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于书娟

责编 | 王晓慧

 

当前，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学得好不如嫁得好”。从历史上来看，这一观点，是古代封建思想的遗毒，“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当代变种，这种思想沉渣泛起，是对中国女性百年独立平等权抗争的否定，需要我们警惕和反思。

 

随着新式女子教育的发展，近代知识女性对独立自主的经济、社会地位的追求，也促使她们积极争取着自己的婚姻自主。但是，由于所处家庭背景和个性因素、时代开放程度等差别，她们在追求幸福婚姻的道路上却遭遇到了不同的困难，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其中百态，值得玩味。实际上，女性教育与女性婚姻、家庭幸福之间并无绝对的必然联系，但新式教育赋予了女性追求婚姻自主的意识和能力。

 

下面三位知识女性的婚姻故事，就将为我们呈现这样一幅复杂多样的画卷。

 

由抗婚而独身：女校长杨荫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被鲁迅先生痛骂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1884-1938年），在早期却是一位勇于反抗封建婚姻的女权斗士。

 

1901年，和当时大多数的女孩子一样，时年17岁的杨荫榆遵照父母之命，与寓居在无锡的常州籍蒋姓人家的少爷成亲。但新婚之夜她才发现，原来父母按照“门当户对”给自己选择的丈夫，竟然是一个傻子。不甘心接受命运的杨荫榆，很快就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随后，她参加了哥哥在无锡组织的理化研究会，每次去上学时，她并不按习俗坐轿，而是大大方方地步行在无锡的街头。后来，在兄长的资助下，杨荫榆先后就读于苏州景海女中和上海务本女校。1907年，她被江宁学务公所录取，由官费资助留学日本，1918年，她又成为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中的一员，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

 

也许是荒唐的婚姻，给了杨荫榆很大的刺激，她对事业和教育的追求是非常坚决的，以至于曾经和哥哥谈道，“自恨只得了个硕士学位，未能读得博士”。正如杨绛所说，“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

 

但另一方面，她对婚姻则选择了远离，终生独居。女师大事件后，杨荫榆回到苏州，却并没有放弃教育事业。1935年，杨荫榆还和俞庆棠等人联合起来，在娄门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并任社长，招收学生。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目睹日军种种暴行，杨荫榆数度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1938年1月1日被日军杀害于盘门外吴门桥，时年54岁。

 

因抗婚而婚姻自主：女权运动领袖胡彬夏

 

如果说杨荫榆的人生带有很多悲情色彩，那么，她的另一位同乡，无锡胡彬夏（1888-1931年）则是近代抗婚成功并且实现了婚姻自主的女权运动领袖。

 

胡彬夏，出生在江苏无锡晏桥的书香之家。先祖胡瑗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父亲胡壹修和叔父胡雨人是清末民初无锡地区的教育家和水利事业家。兄弟胡敦复、胡刚复和胡明复均是早年留学美国的博士，创办了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大学———大同大学，是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重要成员。胡彬夏早年留学日本，后留学美国，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接受过系统西方教育的先进知识女性的代表，被胡适赞为“新女界不可多得之人物”，近代妇女解放和新闻事业的先驱。早期教育赋予了胡彬夏追求自主的女权精神和能力，也在她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得到了验证。

 

和当时的其他家庭一样，胡彬夏兄妹几人都在幼年时订有婚约。不过胡彬夏和男方完全不认识。当胡彬夏（1913年大学毕业）在美国惠而斯来大学念书时，与哈佛留学生朱庭祺（字体仁）相识相爱，约为夫妇。她知道自己的婚姻必然多有阻碍，却并没有向家人寻求帮助。而是与朱体仁相约，请求他耐心等待。当时，家里的态度有赞成和反对两种，特别是他的叔父，虽然在女子教育上较为开明，却对她在外私定终身的行为大动肝火，一度要和她断绝关系。由于胡彬夏的兄弟们都和她一样留学国外，对她报以同情，特别是她的三弟胡明复，帮助姐姐向家人争取，最终使姐姐和家里的关系趋于缓和。胡彬夏也赢得了自己所追求的婚姻，用亲身经历为当时的女性解放树立了一个榜样。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教育家俞庆棠

 

