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崔乐（中国传媒大学文学博士，奥克兰大学教育学博士生）

责编 | 钱岳

受中国孔子学院总部委派，我于2014年赴位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的乌拉尔联邦大学教授汉语。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我的课程涉及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给高级班上课一直处于困境：课本是十多年前出版的，多是选自通俗杂志的“心灵鸡汤”式短文，既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当代中国文化脱节，又难以保证词汇的实用与吐故纳新。学生们学得兴味寡然，提出更换教材的要求。

为了不再受制于枯燥过时的教材，在找到适合的新教材之前，我决定自选文章授课，不仅希望能教授更实用的汉语，还希望向学生呈现一个变动不居的当代中国。正是这一应对困局的选择，给了我在汉语教学中融入性别视角的契机与方式——选择与性别相关的文章作为课文。其中，两篇课文是关于同性恋：《当同性恋遇到计划生育》（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9月20日）、《北京法院审理首例同性恋状告矫正治疗案》（BBC中文网2014年 7月 31日）。我设计了下面一些问题供学生讨论：

 

有些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你怎么看同性恋“矫正治疗”？在俄罗斯有这样的治疗吗？

你认识的人里有同性恋吗？可以分享和同性恋有关的经历或故事吗？

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恋，你会怎么做？

在俄罗斯，人们怎么看待同性恋？政府是什么态度？你怎么看政府制定的“反同宣传法案”？

你支持“同性婚姻”吗？为什么？

你怎么看“形式婚姻”（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迫于社会压力而结成的互助的婚姻关系）？

在俄罗斯，宗教对同性恋的态度是怎样的？你怎么看？

 

课堂中的观点碰撞

 

在学习《当同性恋遇到计划生育》这篇文章时，我通过一系列提问，引导学生表达对同性恋议题的看法，两位女生的看法针锋相对。

 

索菲亚说（以下所有学生的发言均是我课后根据回忆的转述，整合了零散的发言，修正了原话中的语病，会比学生的原话更通顺流畅）：

 

“我觉得同性恋是一种病，一种精神的病。我的朋友中没有同性恋，但我认识的人里有同性恋，我觉得他们生活得很好，没有问题。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一个班上有两个女生是情侣，她们在学校公开牵手、拥抱，别人对她们还是很友好。在叶卡捷琳堡，有同性恋去的夜店，他们有专门的地方去认识朋友，交友很方便。我不明白为什么欧美的同性恋要上街抗议。我支持同性婚姻，因为婚姻不只是性，同性婚姻可以让他们生活得更方便，但我觉得同性恋家庭的孩子会很不幸福。虽然有心理学家说这不会有影响，但我还是觉得孩子生活在同性恋家庭很不好。如果我的孩子告诉我他/她是同性恋，我会非常悲痛，我不能接受自己孩子是同性恋，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痛苦的事，我甚至一想到这个就不敢生孩子了。我觉得俄罗斯的反同宣传法案很好，政府不应该只管经济、政治，还有必要管文化。如果有导演拍的电影把同性恋塑造成一个好人，这个法律可以禁止这样做。（关于俄罗斯女权组织Pussy Riot）我觉得她们疯了，在教堂里又唱又跳。（关于形式婚姻）如果他们想要孩子怎么办？怎么有孩子？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生孩子，他们就不是同性恋（注：根据我的理解，索菲亚的意思是，形式婚姻中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之间只要可以发生性行为，就不会是同性恋）。”

 

另一位女生阿琳娜则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有好朋友是同性恋，她们是一对拉拉，一个31岁，一个28岁。她们想要有孩子，这很烦恼，所以她们找到一个男性朋友，和她们其中的一个生孩子。她们对这里的生活不满意，计划移民到其他国家。在俄罗斯，同性恋的生活不好。宗教是很大的问题，圣经上说同性恋去死。（关于反同宣传法案）政府不做好事，不去管经济（注：俄罗斯2014年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卢布大幅贬值），反而制定这个法律，很多记者认为这违背了言论自由。（关于同性婚姻）我认为政府不应该干涉民众的私生活，爱情中不可以有暴力。如果我的孩子是同性恋，完全没有问题。”

 

另一位女生伊薇娜性格文静，较少主动发言，在我的提问下她讲道：

 

“我的朋友里没有同性恋，但是我认识别的班的一个男生，因为他的behaviour，人们怀疑他是同性恋，很多人对他很不友好。”

 

虽然只是简单几句，但当索菲亚与阿琳娜对同性恋在俄罗斯的生存状况有相反的认识时，伊薇娜的几句话似乎为阿琳娜扳回一局。

 

言语冲突中的教师角色

 

