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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青春2:八十年代的中学岁月

撰文 | 崔 凯(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课程教授)
责编 | 程 莉
 
我们注定是扎根在前半生的,即使后半生充满了强烈的和令人感动的经历。——昆德拉
 
中学,如诗如梦的时代。岁月清纯,有苦有乐,回想起来况味四起。八十年代的中学生现在工作和生活已经趋于稳定,年轻的跻身“油腻中年”,年长的甚至已做了爷爷奶奶。在不同主题的同学聚会上,大家时常共同追忆少年时光,真实绵长!
当年的重点中学
 
对城里的孩子而言,上中学是小学的自然延伸;但对农村的孩子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在划区招生的年代里,县(区)重点中学是唯一面向全县十几个公社(现在已改为乡镇)招生的学校,换言之,这是农家子弟能够考入的最好中学。当年,我们这些学生都是通过笔试、面试,百里挑一选出来的,算是各个公社的小“秀才”。因为来自相距数十里的各个公社,多数同学只能选择寄宿,逢周末回家。集体生活其实是人生独立的一种开始,相对于很多大学才开始住校的同龄人,我们“脱胎换骨”更早,中学同学的情谊自然也更深一些。
 
那幢四层高的教学楼是学校标志性的建筑。乡下来的孩子,在没有电灯的土坯校舍完成了小学学业,忽然能够坐到整洁明亮的楼里读书,而且教室里还有日光灯和暖气,冬天不用生炉子,这简直就是“天堂”。
 
教学楼后的几栋红砖灰瓦平房就是宿舍与食堂。上初一的时候,学校的自来水管道尚未铺好,生活用水就靠食堂边一眼碗口粗的机井。犹记难忘的第一个冬天,室外滴水成冰,全校几百名寄宿生早上都端着脸盆,到机井管口接水洗漱。穷人家的孩子用的都是物美价廉的“勤俭牌”牙膏;如果谁在用“康齿龄”牌,说明他家境不错。
 
彼时社会氛围开始松动,也有些家长通过“关系”把孩子送进学校,45人定员的教室很快挤进了65人。老师似乎每学期都给大家调整座位,这在孩子眼中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多年以后,幡然醒悟——为什么有“背景“的同学总能分到一个成绩很好的同桌?
 
当年的作息表上,每天凌晨5:30起床、早操、洗漱,6:10-7:00早自习,白天八堂课,晚上还有三节晚自习。教学法是典型的“题海战术”,这种生活节奏,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并不觉得条件艰苦,心理压力却是一种煎熬。尤其是进入到高二和高三,考试名次的压力、老师的鞭策、家人的期许,真是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此间种种,绝非言语能够表达,至今回想起来,我仍有不寒而栗的感觉。高中时有位同班Y同学,朴实又善良的农村孩子,终因课业压力太大,高三时精神失常辍学。
 
在没有电脑、网络和手机的八十年代,看书是最主要的学习方式,所以城里的新华书店还是很热闹的。当年可没有今天这么多版本的教辅图书,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的辅导材料一枝独秀,若能拥有一本,甚至可以在同学面前“秀一下”。庞中华的字帖书也卖得不错,还有人爱看《十万个为什么》,如果有人看《上下5000年》和《一千零一夜》,已经属于相当有品位的。八十年代很崇尚“神童”,电视台上经常可以看到面向中学生的知识竞赛,1分钟回答10道课外知识题目。这类节目的优胜者几乎都是城里的孩子。当年排名第一的“神童”当属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宁珀,绝对是80年代的“网红”。多年以后,听闻他已遁入空门。
 
遇到农忙季节,同学们回家后都会做父母的帮手,下田干活。说来,我很喜欢梁晓声、肖复兴等作家写的知青小说,因为小说里描述的农村生活就是我们祖祖辈辈经历的。只是心中也曾追问:十年文革,数以千万计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错失了正常的读书和就业机会,成为“被历史放弃”的一代,孕育出那么多“伤痕文学”作品。然而对于农家子弟而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延续了世世代代,他们得到了多少关注?谁又能给他们公平和机会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考上重点中学,就看到了上大学的希望。至于上大学又意味着什么,并非当年十几岁的孩子们所能想见。不过,我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的确成为所在村镇的第一个大学生。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考上大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1962-1971年,中国一共出生2.25亿人口,十八年后的1980-1989年,这一代人中有2243万人参加高考,最终录取了483万。折算下来,在八十年代,能够参加高考的不足10%,能够考上大学的只有2%。
 
