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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出国旅行甚至在海外学习、工作和定居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可是对于三个多世纪前清代初年的中国人来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是难以想象的，更不要说孤身一人周旋于深眼高鼻的异邦人中间了。南京人沈福宗（1657-1692）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于25岁时随传教士出洋，在欧洲居停十年，先后访问葡萄牙、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六个重要的西欧国家，受到罗马教皇与法、英两国国王的接见，结识众多社会名流与著名学者，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可能也是最早见识科学革命后欧洲的中国人。

沈福宗出身于一个父母都信奉天主教的普通家庭，父亲是一位草药医生。沈福宗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对中医、炼丹术也略有所知，但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他后来与在江宁府一带传教的法兰德斯（今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相识，学会了拉丁文并对天主教有了初步认识。1681年，柏应理奉命向罗马教廷报告康熙皇帝对“仪礼问题”的态度，准备携带沈福宗和著名诗人画家“清初六家”之一的吴历（1632-1718）一道前往欧洲。吴历已至澳门，但因体弱染疴最终未能成行，沈福宗则于当年底随柏应理自澳门登舟，途经南洋各地，横渡印度洋，绕道好望角进入大西洋，1682年在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吴历《湖天春色图轴》（1675），纸本设色，现藏上海博物馆。题图长文提到“丙辰春从游远西鲁先生，得登君子之堂”，“鲁先生”即后文要提到的柏应理的同乡与同事鲁日满。

在柏应理的安排下，沈福宗进入耶稣会的见习修道院学习并取得良好成绩。两年后奉诏前往罗马，在柏应理陪同下觐见教皇英诺森十一世（Pope Innocent XI，1611-1689, 在位1676-1689）。他们把随身带来的一批中国经典悉数献给教皇，这批珍贵汉籍遂入藏梵蒂冈的教廷图书馆。

1684 年，沈福宗和柏应理应邀访问法国，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在位1643-1715）在凡尔赛宫接见了他们，在宴席上沈福宗向“太阳王”和他的一班宠臣及宫廷命妇示范用筷子吃饭，表演用毛笔写字，并用拉丁语得体地应答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当时法国等西欧国家正流行“中国风”（chinoiseries），这一事件顿时引起社会轰动。1684 年 9 月号的《加朗信使》杂志上有一篇报道，称“柏应理神父带来一位名叫米歇尔·沈的中国青年，拉丁语讲得非常好。本月25 日，他们二人来到凡尔赛宫，受到国王陛下的召见。然后他们在赛纳河上游览。次日又蒙陛下赏赐宴。”法国画家还为沈福宗画了一幅小像，今存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版画部，编号为Estampes Oe-48-Pet.fol。据网上《每日环球展览》（iMuseum）报道，目前有个名为《凡尔赛的访客，1682-1789》的美术展览正在凡尔赛宫举行，展出的时间是2017年10月22日至2018年2月25日，沈福宗的肖像版画就在展品之列。

►海报《凡尔赛的访客》    网络资料

笔者未能获得该画的清晰图像，下图是从互联网上拷贝下来的小样。画面中的沈福宗头戴笠帽，帽檐下露出一段长辩，身着清代长袍及外罩，一手握着毛笔，一手拿着一张写着“天主圣教”的纸，表明他的基督徒身份。画下方有数行法文，笔者请法国詹嘉玲（Catherine Jami）博士代为辨识并侈译如下：

►佚名画家《沈福宗像》（c.1684），现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因为沈福宗去过多个国家，不同文献中他的名字也每每不同，上面的图注就包括两个教名，维基百科“沈福宗”条列出的不同叫法则有：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Michel Sin、Michel Chin-fo-tsoung、Shen Fo-tsung等，当时法国人的拼法是Chin Fo Cum，英文则是Shin Fo-Cung。

