调,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
 
新闻播出后,期刊界同仁奔走相告,喜不自禁,似乎看见了驱除期刊人头顶上“雾霾”的希望。
 
最近几年我“在刊言刊”,一直发博客、写文章,并接受了《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的采访,“好言” “危言”讲了不少,奔走呼号,算是对科技期刊的环境改善付出了点苦劳,非常期待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环境有实质性的改变。
 
由于几位同业朋友参与了《意见》的起草,我对《意见》早有所耳闻,知道是近年对科技期刊发展推动最得力的部门在主持《意见》的起草,起草小组的专家堪称当下国内期刊界的权威,他们对国际国内期刊业发展有深入的了解,对期刊发展的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对国情也了然于胸,所以《意见》应该是当前环境下的最佳文本。
 
我在接受完《科技日报》的采访后,被几个朋友冠以“胡大嘴”的“雅号”,既然已经“胡大嘴”了,就在没有看到全文之前,按照既往风格发几句议论,不对或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科技期刊发展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什么?
 
显然不是科研产出不足,不是科研投入不多,而应该是如何摆正科技期刊的定位和属性。估计《意见》暂时还没办法触动这个牵涉面比较大的话题。
 
在不久前召开的633次香山会议这个鼓励畅所欲言的特殊场合,我提出了这个根本问题:科技期刊是属于上层建筑还是属于科学技术范畴?改革是否可以彻底一些,不要继续用上层建筑的管理方式管理科技期刊?
 
1975年7月胡耀邦接受邓小平委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他的任务是要在科技领域拨乱反正,恢复科技工作秩序。要在科技领域拨乱反正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怎么看待科技工作;其二,怎么看待科研人员。
 
胡耀邦很睿智,试图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理论突破口。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科学研究就不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了,科学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生产者”、成为“劳动者”,而不是“臭老九”了。结果,胡耀邦没有成功。他在邓小平幕后支持下精心编制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被当作大毒草,与邓小平一起受到批判。“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后,科技领域拨乱反正得以进行,科技大发展的局面得以产生。邓小平随后进一步断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也被归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期刊碰到的问题是不是有点类似呢?个人认为,科技期刊是科学技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肯定受上层建筑影响,反过来也为上层建筑提供支撑作用,但它本身不应该被赋予上层建筑的属性。
 
2.如何解决“上面文件、意见”和“下面贯彻执行”两张皮的问题?
 
许多专业性很强的“上面文件、意见”都浸透了大量顶级专家的智慧和苦心,但很好的专业设计执行起来往往走样,这是个难以医治的痼疾。“下面”认识水平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决策过程要科学、权力使用不能走样,当然还要抑制一些不良行政惯性。但“上面文件、意见”往往管不到这几样东西,顶级专家有充分的专业知识,但对权力的运作其实了解不多,即便了解也鞭长莫及,因此,不太可能设计出一套有效的过程管理,以保障“上面文件、意见”的实施效果。
 
3. 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科技期刊?
 
传统上大家一般认为科技期刊有四个功能:注册登记(解决学术优先权问题)、质量控制(编辑选择与同行评议)、生产传播与长期保存。用科技期刊的这种功能定位,难以说服一线科学家倾心支持中国期刊。从科技无国界、学术无问西东的视角出发,科研成果发在国外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并无什么不妥。
 
未曾想,在数字出版与互联网时代,期刊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有过长篇论述,这里只强调一点:传统出版时代,一册册分立的期刊只是一个个独立的物理存在,不论如何堆积、关联都起不了化学作用,期刊资源集聚本身不具备产生新知识的能力、不具备制约他国科研工作的威力。但是,现在不同了,优秀的科技期刊成为优质科研大数据的抓手,看国外一个个好刊也并不可怕,但看“整片树林”,问题就严重了。类似爱思维尔和斯普林格-自然这样的期刊出版和数据经营大鳄,通过掌握规模化数字资源、平台技术和数字决策工具,已经成为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下的一个基础条件,同时也就成了对科研工作一个强大的制约条件,系统性地把我们这个科研产出大国远远地甩在身后。一旦发生不可预测的极端情况,我们在科技数字资源的利用上分分钟都能被卡住脖子。更何况,网络技术、语义分析、算法、数字决策工具等等可以使数据本身发生化学作用,产生出创新性成果。我们对这种变化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更谈不上有效应对了。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科研成果创造与科研成果经营已经变得密不可分,把科研成果的经营拱手让人显然是一种战略短视。举全国之力,在基础学科和优势学科领域建成几个一流期刊应该不算太难,但要在国际科技数字资源的竞争中收复大片的失地,夺回数据话语权,并不容易。
 
愿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早日收复我国科技期刊数字资源失地,尽快弥补这块战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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