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程    莉

责编 | 陈晓雪

北京时间2018年5月23日下午6时，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HMI）公布将投入2亿美元资助19位“推动生物医学研究边界”的研究员。

“我们选择这些科学家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用技巧和知识勇气提出有意思的问题。” HHMI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官David Clapham说，“我们相信他们有潜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突破。”

 

根据HHMI网站的消息，这19位研究者从675名合格的申请人中脱颖而出，是HHMI有史以来第一批聘期为七年的研究员，他们每人将获得大约800万美元的资助。而在此之前，HHMI研究员的聘期为五年。

 

3名杰出的华人学者也位列其中。他们分别是：贝勒医学院分子人类遗传学系和赫芬顿衰老研究中心Robert C. Fyfe讲席副教授王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锋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Howard Y. Chang。

 

“能入选HHMI当然很开心，未来几年没有科研经费的后顾之忧，可以放开手脚做自己的新想法。”贝勒医学院分子人类遗传学系和赫芬顿衰老研究中心Robert C. Fyfe讲席副教授王萌告诉《知识分子》。

 

她希望凭借HHMI的资助，“可以成功地搭建一些新的实验平台，把跨学科的优势结合起来，给代谢信号分子的基础机制提供一些新的想法，在提高代谢平衡、健康长寿方面，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工作”。

 

选对人，资助原创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是美国一个非营利性医学研究所，由美国著名飞行员、工程师霍华德·休斯于1953年成立，目前设立的资助项目包括研究员计划（HHMI Investigator Program）、汉娜·格雷伙伴计划（Hanna H. Gray Fellows Program）、珍妮莉亚研究园区（Janelia Research Campus）、早期学者计划（Faculty Scholars Program）、国际学者计划（International Programs）。

 

“资助人而非资助项目” （HHMI selects people, not projects）是HHMI资助计划的主要特点。

 

哲学家罗素有句名言，“To be without some of the things you wan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appiness”。王萌最喜欢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的翻译，“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王萌认为，科研的最大魅力在于多样多变，而科研的最大原动力在于个体智慧，广泛资助不同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的研究，给科研工作者最大的选择权、自主性，应该会带来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而有了基础科学的广阔根基，研发应用才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自1997年以来，原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许田一直担任HHMI研究员——直到今年4月他全职加入西湖大学。

 

“对人不对事，是HHMI的第一大准则。” 谈起过去二十余年HHMI研究员的经历，现已是西湖大学讲席教授、副校长的许田说。“它资助有创新的、敢于冒险的、有开拓精神的一流的科学家，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研究方案。研究方案如果不太成熟，将来也许不会成功；如果是很成熟的方案，创新性和风险性又会很差。”许田向《知识分子》介绍道。

 

王萌对这样的资助机制深表认同，她说，“（研究人员）可以海阔天空地提出一些好玩的想法，不用太纠结是否已经有一些前期的数据，甚至不用太纠结是不是跨越了自己以前的领域。这非常难得。” 

 

在资助周期延长到七年之前，HHMI每五年进行一轮评审，并不需要研究员完成很多论文，实际上五年之内只需要5篇，但是如果一年内世界上其他实验室也做了类似的工作，这篇论文便不算数。“如果其他实验室也发了类似的东西，说明没有你地球照样转。你必须是唯一的，才说明你真正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许田解释说。

 

这便是HHMI的第二个准则：原创性。

 

稳定的长期经费保障

 

“每一位科学家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们都需要同一件事：时间。”HHMI总裁Erin O' Shea在HHMI官网5月23日的新闻稿中说。 “HHMI致力于为优秀的生物医学科学家提供时间和资源来完成他们最棒的工作。”

 

根据HHMI去年3月发布的新一轮研究员计划公开竞争通知，HHMI研究员的评审从五年一次改为七年一次，每年资助大约100万美金的研究经费，由此保证研究者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经费坚持不懈地研究有风险的、不可预估的课题。这是HHMI的第三个准则：稳定的长期支持。

 