在索菲亚与阿琳娜交替发言时，现场气氛一度显得微妙和尴尬。阿琳娜谈到反同宣传法案时说：“在俄罗斯，聪明人都不喜欢这个法律”。索菲亚的表情显得很不高兴，说：“我觉得阿琳娜这样说，是说我很笨。”

 

在之后我与阿琳娜的一次单独谈话中，阿琳娜又谈到这次僵持的争论：“我和索菲亚的政治立场很不同。她很喜欢普京，而我曾经参加过反普京的示威。我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很不同。我上次课其实想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不喜欢反同宣传法案’，可是我想不起来‘知识分子’这个词，就用‘聪明人’替代。”为了消除索菲亚的误解，在之后与索菲亚的单独谈话中，我向她解释了阿琳娜使用“聪明人”一词的原因，索菲亚显得有些释然。

 

当学生在课堂上就某一议题发生观点冲突时，教师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我扪心自问、感到困扰的问题。在这次关于同性恋的讨论中，虽然我个人憎恶俄罗斯官方对同性恋的迫害，也清楚俄罗斯严峻的恐同氛围，但并没有在课堂上坦露我的态度。一方面，我担心暴露立场后，会抑制学生发出不同的声音，只有尽量不涉入争论、保持中立，才能让学生在发言时更无所顾忌、不必有政治正确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会假装对俄罗斯的状况知之甚少，或希望向学生求证从媒体报道得知的一些消息，以此诱导学生发表看法——这毕竟是汉语课，不是专门的性别教育课，学习语言、练习口语是第一位的，因而我会通过“装傻”为学生创造开口说话的机会和条件，在此过程中，我的主要角色是设置议程、引导方向、语言纠错、讲解生词。

 

然而，问题来了：如果我只是“装傻”，那性别教育如何成为可能？如何在观点的分歧与对立中引导多元平等的价值观？在课堂上，我一方面以“局外人”的角色旁观学生对于俄罗斯同性恋生存现状的争论，另一方面在争论陷入僵持时，不时以中国人的身份穿插介绍中国的情况。例如：相比而言，中国比俄罗斯更宽容，虽然没有反同宣传法案，但是政府依然会审查电影电视和视频网站中的同性恋形象或情节；媒体的报道和讨论越来越多；大城市的年轻同性恋生活相对自由，但农村的同性恋会面临很大的传统观念的压力；儒家文化非常重视生育，在计划生育政策下，身为同性恋的独生子女面临更大的婚育压力，由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组成的“形式婚姻”是一种应对策略；同性婚姻在中国大陆的争议很大，同性恋社群认为这是“权利”，台湾、香港的讨论更多，台湾已经进入立法程序；京沪穗等大城市的同性恋酒吧越来越多；年轻人受西方的流行文化与性别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接受和包容同性恋。

 

其实，语言从来就不是绝对客观、不偏不倚的，当我有限度地表达看法和陈述事实时，当我从某一角度或以某一方式提问时，已经暗含我的感情倾向，至少没有负面立场。此外，课文《当同性恋遇到计划生育》选自向来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纽约时报》，文章展现了同性恋群体承受的种种束缚与不公，对事实和现象的选取、呈现、评论已经带有倾向性，彰显出反抗异性恋霸权的立场。这让我获得些许安慰——即便我有意隐瞒立场，学生还是可以从我的表达与课文的字里行间看到另一种与俄罗斯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态度，这或许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引发学生的批判思考。

 

酷儿的恐惧

 

根据俄罗斯LGBT网络（Russia LGBT network）网站的报道，俄罗斯北极联邦大学教师Oleg Kluenkov因为公开支持LGBT的言论与行动，被以“旷工”为由辞退；远东联邦大学教师Alexander Berezkin 也因公开支持LGBT的言论与行动被要求主动辞职。

 

这样的新闻，足以令有心在俄罗斯做性别教育的教师噤若寒蝉。需要坦言的是，这也是我在关于同性恋议题的课堂讨论中隐藏观点、自我审查的一个原因，我担心旗帜鲜明地支持同性恋权益会招致一些学生的反感，并暴露自己的性倾向。我怀疑，会不会有学生也像我一样试图掩饰自己的性倾向，并在这样的课堂讨论中有所顾忌或惴惴不安？在俄罗斯目前严重恐同的社会环境下，每一个持有性别异见或性少数身份的酷儿都很难不感受到恐惧。

 

于是，既心怀恐惧，又按耐不住内心的兴奋，我展开了上述的教学实践。在课堂上，我既感受到了恐同者的傲慢与偏见，也感受到了友同者的愤怒与支持。我相信，即使再漫长的寒冬，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挡不住爱与自由破土而出。 

 

参考文献：

崔乐，《在海外汉语教学中导入性别文化——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探索》，《性别平等教育季刊》2015年12月第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