青春的记忆
 
《少林寺》在1982年上映后,尚武之风劲吹。有些孩子甚至放弃学业,怀揣梦想,到嵩山少林寺拜师学艺,其中就包括后来走红的王宝强。差不多每个月,学校会组织学生去看一场电影。全校几百名学生,沿着公路“一字长蛇“步行半小时,走到镇上的一家电影院。偶尔也有三俩同学结伴逃课,去看喜欢的电影。很多电影的名字都已经忘记,还有印象的是《路边吉他队》、《红高粱》和《第一滴血》。在80年代的银幕上,有票房号召力的是高仓健、阿兰德龙和史泰龙等硬汉形象,小鲜肉并不主流。
 
城市里的学生课外有很多去处,少年宫、运动场、新华书店等。80年代后期演艺圈开始流行“走穴”,有些城里的同学还有过追星要签名的经历。我当年就读的学校地处远郊,周边是村镇和农田,方圆一里内连一家小饭馆也没有,至于录像厅、台球厅等就更不着边际了。改革春风虽然徐徐吹来,但校园氛围依旧“春寒料峭”,女排、张海迪、老山英雄才是光辉的学习榜样,校规校纪中明确规定“不许穿奇装异服”、“不许留怪发型”等等。女生看言情小说会想谈恋爱,男生看武侠小说会想当英雄,于是这两类书籍统统被列入“没收”范围,甚至有几个同学因为传看传抄“不健康书刊”受到记过甚至开除处分。然而,人类亿万年进化出来的天性又岂能是清规戒律能约束的?女同学悄悄地读琼瑶的《窗外》,男同学看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则更为常见,是那种香港的竖版书。看多了,不经意间还学会了很多繁体字。
 
80年代,黑白电视机还算是像样的家用电器。当年,家里有电视的同学不到1/3,寄宿生当然没有条件看电视,《血疑》、《上海滩》等都是在周末和寒暑假回到家里才断断续续看完的。83年《霍元甲》热播时,寄宿生人心浮动。终于,负责生活管理的M老师在课间操时高声宣布:“为方便同学观看爱国主义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有条件的寄宿生今晚可以回家。”话音一落,操场上已经一片欢腾。不过到了86年《射雕英雄传》播映时,学校就没有再“以人为本”。寄宿生只能在第二天早上,听走读的同学分享前天晚上的剧情。
 
在港台武侠剧风靡大陆的日子里,校园里也兴起了“江湖”,有些“坏学生”拉帮结伙,还像模像样拜起了把子。有的和校外的“帮派”发生了纷争,“结了梁子”,就在书包里放把菜刀“防身”。面对老师的批评,处于青春逆反期的学生虽然没有正面顶撞,但眼神和语气却充满了不服气。84年“严打”以后,社会里的江湖气才渐渐散去。
 
80年代中期,街头无刊号的“小报”也曾风靡一时,内容大多是凶杀、悬案等,1毛钱一份。每个周日晚上,总有几个家境好的同学在返校时顺手买上三两份,这也算是一种稀缺的“课外读物”,大家在晚自习时如饥似渴地传阅。有一次周一早上,值日生将一叠“小报”顺手放在讲台上忘了收走,恰好来上课的是幽默的T老师。她开课前随手拿起一张小报,冷冷地说: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无头女尸”……
 
学校偶尔会遇到停电的情况,晚自习时教室里会燃起很多蜡烛,有的同学继续看书学习,有的则小声说笑。有位L同学很喜欢看《故事会》杂志,一次干脆站在讲台上给大家讲起了故事,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这种场景今天回忆起来,依旧觉得很温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音乐,虽然八十年代中期还没有“商业包装”的概念,但我们对朱晓琳、程琳、周峰等歌星的膜拜并不亚于今日周杰伦、邓紫琪所受到的礼遇。那个年代流行手抄歌本,歌本外面套着一个塑料封套,红色和绿色居多,扉页上贴着自己喜欢的不干胶明星照。有些歌曲是从报纸上剪贴到歌本上的。吉他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奢侈品,班级里有三两个同学喜欢吹口琴。文艺委员是位W姓女生,上课前负责起歌,经典曲目是《校园的早晨》、《小草》、《我的中国心》等。后来凭借才艺,她成为电视台的支持人。
 
迪斯科女皇张蔷曾是很多男生的“梦中情人”。当时的班长C同学对张蔷感情至深,周末向英语老师借来“砖头”录音机,反复播放着张蔷的专辑《星期六》,脱口而出:“张蔷的声音,太甜了”!这哥们后来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早婚,后来去了美国,如今已经失去了踪迹。C班长还有台小收音机,巴掌大小,用5号电池。每个周三晚上10点,广播电台里会重播大约1小时的《观众点歌》节目,这可是我们接触流行音乐的主要渠道。尽管已经是熄灯时间,但大家会冒着被值周生“扣分”的危险,悄悄收听。遇到大家都喜欢的歌曲,就会有人嚷嚷让C班长“大点声”。
 
