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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让临床医生主动做科研?

编者按:
国内很多临床医生背负着临床和科研两个重担,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医生都能做出高质量的科研工作出来,只有经历长时间的系统培训才能够培养出医学科学家。在昨天的文章中,我们介绍了美国研究型医生的艰难成长之路。而如果把做科研发论文与医生工作的评价体系挂钩起来,不仅会让许多医生被动地去做科研,也可能会出现学术不端,这也是2017年中国107篇论文被撤稿发生在医学界的原因之一,重压之下必有人铤而走险。
本文的作者为临床医生主动做科研提出几点建议,其中一点是,“要提高医学科学家的待遇”。
 
撰文 | 韩毅冰(澳门镜湖医院)
责编 | 叶水送
 
如果单纯问“临床医生该不该做科研”这样一个问题,当然是应该做。这相当于问“高产奶牛该不该去耕田”。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能不能、愿不愿、会不会、专不专,低效率的耕田与高效率产奶何者对社会的贡献更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伪问题”。
 
怎样才能让临床医生自觉地做科研,这是国家政府层面的决策性大问题,做为一个小小的私立医院医生,我只能提出几点的看法。
 
1. 多数中国临床医生是被动做科研
 
每个三甲医院都在争抢国家基金项目,鼓励医生发表高水平文章,职称晋升要看文章,甚至按照SCI分数进行年终奖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随着医院的实力不断增加,这种奖励制度必定不能长久执行,将来的“勇夫”会越来越少。
 
做为临床医生,做科研的同时其他工作一点儿也不能少,责任一点儿也不会减。即使医院行政部门同意给医生时间去做科研,医生也不得不自己承受因为做科研而落下的临床服务及各种隐形的“好处”。
 
因此,大多数医生心里虽然认可科研的重要性,但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科研。评职称必须要发表文章,多数医生也只是为了评职称被动地去做科研而已。
 
2. 临床科研大多发不了高分文章
 
临床第一线的医生,熟悉本领域技术的现况和需要发展以及改进的项目。但限于时间和科研条件所限,总是很难实现自己的想法。同时,这些能够解决临床需要的项目,通常不会沾上“高大上”的名称,即使费尽全力也只是发表在SCI影响因子在2~3的一般临床医学杂志的文章。
 
在国内三甲医院管理人的眼中,绝对不会“一鸣惊人”。但是,就是这样的研究才是临床真正需要的研究,怎样建立一套有别于SCI评分的系统,去客观评价一篇医学论文的价值,需要更多的专家去探讨。
 
3. 科研大牛的文章需要“转化”到临床研究
 
科研大牛的文章影响因子动辄在20~30,有的甚至超过50,但一般解释的是科学问题,而不是临床医学问题。从医学科学的原理到应用,需要更多的应用型研究进行“转化”。所以,医学研究需要“金字塔”型的研究类型分配。
 
在“塔尖”上,需要国家队、具有顶尖技术配置的研究所进行科学原理的研究,目标是发现推动科学进步的新发现和新理论,而处在“塔座”和“塔身”上的更多研究则侧重于临床技术的具体问题及服务上的细小问题,提高医学服务质量。
 
“转化”研究也是必不可少,例如,具体研究在动物上发现的某些理论,是否在人类身体内以相似的机制运作等等,虽然是非原创性的研究,依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4. 医院对医学科学家的吸引力低
 
在美国,培养一个医学博士(MD)的投入远远高于任何一个学科的哲学博士(PhD)。中国目前虽然医科大学的学费与其他大学相似,但正在执行的“临床型医学博士”(MD)、博士毕业后的“临床医生培训计划”也是类似于美国的8年医学博士教育、临床医生培训和执业医师考试(USMLE),而且所需时间和工作强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临床医生经过如此“千锤百炼”之后,必然期望与美国医生大致的年薪接近。很遗憾的是,除个别外企医院外,一般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远远达不到美国执业医师的水平。更遗憾的是,同样经历了严格科研培训的PhD们,也就是未来的医学科学家们,他们的收入还不如公立医院的临床医生,至少他们没有临床医生的荣誉或灰色收入。
 
医学科学家不是医院的主流,真正做科学的人不会选择医院做为科学研究的平台,而能够做临床的MD,除非个人特殊原因,也不会主动放弃临床,去做医学科学家。大学附属医院的主任级MD,有的同时也是大学教授,这些身兼两职的MD教授,偏重的是指导临床医生,像他们这样,做出像样的科研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
 
5. 临床医生停下临床做科研,需要勇气和经济保障
 
曾有一位令笔者敬佩的院长,他是妇科医生,为了得到国家科研基金的支持,停下手术两年,专门去读文章,做科研积累,最终获得了国自然的支持,并以此为起点,不断获得更多的科研资助,做到了所在领域的国内领先地位。
 
但在停下手术的这两年内,他损失了什么,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清楚。如果当时他没有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后果将不堪设想,重返临床第一线都将不能保证。这样的尝试,对一般的医生来讲,就是冒险。
 
综上所述,如果想让临床医生主动地做“高质量”的科研,需要为他们配备高素质的医学科学家。就像分子伴侣(Chaperone)那样,让这些医学科学家把临床与科研“链接”起来、“转化”出来。而能让有真才实学的PhD学生涌入医院,就需要提高医学科学家的待遇。
 
没有科研的临床服务就像“瘸子”,能走路但是走不远;没有临床指导的科研就像“瞎子”,方向也许一开始就可能错了,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不能转化的牛角尖上。只有临床医生与医学科学家结合起来,才能做出高质量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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