尽管已经获得诸多成绩，包括霍华德·休斯青年学者奖，但在准备申请HHMI研究员计划时，王萌还是有些犹豫。

 

一位朋友的话给了她很大鼓励：“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会让你沉下心来仔细地审视一下自己过去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让你放眼一下未来5到10年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最想带来的突破是什么，最想做点什么。不论最后能不能入选，这对你来说都会是难得的经历。”

 

这让王萌下定决心尝试申请。王萌说：“我很感谢他的这番话，在准备申请的过程中也确实想清楚了一些以前没想清楚的问题，看清了一些以前没看清楚的方向，说实话，这些收获比最后入选更让我兴奋不已。”

 

成功者的面试经验

 

根据HHMI官网介绍，HHMI研究员计划定期接受申请，申请人可直接申请，不需要提名，对研究机构也无名额限制。申请人需要提交个人履历，5篇突出的研究文章，描述过去五年的研究成果以及未来的研究计划。HHMI主导选择研究人员，由包括HHMI顾问委员会成员的杰出科学家组成的小组评估。

 

因为面试的人和被面试的人来自各种各样不同的研究领域，面试讲座的基本要求是深入浅出。对于一个问题，费曼说：我如果没法把它简化到大学一年级的水平，那意味着我们并不真正理解它（I couldn’t reduce it to the freshman level. That means we really don’t understand it）；爱因斯坦也说过：把每件事情简单到尽量简单，但不要过于简单 （Make everything 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 simpler）。

 

在准备面试的过程中，王萌的同事给了她很多很好的建议，“我也从一起参加面试的其他人那里学到很多，尽管领域不同，但他们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工作生动入理地讲清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能力。因为科研之外，普及科学知识，也是我们的义务。”

 

入选HHMI之后，会有很多机会和其他领域的HHMI研究员交流，王萌说：“对我这个‘不太专一’的人来说，这些跨领域的学习交流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面试完，王萌和几个“战友”一起吃饭聊天。告别时，有人说，“不管结果怎样，继续做我们喜欢的科研就很棒了！”王萌特别同意她的话。当被问及这次入选HHMI研究员会给自己带来哪些职业的预期，王萌说：“现在为时尚早，很多事情多年之后回头再看，可能才会有个清晰的答案。”

 

HHMI研究员评审的高标准让人心生畏惧，但选准了人，不仅给予长期充裕的经费支持，而且也有放手的胆识。

 

许田向《知识分子》回顾了自己入选HHMI的故事。在生物学中，很多重要发现如酵母的细胞周期、线虫的细胞凋亡、果蝇的许多发育生物学过程都是用遗传学筛选找到的，但是当时哺乳动物没有方法做遗传学筛选，且特别贵（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我想申请成为HHMI研究员，改变哺乳动物的遗传学，使之能够做遗传学筛选。”许田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哺乳动物的遗传学，碰都没碰过，但正因如此，他被HHMI选中了。“（HHMI的意见是），他（许田）的思想很疯狂，而且他已经发明了其他遗传学方法，所以我们要资助他。”许田回忆说。

 

接下来的故事更有趣了。五年后，要回去“交账”的时候，许田对HHMI评论委员会说：“对不起，五年来我们实验室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没有成功，但是我还想做。”HHMI评论委员会的评语竟然是：“这个人足够疯狂，我们要继续支持。”

 

直到2005年，许田领衔的研究小组终于在复旦大学成功完成哺乳动物的piggyBac（PB）转座子研究，在Cell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Efficient transposition of the piggyBac（PB） transposon in mammalian cells and mice”，迄今已被引用771次。

 

HHMI的资助机制或可借鉴

 

不包括今年新入选的研究员，HHMI研究员计划正在资助284名研究员（前任研究员 586名），他们遍布美国60多个大学、学院、研究机构，以科学发现、创新和成功推进生物医学研究闻名，他们擅长提出棘手的科学问题，甚至其中一些有失败的风险，但他们会研发新的工具和方法，用创造性的实验方法解决生物学问题，使以往不可能接近的问题成为可能。除了研究工作外，这些HHMI研究员还在各自机构中参与教学和担任领导职务。