那个年代没有奥赛和课后班,初三和高三以外的寒暑假也没有很多课业压力,便骑着老式28架自行车,走街串巷去同学家。最好是同学的家长不在家,可以放肆疯玩。兜里最多有点零钱,当然不会去饭店,也没有外卖,在家弄个蛋炒饭,就觉得很开心。
 
 
刚上初中时,男生和女生还有争吵的情形,同桌闹矛盾就在课桌上划“38线”。很快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翩翩少年有了青涩和懵懂的内心世界。中学生谈恋爱在当年属于“大逆不道”。多数恋情其实都是“暗恋“,偶有明目张胆“犯规”的同学,家长会被老师找去谈话,处理的结果往往是“棒打鸳鸯”——转班或转学。前段时间曾看到媒体报道,广东某中学里有位帅气高冷的体育老师,只敢教初中,因为高中的女学生太“疯狂”。这在80年代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民国才女张爱玲曾经仰天长叹“世界上没有一个女子是因为她的灵魂美丽而被爱的”。这个逻辑在80年代并不完全成立,成绩好的女生也一样受到男生的关注。说来有趣,如果是两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谈恋爱,大家就会觉得很羡慕;如果是两个成绩差的同学谈恋爱,则更可能被“妖魔化”,即使这种感情也非常纯美。
 
班级最大的一次活动是元旦新年晚会,教室内张灯结彩,将桌椅挪到教室四周,大家环绕而坐。彼时的才艺表演很简单,唱歌、诗朗诵、猜谜语、变魔术。任课老师一改平日的严肃,会结伴来到各个班级,给同学表演节目。北方的冬季很冷,午夜时分,从食堂里领来热气腾腾的饺子,那是多么温暖的回忆。
 
在那个朴素的年代里,白衬衫、蓝裤子是很多学校活动的标准着装。当时,学校统一制作了一套校服,收费18元,土黄色的面料,有点军装的风格,穿起来很神气。周末回家,走在小镇上,有人看到校服就知道我们是XX重点中学的学生。值得一提的还有学校的运动会。那时候可没有耐克、李宁这些品牌。运动员入场时,甚至穿着今天看来属于内衣的蓝色线衣和线裤。有一年,学校组织“五四”汇演,演唱曲目为《春光美》,全班2/3同学参加演出。班主任W老师是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很有创意,给我们全体参演的同学化妆。那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画彩妆,浓妆艳抹,令人发笑。但偏偏就是这张照片,成为大家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幅合影。
 
 
高二时,班主任换成风格犀利的C老师。那年春天,她突发奇想,组织班级同学到长春春游。对于绝大多数同学而言,这是第一次到省城,而且到了传说中的吉林大学,都兴奋不已。当时大家五七成群,分成若干“小分队”,穿出压箱底的好衣服,也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回头想来,这未尝不是青春期的一次成人礼。
 
“吃不饱”的食堂
 
 
八十年代的中国依然实行粮食配给制。中学六年,寄宿同学吃的都是定量“死伙”,初中27斤/月,高中35斤/月。城镇户口的学生按粮证定额供应,农村户口的同学要按月交等量的粮食。每学期开学,都会有穿着土气却满怀希望的家长,和孩子一道背着行囊和口粮到学校报到。当年伙食费每个月15元,这对于很多农村家庭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开销,开学时东挪西借凑学费的并不少见。
 
当时,食堂四周靠墙摆放着一圈餐柜,用来摆放饭盒。有些饭盒“长相”大同小异,所以拿错饭盒的事情时有发生。就餐时每桌十人,男女生按比例搭配,大致是6男4女,环绕餐桌,站立就餐。平日里每餐每桌只有两盘菜,大汤盆摆在食堂中央,确切的说,汤里只有几片葱花和油星,需要者自己去盛。这对于一群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所以吃饭变成一次比拼速度的战斗,看谁下手快。经常饭没吃完,盘子里的菜已经没有了。男同学可以不顾颜面地狼吞虎咽,却苦了矜持的女同学。曾经有一桌同学,男生吃饭过于狼性,女生实在难以容身,最后几经调整,变成10人全是男生。“狭路相逢勇者胜”,其他桌刚吃到一半,这桌人已经结束战斗了,被誉为“啃骨头六连”,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员战士。高中毕业时,“威震全校”的十位“六连”战士中,已经有两位得了胃病。
 
