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美贸易战和华为公司被美国政府纳入“实体清单”的情况发生之后，舆论场上流传着不少与美国技术脱钩的论调，而华为公司最新发布的半年报似乎给这样的论调打了一针“强心剂”。不过，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依靠所谓的“自主创新”真的能让中美科技脱钩吗？

在20年前就曾多次报道过中美贸易之争的贾鹤鹏，在本文中就“自主创新”和“科技脱钩”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撰文 | 贾鹤鹏（科学与创新文化评论人、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博士）

责编 | 夏志坚

 

2019年7月的最后几天，两件事与中国的创新紧密相关。一个是7月24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康奈尔大学等合作单位公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排行榜，中国继续前进3位，位居第14名，继续牢牢占据中等收入国家在创新榜上的首位。

 

另一个人们更关心的消息是7月30日华为公布了其半年报。尽管有美国的打压和由于谷歌断供安卓系统导致的海外手机销量下滑，华为的营收额仍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第一季度增幅是39%），包括受断供打击最严重的以手机为代表的消费者事业部。华为上半年智能手机出货达到1.18亿部，同比增加24%。

 

无疑，两件事都让人高兴，尤其是后者。在许多人为华为公司取得的成果感到骄傲的同时， “美国断供不过尔尔” 的评论也在言论场上流传，呼吁与美国或西方技术脱钩的声音自然而然地甚嚣尘上。这一声音伴随着媒体对创伟力扣押华为货物和联邦快递被指有意 “误投” 华为包裹两起事件的报道而被放大，因为这些事件似乎支持了全球化的供应链不可靠这种论断。

 

但不论是仔细检视华为半年报所体现的成绩，还是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审视中国创新取得的成就，都不能得出中国创新应该与西方脱钩的结论。这一点，笔者在6月份发表于《知识分子》的“断供华为意味着科技全球化的终结吗？”一文中已经做出了初步论述。本文除了借助最新事件进一步深化讨论这一点外，也兼顾回答一些 “断供华为” 一文的读者评论，同时，也会对最近比较有影响的中美脱钩说涉及到科技创新的方面发表一些看法。

 

自主创新的标杆并不完全自主

 

在深入讨论本文主要观点之前，我们要做一个界定，即本文所讨论的 “创新” 并非是一两项重要的科研成果，也不仅仅是一些重大发明。本文所说的创新一定是科技发展在产业或社会上的成功应用。按照这个界定，停留于论文层次上的科研成果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但类似两弹一星这样惠及整个国家发展的科技成果，无疑可以算是创新。

 

笔者此处刻意提到两弹一星，是因为脱钩论者最主要的一个证据就是，既然中国在封闭的状态下能做出两弹一星这样重大的成果，那也完全可以在5G、大飞机等项目上完全独立地自主创新。

 

但用 “两弹一星” 成果来形容一种理想化的自主创新其实并不恰当。首先， “两弹一星”元勋们都在民国时期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科学的训练，大部分还有留学经历（主要是高能物理发达的美国和法国）。其次，在发展原子弹过程中，中国科技人员得到了苏联专家的极大帮助，并非白手起家。实际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发展原子弹过程中，中苏政治上交恶，并非如早年宣传的那样对原子弹项目立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苏联专家撤走时也留下了大量资料。

 

这些早期的中苏合作和资料，让中国的两弹一星科技人员，有大量可以依赖的路径，他们面临的挑战更多是解决各种具体的技术问题，而不是重新建立一个开发体系。这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当然有很大难度，但因为目标很明确，路径总体上清晰，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试错，大部分能找到解决方案。

 

在两弹一星开发过程中，当然有很多中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自己独创的成果，但总体而言，说两弹一星尤其是最初的原子弹的开发设计完全是自力更生的产物并不客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当时中国和苏东集团（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合称）一方的 “全球化” 的产物。

 

不同创新目标路径迥异

 

随着改革开放国力日渐强盛，中国在航天和军工这些受西方封锁的领域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用它们来说明 “自主创新” 要与科技全球化脱钩，同样证据不足。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航天和军工技术的创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海量资源支持下，大规模工程试错的产物。

 