柏应理在罗马的时候，找到了早期派往中国的耶稣会士们翻译的中国儒家经典的一些拉丁文译稿，他把这些珍贵手稿带到巴黎，希望得到法国王室的支持而出版。1687年题为《中国哲人孔夫子》的拉丁文著作在巴黎出版了，该书副标题是“用拉丁文表述的中国学说”，还注明由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恩理格（Christian Hertrich，1625-1684）、鲁日满（Franc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和柏应理译述评注，奉路易大王敕命刊行，东方传教团提供资助，皇家图书馆非营利出售，皇家特许印刷厂印刷等。该书对于17、18世纪的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如伏尔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都读过此书。

此书最前面的“献词”实际上是柏应理致路易十四的一封信，后接一个长篇导言，对中国古代经典作了概要介绍，同时也为耶稣会在华的传教事业作了辩护（当时“礼仪之争”已持续多年）。之后是一篇由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殷铎泽撰写的《孔子传》。再后面是该书的主体，也就是儒家“四书”中的三部即《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及评注。最后是《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中华帝国大事记》和中国地图。后三项与《论语》的一部分也是由柏应理完成的，沈福宗是他的主要助手。

►柏应理等人编译的《中国哲人孔夫子》（1687）插页

上图就是该书所附《孔子传》的插页：身穿儒服、手持笏板的孔子站在一个中西合璧风格的图书馆里，两侧是排满中国古代经典的书架，身后的条案旁有几个着清代服饰的人正在抄写书籍。孔子背后的拱墙上可见“仲尼”、“天下先师”等字，上端则是由双龙围绕的“国学”两字。左侧书架的前端从上至下依次写着《书经》、《春秋》、《大学》、《中庸》和《论语》；右侧前端从上至下依次是《礼记》、《易经》、《系辞》、《诗经》和《孟子》。书架底层则是孔子门徒或传人的牌位，左右各九人：左侧由外向内依次可辨曾子、孟子、子贡、子张、闵子虔等；右侧可辨认的依次为颜回、子思、子路、子游、仲宫等。这幅版画上的中国字，很可能是由沈福宗书写后刻上去的。

值得注意的是，沈福宗访问法国之际，也是路易十四筹划向中国派遣耶稣会使团的时候，沈福宗的到访坚定了路易十四与东方接触的决心。被称为“国王数学家”的耶稣会士们于1685年从法国出发，两年后抵达中国内陆，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康熙皇帝学习西方科学的老师。他们行前或许也会从沈福宗那里了解一些中国的情况。

1685年，沈福宗和柏应理前往英国，获得当时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1633-1701,在位1685-1688）的接见。国王还请沈福宗出席宫廷宴会，席间沈福宗结识了担任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的著名东方学家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后者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但不通汉语，结识沈福宗后拜其为师学习汉语。

不久海德就把沈福宗请到牛津大学，让他帮助整理有关中国的书籍文献，成果之一就是海德于1688年出版的拉丁文专著《中国度量衡考》。海德去世后，在其遗物中发现有汉文与拉丁文对照的语汇、沈福宗用拉丁文给他写的信、《棋谱》、《乐官图》和度量衡等方面的资料。他在1687年的一份文件中专门谈到沈福宗，下面是潘吉星先生的译文：

海德还给大科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写信，向他介绍沈福宗。信中写道：“持信者是一位中国人，在牛津大学跟我一道为中文藏书编写目录，并告诉我们这些书籍的主题。在我们的中文收藏中，有一些是孔子的书，但大多数是医学方面的书籍。他精通自己本国的语言，曾研究汉语和儒家学说多年，但他并不盲从孔子。他是一位温厚、热心、勤奋、朴实而庄重的人。”（曾敬民译，略有修饰）由此可知沈福宗与波义耳有过交往。实际上，波义耳著作中有许多关于中国的内容，包括气候、人口、宗教、语言、思维方式等，涉及自然与技艺的则有医药、农业、陶瓷、油漆、酿酒、炼丹等。

