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崔 凯（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课程教授）

责编 | 程 莉

 

我们注定是扎根在前半生的，即使后半生充满了强烈的和令人感动的经历。——昆德拉

 

中学，如诗如梦的时代。岁月清纯，有苦有乐，回想起来况味四起。八十年代的中学生现在工作和生活已经趋于稳定，年轻的跻身“油腻中年”，年长的甚至已做了爷爷奶奶。在不同主题的同学聚会上，大家时常共同追忆少年时光，真实绵长！

当年的重点中学

 

对城里的孩子而言，上中学是小学的自然延伸；但对农村的孩子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在划区招生的年代里，县（区）重点中学是唯一面向全县十几个公社（现在已改为乡镇）招生的学校，换言之，这是农家子弟能够考入的最好中学。当年，我们这些学生都是通过笔试、面试，百里挑一选出来的，算是各个公社的小“秀才”。因为来自相距数十里的各个公社，多数同学只能选择寄宿，逢周末回家。集体生活其实是人生独立的一种开始，相对于很多大学才开始住校的同龄人，我们“脱胎换骨”更早，中学同学的情谊自然也更深一些。

 

那幢四层高的教学楼是学校标志性的建筑。乡下来的孩子，在没有电灯的土坯校舍完成了小学学业，忽然能够坐到整洁明亮的楼里读书，而且教室里还有日光灯和暖气，冬天不用生炉子，这简直就是“天堂”。

 

教学楼后的几栋红砖灰瓦平房就是宿舍与食堂。上初一的时候，学校的自来水管道尚未铺好，生活用水就靠食堂边一眼碗口粗的机井。犹记难忘的第一个冬天，室外滴水成冰，全校几百名寄宿生早上都端着脸盆，到机井管口接水洗漱。穷人家的孩子用的都是物美价廉的“勤俭牌”牙膏；如果谁在用“康齿龄”牌，说明他家境不错。

 

彼时社会氛围开始松动，也有些家长通过“关系”把孩子送进学校，45人定员的教室很快挤进了65人。老师似乎每学期都给大家调整座位，这在孩子眼中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多年以后，幡然醒悟——为什么有“背景“的同学总能分到一个成绩很好的同桌？

 

当年的作息表上，每天凌晨5:30起床、早操、洗漱，6:10-7:00早自习，白天八堂课，晚上还有三节晚自习。教学法是典型的“题海战术”，这种生活节奏，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并不觉得条件艰苦，心理压力却是一种煎熬。尤其是进入到高二和高三，考试名次的压力、老师的鞭策、家人的期许，真是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此间种种，绝非言语能够表达，至今回想起来，我仍有不寒而栗的感觉。高中时有位同班Y同学，朴实又善良的农村孩子，终因课业压力太大，高三时精神失常辍学。

 

在没有电脑、网络和手机的八十年代，看书是最主要的学习方式，所以城里的新华书店还是很热闹的。当年可没有今天这么多版本的教辅图书，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的辅导材料一枝独秀，若能拥有一本，甚至可以在同学面前“秀一下”。庞中华的字帖书也卖得不错，还有人爱看《十万个为什么》，如果有人看《上下5000年》和《一千零一夜》，已经属于相当有品位的。八十年代很崇尚“神童”，电视台上经常可以看到面向中学生的知识竞赛，1分钟回答10道课外知识题目。这类节目的优胜者几乎都是城里的孩子。当年排名第一的“神童”当属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宁珀，绝对是80年代的“网红”。多年以后，听闻他已遁入空门。

 

遇到农忙季节，同学们回家后都会做父母的帮手，下田干活。说来，我很喜欢梁晓声、肖复兴等作家写的知青小说，因为小说里描述的农村生活就是我们祖祖辈辈经历的。只是心中也曾追问：十年文革，数以千万计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错失了正常的读书和就业机会，成为“被历史放弃”的一代，孕育出那么多“伤痕文学”作品。然而对于农家子弟而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延续了世世代代，他们得到了多少关注？谁又能给他们公平和机会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考上重点中学，就看到了上大学的希望。至于上大学又意味着什么，并非当年十几岁的孩子们所能想见。不过，我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的确成为所在村镇的第一个大学生。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考上大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1962-1971年，中国一共出生2.25亿人口，十八年后的1980-1989年，这一代人中有2243万人参加高考，最终录取了483万。折算下来，在八十年代，能够参加高考的不足10%，能够考上大学的只有2%。

 

青春的记忆

 

