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的所有用处中，培养出少量的、专业知识水平很高、高酬金的牧师式的专家是不够的，事实上也是危险的。相反，某些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方法必须在最大的范围内使公众得到了解。”

——摘自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

 

撰文 | 王大鹏

责编 | 李晓明

 

3月8日一早读到《中国科学报》要闻版上的一篇评论《科学家，请大胆发言！》颇有感触，为什么科学家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会有所顾虑呢？科学只有传播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因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同时没有传播的研究应该是未完成的研究（research not communicated is research not done）。

 

当然，要破解这个难题需要双方都进行反思，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同时科学家和媒体也应该建立和谐的关系，不能“剃头的挑子——一头热。”

 

走出校园后，公众大多从媒介渠道继续获取科学方面的知识，对于大量的读者、听众和观众来说，这些渠道是无所不在的，特别是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信息呈指数式增加。越是这样，越需要科学家积极地发声，澄清事实，破解谣言，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

 

可以说，科学新闻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的历史和大众媒体渠道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只不过不同历史时期或者在不同文化情境下，撰写这些科学新闻的人会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在科学建制化和科学家职业化前后，很多科学家还十分愿意同媒体进行交流，他们或接受采访，或撰写文章，毕竟他们感到他们应该把自己拥有的知识传播给公众，也意识到了科学研究需要公众支持，并且他们欣然地利用那个时代的媒体渠道和公众分享他们开展科学探索的故事。

 

但是，随着科学研究发展出了自己的专业语言，人才培养机制，成果传播渠道和平台，同公众进行交流的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记者逐渐成为了衔接科学家与公众的纽带，因而科学家、记者和公众也被称为科学传播的铁三角，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我们常说：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发现者、生产者、创建者。因为科学家处于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在其所属的领域里游刃有余，所以同专门从事科学传播的机构和媒体相比，他们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差错，保证科学传播的正确性。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科学传播十分重要，但是他们与媒体交流的频率却不是很高，更不要说他们会主动联系媒体传播自己的科研成果了。那么为什么有些科学家在媒体面前会保持缄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和考察。

 

和其他所有的新闻内容一样，科学新闻在本质上倾向于是片段性叙述。记者们更愿意就某个议题的具体事件写一些短文，而不是长篇累牍的主题式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大多数媒体生产过程的快节奏，特别是在当前媒体内容生产实时更新的情况下，新闻生产周期无法等待长达数月之久的科学过程的完成。而且科学记者也不可能全景式报道科学新闻。首先是因为没多少普通读者更关注和自己相关的内容。其次还要考虑传播分层的问题，记者在写文章时已经在心里描摹了一个读者群，所以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写出好的新闻报道。此外，记者们往往只针对科研过程的某一个环节或片段撰写稿件，并且希望读者们能够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勾勒出全景，并对该科学研究感兴趣。这样就难免会给很多科研成果的传播带来一些片面性，也会导致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有所偏差，进而让科学家对记者产生误解。比如我们开展的一项调查就显示，超过一半以上的受访科学家认为媒体报道往往夸大其辞或者断章取义，使科学家不敢再发言，并且认同许多复杂的科学研究结果被记者过度简化的比例也很大。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新闻记者没有邀请同行进行可能的正反两方面的评议，即专业主义缺失。

 

此外，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前我们处于一个流量社会中，在这种情况下，“标题党”成为了获取公众关注的敲门砖，而且“标题党”这个潮流似乎愈演愈烈，似乎不“标题党”无“爆款”俨然成为了潜规则。各位是否还记得有关“饿死癌细胞”的说法，即便当事人对这种做法也是哭笑不得，此外还有施一公《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转眼就变成了《施一公：我的认知再度崩塌了，世界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可以说这种做法无意或有意地伤害了某些科学家，让他们对媒体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旦有不好的经历，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而且这种消费科学的做法确实不值得推崇和赞扬，长此以往，科学或者说科普会被“玩坏了”，甚至是“搞丢魂了”，最终让公众越来越不理解科学，这无疑脱离了科普的本质和精神。

                           

 

与此同时，科学记者的角色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他们从起初科研成果的宣传者转向对科学技术的批评和评论。科学新闻更多地着眼于伦理争议和专业知识的局限性，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作为“第四权”和“把关人”的媒体需要为公众提供必要的科学信息，这其中肯定会涉及到反映科学局限性的内容，这也是对一个限定条件下开展的研究工作的解读，必然需要探讨它的适用范围。虽然一些新闻报道颂扬科学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但是讨论经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风险以及解决潜伏于科学家所知的或者应该知道的危险的报道变得更加普遍。1917年科学作家迪姆斯﹒泰勒说道报纸强调的是事件的争议性方面，比如科学会议，因为“没人对化学有强烈的兴趣，但是每个人都喜欢争吵。”这也印证了科学新闻向评论转变的趋势，当然对争议性话题进行报道是传播科学的好机会，这更有利于传播正反双方的观点，让公众理性地看待科学研究。

 

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科学家其实不太了解媒体的工作机制，这可能也是造成科学家误解媒体的一个原因，毕竟科学新闻的生产有系统性的流程，从选题，采编，成文，编辑，到最终出现在读者面前会有很多环节，科学家不可能全部了解。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和科研结果方面，科学家和记者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看法。

 

记者希望科学给出答案和确定性，而科学主要是对它试图回答的事情提出疑问和问题。记者在一个故事中首先要寻找的东西是一种情感，而科学家认为越中立越好。记者寻找的是结果，即使这个结果只是部分的或者暂时的，科学家很少会离开实验室惊呼“我找到了”，并且他们希望谨慎行事。记者喜欢就做出革命性发现的单个科学家进行报道，而科学家把科学看作是一项累积的协作的事业。记者寻找的是争议，科学家寻找的是共识。记者通常匆匆忙忙，因为他们有严格的截止日期，并且要使报道符合他们拥有的空间和版面，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带回来结果。科学家按照研究的本质的速度在开展工作，他们可以获得（并且经常获得）消极的结果。

 

虽然当前很多热衷于科普的科学家都有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因而也有必要理顺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打通科学传播的链条。

 

一方面，科学家应该主动且积极地通过媒体发声，传播自己的科研成果和科学界的共识，通过与媒体建立积极和谐的关系改善科学传播的质量和品味。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参考和借鉴的素材，比如科学家关怀联盟出版过科学家与媒体打交道的图书，欧盟等科研机构也出台过相关的指南，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最终还需要科学家们去实践，去接触媒体。

 

另外一方面，媒体也应该维护好与科学家的关系，经常有科学家抱怨媒体在某些科学报道方面的问题或失误，这也就相应地要求媒体记者提高科学素养，遵循专业报道规范，做好前期功课，做出高质量的科学新闻报道，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科学家的信任，从而避免《中国科学报》所报道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