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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影响力大,或撬动学术评价体系?

撰文 | 刘爱生(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科院副研究员)
责编 | 张    欢
2017年9月16日,浙江大学发布《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浙大新规”),拟将在报刊、电视、互联网上刊发或播报的,具有广泛网络传播的优秀原创文章、影音、动漫等作品(简称“网文”)纳入学校科研成果统计、各类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范围。这则改变学术评价体系的新规,立即引来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
 
其实,放眼全球,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的一些高校也逐步把报刊、网络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优秀成果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与国内稍有不同的是,国外多把此类成果称为“社会学术”(social scholarship)、“公共学术”(public scholarship),或“社交媒体学术”(social media scholarship)。为了更接地气,本文沿用国内的称呼——“网文”。下文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在国外,“网文”何以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学界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行动?又面临到哪些挑战?
 
 
一、开放知识运动的兴起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网上创作、发布、讨论和分享内容,并允许任何用户免费阅读、下载、复制、转发、链接和打印。这股潮流的兴盛,有两方面原因:
 
(1)网络社交媒体的技术门槛与传播成本低、互动性与时效性强。学者只需一台电脑,就可在线发表个人的研究成果,并及时与学术圈内外的人士进行交流和互动。
 
(2)响应开放知识运动(open knowledge movement)。当下,绝大部分由公共财政资助的科研成果成了学术出版巨头私有的版权资产和获取暴利的工具。在数字时代,由于复制传播成本下降,人们要求版权立法不得维系出版商的暴利,而应保障公众获取知识的权利,因而开放知识运动开始兴起。
 
对此,加拿大学者阿纳托利·格鲁泽(Anatoliy Gruzd)等人指出,网络社交媒体正快速变成学术生活和专业发展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趋势的变化,不仅意味着学术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方式会发生变革,而且大学的评聘和晋升政策将会随之变革。社交网络这些新的能力推动了免费开放存取资源运动,其特征是:基于网络平台,其组织是松散的;致力于免费创作、分享和传播知识,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扁平的网络中来。网络社交媒体的民主化,以及学者无需借助传统学术杂志就能够发布和分享知识,对那些负责评定学术成果价值的人构成了全新的挑战。
 
 
长久以来,对学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主要基于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论文被他引的次数。一般而言,一个学者发文的刊物级别越高,发表的论文越多,被引的次数越多,他/她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就越大。但是,这种科研评价的传统文献计量方法存在诸多局限。基于此,美国学者杰森·普里姆(Jason Priem)在2010年提出了替代计量学(alternative metrics)这一概念,其核心思想是:用面向学术成果全面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尤其是基于社交网络数据的计量指标,替代传统的单纯依靠引文指标的定量科研评价体系。那么,什么是“学术成果全面影响力”?一是学术成果的学术影响力。在替代计量学看来,学术成果不仅包括论文,而且包括数据集、图片、媒体、墙报、源码、视频和网页等;引文反映的只是学术影响力一部分,各种形式的“网文”被阅读、讨论、分享、下载或链接的次数,同样构成了学术影响力的内容。二是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其科研成果理应能够被感兴趣的公民获取和利用,这要求人们在评价学术成果的影响力时,需要考虑学者的社会影响力。“替代计量学可以通过采集、捕获不同平台上非学术界人士对学术成果的利用,来衡量学者的社会影响力。”这一概念提出后,迅速得到大学、科研资助机构以及出版商的高度重视,并促使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反思和改革现有的学术评价系统。
 