《少林寺》在1982年上映后，尚武之风劲吹。有些孩子甚至放弃学业，怀揣梦想，到嵩山少林寺拜师学艺，其中就包括后来走红的王宝强。差不多每个月，学校会组织学生去看一场电影。全校几百名学生，沿着公路“一字长蛇“步行半小时，走到镇上的一家电影院。偶尔也有三俩同学结伴逃课，去看喜欢的电影。很多电影的名字都已经忘记，还有印象的是《路边吉他队》、《红高粱》和《第一滴血》。在80年代的银幕上，有票房号召力的是高仓健、阿兰德龙和史泰龙等硬汉形象，小鲜肉并不主流。

 

城市里的学生课外有很多去处，少年宫、运动场、新华书店等。80年代后期演艺圈开始流行“走穴”，有些城里的同学还有过追星要签名的经历。我当年就读的学校地处远郊，周边是村镇和农田，方圆一里内连一家小饭馆也没有，至于录像厅、台球厅等就更不着边际了。改革春风虽然徐徐吹来，但校园氛围依旧“春寒料峭”，女排、张海迪、老山英雄才是光辉的学习榜样，校规校纪中明确规定“不许穿奇装异服”、“不许留怪发型”等等。女生看言情小说会想谈恋爱，男生看武侠小说会想当英雄，于是这两类书籍统统被列入“没收”范围，甚至有几个同学因为传看传抄“不健康书刊”受到记过甚至开除处分。然而，人类亿万年进化出来的天性又岂能是清规戒律能约束的？女同学悄悄地读琼瑶的《窗外》，男同学看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则更为常见，是那种香港的竖版书。看多了，不经意间还学会了很多繁体字。

 

80年代，黑白电视机还算是像样的家用电器。当年，家里有电视的同学不到1/3，寄宿生当然没有条件看电视，《血疑》、《上海滩》等都是在周末和寒暑假回到家里才断断续续看完的。83年《霍元甲》热播时，寄宿生人心浮动。终于，负责生活管理的M老师在课间操时高声宣布：“为方便同学观看爱国主义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有条件的寄宿生今晚可以回家。”话音一落，操场上已经一片欢腾。不过到了86年《射雕英雄传》播映时，学校就没有再“以人为本”。寄宿生只能在第二天早上，听走读的同学分享前天晚上的剧情。

 

在港台武侠剧风靡大陆的日子里，校园里也兴起了“江湖”，有些“坏学生”拉帮结伙，还像模像样拜起了把子。有的和校外的“帮派”发生了纷争，“结了梁子”，就在书包里放把菜刀“防身”。面对老师的批评，处于青春逆反期的学生虽然没有正面顶撞，但眼神和语气却充满了不服气。84年“严打”以后，社会里的江湖气才渐渐散去。

 

80年代中期，街头无刊号的“小报”也曾风靡一时，内容大多是凶杀、悬案等，1毛钱一份。每个周日晚上，总有几个家境好的同学在返校时顺手买上三两份，这也算是一种稀缺的“课外读物”，大家在晚自习时如饥似渴地传阅。有一次周一早上，值日生将一叠“小报”顺手放在讲台上忘了收走，恰好来上课的是幽默的T老师。她开课前随手拿起一张小报，冷冷地说：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无头女尸”……

 

学校偶尔会遇到停电的情况，晚自习时教室里会燃起很多蜡烛，有的同学继续看书学习，有的则小声说笑。有位L同学很喜欢看《故事会》杂志，一次干脆站在讲台上给大家讲起了故事，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这种场景今天回忆起来，依旧觉得很温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音乐，虽然八十年代中期还没有“商业包装”的概念，但我们对朱晓琳、程琳、周峰等歌星的膜拜并不亚于今日周杰伦、邓紫琪所受到的礼遇。那个年代流行手抄歌本，歌本外面套着一个塑料封套，红色和绿色居多，扉页上贴着自己喜欢的不干胶明星照。有些歌曲是从报纸上剪贴到歌本上的。吉他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奢侈品，班级里有三两个同学喜欢吹口琴。文艺委员是位W姓女生，上课前负责起歌，经典曲目是《校园的早晨》、《小草》、《我的中国心》等。后来凭借才艺，她成为电视台的支持人。

 

迪斯科女皇张蔷曾是很多男生的“梦中情人”。当时的班长C同学对张蔷感情至深，周末向英语老师借来“砖头”录音机，反复播放着张蔷的专辑《星期六》，脱口而出：“张蔷的声音，太甜了”！这哥们后来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早婚，后来去了美国，如今已经失去了踪迹。C班长还有台小收音机，巴掌大小，用5号电池。每个周三晚上10点，广播电台里会重播大约1小时的《观众点歌》节目，这可是我们接触流行音乐的主要渠道。尽管已经是熄灯时间，但大家会冒着被值周生“扣分”的危险，悄悄收听。遇到大家都喜欢的歌曲，就会有人嚷嚷让C班长“大点声”。

