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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城:此生应游京都一次

我对京都的寺庙印象最深的是清水寺和金阁寺,它们是我心目中的汤川秀树和望月新一。
 
撰文 | 蔡天新(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在游历哥本哈根四年以后,我有机会到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参加中日数论会议。会议结束前一天,组委会带我们到附近的古都京都(Kyoto)一游。两座城市相距不到50公里,我们乘坐城际列车而非新干线,半小时以后即抵达目的地。
 
京都,又一座以字母K开头的城市。有意思的是,京都三面环山,只有朝向大阪的西南角是敞开着的。之前我已经了解到,京都是日本人的圣城,但凡日本人都有一个愿望,一生应到京都游历一次,就像穆斯林心中的麦加一样。
 
从公元794年开始,京都取代奈良成为日本的首都,直到明治维新的1868年才迁都东京,京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不过,作为首都她的名字叫平安京、京、西京。不再是首都以后,才叫京都。京都是仿长安建成,矩形的围墙、棋盘式的街道。如今她依然是日本的文化和佛教中心,也是精美的纺织品和传统手工艺品的中心。即便到了21世纪,仍有“世界的京都”说法,反映出她不落后于时代的努力。
 
18世纪的京都地图,三面环山
 
1949年,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第一个获诺奖的日本人,其时日本战败才四年,对民众的鼓励可以想象。虽然汤川出生在东京,第二年便因其父亲担任京都大学地质学教授迁居京都。他在京都大学念完了本科,留校任讲师,后在京大首次出任教授。再后来,他又调任东京大学,并在1948年受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他获得诺奖三年以后,他又回到母校,担任基础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在京大又工作了20年,最后在京都去世。
 
1934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大阪大学任讲师不久的27岁的汤川确认,他发现了新的基本粒子“介子”。这是原子核内部用来传递核力的粒子,其质量介于电子和质子之间,故而称之为“介子”;同年11月在大阪召开的物理学年会上,汤川正式宣读了自己的介子理论论文。可以想见,当年的他是如何频繁地往来于关西的这两座名城之间。不过,他没有更早获得诺奖,可能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无关。
 
汤川提出“介子理论”以后,一度受到物理学权威、哥本哈根学派的玻尔和海森堡的反对,后一位只比他大六岁。直到1947年,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利用放在气球上的乳胶研究高空宇宙射线时,才找到汤川当年预言的介子。汤川是一位没有留学经历的科学家,他自谦地说:“我不是非凡的人,而是在深山老林里寻找道路的人。”
 
2012年夏天,43岁的京都大学数学教授望月新一在互联网上宣布证明了数论领域著名的abc猜想,轰动了世界。这是继费尔马大定理之后,数论领域最重要的悬案,而且由此猜想可以轻松推出包括费尔马大定理在内的四项菲尔兹奖获奖工作。可惜的是,望月的证明某些地方令人费解,无人可以看懂,但他许诺,会在2010年代给出令人信服的解读。在此衷心地祝愿他能取得成功!
 
 
说到abc猜想,它曾启发我提出新华林问题,那还是在2011年春天,第一次我把幼时熟知的自然数的加法和乘法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后来被德国数学家普莱达赞为“阴阳方程”的想法。那年秋天,我又把这个思想应用到费尔马大定理中,和我的学生一道做出崭新的推广和部分结果。那时望月新一还没有把的论文挂在互联网上,事实上,他宣布自己的证明时,包含这两项工作的著作《数论,从同余的观点出发》已经付印。
 
在一篇发表于2014年秋天的《欧洲数学会通讯》题为《关于abc猜想》的综述文章中,普莱达教授对我的方法做了整节的介绍,并验证即便abc猜想成立,也无法导出我们的新费尔马大定理或新华林问题的猜想。而更早一些时候,这项工作得到英国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阿兰·贝克教授的赞誉和鼓励。这一思想及其延拓还可以用其他数论问题上。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最满意的数学工作并非在40岁以前取得。
 
遗憾的是,那次京都之行我们没有时间造访京大。我对京都印象最深的是两座寺庙——清水寺和金阁寺,它们是我心目中的汤川秀树和望月新一。清水寺、金阁寺与德川幕府的行辕——二条城并称京都的三大名胜,与其他十几寺庙、神社捆绑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我猜应包括天台宗的本能寺,本能寺建于1415年,规模较小,但本能寺之变(1582)却是日本历史上的大事件,即将统一全国的武将织田信长因家臣谋反受伤而自尽。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是日本战国三英杰,2014年,他被民众评为日本人最喜爱的历史人物。
 
 
清水寺位于东郊,那里是赏樱花和枫叶的好去处,西郊的岚山公园也以此闻名,还有周恩来的诗碑,不过我到时是夏末,刚好介乎赏樱和赏枫两个季节之间。清水寺由玄奘法师的第一个日本弟子慈恩大师初建,如今的寺庙则是17世纪由德川家族重建。木质的大殿(清水舞台)雄伟壮丽,支撑在山坡上,高达50多米,共有139根柱子,却不用一颗钉子。游人聚集在开阔的露台上,景色宜人。果然名不虚传,寺内有一泓清泉,引得游人排队来洗濯,用长柄的水勺。还有那扇色彩艳丽的西门,形似上海西博园的中国馆,只是后者体积更庞大。
寺庙与流水。蔡天新摄
 