当下,学者普遍离公众较远,发表的绝大部分论文并没有对当下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在学术圈内,一些论文经发表后,也鲜有人阅读和引用。据统计,全球每年发表的同行评议论文高达150万篇,但人文科学有82%的论文连一次也没有引用。为何学术论文难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日益要求科研人员走出象牙塔,利用社交媒体发出公众听得懂的声音,并同公共政策制定者和一线从业者进行合作,以影响社会变革。更何况很多研究由公共财政资助,学者有义务把其研究成果介绍给公众。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艾米·斯嘉丽(Amy Schalet)指出,大学教师在社交媒体和大众传播中付出的时间与努力,往往能让整个社会受益,这是一般的学术期刊难比拟的。但是,按照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这些贡献却并不算数。这显然不合时宜,大学行政人员和教师应坐下来,共同商讨教师参与大众传播在评聘与晋升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网文”学术评价面临的挑战
 
鉴于“网文”的价值,把其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之中,以此作为对创作者的奖励,可以说合情合理。然而,这背后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评价“网文”的质量和影响力。
 
尽管一些学者试图用替代计量指标来评判“网文”的质量,但它本身并不完美。显然,对一篇“网文”质量和影响力的评价,它被点赞、转载、阅读、分享和下载的次数越多,质量就越好吗?这很难不保证一些学者或网站钻制度的空子,故意发表一些吸引人眼球但失之偏颇、没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对此,美国学者雷切尔·博哈特(Rachel Borchardt)指出,替代计量指标作为一种评价影响力的指标,呈现的只是研究成果被讨论的广度,而作品本身质量和口碑如何,则留于读者评判了。换言之,替代计量指标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替代”传统的学术评价指标,而只是向人们提供了评价文章影响力的另一种视角。
 
“网文”质量评价标准缺失所带来的隐忧,也在国外大学行政人员的态度上得到体现。布莱克·卡梅隆(Blake Cameron)等人2016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与在传统的杂志发表论文相比,仅有23%的美国和加拿大医学专业的系主任认为医学工作者在基于学术杂志的博客(通常有网上的外审专家)上发表文章,在晋升中具有重要或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当被问到在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是否具有同等价值时,这个数字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2%。这其实不难理解,在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网文”质量评价机制的前提下,大学行政人员很难相信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与在传统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具有同等份量。
 
 
虽然“网文”得到一些学术协会的大力鼓励,并被个别高校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但这并不表示国外所有高校和教师认可它。
 
在国外学界,以下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真正学术成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的过程。尽管当前有不少学者对同行评议颇有微词,然而相较之下,大部分“网文”并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呈现出一定的自发性和随意性。这一情形导致“网文”纳入学术评价的合法性存疑。更何况,在当今所有大学排名中,无一不是以在传统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为计量单位。
 
这种观念在许多大学教师身上也得到体现。一方面,经过多年严格的学术训练,大多习惯了传统的研究范式。在此影响下,许多大学教师以在传统学术期刊上发文为荣,而对“网文”多持一种不屑的态度。对于在公共媒体发表文章、在社交网络与公众分享观念,国外一些大学教师“大皱眉头”,认为是不务正业,搞“激进主义活动”。另一方面,传统学术论文的写作方式和语言风格,与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网文”有着天壤之别。在这种情况下,国外不少大学教师认为,“网文”的创作归属于社会积极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而自己只要在象牙塔内做好本职的教学和研究即可,没有必要创作自己不熟悉的“网文”。作者所访谈的一个对象就举了一例:《华盛顿邮报》邀请她就埃博拉病毒(Ebola)给公众写一篇2500字的短文。这一度让她陷入恐慌之中,因为离开了诸如HIV和对非援助的学术著作,她不知道如何下手。
 
即便“网文”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但并不表示国外大学教师对此欣然接受,没有任何疑虑。相反,他们有来自两方面的担忧。
 
其一,担心“网文”带来额外负担。许多大学教师,尤其是研究型大学,都面临着沉重的工作压力,有些甚至已处于“超载”状态。他们不仅需要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教学上,而且随着大学排名竞争的日益激烈,他们被要求发表更多更好的论文,争取更多的科研资助。在此环境下,大学教师不免担心:一旦“网文”被全面纳入评价体系,它会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晋升标准,从而给自身带来额外的考核压力。澳籍华人学者林可婷就担忧道:要求教师在大众媒体发表文章,是不是创造了另外一种晋升标准?或许正是有此方面的担忧,当前已经把“网文”纳入学术评价体系的高校,也只是把“网文”作为一个受欢迎的选项,而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
 