 

那个年代没有奥赛和课后班，初三和高三以外的寒暑假也没有很多课业压力，便骑着老式28架自行车，走街串巷去同学家。最好是同学的家长不在家，可以放肆疯玩。兜里最多有点零钱，当然不会去饭店，也没有外卖，在家弄个蛋炒饭，就觉得很开心。

 

 

刚上初中时，男生和女生还有争吵的情形，同桌闹矛盾就在课桌上划“38线”。很快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翩翩少年有了青涩和懵懂的内心世界。中学生谈恋爱在当年属于“大逆不道”。多数恋情其实都是“暗恋“，偶有明目张胆“犯规”的同学，家长会被老师找去谈话，处理的结果往往是“棒打鸳鸯”——转班或转学。前段时间曾看到媒体报道，广东某中学里有位帅气高冷的体育老师，只敢教初中，因为高中的女学生太“疯狂”。这在80年代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民国才女张爱玲曾经仰天长叹“世界上没有一个女子是因为她的灵魂美丽而被爱的”。这个逻辑在80年代并不完全成立，成绩好的女生也一样受到男生的关注。说来有趣，如果是两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谈恋爱，大家就会觉得很羡慕；如果是两个成绩差的同学谈恋爱，则更可能被“妖魔化”，即使这种感情也非常纯美。

 

班级最大的一次活动是元旦新年晚会，教室内张灯结彩，将桌椅挪到教室四周，大家环绕而坐。彼时的才艺表演很简单，唱歌、诗朗诵、猜谜语、变魔术。任课老师一改平日的严肃，会结伴来到各个班级，给同学表演节目。北方的冬季很冷，午夜时分，从食堂里领来热气腾腾的饺子，那是多么温暖的回忆。

 

在那个朴素的年代里，白衬衫、蓝裤子是很多学校活动的标准着装。当时，学校统一制作了一套校服，收费18元，土黄色的面料，有点军装的风格，穿起来很神气。周末回家，走在小镇上，有人看到校服就知道我们是XX重点中学的学生。值得一提的还有学校的运动会。那时候可没有耐克、李宁这些品牌。运动员入场时，甚至穿着今天看来属于内衣的蓝色线衣和线裤。有一年，学校组织“五四”汇演，演唱曲目为《春光美》，全班2/3同学参加演出。班主任W老师是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很有创意，给我们全体参演的同学化妆。那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画彩妆，浓妆艳抹，令人发笑。但偏偏就是这张照片，成为大家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幅合影。

 

 

高二时，班主任换成风格犀利的C老师。那年春天，她突发奇想，组织班级同学到长春春游。对于绝大多数同学而言，这是第一次到省城，而且到了传说中的吉林大学，都兴奋不已。当时大家五七成群，分成若干“小分队”，穿出压箱底的好衣服，也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回头想来，这未尝不是青春期的一次成人礼。

 

“吃不饱”的食堂

 

 

八十年代的中国依然实行粮食配给制。中学六年，寄宿同学吃的都是定量“死伙”，初中27斤/月，高中35斤/月。城镇户口的学生按粮证定额供应，农村户口的同学要按月交等量的粮食。每学期开学，都会有穿着土气却满怀希望的家长，和孩子一道背着行囊和口粮到学校报到。当年伙食费每个月15元，这对于很多农村家庭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开销，开学时东挪西借凑学费的并不少见。

 

当时，食堂四周靠墙摆放着一圈餐柜，用来摆放饭盒。有些饭盒“长相”大同小异，所以拿错饭盒的事情时有发生。就餐时每桌十人，男女生按比例搭配，大致是6男4女，环绕餐桌，站立就餐。平日里每餐每桌只有两盘菜，大汤盆摆在食堂中央，确切的说，汤里只有几片葱花和油星，需要者自己去盛。这对于一群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所以吃饭变成一次比拼速度的战斗，看谁下手快。经常饭没吃完，盘子里的菜已经没有了。男同学可以不顾颜面地狼吞虎咽，却苦了矜持的女同学。曾经有一桌同学，男生吃饭过于狼性，女生实在难以容身，最后几经调整，变成10人全是男生。“狭路相逢勇者胜”，其他桌刚吃到一半，这桌人已经结束战斗了，被誉为“啃骨头六连”，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员战士。高中毕业时，“威震全校”的十位“六连”战士中，已经有两位得了胃病。