由于菜量太少,寄宿生不约而同开始自带咸菜,平时就与饭盒一道放在餐柜里。咸菜种类主要是鸡蛋酱、榨菜、腌萝卜……周末了,总有少数学生因为路远不回家,于是偷咸菜成了一些男生的解馋方式。这帮“歹徒”用挑剔的眼光挨个餐柜搜寻没有带走的咸菜罐。遇到味道可口的,当仁不让,大快朵颐。恶毒者吃完后,还“毁尸灭迹”,将空罐扔到食堂北窗外。
 
晚自习后,有人实在饿了,便想起了校园东侧老师们的自留地,那里种满了白菜、萝卜等蔬菜。于是夜半更深,三五个“坏学生”结伴而去,满载而归,在宿舍里嘎吱嘎吱吃得很香。这是一种发生在八十年代的“知青”行为,说来也情有可原——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有的同学,兄妹几个同时上学,家庭负担压力山大。笔者的姑姑一家,夫妻是一家国有钢铁厂的“双职工”。虽有稳定的收入,但家有四个孩子同时上学,只能节衣缩食。大表哥1982年参加高考,学业劳累,那一年家里给他提供的“小灶”就是每天早上特别让他多吃一个煮鸡蛋。这一个鸡蛋助力他最终考入北京大学。在农村同学中,家境贫困者更是大有人在,兜里有1元钱零花钱的学生寥寥无几。为了节省路费,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后来考上浙江大学的哥们L君曾说过:“中学六年,我就吃过一次方便面,是在高考前一天,下狠心改善一下生活。”
 
八十年代中学生拥有的某种独特的意志和品质,今天的年轻朋友是很难想象的。尽管当年的生活是清苦的,但心里却是快乐的。
 
“回味无穷”的宿舍
 
宿舍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十六平方米的宿舍里搭建上下两层通铺,密密麻麻挤满了二十五个孩子,晚上侧卧、平躺要靠“微观调节”才能睡下。湿热的夏季,寝室墙壁上因为潮湿会长出葫芦藓,大家挤睡在一起,从来没有过要装台电风扇的奢望。宿舍最大的特点是“人口密度高”,由此也闪烁出更多的“智慧火花”,在这人均居住面积不足0.7平米的空间里,上演着琳琅满目的闹剧。寝室铺位时常上演“全民健身”运动,主要形式为俯卧撑、仰卧起坐、鲤鱼打挺,对抗性强的有摔跤类运动,旁边摇旗呐喊者不乏其人。不过也有过意外的时候,在一次摔跤大战中,一位在护栏边观战的哥们被动作过大的“比赛选手”从上铺拱摔到地上,造成腿部骨折……
 
对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熄灯前半小时的洗漱时间就是一次“放风”。脚臭冲天的气息与嘶嚎宣泄的声音交相辉映,低矮的走廊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公用水池边数十人在“竞争上岗”,脸盆、牙具碰撞的声音连成一片,混杂着嘈杂的人声和水声。老鼠也是宿舍里的一道风景,甚至堪称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之一。一旦老鼠出现,立时掀起轩然大波,人人喊打,大家围追堵截,“坚壁清野”,翻天动地,坚决要将老鼠“绳之以法”。
 
一片喧嚣声中,熄灯铃声响起,这时总会听到“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之类的声音,无奈值周生已经在门口催促。在日光灯熄灭的一瞬间,进入寝室卧谈阶段。内容涵盖名人轶事、小道消息、男女同学点评,龙蛇混杂,雅俗共赏,创意新颖,想象丰富。以至多年以后,老同学聚首,追忆起当年的种种情形,依旧忍俊不已。记得有位执教语文课的S老师,身材不高,面孔黑瘦,表情严肃,戴着一副黑框老式眼睛。白天课堂上他全神贯注地讲起鲁迅的文章《藤野先生》,学生在心里开始对号入座。晚上寝室卧谈后,S老师已经被冠上了“藤野先生”的绰号。
 
在有聊与无聊之中,大家进入梦乡。当然,如果半夜醒来,寝室内依然是不平静的,你会听到磨牙的,说梦话的,打呼噜的……
 
清晨五点半,起床铃又一次吹响,宿舍里乱成一团。二十分钟的洗漱后,一干人等已经站在运动场上出早操。在寒冷的冬季这可太不舒服了,所以常盼着做值日生,这样就可以多睡一会儿。接下来会是紧张的一天功课,直至玉兔东升,迎着星光再次回到宿舍乐土。
 
