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刘钝（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责编 | 程莉

前言

剑桥和牛津是当今世界上极少数维持学院制的大学，这种传统可以早溯到中世纪的修道院文化。两所名校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许多学院的名字都完全一样，例如两校都有个王后学院，只是剑桥这家真的由王后所建，而牛津那家却是一位富有的牧师为讨好某个王后建立的；进一步说，剑桥的若干老学院都有尊贵的女施主，资格更老的牛津在这一点上却略逊一筹。

最早给剑桥大学捐资的女人是爱德华一世的爱妻埃莉诺王后（Eleanor of Castile，1241-1290），她来自西班牙前身之一的卡斯提尔王国，是中世纪晚期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位王后。1290年临终前，她把一大笔钱赠给剑桥最早的学院彼得豪斯（Peterhouse），从此揭开女赞助人参与大学建设及管理的序幕。

第二古老的学院是1326年建立的大学学堂（University Hall），1338年更名为克莱尔（Clare）学院，为的是纪念它的女金主、爱德华一世的孙女伊丽莎白•德•克莱尔（Elizabeth de Clare，1295-1360）。这位贵妇不到30岁就三次丧偶，唯一的兄长也年纪轻轻战死疆场，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给她和另外两个姐妹。克莱尔在第三任丈夫死后决心不再嫁人，而把钱财和精力用在学院建设上。傍河而建的克莱尔学院至今仍是剑桥最美丽的学院之一，它的纹章蕴含着对女施主的纪念之情：盾形左边的三条倒V型臂纹来自克莱尔家族；右边的红十字是德•克莱尔第一位丈夫伯格家的族徽；环绕周边的金色水珠，有人说代表她怀念亡夫的眼泪，也有人说象征她在创院章程中表述的“撒播知识珍珠”的高尚愿景。

第三古老的学院彭布罗克（Pembroke）也得到一位贵妇的垂爱，那就是彭布罗克女伯爵玛丽（Marie de St Pol，Countess of Pembroke，c.1303-1377）。她本是法国人，嫁给了彭布罗克伯爵瓦朗斯的艾梅，婚后3年就当了寡妇。玛丽拿出大量钱财建了这所学院，正式的名称是玛丽•瓦朗斯堂（Marie Valence Hall），后来被人简称为彭布罗克学院。这所学院与法国有特殊的关系，早期的章程规定优先录取法国学生，这当然与庇护人及其丈夫家族都有法国背景有关。

到此我们知道，剑桥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前三个学院都由女人出资建立并给与法理地位，其中第一个的赞助人是王后。下面来看真正的王后（Queens’）学院，在其官网上列着两位创建人：一是亨利六世的妻子、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Margaret of Anjou，1430-1482）；另一位是爱德华四世之妻伊丽莎白•伍德维尔（Elizabeth Woodville，c.1437-1492）。她们都是英国历史上30年玫瑰战争的关键角色。15世纪的英国贵族仍然保持着中世纪骑士好勇斗狠的传统，动辄带着全家男丁与随从卷入血腥的争斗。玫瑰战争爆发前后，英格兰有将近50个家族消亡，这也导致封建势力的削弱与后来都铎王朝开始向中央集权君主专政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门第和政治的双重原因，一些王公贵族家的女孩自幼成了其他权势家族攀亲的对象，有钱、有地位或两者兼有的寡妇也不乏追求者，三嫁四嫁都不稀罕，甚至有的再嫁贵妇后来成了王太后或公爵夫人。拥有钱财或继承大宗遗产的贵妇成了剑桥大学的重要金主。

安茹的玛格丽特是一个具有法国背景的强势王后，因为夫君亨利六世神经不正常，她成了兰开斯特一派的实际领袖。由于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和《理查三世》中的夸张描写，玛格丽特在一般人眼里是一个聪明、冷酷、功于心计且带有神秘色彩的女人。1441年亨利六世在剑桥创办了国王学院，玛格丽特则于1448年将一家供学生寄宿的旅舍改建成圣伯纳德（St Bernard）学院，这就是王后学院的前身。今日王后学院的全称是“圣玛格丽特与圣伯纳德女王学院”（The Queen's College of St Margaret and St Bernard），为了简略通常省去后面两个圣徒的名字，而将单数的Queen’s改成复数的Queens’。