从清水寺下来,穿过一条销售纪念品的小巷,我们去了金阁寺。金阁寺本名鹿苑寺,看名字可知也是佛教胜地,只不过与清水寺不同宗。她的落成比清水寺要晚600年,迄今也有600多年了。寺内核心建筑是舍利殿,其外墙全以金箔装饰,金阁寺的昵称因此得名。不过在1950年,曾被一位精神错乱的学生烧毁,我们看到的是五年后按原貌重建的。
 
 
依据此故事,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创作了小说《金阁寺》,他有着“日本的海明威”的雅称,1970年因政变未遂剖腹自尽,年仅45岁。他的写作曾获得前辈作家川端康成的鼓励和提携,后者于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般认为三岛的自杀与此有关。一年以后,川端因内疚口含煤气管自杀,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给后世的读者留下了悬念。
 
金阁寺(舍利殿)是一座三层的湖畔阁状建筑,据说一楼是延续了平安时代的贵族建筑风格,二楼是镰仓时期的武士建筑风格,三楼则为中国唐朝的禅宗佛殿建筑风格。寺顶有宝塔状的结构,顶端有只象征吉祥的金凤凰装饰。最不可思议的是,她把三种不同时期的风格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其美艳简洁得难以复制,连同水中的倒影,常常令人怀想。在我看来,金阁寺之于清水寺,犹如京都之于东京。
 
湖对岸游人簇拥,在那里不厌其烦地拍摄金阁寺的倒影。其中也有几位丽人,让我想起中国演员章子怡、杨紫琼和巩俐主演的美国电影《艺妓回忆录》。故事的发生地也是京都,假如时光倒流,也许我们有机会遇见。艺妓(Geisha)产生于17世纪,不过最初都是男子。在日语里,gei(芸)表示艺术,sha是指人或行为者。第一个女艺妓出现在1750年,后来男性逐渐被女性取代。据说最盛时京都就有数万艺妓,战后迅速衰退。
 
 
之后,我们来到一座 shopping mall,在顶层一家快餐店用餐。窗外就是京都的老城区,依照规定不许建30米以上楼房。玻璃窗整洁透明,餐桌上方的灯罩也很有东方情调,同行们纷纷拿出相机拍摄。我灵机一动,把椅子搬到过道上,站到了上面。红色的灯笼出现在镜头上方,底下的背景是灰暗的城市,东方古都的韵味跃然而出。
 
 
我把这幅作品取名《京都的黄昏》,收入在摄影集《从看见到发现》中,连同翌日在奈良拍摄的《春日大社》,她们曾多次出现在我的影展中。遗憾的是,我在京都的逗留时间如此短暂,当天便不得不随同行们返回大阪。虽然如此,仍然得感谢京畿大学的金光滋教授,假如没有这位热心而活跃的日本同行,我到访东瀛的次数会减少三次。
 
“二战”结束前夕,美国曾选择京都作为投放原子弹的候选城市之一,后来遴选委员会成员之一、陆军部长史汀生回忆起年轻时游历京都的美好情形,才力主放弃。如同多年以后史汀生所言,假如当初真的投放京都,必定彻底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那样的话,战后的美日关系甚或国际政治格局恐会大变。而近年我阅读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伊曼传记,发现这位犹太全才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
 
在造访京都以后不久,我又游历了三座以字母K开头的欧洲城市,其中有两座是两个邻国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首都。基希讷乌小巧玲珑,民风朴实,只有一条主要大街。基辅的美艳出乎我的意料,就像初见布拉格一样。第聂伯河畔和岩洞修道院的景色令人赞叹,不仅如此,基辅在文学、音乐等领域,与京都一样人才荟萃,包括与足球明星舍甫琴科同名的大诗人,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一座大学。说实话,如果让我在欧洲范围内选择,很可能是基辅而非哥本哈根。而德国的科隆因为一座大教堂,吸引我旅途中下车,并徒步攀上一百多米高的顶端。
 
此外,还有三座亚洲城市令人难忘,即加德满都、吉隆坡和昆明。抵达加德满都是在上个世纪,在从印度返回西藏的旅途中。那会儿尼泊尔国王一家还住在皇宫里,四年以后,一场残酷的屠杀震惊了世界。吉隆坡是去我南非参加诗歌节途中经停的,那时马航的声誉还不错,石油双塔仍是世界第一高楼,数月以后才被台北101取代。而春城昆明因为先父的缘故,听到她的名字便有异样的温暖,他老人家早年从故乡出发,先沿海滨走到福建,再向西深入内陆,就读于西南联大。更为遗憾的是,待我成年以后,想起问父亲当年的情景,为时已晚了。
 
本文选自蔡天新新著《26城记》,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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