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马麟（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

责编 | 穆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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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开放，至少有大约三亿中国人加入了“流动人口”的大军。三亿人是个什么概念呢？大约相当于一个美国、两个半日本，或者英法德意四国人口相加的总和。如此规模的人口流动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无论你是“某漂”还是“土著”。

 

人口流动也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主题：流动人口为大城市带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着现代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带来了种种问题。在本地土著的眼里，外来人口不仅在与他们竞争工作机会，还挤压了他们的生活空间——高攀的房价、拥堵的道路和永远挤不上去的地铁都被认为与外来人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年冬天北京清理“某端人口”的争论又一次把流动人口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关于流动人口的种种争论，说到底是外来人口对大城市到底是好是坏的问题。这个问题难以有一个简单的理论定论，而是一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且因城市而异的实证问题。从目前的证据看来，无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都是利大于弊。

 

在讨论对具体城市的影响之前，我们先说说人口流动对全国的经济影响。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中意见一致：人口政策的放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2015年University of Toronto的朱晓东老师和University of Calgary 的T.Tombe的研究发现，2002到2005年间中国城市间贸易和移民阻力的降低大约带动了1,800万左右的人口流动，而伴随而来的是15%左右的全国实际收入，也即实际购买能力的增长。我和南洋理工大学唐旸老师的研究也发现中国人口流动带来了约12%左右的实际收入增长。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同时期中国实际GDP的增长为54%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1/5到1/4都是由国内人口流动带来的。

 

也就是说，人口流动可以把全国经济的“蛋糕”做大。而近些年舆论和政策的争论则聚焦在“分蛋糕”的问题上。更具体地说，大家希望了解，这些人口集中流向的大城市及其本地居民，是否能从人口流动中获益。研究这个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即使只关经济学家最关心的“工资”，外来人口的影响都不是单方向的。一方面更多的人来到一个城市找工作肯定会压低工资，直接影响本地人的名义收入。但与此同时，外来人口中也有很多的企业家来到大城市创业，从而带来了就业机会，进而拉高工资。也就是说，即使名义工资最终被外来人口拉低了，本地人口也还是不一定受到损失，因为低工资会降低物价和生活成本，进而提高实际收入。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北京（至少在清理某端人口之前）可以拥有如此快捷而廉价的物流网，是和成千上万的外地快递小哥分不开的。即使快递小哥的存在可能压低了本地人的工资，在北京生活的人仍可能从快递小哥的存在中受益。在此之上如果再考虑人口流入对城市拥堵和公共设施压力的影响，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我和唐旸老师的工作论文综合工资、就业、物价和拥堵问题建立了一个人口流动的模型框架。基于中国大约300个地级市在2000-2005年间的人口流动，我们发现，以实际收入来衡量，每一个人口净流入城市的本地居民都从人口流动中获益了。这些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有40个，都是大城市，包括北上广深和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也就是说，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包括户口、暂住证等，不仅会降低全国整体的经济效率，而且也会给大城市的本地居民带来负面影响，是“双输”的政策。当然，大量的人口流入确实给大城市带来了拥堵成本，但仍旧瑕不掩瑜：基于我们的研究，在北京，外来人口带来的拥堵成本抵消了1/3左右的实际收入收益；在上海，这个比例接近2/3。也就是说，实际收入的变化依然高于拥堵成本，使得本地人获得净收益。具体而言，北京本地人在抵消了拥堵成本之后的净收益，相当于其年收入的8%左右，上海是3%，广州是7%。其他的大城市也基本都在这个范围。

 

人口流入的经济收益来自于经济地理中常谈到的“聚集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s）。也就是说，人聚在一起往往是件好事，会有1+1>2的效果。人聚在一起，信息传播得快、企业容易招工、工人也更容易找到工作。而很多行业本身又有规模效应，做的越大成本越低、越有效率。很多在新加坡生活、经历过买一次东西“快”递往往要几天的人都无比羡慕北京、上海的物流效率。但把北京的物流业搬到新加坡来行不行呢？不可能的，一定会破产，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规模来支持这么大的物流业，而小的物流业只能既贵又慢。规模效应其实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我们有14亿的人口、讲同样的语言、用同样的货币，所以我们有着巨大的规模效应。而两千万人口的城市所能达到的经济效率也是六七百万人口的城市无法企及的。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人口流动中获益最大的城市其实并不是炙手可热的北上广，而是武汉、南京、天津、苏州、杭州这样的城市。这些城市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位置好：或者紧挨着北上广，或者在重要的交通道口上。他们可以通过城市间贸易从北上广膨胀的人口规模效应中获益（江浙沪包邮区！），而又较少受到人口流入带来的拥堵影响。当然，随着近年高铁的快速发展，这些城市可能会逐渐加入北上广的通勤圈，进而越来越多地受到拥堵效应的影响。但就当前而言，这些城市可能是人口流动中的最大赢家。

 

人口流动有没有输家呢？有的，而且很多，主要是那些滞留在了人口流出地的人们。东北、西北的劳动力大量涌向东部沿海，走出来的人往往都受益了，但留下的人一般会受到反面规模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发现损失最大的城市大概受到了相当于年收入8%左右的影响，而这些城市又往往是本身就相对贫穷的小城市。从这个角度讲，人口流动非但没有减缓，反而加大了富裕的东部沿海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这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目前还是一个正在研究中的开放问题。Fan, Tang, Zou 2016年的工作论文就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解决思路，即通过电子商务降低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的物流阻力，让内地的小城市从商品流动中获益。我和唐旸的工作论文也发现降低国内贸易的阻力会让小城市获益更多，进而减少小城市的人口流失。

 

人口流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是一个亟待研究的大问题。目前，经济学对人口流动的研究还有很多的数据需要收集整理，很多的政策需要具体地分析、建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也恰好站在了贸易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地理的交界点上，可以汲取很多领域的观点。希望这篇文章能够让更多的人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加入到关注和讨论中来。

 

相关文献：

1、T.Tombe and X.Zhu,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nal Migration and Regional Income Differences: Evidence from China” , 2015, working paper.

2、L.Ma and Y.Tang, “Geography, Trade,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2016, working paper.

3、J.Fan, L.Tang, W.Zhu and B.Zou, “The Alibaba Effect: Spatial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the Welfare Gains from e-Commerce”, 2016, working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