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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是佩奇》反映了什么样的老年生活?

撰文 | 孙鹃娟 蒋炜康
责编 | 程雪倩
最近的你是不是被一只粉红色的电焊小猪刷屏了呢?这部短短只有五分钟的电影宣传片,在一天之内引发无数毫不犹豫的疯狂转发和推荐,不仅仅是因为这只从英国远渡重洋来到我们身边的猪猪,更是因为它结合了一个在中国十分特殊的社会问题,即萦绕在无数中国子女心头的农村留守老人问题。
今天的这篇文章将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在中国留守老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正在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代际居住分离下的农村留守老年群体
 
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15年我国共有2.22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全国人口的16.15%。其中1.11亿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占农村人口的18.47%。农村老年人的数量、比例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都超过城市,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特点加剧了农村养老问题的严峻性。可以说,多年来农村老年人与城市老年人在生活水平上的显著差别浓缩了城乡之间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若干方面的巨大差距。而当前的这一代农村老年人又恰好置身于子女外出打工的滚滚洪流中,他们鲜明地呈现出社会转型时期传统农村养老方式转变、现代养老方式却尚未健全的窘境。
 
在人们享受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加快、人口流动频繁、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硕果的同时,时代的镜头不能忽视那些几乎要被遗忘的留守在农村的老年群体——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最突出的困境是什么?他们对生活的主要期待或者说需求有哪些?尽管这是一个厚重的话题,但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开展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有所管窥。
 
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组织执行的一项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2014年基线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在全国28个省市调查了11511个老年人,其中农村老年人5963名。
 
渐行渐远的农村劳动力与留守农村的老年群体
 
城镇化是认识农村养老的基本背景。城镇化是在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并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2.44亿,其中主体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不但使中国农村呈现出典型的“空心化”特点,也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使得留在农村的“留守老人”群体在数量和比例上都相当庞大。调查发现,留守老年人已超过农村老年人的半数,我国农村老年人中有一个及以上子女流动外出的留守老年人占52%,在很多中西部地区留守老年人的比例更是超过三分之二。
 
长期化、远距离、家庭化是我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流动趋势。按照常住地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且达到6个月及以上的标准来甄别流动人口的话,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平均健在子女数3.6个中,平均有1.9个子女是外出子女,即超过一半的子女在外流动。其中全部子女外出的“纯粹”留守老年人占23.8%,其余76.2%的老年人为部分子女外出的“非纯粹”留守老人。对于很多远离农村老家、长时间居住工作在外的人来说,“回不去的农村”已是适应城市生活后的必然,而对于留守的老年人来说,留守却已经成为常态化、长期化的生活模式。
 
 
难以忽视的空巢老年人孤独问题
 
大量劳动力外流带来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加剧了留守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抑郁水平。从居住方式上看,农村留守老年人独居或仅与配偶同住的空巢家庭比例高,达到45%,此外还有34.4%的留守老年人丧偶。尤其是在重庆、四川、山东、辽宁、湖北等老龄化程度高、外出劳动力庞大的地区,农村老年人空巢的比例更高。
 
实证分析表明,留守老人感到孤独的比例更高,经常感到孤单的留守老人比例为13.3%,特别是在偏远、贫困的乡村,由于子女长期离家,一旦丧偶,很多老年人基本独自度日,孤独、生活乏味的问题十分普遍。因孤独、抑郁等多重原因引发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高龄老人多、空巢老人多的地区更是频发。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迅速升高,年均自杀率达到230.94人/10万人,是自杀率最高的人群(刘燕舞,2016)。除了贫困和疾病是主要诱因外,情感慰藉的缺失是导致这个群体自杀率升高的重要原因。农村关爱服务体系不足甚至缺失的局面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否则问题还将进一步恶化。
谁来照料留守的老年人?
 
相对而言,农村老年人失能半失能后的长期照料护理问题更加突出。根据本次调查数据结果推算,2014年我国农村日常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约为1066万人,其中轻度失能的666万、中度失能178万、重度失能222万。随着高龄化趋势不断发展,我国农村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的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目前这些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多由老伴或子女照顾,但子女提供的照顾常常由于居住分离甚至远在外地而难以为继。
 
生活不能自理却无人照料的农村老年人比例约为16.7%。而农村的公办养老机构往往只收住低保、“三无”老人,大量有照料需求却乏人照料的老人进不了公办养老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引导和监督,加之在建设运营各环节中民办养老机构所获得的补贴有限,因此民办养老机构在农村未能得到全面的、规范的发展。面对家庭照料功能的弱化,机构照料资源的不足,如何为那些失能半失能的、高龄、独居、贫困的农村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照料服务成为当下中国农村养老的一大难题。
 
 
农村留守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养老意愿
 
以生活满意度作为核心指标可以反映农村留守老年人对生活的总体评价结果。我国农村留守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为71.6%、一般的占19.1%、不满意的占7.2%。也即农村留守老年人中七成左右的人对生活总体感到满意,不满意或无法回答者占三成左右。那么他们对生活不满意的方面有哪些?按照生活质量的“木桶效应”,不满意的那些方面即短板往往是制约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调查结果发现导致其不满意的原因依次是“钱不够用”、“身体健康状况不好”、“子女离得太远”、“住房条件差”、“生活太寂寞”、“其他事件”。
 
在养老意愿选择上,有67.19%的农村留守老年人打算在自己家养老,30.81%打算在子女家养老,仅有不到0.1%的老年人打算在社区的日托站或托老所养老,打算在养老院养老的农村留守老年人也只有0.68%。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子女养老依然是农村老年人的主导选择和期待。
我们认为,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问题的主要根源有三:一是人口向现代型转变,即生育、死亡水平降低内在地引发人口老龄化,在数量和比例上使农村的老龄问题尤甚从前。但这一根源几乎是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共同趋势,并非农村独有;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以降低生育率为主要目标的计划生育运动和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潮流大致同步进行,在减少家庭人口数量和加剧代际居住分离两个方面削减了农村的家庭养老人力资源。尽管城市的计划生育政策力度更大、控制范围更广,但在代际的空间居住分离方面远不如农村那样普遍和突出,这使得农村老年人可获得的子女照料被广泛削弱,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程度加剧;第三个根源是,在农村家庭养老的人力资源被削弱的同时,社会养老保障资源严重滞后,并未及时弥补家庭照料资源已然弱化带来的空缺,使农村老年人更多地依赖配偶照料、自我照料。当然,问题的根源不仅限于此,例如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于城市、物质经济资源的匮乏制约公共福利服务的发展等等,但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导致了老年人可获得的社会化养老资源不足。
 
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有效改善了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福利和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水平,土地流转、村改居、子女外出务工等方式使得农村老年人在经济上直接或间接受益,特别是自2009年开始试点并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来,突破了农业户籍人群社会养老保险长期缺失的局面,这是从无到有的巨大进步。因此,尽快完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实施家庭支持策略维系家庭良好的代际关系、营造新型农村养老文化等系统化养老体系是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知识分子》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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