 

由于菜量太少，寄宿生不约而同开始自带咸菜，平时就与饭盒一道放在餐柜里。咸菜种类主要是鸡蛋酱、榨菜、腌萝卜……周末了，总有少数学生因为路远不回家，于是偷咸菜成了一些男生的解馋方式。这帮“歹徒”用挑剔的眼光挨个餐柜搜寻没有带走的咸菜罐。遇到味道可口的，当仁不让，大快朵颐。恶毒者吃完后，还“毁尸灭迹”，将空罐扔到食堂北窗外。

 

晚自习后，有人实在饿了，便想起了校园东侧老师们的自留地，那里种满了白菜、萝卜等蔬菜。于是夜半更深，三五个“坏学生”结伴而去，满载而归，在宿舍里嘎吱嘎吱吃得很香。这是一种发生在八十年代的“知青”行为，说来也情有可原——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有的同学，兄妹几个同时上学，家庭负担压力山大。笔者的姑姑一家，夫妻是一家国有钢铁厂的“双职工”。虽有稳定的收入，但家有四个孩子同时上学，只能节衣缩食。大表哥1982年参加高考，学业劳累，那一年家里给他提供的“小灶”就是每天早上特别让他多吃一个煮鸡蛋。这一个鸡蛋助力他最终考入北京大学。在农村同学中，家境贫困者更是大有人在，兜里有1元钱零花钱的学生寥寥无几。为了节省路费，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后来考上浙江大学的哥们L君曾说过：“中学六年，我就吃过一次方便面，是在高考前一天，下狠心改善一下生活。”

 

八十年代中学生拥有的某种独特的意志和品质，今天的年轻朋友是很难想象的。尽管当年的生活是清苦的，但心里却是快乐的。

 

“回味无穷”的宿舍

 

宿舍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十六平方米的宿舍里搭建上下两层通铺，密密麻麻挤满了二十五个孩子，晚上侧卧、平躺要靠“微观调节”才能睡下。湿热的夏季，寝室墙壁上因为潮湿会长出葫芦藓，大家挤睡在一起，从来没有过要装台电风扇的奢望。宿舍最大的特点是“人口密度高”，由此也闪烁出更多的“智慧火花”，在这人均居住面积不足0.7平米的空间里，上演着琳琅满目的闹剧。寝室铺位时常上演“全民健身”运动，主要形式为俯卧撑、仰卧起坐、鲤鱼打挺，对抗性强的有摔跤类运动，旁边摇旗呐喊者不乏其人。不过也有过意外的时候，在一次摔跤大战中，一位在护栏边观战的哥们被动作过大的“比赛选手”从上铺拱摔到地上，造成腿部骨折……

 

对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熄灯前半小时的洗漱时间就是一次“放风”。脚臭冲天的气息与嘶嚎宣泄的声音交相辉映，低矮的走廊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公用水池边数十人在“竞争上岗”，脸盆、牙具碰撞的声音连成一片，混杂着嘈杂的人声和水声。老鼠也是宿舍里的一道风景，甚至堪称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之一。一旦老鼠出现，立时掀起轩然大波，人人喊打，大家围追堵截，“坚壁清野”，翻天动地，坚决要将老鼠“绳之以法”。

 

一片喧嚣声中，熄灯铃声响起，这时总会听到“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之类的声音，无奈值周生已经在门口催促。在日光灯熄灭的一瞬间，进入寝室卧谈阶段。内容涵盖名人轶事、小道消息、男女同学点评，龙蛇混杂，雅俗共赏，创意新颖，想象丰富。以至多年以后，老同学聚首，追忆起当年的种种情形，依旧忍俊不已。记得有位执教语文课的S老师，身材不高，面孔黑瘦，表情严肃，戴着一副黑框老式眼睛。白天课堂上他全神贯注地讲起鲁迅的文章《藤野先生》，学生在心里开始对号入座。晚上寝室卧谈后，S老师已经被冠上了“藤野先生”的绰号。

 

在有聊与无聊之中，大家进入梦乡。当然，如果半夜醒来，寝室内依然是不平静的，你会听到磨牙的，说梦话的，打呼噜的……

 

清晨五点半，起床铃又一次吹响，宿舍里乱成一团。二十分钟的洗漱后，一干人等已经站在运动场上出早操。在寒冷的冬季这可太不舒服了，所以常盼着做值日生，这样就可以多睡一会儿。接下来会是紧张的一天功课，直至玉兔东升，迎着星光再次回到宿舍乐土。

 