伊丽莎白•伍德维尔被其同代人称为“大不列颠最漂亮的女人”，她在前夫战死后，带着两个孩子秘密嫁给约克派的首领爱德华四世，不久爱德华四世打败亨利六世自己称王，伍德维尔也于1465年被正式加冕为王后，于是她成了王后学院的第二位庇护人。这个中等贵族家庭出身的女人，有一个人称“约克的伊丽莎白”的女儿，后来成了都铎王朝的首位王后即亨利七世之妻，因此后人说伍德维尔是自亨利八世以来所有英格兰王室的祖先，自詹姆斯五世以来所有苏格兰王室的祖先。都铎王朝的建立结束了玫瑰战争，而以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都铎迎娶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为后作为谢幕曲。王后学院将玛格丽特和伍德维尔并列为创建者，大概反映了都铎王朝创立者的意向。亨利八世时代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就是那个《乌托邦》的作者）认为伊丽莎白•伍德维尔早年当过玛格丽特女王的侍女，当代史家对此多持否定意见。

除了安茹的玛格丽特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王后学院还有好几位王后庇护人。首先是理查三世的妻子安妮•内维尔（Anne Neville，1456-1485），她于1485年临终前成为这所学院的正式庇护人。安妮•内维尔是“国王制造者”（Kingmaker）沃里克伯爵的幼女，她的第二任丈夫是爱德华四世的亲弟弟，也就是约克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三世。这对夫妇登上大位前就向王后学院捐出重资，以致不久这所学院就成为剑桥大学的首富。只是由于理查三世名声不好（主要还是莎士比亚的那个剧本），外人较少知道他与妻子对教育和学术的支持。但是在王后学院每年两次向捐赠人表达感恩的仪式上，主持人一提到理查三世和内维尔王后的名字，台下就会响起一片喝彩。王后学院的一个院徽上还有代表理查三世的银猪头。

此外，亨利八世的第一位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1485-1536）、乔治六世的妻子伊丽莎白王太后（Elizabeth the Queen Mother，1900-2002）也都眷顾过王后学院：前者在失宠前曾以非正式身份照看学院；后者则是正式的庇护人。

15世纪英国还有另一位叫安妮•内维尔（Anne Neville，1414-1480）的贵妇，她是有名的书籍收藏家，嫁给富可敌国的第一代白金汉公爵。1428年，她首先出资建立了白金汉（Buckingham）学堂，到1542年更名为圣玛丽•莫德林（St Mary Magdalene）学院。安妮•内维尔有一个有名的儿媳，一般称作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Lady Margaret Beaufort，1441-1509），她在15世纪初资助和创建了几所著名的学院。

博福特夫人一生四嫁：第一次婚姻完全是形式上的，当时她还是个3岁的小女孩；第二次出嫁时也只有14岁，第二年丈夫兵败被俘瘐死牢中，后来生下遗腹子亨利•都铎，这个英国的“赵氏孤儿”是兰开斯特家族翻盘的希望，日后成了都铎王朝的建立者亨利七世；第三次嫁给了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与安妮•内维尔的儿子，当时她也就16岁，不意到了28岁再次守寡；第四次嫁给了爱德华四世宫廷的内务总管。1496年以后，博福特夫人曾出资帮助建立耶稣（Jesus）学院。1505年，她独自出资重建了基督（Christ’s）学院的礼拜堂。1511年，根据她的遗嘱建立了圣约翰（St John’s）学院，遗嘱执行人也是她的忏悔牧师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1469-1535），后来成了剑桥大学校长。