 

许多著名的华人科学家曾担任或正在担任HHMI研究员，还包括詹裕农、叶公杼、简悦威、骆利群、庄小威、钱泽南、蔡理慧、钱永健、董欣年、程亦凡、张毅、丹扬等。

 

迄今为止，在所有历任HHMI研究员中，已经产生了28位诺奖得主，包括因“发现了调控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分享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Michael Rosbash。

 

作为曾经的HHMI研究员，许田不吝于表达对HHMI资助模式的欣赏。“无论国家基础研究的经费，以及私人的这些捐赠的钱，我觉得可以借鉴这个模式。”许田说。他希望西湖大学未来也以这种形式“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第一，支持有原创性的一流的科学家来进行工作，而不是具体的工作的课题。第二，一定要坚持原创性。第三，要长期足够量稳定的支持。这样来保证有足够长的时间来进行对于有风险的、不可知的来冒险，来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和发现。”许田说。

 

“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遴选研究员的办法非常值得借鉴，”2016年9月，美国杜克大学讲席教授王小凡在《知识分子》撰文写道。他也是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成员。

 

王小凡认为，项目为主的科研资助方式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着力促进产生一批符合国家重大需求的科研成果，但科学研究有着不确定性、偶然性的特殊规律。因此，“一个国家的科学资助机制里，一定要有以人为本的支持方式，从而为真正有原始创新能力的人，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自由大胆地发挥聪明才智创造适宜环境和条件”，王小凡说。

 

王萌，博士，现任贝勒医学院分子人类遗传学系和Huffington衰老研究中心Robert C. Fyfe讲席副教授，兼任人类遗传学研究生教学共同主管。于2001年在北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05年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5-2010年间在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进行博士后研究，2010年加入美国贝勒医学院至今。

 

王萌研究组着重于个体衰老、生殖衰老以及脂代谢的分子遗传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环境调控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工作第一次揭示了溶酶体到细胞核的反向信号转导通路，以及这条全新信号机制对于机体长寿的调节作用；他们也第一次报道了对于生殖衰老遗传调节机制的全基因组研究，以及嗅觉对于生殖衰老调控的全新机理；他们近期的研究还揭示了肠道细菌延长宿主寿命，提升健康水平的最新机理，同时发现了一条由细菌多糖-线粒体相互作用介导的全新长寿通路。王萌研究组同时也致力于受激拉曼散射显微镜在脂代谢研究上的应用，利用这个新技术，他们成功解析了环境和细菌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宿主脂肪代谢的影响以及其全新的分子机理。

 

张锋，神经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化学及生物工程博士，2011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同时在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McGovern Institute）大脑与认知科学部门，以及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从事科研工作。主要贡献是对基因修饰技术CRISPR-Cas9的发展和应用，大幅度提高了编辑基因的可靠性和效率。他的长期目标是能够利用基因修饰技术来更好地理解神经系统，并发明对于神经和精神性疾病的新解决方法。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2018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曾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先锋奖，艾伦·沃特曼奖，Perl UNC神经科学奖，盖尔德纳国际奖，唐奖等。

 

 

Howard Y. Chang,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博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基因科学卓越中心斯坦福大学人体动态调节物组中心负责人，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曾获得NAS国家科学院分子生物学奖、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杰出研究员奖，曾入选HHMI“科学家早期生涯项目”等。

 

Howard Y. Chang是一位经过基因组科学培训的医师科学家，研究集中在协调细胞命运控制中的大量基因活动的机制上。

 

Howard Y. Chang团队的一系列研究介绍了长链非编码RNAs在生物调节中的重要性和普遍作用。他的研究小组在表观遗传学和RNA生物学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包括发明表观基因组分析的新方法、对染色质上的RNA占用和基因组范围内的RNA结构的定义。率先确定了大规模转录程序的关键调控者，这些方法对进化、癌症和衰老的研究都卓有成效。实验室的长期目标是破译人类基因组中的调节信息以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