周末有时候选择不回家,可以在教室和宿舍之间自由行走。那天,洗好衣服的我倒在床上小憩,一位心目中绝对的好学生L君也躺在一边。忽见他一声叹息后,从枕头下面拿出一盒“大重九”香烟,点燃一支,悠然地抽着。抽烟在当时属“大逆不道”,他转头问我是否也要来一支,我吃惊地看着他,下意识摇头拒绝了。但从此,好学生的光辉形象在我脑海中坍塌。后来L君考上了吉林大学,又去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现在成了基因诊断领域的专家。
 
感念师恩
 
如果说中学和大学最大的不同,我会觉得中学阶段的师生情更令人回味。在八十年代,他们那种敬业负责的精神在今天的“教育产业化”社会已经很难找到。是那批勤勉的师长带领我们这届学生共同铸就了母校的“巅峰时刻”。时光荏苒,当年的授业恩师也大都退休。
 
►初中毕业时赠送给母校的一面镜子
 
中学六年,我们居然先后分过五次班,以至于多数同届同学都曾经同班过。由于分班频次过高,同学聚会时弄错班级“番号”的情况时有发生,必须通过班主任名字才能“正本清源”。最佩服的是当年负责学生生活管理的M老师。他的“顺风耳” 真是难以想象,全校700多名学生住校,熄灯后他居然能够在寝室门外辨识出是谁的声音,随后一句“X年X班XXX熄灯后说话,扣3分,明天罚通勤”掷地有声。最具震慑力的是他手中那支五节电池的大电筒,个别顽皮男生曾领教过。当年,他是寄宿生最害怕的老师,也是毕业后最让学生想起的老师。对老师而言,也许这是最大的欣慰。师生聚会时,把M老师请来,他甚至依然能够说出很多同学的名字和老家所在的公社,令人叹服。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大学毕业分配沿用“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原则,很多区县级重点中学依然能够延揽到一流的师范大学毕业生,构建优秀的师资队伍。在80年代,很多地方施行划区招生,“县一中”还可以留住辖区内的优秀生源,并通过题海战术取得不错的高考成绩。一个地方考上清华和北大的孩子会分布在多所市、区、县重点校,甚至厂矿子弟中学。然而时过境迁,九十年代以后中学招生的游戏规则发生根本改变,“县一中”的师资和生源则每况愈下,市一中则“赢者通吃”。即使曾经打造高考神话的湖北黄冈中学,也难以改变衰落的轨迹,笔者当年就读的母校更是昔非今比。当年高考时,我们这届200名同学创造了90%的高考升学率,也有人考入清华、北大,再后来还有13人获得了博士学位。然而在高考招生规模已经扩大10余倍的今天,母校却鲜有孩子能够考入Top100的大学。与之相对应,农家子弟在一流大学里的比例越来越低,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社会问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八十年代的中学生生逢变革年代,接受理想化的教育,面对纷乱的社会现实。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当年,老师曾让我们围绕这句话写励志作文。三十年过去,回头再想想这句话,道理远非那么简单。十四五岁时,年少轻狂、血气方刚、志存高远、永不言败。如今四五十岁了,终于明白“元帅”其实只有一个,绝大多数人的终点只能是“士兵”。何为人的成熟?在忍耐中懂得选择和放弃。其实,完美的人生是以自己为坐标系的,少一些攀比之心,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才是最快乐的。想来现在的中学生真的很幸运,他们张扬的个性和选择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宽容和默许,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永难忘怀,高一时,班主任W老师在文娱课上教了一首张行演唱的《一条路》,其中有这样一段歌词:“一条路,落叶无几,走过我,走过你。我想问,你的足迹,山无言,水无语。走过春天,走过四季,走过我自己。”至今回想起这段旋律,仍会融入其中,陷入一种绵长的遐思,那是年少时代纯真与质朴的回味,是周末放学回家走在乡间小路上的飞扬与悠然。年少不识曲中意,听懂已是不惑年。
 
时光荏苒,往事如烟,年少时代已渐渐远去。过去这些年,昔日的教学楼和宿舍、食堂已经悉数被拆除。如今的校园中,惟有那些已长成大树的白杨和垂柳还能记得:八十年代,曾有一批学生,在那里度过了他们人生最美好的少年时光。在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雨人生后,那些曾经的梦想和稚气,今天还剩下多少?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汉林、夏俊超、徐晓玉、金新文、任远、武冬燕等良师益友的启发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
崔凯,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并购重组》课程教授。1982-1988年就读于吉林市第十八中学。1997年获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博士,2002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交流邮箱: cuik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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