另一个根据贵妇遗嘱建立的学院是西尼•苏赛克斯（Sidney Sussex）。 弗朗西斯•西尼（Frances Sidney，1531-1589）是第三代苏赛克斯伯爵的遗孀，她与伯爵1577年结婚，没有子嗣，1589年过世时留下5000英镑和其他遗产，指定用来建一所新的学院。七年后学院成立，全名是“弗朗西斯•西尼•苏赛克斯夫人学院”（Lady Frances Sidney Sussex College）。

►佚名《苏赛克斯女伯爵弗朗西斯•西尼像》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尽管众多王后和贵妇成为剑桥大学的创建者、赞助者与学院庇护人，在这个深受中世纪修道院文化影响的地方，妇女还是被排斥在学院门外，连尊贵的女访客都需经过院长特别批准方能进入庭院。国王学院在16世纪还规定家仆只能用男性。直到17世纪，有些学院还有不准雇佣55岁以下女仆的规定，连学生的换洗衣服都要放到学院门口，由洗衣女工集中取走和送回。1801年英国首次人口普查显示剑桥大学的女性仅占男性的百分之一，而这少数女人可能是院长或大学高层人士的女眷而非学生和教师。到了19世纪后半叶，反对女权的声音在剑桥仍然大有市场，著名的地质学家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1785-1873）公开羞辱有意参加剑桥大学地方考试的女孩——作为达尔文的老师，他后来也是进化论的坚决反对者，可见此公的顽固保守是根深蒂固的！就连标榜平等的自由党首相格兰斯顿都说，过多的女权主张会“损害女子娇嫩、纯洁、优雅的天性”。

另一方面，女权运动的种子也开始萌发，剑桥出现了两所专收女生的学院。艾米莉•戴维斯（Emily Davies，1830-1921）出生在一个福音派牧师家庭，1862年父亲去世后前往伦敦，编辑《妇女杂志》并成为英国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1869年她与几位朋友共同创办了一所女子学院，地点在英国东南部的赫特福德郡，离剑桥有30多英里。1873年，学院迁至剑桥镇北面不远的格顿村，并改名为格顿（Girton）学院。新建的院舍非常漂亮，一色的红砖建筑，体现了典型的维多利亚风格，这是剑桥第一所专收女生的学院。

亨利•西奇维克（Henry Sidgwick）是三一学院哲学教授，他首先向妇女开放自己的讲座。1871年他向另一位女权运动先驱、担任过北英格兰促进妇女高等教育理事会秘书（1873年任主席）的安妮•克拉夫（Anne Jemima Clough，1820-1892）建议，将她在剑桥市中心的房子租给几位女子，这就成了纽纳姆（Newnham）学院的前身。西奇维克是个开明的博学之士，除了哲学和神学，在经济学上也颇有造诣。1875年，他与另一位妇女运动领袖米莉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1847-1929）合作，正式为纽纳姆学院注册并建成复古风格的新校园，克拉夫则被选为首任院长（第二任院长是西奇维克妻子）。今日纽纳姆学院北面的那条街就被命名为西奇维克街。

米莉森特是个很能干的知识女性，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其夫为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还担任过下院自由党议员与内阁邮政大臣。米莉森特本人因从事写作与政治活动被王室封爵。亨利•西奇维克的姻兄则是英国国教牧首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两位有一定政治背景的人物联手创建的纽纳姆学院很快就对剑桥的古老传统带来冲击。

几乎同时成立的两所女子学院很快就显示出不同的风格，而且多少沾染上某些老学院那种自命不凡的陋习。戴维斯小姐埋怨城里的克拉夫女士在向大学争取学位的斗争中不够坚决，她又自诩自己的女孩子们都穿紧身胸衣——的确，地处郊外的格顿学院更像传统的女子寄宿学校。戴维斯院长声称“我们培养的是淑女，而纽纳姆培养的是家庭女教师”；克拉夫院长则认为培养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教师是改变妇女从属地位的最佳途径。

