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有这样的看法，不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学术角来说，科学、计算、工程、数学(STEM，大致为我们中国统称的理工科，译者注)等专业比人文和社会科学更重要。各地的政府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们号召大学发挥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为达成这一目标制定、执行政策。例如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双一流”计划，目标是把42所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名校。

收到这样的信号，学生们的反应是更多人选择理工类专业，同时更少人选择艺术和社会科学相关专业。以英国为例，2006至2015年间，历史和哲学专业的学生人数下降了近 7%，同时，数学、科学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增加了38%，工程类专业的学生增长了24%。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个人认为，这一趋势非常令人担忧，需要我们慎重反思。

理工类专业是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核心部分之一，文科也应该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不应该在市场驱动、学术优先政策、计划下被边缘化。文科对文化生活和城市生活的至关重要，并能经受住历史考验。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帮助我们加深对主导生活的意识形态体系的理解；历史学家为我们保存“文化记忆”，透视当代冲突；小说家、诗人和艺术家展现想象力的无穷力量。珍视文科有助于提升整个国家的文明和精神。

和工程和计算机毕业生一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毕业生对经济生活产生出巨大的贡献。世界各地的游客涌向画廊、博物馆和历史遗迹（这些机构一般由文科毕业生来运营），使得旅游业成为世界最大产业之一。写过食品安全问题论文的学生具备了开展独立研究、解决问题和有效交流的能力，这些都是公司员工的必备技能。外语专业和外国文化专业的毕业生在外贸、改善国际社会关系方面大有用武之地。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往往看上去与所学专业无关，但这正表明高质量大学教育培养通才，而非大学毕业生用非所学（学非所用）。

科技行业的雇主和招聘人员懂得广泛学术训练的附加值。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Stewart Butterfield），美国非常成功的信息聚合平台初创公司Slack Technologies 共同创始人和 CEO ，拥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大学哲学本科学位，剑桥大学哲学和科学史硕士学位。巴特菲尔德看中了拥有英国戏剧学位的安娜·皮卡德（ Anna Pickard）在写作上的创造力，聘请她为内容编辑总监。

当然，大学教育并不保证职业上的高薪和高回报。高等教育无法在经济衰退和动荡中独善其身，在经济繁荣时期，理工类专业的研究生要比艺术和社会科学相关专的同伴挣的多，但长期来看，后者也会有很好的收入，并且要远好于大学及以下学历的人。在经济萧条时期，所有专业的毕业生都不好过，包括应用型专业毕业生。

1990年代末，加拿大安大略省并没有多少工业。为了发展工业，再加上高科技巨头北电网络的游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向大学注入数百万加元，使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毕业生数量翻了一番。短短几年之后，北电网络破产，成千上万的雇员失业，大学的理工院系招不上学生。

2008年金融危机，商业和技术等行业无一幸免。近年来，随着经济复苏，不同行业各有起色，新的历史循环开始了。就业不稳定，或者说兼职就业比重过高成为持续性、很可能恶化的问题。这对没有一技之长的人的影响非常大，但是理工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也可能从事低薪无利的兼职工作。

经济不稳定，大学也每况愈下。1975年至2014年间，全美大学全职终身教职的比例已经下降了 26%，兼职教师的人数反而增长了 70%。就业不稳定是系统性的，没有行业是例外，需要更明智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来解决。

尽管国际经济起伏不定，发达经济体之间却在搞创新战，科学和技术类学科被认为是创新战场上的统帅，大学被认为创新战场前线的主力军。然而，高科技行业从业人员在发达国家的就业人口比例一点也不高，加拿大仅为 5.6%，美国仅为 5.9%。这必然令那些怀揣灿烂科技梦想的科技类毕业生大为失望。担心毕业生就业能力的教育机构应保持学术和课程的多样性，包括文科教育，避免过度投资科技领域。文科教育让学生参与到解决对人类境况至关重要却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过程当中，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未来的工作本身。

史蒂芬·霍金在去年指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很可能会使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失去工作。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挑战，需要所有学科领域的人们深入思考。中国尤其需要在大学培育学生有这样的见识，中国大学缺乏学术自由、批判性思维和学术自治的氛围，大学核心价值的缺失导致这些学校在科技方面的高排名外强中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