周末有时候选择不回家，可以在教室和宿舍之间自由行走。那天，洗好衣服的我倒在床上小憩，一位心目中绝对的好学生L君也躺在一边。忽见他一声叹息后，从枕头下面拿出一盒“大重九”香烟，点燃一支，悠然地抽着。抽烟在当时属“大逆不道”，他转头问我是否也要来一支，我吃惊地看着他，下意识摇头拒绝了。但从此，好学生的光辉形象在我脑海中坍塌。后来L君考上了吉林大学，又去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现在成了基因诊断领域的专家。

 

感念师恩

 

如果说中学和大学最大的不同，我会觉得中学阶段的师生情更令人回味。在八十年代，他们那种敬业负责的精神在今天的“教育产业化”社会已经很难找到。是那批勤勉的师长带领我们这届学生共同铸就了母校的“巅峰时刻”。时光荏苒，当年的授业恩师也大都退休。

 

►初中毕业时赠送给母校的一面镜子

 

中学六年，我们居然先后分过五次班，以至于多数同届同学都曾经同班过。由于分班频次过高，同学聚会时弄错班级“番号”的情况时有发生，必须通过班主任名字才能“正本清源”。最佩服的是当年负责学生生活管理的M老师。他的“顺风耳” 真是难以想象，全校700多名学生住校，熄灯后他居然能够在寝室门外辨识出是谁的声音，随后一句“X年X班XXX熄灯后说话，扣3分，明天罚通勤”掷地有声。最具震慑力的是他手中那支五节电池的大电筒，个别顽皮男生曾领教过。当年，他是寄宿生最害怕的老师，也是毕业后最让学生想起的老师。对老师而言，也许这是最大的欣慰。师生聚会时，把M老师请来，他甚至依然能够说出很多同学的名字和老家所在的公社，令人叹服。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大学毕业分配沿用“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原则，很多区县级重点中学依然能够延揽到一流的师范大学毕业生，构建优秀的师资队伍。在80年代，很多地方施行划区招生，“县一中”还可以留住辖区内的优秀生源，并通过题海战术取得不错的高考成绩。一个地方考上清华和北大的孩子会分布在多所市、区、县重点校，甚至厂矿子弟中学。然而时过境迁，九十年代以后中学招生的游戏规则发生根本改变，“县一中”的师资和生源则每况愈下，市一中则“赢者通吃”。即使曾经打造高考神话的湖北黄冈中学，也难以改变衰落的轨迹，笔者当年就读的母校更是昔非今比。当年高考时，我们这届200名同学创造了90%的高考升学率，也有人考入清华、北大，再后来还有13人获得了博士学位。然而在高考招生规模已经扩大10余倍的今天，母校却鲜有孩子能够考入Top100的大学。与之相对应，农家子弟在一流大学里的比例越来越低，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社会问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八十年代的中学生生逢变革年代，接受理想化的教育，面对纷乱的社会现实。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当年，老师曾让我们围绕这句话写励志作文。三十年过去，回头再想想这句话，道理远非那么简单。十四五岁时，年少轻狂、血气方刚、志存高远、永不言败。如今四五十岁了，终于明白“元帅”其实只有一个，绝大多数人的终点只能是“士兵”。何为人的成熟？在忍耐中懂得选择和放弃。其实，完美的人生是以自己为坐标系的，少一些攀比之心，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才是最快乐的。想来现在的中学生真的很幸运，他们张扬的个性和选择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宽容和默许，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永难忘怀，高一时，班主任W老师在文娱课上教了一首张行演唱的《一条路》，其中有这样一段歌词：“一条路，落叶无几，走过我，走过你。我想问，你的足迹，山无言，水无语。走过春天，走过四季，走过我自己。”至今回想起这段旋律，仍会融入其中，陷入一种绵长的遐思，那是年少时代纯真与质朴的回味，是周末放学回家走在乡间小路上的飞扬与悠然。年少不识曲中意，听懂已是不惑年。

 

时光荏苒，往事如烟，年少时代已渐渐远去。过去这些年，昔日的教学楼和宿舍、食堂已经悉数被拆除。如今的校园中，惟有那些已长成大树的白杨和垂柳还能记得：八十年代，曾有一批学生，在那里度过了他们人生最美好的少年时光。在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雨人生后，那些曾经的梦想和稚气，今天还剩下多少？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汉林、夏俊超、徐晓玉、金新文、任远、武冬燕等良师益友的启发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

崔凯，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并购重组》课程教授。1982-1988年就读于吉林市第十八中学。1997年获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博士，2002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交流邮箱: cuik0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