据说西奇维克见到最初的五名女生时暗自叫苦，因为她们一个个都漂亮而时髦，一点不符合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古板“女学究”的想象（想一想夏洛蒂·勃朗特描画的简•爱）。下面这张摄于1872年的照片里可能就有五位淑女的身影，只是图像不够清晰无法细辨。不过我们可以从更下面那张格顿五女生的合影推想出来——据说纽纳姆的姑娘比格顿的女孩更活泼靓丽。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纽纳姆的首任院长也是一位典雅迷人的女性。

由于纽纳姆学院地处剑桥中心，与几所古老的学院相距不远，因此比远在郊外的格顿遭到更多的非议。建院不久就有人抱怨，纽纳姆的女生不穿紧身胸衣在剑桥镇上闲逛。学院本有三座大门，为了减少非议，向东通往银街的两道门一直锁着，直到19世纪最后几年才准许女生通行，而唯一开着的那道南门，要通过一片草场绕行很远才能到达镇中心。同时，大学图书馆、装备精良的实验室和多数讲座都不对女生开放，校级奖励和奖学金也将女生排除在外。

在是否承认格顿与纽纳姆为大学成员的过程中，大学、学院和整个小镇都经历了激烈的纷争。即使最终都被大学接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还是没有学位授予权。理由非常荒唐：女子不适宜从事学术活动，也无力与男人们竞争。1881年，大学勉强同意了将部分课程、考试向女生开放，但是仍然不给学位。1897年，大学要员们在评议厅开会，议决维持不授予女性学位的政策。消息传出后，一群反女权的积极分子在评议厅对过三一街的书店（今剑桥大学出版社门市部）门前庆祝，有人恶作剧地从三楼窗户吊出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假人——骑车女子是当时女权运动的一个象征，也被大男子主义者视为离经叛道之举。更有甚者，当日还有一些胡作非为的男子到纽纳姆学院门口寻衅闹事。

►1879年剑桥的反女权运动集会，墙上的两条标语是“学袍不给格顿娘儿们”（No Gowns for Girtonites）和“大学属于男人”（Varsity for Men）

图片来源：McWilliams-Tullberg（1975）

由于大学迟迟不授予学位，一些剑桥的女生谋求获得外校的学位证书。20世纪初，许多剑桥（以及牛津）的女学生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拿到“同等学历”（ad eundem）证书。她们多从利物浦码头乘船出发，由此被人戏称为“汽船女郎”（Steamboat ladies）。1921年，大学准予向女生“商议授予”学士学位（conferred the title of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conferred这一微妙的英式学院用语，透露了女生的学位与“正式授予”（admitted）的男生学位是有区别的。直到1948年，剑桥大学才正式承认女性的学位具有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

继格顿与纽纳姆之后，1885年又有一所名为休斯厅（Hughes Hall）的女子学院出现了。它本来是栖身纽纳姆的一个为女性提供师范课程的训练中心，首任院长伊丽莎白·休斯（Elizabeth Phillips Hughes，1851-1925）是纽纳姆的毕业生，建院得到包括圣凯瑟琳（St.Catherine’s）学院牧师布朗、三一学院教授沃德以及纽纳姆创院院长克拉夫等人的大力支持。

到了20世纪，又有两所新的女子学院被剑桥大学接受：第一所是1954年建立的新堂（New Hall）学院，创院院长为女化学家艾莉丝•默里（Alice Rosemary Murray，1913-2004），2008年为了感谢校友爱德华兹夫妇的慷慨捐助，改名为默里•爱德华兹（Murray Edwards）学院；第二所是1965年建立的露西•卡文迪什（Lucy Cavendish）学院，那位叫露西（Lucy Caroline Cavendish，1841-1925）的女子是一位妇女运动活动家，1864年嫁入著名的卡文迪什家族，担任公职的丈夫在爱尔兰遇害后全力投入妇女教育运动，她的孙辈后人（一位女性语言学家）捐资建立了这所专收成年妇女（21岁以上）的女子学院。