沈福宗接触的英国科学家还有曾经当过波义耳助手、后来成为皇家学会首席实验员的物理学家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他们两人曾在伦敦、牛津多次会面，就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和科学技术展开长谈。李约瑟推测胡克有关波动说的思想曾受惠于沈福宗介绍的中国古代自然观。

在英国逗留两年之后，沈福宗回到法国与柏应理会合，然后一道前往后者的故乡法兰德斯，随后又到荷兰等待搭乘商船回国。1692年，沈福宗登舟启航，不幸中途染病。9月2日在非洲东南海岸（今莫桑比克）附近去世，年仅35岁。

宗教人士以外，最早对沈福宗的学术贡献给与全面介绍的是潘吉星，本文的许多内容就引自他的文章。被称为历史学家中“故事大王”的美国人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对沈福宗的事迹也大加赞赏，他在2001年的文章中称沈福宗是第一位前往法国的中国人，2014年在北大演讲中称“沈福宗的故事是我写作的典范”，从七个方面肯定研究沈福宗这个人物的意义：一、欧洲王室对他的兴趣；二、他与欧洲学术界的交流；三、从柏、沈译《论语》看当时欧洲的出版业；四、当时西方学术界对东方语言的兴趣；五、当时欧洲书籍流通的情况；六、海德通过沈福宗了解中国象棋的经过；七、沈福宗与欧洲科学界的交往。

另一位知名汉学家、加拿大人卜正民（Timothy Brook），近年来对牛津博德利图书馆收藏的一幅“塞尔登地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到不少惊人的发现。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 1584-1654）是一位博学的英国法官，他于1654年将自己收藏的这幅地图赠给母校图书馆，然而无论是他还是牛津的东方学家都无法辨认地图上的中国字。正是在海德的请求下，沈福宗对地图进行了首次整理。这幅超大的壁挂地图（160 x 96.5 cm）以航海者的视角，准确地呈现出中国曲折的海岸线，其中心不是中国本土而是东海与南海，上面还标出了若干重要的航线，说它是地图还不如说是一幅实际应用的商业航海路线图。值得注意的是，地图上日本海岸某些地名所标汉字，既非日文汉字也不是日语的音译，而是根据当地葡语发音转写成汉字的，这也意味着航海制图者与使用者与来到东方的葡萄牙人有所交往。沿着这幅航海图提供的蛛丝马迹，卜正民还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所有这些，在他的新书《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中都有论述。

沈福宗羁旅英国期间，詹姆斯二世请宫廷画师内勒（Godfrey Kneller，1646-1723）为他画了一幅肖像，这幅题名为《中国皈依者》（The Chinese Convert）的作品现在悬挂在英国王室的温莎行宫里。画中的沈福宗身上完全是清代普通读书人的装饰，露出了发辫，不过他的左手握着一个带有耶稣受难形象的十字架，身边的桌上放着西式装订的书籍，其人面容清朗、神情淡定，唇上可见稀疏胡须，这一年他只有30岁。

内勒是英国当时最好的肖像画家，为其同时代的许多名人画过肖像，包括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代、光荣革命时代及至汉诺威王朝开始的六位国王或王后：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玛丽二世、安妮女王和乔治一世。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许多重要贵族，如二战时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先人、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先人，以及著名科学家卡文迪什的先人等，也都请他作像留影。内勒的主顾还有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天文学家哈雷（Edmond Halley，1656-1742）、担任过皇家学会会长的建筑大师雷恩（Christopher Wren，1632-1723），以及大名鼎鼎的牛顿。

内勒至少为牛顿画过四幅肖像，其中世人最熟悉的是下面这两幅。左面那幅作于1689年，当时牛顿已在数学、光学和力学三个领域完成了最重要的创造，又在两年前出版了划时代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原理》出版的那年，也是内勒为沈福宗作画的年份。沈福宗是否知道这位在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呢？见过波义耳与胡克并与他们畅谈的沈福宗是否也见过牛顿呢？答案是很有可能，但是现在还无法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