军工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和贡献无可置疑，但与市场化的民用技术不同，这样的科技成果在开发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目标（基本上以美国相关领域最新技术为样板），总体而言清晰的技术路线，允许不断试错、不用操心利润甚至有不计成本的资源支持。更重要的一点，航天军工等领域允许中国 “自行其是” 地认定标准。最后一点之所以重要，在于航天军工产品不需要依靠竞争中与对手PK来赢得市场、更不用通过竞争与妥协来界定创新的目标，所以它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聚焦资源的使用。

 

虽然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工程试错让其有较高的成本，但因为目标明确，应该说在符合既定发展计划的情况下成本是相对可控的。但中国的航天军工领域在整体国民创新版图中所占的比例很低，其组织结构是封闭的，所以它们的创新成果既不能在量上，也无法在技术外溢意义上支撑和推动整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

 

与这些特定领域相比，今日经济主战场的创新则是高度竞争、市场与用户导向、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厂商都不光要考虑科技先进与否，还要看用户是否接受，而且还要充分考虑成本因素，在可以利用各种资源摊薄成本的情况下绝不犹豫（比如免费利用Android），这不是因为厂商唯利是图或者忘记民族大义，而是因为市场条件下创新的基本状况使然。哪家公司不想开发原创和独有技术？假如这种技术开发成本不高，也不需要太高的推广成本，开发者可以躺着赚钱，谁都想要这种 “自主” 创新。

 

不仅如此，更加关键的是，在市场充分竞争条件下，其实创新目标并不确定。完全 “自主” 地来创新，可能会遭遇自娱自乐、市场不买账的代价。

 

以华为所在的5G通讯领域为例，直到几年前各大厂商还不知道标准的5G应该是什么模样，就算自己有充分的技术能力，关起门来自己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由于媒体的密集报道，我们知道，最终的5G标准，是各方博弈和妥协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固然需要自己的技术实力过硬，但同样需要考虑供应商、客户（电信运营商）、政府管制和普通终端用户等方方面面的利益与需求。且不说依靠自己或者一国的力量发展绝大多数核心技术的做法在实践上困难重重，就说这种博弈和妥协本身，都使得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研发技术并不可能。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让人钦佩又充满睿智地把这种状况解释为共同生存共同发展。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通过竞争形成的创新目标，要让参与者在尽量发挥自己优势的情况下，也给别的厂商留下发挥它们优势的空间。

 

中国创新的路径与断供应对

 

说到尽量发挥自己优势，就要承认，中国厂商的最大优势不在于独占原创性技术，而在于对原创技术的大规模、低成本的工程化运用，中国庞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既是这种规模化工程应用的因，也是果，重要的是，这样的市场不论是因是果，都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具备的条件。

 

这些观察，在笔者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反复讲过。了解这一点，就要看到，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厂商似乎都在下游，最核心的技术主要在美日、核心设计在欧美、核心零件由东亚的日韩加上台湾地区生产，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厂商就低人一等。其实多年来就有很多文章生动地写过华为、中兴等 “下游” 生产商，呵斥拥有高端原创技术的 “上游” 供货商的案例，此处不赘述。

 

在美国开始禁运中兴后，坊间开始批评这种安享 “下游” 的做法。的确，在下游确实有面临断供的风险，但如笔者此前的文章中所写，在正常的全球化逻辑下，企业本身既不具有义务、也没有意愿和能力把技术断供当成一个必须预防的选项。

 

而且，正如在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的情形那样，从5月中旬开始的断供，对美国芯片和半导体厂商的打击，丝毫不比对华为小。还在6月就传出谷歌开始游说美国政府允许它向华为供应 Android（放弃华为终端，意味着谷歌损失价值数亿美元的高端用户流量），不久又传出多个美国半导体厂商通过海外设厂来规避禁令，继续给华为供货。另一方面，任正非先生频繁接受采访释放出来的既乐观又善意的信息（其中包括多次修改说法的备胎计划），也让人增添了对华为的信心。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博弈。

 

需要指出的是，华为之所以看似比美系供货商更能挺，其实并非是储备技术或备胎立刻发挥了作用从而实现了 “自主创新”，也不光是靠着提前订货做的储备。断供之后，华为立刻运用以其庞大购买力为基础的议价能力，转向美国之外的日韩欧系厂商，这也是让其在当前的博弈中获得一定优势的原因。笔者一个代理德国光电器件的朋友，借助这个机会终于成功杀入了多年求之不得的华为供货商行列，而且除了正常的商业条件外，他还必须签署承诺书，声明自己产品中的美国零件不超过25%这一美国商务部断供的门槛。