到了20世纪70年代，剑桥大学的多数学院都实行了男女混读，但有少数老牌学院仍然拒收女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个在15世纪初由公爵夫人创建、以女圣徒命名的莫德林（亦作抹大拉，是《圣经》中被耶稣拯救的妓女，后来见证了耶稣的复活）学院竟是最后一所接受女生的学院；据说1988年全院表决实行男女混读时，仍有45%的人投了反对票，一些本科生居然戴上黑纱、竖起黑旗，集合在门房前表示抗议。

    另一方面，格顿、休斯厅也都开始接受男生实行混读。但是今天仍有三所学院只收女生，那就是纽纳姆、默里•爱德华兹和露西•卡文迪什，据说它们也是全英国仅有的三所只收女生的大学学院。

提起剑桥，人们总要将它与牛津相比，据说当年为女性开放学位的辩论中，有的顽固分子说接受女生会导致优秀的“理工男”投奔牛津。不管怎么样，出了牛顿、麦克斯韦和达尔文的剑桥，一向是以盛产科学精英而傲视天下的。

19世纪剑桥的数学荣誉考试（Tripos，直译“三角凳考试”，盖因源于18世纪古典学科的这种考试要求考生坐在三脚凳上回答考官的刁钻问题）是一项令人生畏的智力挑战，以1854年为例，试卷多达16张纸，共211道题，要连续考8天，总计44.5小时。每年的考试也成为那些古老学院斗法争锋的战场，评议厅的发榜仪式更成为镇上的一件盛典。优胜者的名单与事迹会出现在《泰晤士报》等大报上，荣登榜首的数学天才一夜之间就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知识英雄。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三脚凳”状元（Senior Wranglr）及其获奖年份包括约翰·赫歇尔（1813）、艾里（1823）、斯托克斯（1841）、凯莱（1842）、亚当斯（1843）、瑞利勋爵（1865）；获得第二名的则有皮考克（1813）、惠威尔（1816）、开尔文勋爵（1845）、麦克斯韦（1854）、G.达尔文（1868）和J. J. 汤姆生（1880）等。

1881年，来自格顿学院的夏洛特•斯科特（Charlotte Angas Scott，1858-1931）参加了“三脚凳”考试，总分排在第八，由于事先就有女生另计名次的规定，她的正式成绩在“第七名与第八名之间”，但是不能参加评议厅的揭榜仪式。据目击者记载，当主持人宣布完第七名得主和成绩之后，场内齐声高呼“格顿，斯科特”。当晚格顿学院为斯科特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晚宴，在场师生高唱亨德尔清唱剧《犹大•马加比》中的“看，得胜英雄归来”。实际上，斯科特的指导教师是大数学家凯莱（1842年的“三脚凳”状元），但是她的成就还是被那些保守的古老学院漠视，随后斯科特在格顿学院担任数学讲师直到1884年。大约同时，她通过伦敦大学的对外考试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1885年斯科特移居美国，成为费城附近布林莫尔女子学院数学系主任，主要从事高维代数曲线研究，1906年被选为美国数学会副会长。

另一位“三脚凳”考试的女性优胜者是来自纽纳姆学院的菲利帕•福西特（Philippa Garrett Fawcett，1868-1948），她是纽纳姆创建人之一米莉森特•福西特的独生女儿，参加1890年的考试得到高出第二名13%的惊人成绩。还是由于那个男女成绩分列的愚蠢规定，她没有获得Senior Wrangler的头衔，只是在宣布女生成绩时说她的分数高于本届状元。福西特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19世纪末英国的女权运动，但是她仍然无法在英国的一流大学找到合适位置。20世纪初英布战争结束后她曾主动前往南非教书，回国后在伦敦郡议会负责教育工作。

1932年，一位名叫多萝西的牛津女生来到剑桥的纽纳姆学院，跟随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作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多萝西生于开罗，父亲是殖民地教育部的官员。