不过，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女性的婚姻也往往呈现出新旧杂陈、融合的情况。教育家俞庆棠的婚姻，就是典型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俞庆棠（1897～1949），字凤岐，祖籍江苏太仓城厢，后定居无锡，著名教育家，被誉为 “民众教育的保姆”。俞庆棠的父亲俞棣云，较早接受了新式教育，比较开明，是中国上海电报学堂的毕业生。从小让俞庆棠的兄弟姐妹接受了新式教育。但是，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她的父母又相对比较保守，在她7岁的时候，由父母做主把她许配给了江苏著名国学教育家、国学大师唐文治的大儿子唐庆诒。

 

 

和婚前双方不见面的习俗不同的是，或许是两家本身为亲戚的关系，小时候的俞庆棠和唐庆诒也互有交往，两人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戏剧讲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感觉。国学大师唐文治虽然提倡国学教育，但并不保守顽固，也主动送儿子接受新式教育。这种亲情加上彼此的了解，为双方的幸福婚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9年，俞庆棠的父亲去世，时在美国的唐庆诒，鼓励俞庆棠到美国去求学。俞庆棠卖掉父亲留给自己的嫁妆，决定赴美。1922年俞庆棠毕业回国后，双方在无锡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

 

婚后，俞庆棠投身到民众教育的事业中，唐庆诒对俞庆棠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1933年，唐庆诒双目几近失明时，俞庆棠还借赴欧洲给唐庆诒治病的机会，考察了欧洲的教育，努力做到了家庭和事业的平衡。虽然和父亲唐文治在教育上有分歧，但彼此也能够理解和支持。唐文治在俞庆棠忙工作时，帮忙照顾和教育孩子。而俞庆棠也尽量照顾唐文治的要求，曾因学生的礼貌问题而被唐文治先生教育，却毫无怨言。正如陈衡哲所说：“旧婚姻或许有幸福，新婚姻也有不幸”。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女性是否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上述这些知识女性迥异的婚姻选择恰恰说明，女性的事业与婚姻家庭，并不是完全冲突的，但知识和教育，是女性争取婚姻自由权的重要保证和基础。实际上，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之所以得到发展，也是因为新式教育增强了女性在婚姻选择中的主动性和筹码。清末民初之际，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男性，尤其是上层社会的男性，把接受过新式教育作为理想妻子的一个重要标准，以至于当时人还以此来抨击女学，认为女子教育成了官太太、阔太太的摇篮。然而实际上，今天大家熟知的民国爱情佳话，如杨绛与钱钟书、张兆和与沈从文、陈衡哲与任鸿隽等，无不是发生在知识女性身上。由此可见，学得好不仅不影响嫁得好，反而有助于嫁得好。

 

同时，民国时期知识女性的独身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潮流。这一点与当代的所谓“剩女”，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需要指出的是，独身或单身是一种中性词，表达的是女性的婚姻态度和自主选择，而“剩女”则隐含着一种否定，是一种他者的傲慢。无论是民国时期知识女性的独身，还是今天所谓高知女性的单身，实际上反映的是知识和教育带给女性的自信和独立，因为它让女性摆脱了对男性、婚姻和家庭的依附。正所谓“我不需要嫁入豪门”、“我就是豪门”，对于现代知识女性来说，“学得好就不一定非得嫁或者非得嫁得好”。

 

今天，男女平等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女性在入学、就业等方面都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力。但我们也要看到，传统的男权中心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甚至通过各种形式重新抬头，女性依然面临着诸多的歧视。无论是“阴盛阳衰”的调侃，还是“男孩危机”的呼吁，背后都隐藏着对女性能力的怀疑，对女性崛起的担忧。男女平等，依然任重而道远。全社会都应该鼓励和支持女性去接受高质量、高水平、高层次的教育，广大女性尤其应该自立自强，不要片面追求所谓的传统女德，更不要被所谓的“淑女课堂”所蒙蔽，而应该做一名真正独立自信的现代女性。

 

参考文献：

1、胡彬夏， 亡弟明复的略传.科学，1929.第十三卷胡明复博士纪念号，814-815.（民国16年12月10日写）

2、唐文治著，《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会 , 1935，第78页。

 

本文节录于于书娟：《近代苏南知识女性婚姻问题多样态的历史考察》，澳门：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参会论文，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