其二,担心“网文”潜在的社会风险。大学教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虽然能及时传播个人的研究成果,并扩大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但同时意味着他/她将失去象牙塔的保护,将直接面对大学外部差异极大的观众。大学教师在一些有争议的议题上的发文,包括阶级、性别、种族、同性恋等,极有可能招来意想不到的恶意评论、骚扰、谴责,甚至为此失去工作。例如,波士顿大学助理教授塞达·格兰迪(Saida Grundy)因在个人微博上发表抨击白色人种言论(尽管研究支持她的观点),遭到不少保守白人的攻击,并要求校方解雇她。针对这种状况,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在2016年的年会上,甚至还专门小组讨论了如何防范“网文”给大学教师,尤其是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所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
 
 
结语与思考
 
显然,“网文”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并被国外一部分高校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反映了学术评价制度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嬗变而不断扩充、调整和完善。然而,“网文”作为一种新兴事物,相关的实践在国外高校当前还处于摸索阶段,如何克服自身质量标准评价问题、打破传统的学术评价机制、消除大学教师的疑虑,仍是“网文”全面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之前需要面临的严峻挑战。
 
无疑,“网文”在国外学界的境遇对我国高校是极富启示意义的。浙大新规既是国内高校对网络时代的积极回应,又是国内高校投身公共事务、承担社会责任的写照,具有进步意义。但对比国外,浙大新规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斟酌和完善。
 
(1)“网文”纳入学术评价体系的目的。在国外,把“网文”纳入学术评价体系,意在克服传统学术评价机制的弊端,对花费时间和精力投身公共事务的大学教师合理补偿,同时鼓励更多的教师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社会问题,以彰显大学的社会责任。浙大新规的目的则是“加强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发挥网络文化育人功能”,以及“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和提升浙大的声誉”,未免显得有点狭隘。浙大新规如果能站在更高的视角阐释其目的,无疑更具有前瞻性和正当性。
 
(2)“网文”的来源与类型。在国外,“网文”来源广泛,既包括主流报刊、网站,又包括自媒体(微博、个人博客等);“网文”既涵盖时事评论,又包含科普文章,等等。在浙大新规中,“网文”虽然包括原创文章、影音、动漫等作品,表面上看似丰富多彩,但由于它强调“对各种社会舆论和价值观念进行引导”,且把“网文”主要载体限定在中央媒体以及其他一些主流网站上。这会在相当程度上排除大部分不带意识形态、但关乎公众健康的科普文章,以及大量发表在自媒体上但对社会有促进作用的“深度好文”。
 
(3)“网文”的评价主体与评价标准。在国外,“网文”作为大学教师的科研成果,其评定都是由学术委员会来执行的;而对“网文”质量的评价标准,既强调“阅读量”,但更强调“原创性”、“影响力”等。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网文”的评价标准在国外还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浙大新规是浙大党委宣传部制定、以浙大党委、学校名义联合印发的党政联合文件,这显然是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预,且有悖于《浙江大学章程》的第三十条规定:学校学术委员会为学校最高学术组织,负责对学校学术领域重大事项进行咨询、审议、评价和监督。浙大新规根据“网文”的传播载体、网站转载数量和阅读量来评价“网文”质量,虽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但难免过于简单、草率。
 
最后,作一点补充:除了完善相关制度和规定外,我们还有必要考虑“网文”在中国学界面临的挑战。中国学界是如何看待“网文”的?“网文”该不该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如何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网文”质量评价标准?大学教师有哪些疑虑?如何鼓励他们创作“网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认真回答。
 
 
作者简介
刘爱生,男,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科院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迎宾大道688号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科院。
联系方式:18458083008    
电子邮件:11363941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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