贝尔纳则是X射线晶体学这一新领域的权威，由于他与一些科学家的努力，X射线晶体学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的工具，对于确定生物分子结构发挥了关键作用。贝尔纳也是一位关注社会问题、热心政治活动的英共党员。可能他的兴趣太过广泛，最终没能在那个大有前景的晶体学与分子生物学交叉的方向迈得更远，而他的爱徒和女友多萝西却因证实青霉素结构与破译维生素B12结构等成就获得196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获奖5年后，多萝西又破译了胰岛素的结构，她也被视为利用X射线晶体学研究蛋白质大分子结构的先驱之一。尽管与贝尔纳关系密切，多萝西既没有嫁给他也没有加入共产党，尽管她在政治上属于比较激进的左翼。多萝西1947年就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65年获得英国王室颁发的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1937年多萝西嫁给牛津历史学家托马斯•霍奇金，后者也是一位英共成员，但不像贝尔纳那样执着于意识形态。多萝西保持了自己的姓长达12年，直到1949年因为某个前辈主编文集时的要求才改用夫姓，据说那一天她曾对女儿说：“今天我失去了自己的姓”。今日一般文献称她为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1910-1994）。

多萝西曾多次访问中国，与生物物理所的梁栋材等中国科学家有过密切交流。她也多次出访苏联以及美国战机轰炸下的越南北方，当过加纳恩克努马总统的顾问，但是不受美国政府的欢迎。从1976年到1988年，她担任国际科学家反战组织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主席，该组织在冷战期间扮演着大国政府调节人与信息交换媒介的作用，掌门人多为西方左翼科学家，多萝西是任职最长的一位主席。

剑桥出身的另一位女性诺贝尔奖得主，是1975年在达尔文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Helen Blackburn，1948-）。布莱克本出生在澳大利亚，后来移居美国，先后在耶鲁、伯克利及旧金山加州大学工作，因“发现端粒和端粒酶如何保护染色体”，与格雷德和绍斯塔克一道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格雷德是她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绍斯塔克是供职于哈佛医学院的合作者。布莱克本拥有美、澳双重国籍，但是她的分子生物学基础是在剑桥期间打下的，当时她专门研究一种名为Phi X 174的噬菌体，博士学位导师是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生物化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1918-2013）。

说起诺贝尔奖，最该提到的也许就是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Elsie Franklin，1920-1958）了，尽管她没有戴上那顶桂冠。因为她的故事特别悲情，这里不妨多说一点。富兰克林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1938年进入剑桥学习化学，属于纽纳姆学院。

1941年毕业时大学还不授予女性正式学位，因此她在剑桥只拥有一个“名义上的学位”（decree titular）。二战期间富兰克林曾在伦敦附近一家机构研究煤与石墨的特殊性质，并由此获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

1951年开始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从事蛋白质的X射线晶体衍射与DNA化学结构研究，但是她与原来主持这项工作的威尔金斯之间产生了误会：威尔金斯认为她是自己的下属，富兰克林则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团队总负责人物理学家蓝道尔指派的。威尔金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称富兰克林为“黑暗女士”（dark lady），可见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僵。

1951年前后，英、美有好几个实验室都在从事遗传物质分子结构的研究。富兰克林在此期间做出的重要工作包括：

1951年11月提出A型DNA的X射线衍射图形（尽管不够正确），剑桥的沃森与克里克获得她的演讲内容后开始尝试排列DNA的螺旋结构；1952年5月获得关键的B型DNA的X射线晶体衍射图像即51号照片；1952年1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明A型DNA的对称性，并指出磷酸根间的距离以及它们在DNA上的位置；1953年2月得出两种DNA皆为双螺旋的结论。1953年1月，威尔金斯在富兰克林不知情的情况下将51号照片交给沃森，这张由X射线衍射获得的图像清晰地显示了DNA分子的双螺旋构造，后者与克里克立即重启几乎陷入绝境的DNA双螺旋模型的建构。