 

在写这篇文章前后的这两周时间，局势似乎进一步向有利华为的方向好转。美国商务部看起来会批准更多美国厂商向华为供货的申请，其中包括谷歌的 Android 和谷歌地图等其他智能手机生态系统组成部分。

 

这种状况，很难说是因为华为靠可取代供应商的自主技术而带给其傲视供应商的优势。首先这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不可能立刻发挥华为自主技术的优势。其次，如果真是靠着自主技术的备胎，华为只要继续发展自主技术就好了，有独占的利润何必让人？任正非也就不会说，如果解禁仍然会继续采购美国厂商的高技术产品这样的话了。

 

无疑，自主技术、尤其是对华为要发展自主技术的预期在这一博弈中能发挥一定作用，但它一定是与其它条件共同发挥作用的。对市场的掌控能力，看起来要比自主技术在这场博弈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这也正是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厂商，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了科技全球化的结果。

 

中美科技要脱钩吗？

 

虽然中美科技脱钩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表述，但从华为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不少政客会以推动中美脱钩为目标，但实际的科技产业（基础科学是笔者另外文章探讨的主题，尽管基础科学的脱钩同样非常困难）近年来所形成的中美两强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中互相依靠又互相利用的状况，并没有明显显露出脱钩的迹象。

 

上面我们已经用华为在断供后的经历，说明了即便在断供这种极端条件下，双方仍然深深缠绕的情况。在没有断供这种极端条件冲击的情况下，想打开中美科技产业彼此之间相互嵌合的利益、技术和产业链条，谈何容易？

 

既然是脱钩，必然是双方反向而行。但按照上面的分析，在中国一方认为可以借贸易战或断供为契机，来发展独立自主产业的想法并不现实。

 

就美国一方而言，一些支持脱钩论的评论人士用美国厂商向越南等地转移其在中国的生产能力，以及美国参议院保守派议员 Marco Rubio 禁止华为向美国厂商收取专利费的提案两个案例作为证据，但实际上这两个证据都不充分。

 

前者所说的产能转移确有其事。但其实不能区分哪些产能转移是因为中国生产成本更高（包括贸易战加税但不仅仅是因为加税）所自然导致，哪些是为了避免产能受控或依赖于中国而导致的。只有证明那些转移出中国的产能是因为要摆脱中国在产业链上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才能说明美方在脱钩。否则，产能转移不过是全球化过程中根据成本做出的调整（很多这种调整式的转移其实也是中方生产商在向东南亚迁移产能），即便没有贸易战，这部分产能早晚也要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高启而逐渐迁出。这些转移出去的产能，并不能改变在高科技制造业中，中美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也谈不上脱钩。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离开中国的产能是为了压制中国在高科技制造业产业链上的重要作用。

 

后者假如通过国会表决成为正式的立法，的确能作为脱钩开始启动的一个标志，因为它标志着美国要把既往全球化形成的平等和无差别保护知识产权这一基本规则彻底打破，这其实不止是针对华为，而是针对整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没脑子法案通过的几率很低，因为它要打破既定的规则体系。也许特朗普和 Rubio 本人有这种意愿，但精英的抵制、厂商的游说和大选造成的阶段性压力都会让这种意愿很难实现。

 

实际上，正如笔者上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 “美国需要动用国家紧急状态才能断供华为充分说明了科技全球化力量的强大”；此处笔者要进一步指出，如果美国只有走到了需要通过破罐子破摔的做法才能做到不承认华为专利，这也说明了中美高科技制造业互相融合之深。这种深度融合既表明脱钩很难，也说明，科技全球化仍然是中国企业创新之路上长期可以利用的资源。

 

最后，在本文收笔之际，笔者要强调，正像笔者以前的文章一样，此文并不反对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原创技术，但现实和笔者上面的分析都说明，不计代价只把是否实现 “自主创新” 作为单一或者最重要的目标，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便在贸易战和断供背景下也是如此。与之相反，充分利用中国独特的创新优势，中国仍然可以在科技全球化的土壤中继续获得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和中国不断增长的利用它们的能力，恰恰是支持中国科技产业逐渐提升自主创新成分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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