当年2月28日，沃森与克里克宣布发现了双螺旋模型，他们4月25日发表在《自然》上的那篇划时代文献中，有一句话含糊提到富兰克林的研究。而此时富兰克林已经离开了国王学院，改投同属伦敦大学的伯贝克学院贝尔纳麾下。早年贝尔纳在剑桥的发展遇到阻碍，进入两所学院和继承卢瑟福位置的努力都遭拒绝，因此于1937年转到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富兰克林与贝尔纳合作得很愉快，最后几年她主要从事植物病毒的研究。她与克里克和沃森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

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因DNA双螺旋构造的发现而荣获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富兰克林于4年前因支气管肺炎和卵巢癌告别人世。后来沃森与克里克皆坦承富兰克林工作的价值，关于两种型态DNA的阐述、A型DNA的对称性，特别是51号照片，都是他们构建双螺旋模型的关键线索。许多专业人士认为，如果诺贝尔奖早些授予DNA双螺旋模型或富兰克林还在世的话，最终的获奖人将是克里克、富兰克林和沃森。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1968年沃森出版了一本颇具争议的畅销书《双螺旋》，内中的富兰克林被描写成一个毫无女性魅力、不会穿着打扮、心机很重的古怪女人，还误将她说成是威尔金斯的下属，猜测她的家庭生活不幸等等（如果没有“政治正确”的顾忌，口无遮拦的沃森还可能说出“犹太人”、“老姑娘”之类的话）。沃森的书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他后来在不同场合对富兰克林表达了敬意。而在当年将她延揽至伯贝克学院，又目睹她度过五年快乐且多产时光的贝尔纳眼中，富兰克林则是完全不同的形象，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悼念文章中写道：“就科学家而言，富兰克林小姐最特殊的是，她所做的每件工作都极端透彻与完美。她所拍摄的照片（指51号照片），可以列入有史以来最漂亮的X射线照片之一。”

看看下面这些照片，我们就知道沃森的描绘是带有偏见的，而贝尔纳说的“透彻”“完美”和“漂亮”也不仅仅限于富兰克林的学术工作。

与富兰克林遭遇有点类似的剑桥女性还有一位，那就是乔丝琳·伯内尔（Jocelyn Bell Burnell，1943-）。1967年，当时还在新堂（后来的默里•爱德华兹）学院做博士后的伯内尔，与其导师休伊什（Antony Hewish，1924-）一道，利用射电望远镜发现了最早被发现的四颗脉冲星。当时的研究报告共五人署名，休伊什排第一，伯内尔排第二，然而休伊什与另一人获得1974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而伯内尔榜上无名。不过聊可宽慰的是后来伯内尔成为牛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被女王封爵，并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

1962年纽纳姆学院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女生，三年后在没有本科与硕士学位的情况下荣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三只活黑猩猩的行为》，她就是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1934-），著名的人类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与动物保护主义者，前后长达55年在非洲致力于黑猩猩的野外研究。她的工作纠正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灵长类动物的错误认识，揭示了黑猩猩社群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她也积极投身环境保护与国际慈善事业，1995年被封为女爵士，2002年当选联合国和平使者。

今日剑桥大学的本科生中约有一半为女生，研究生中女性的比例约为40%。女学生的社团活动非常活跃，女子划船队、钢管舞团、女子品酒俱乐部，以及本科生小报中的女性专栏相继涌现。同时，也有女性进入学术殿堂与管理部门高层，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女教授、女学者、女院士（Fellow）以及女性掌门人。

1975年，化学家、新堂学院院长默里成为剑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校长（2年期，非全职）。要知道，剑桥大学校长（Chancellor）仅是一种礼仪性的荣衔，过去都由王室成员或显赫的贵族挂名，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以及当今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爱丁堡公爵都曾担任名义上的校长；真正当家的是副校长。2003年，剑桥大学又选出有史以来第一位全职（7年期）的女性副校长、人类学家艾莉森•理查德（Alison Fettes Richard，1948-），在她任上，剑桥大学于2009年举行了隆重的建校800周年庆典。

剑桥大学的31所学院中，约有三分之一由女性担任院长，包括最古老的彼得豪斯学院在内。以下是截止到2017年底的信息。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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