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前面的话 -

2020年整个2月，我都在为翻译一本书而忙碌不堪。3月初，为了校对我的一部大学生活回忆录书稿中关于母校和母系的史实，在美国南方的家中，我再次打开了南京大学编著的内容翔实的《南京大学史》。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兼好友冒荣是编写组成员。此书于1992年5月出版，当年8月12日，冒荣把它赠予赴美留学后第一次回国探亲的我。每次看到书的扉页 “丁玖学友惠存” 几个潇洒的钢笔字，都会勾起我对大学的怀念。 

在《南京大学史》一书中，当我查阅到罗家伦校长30年代执掌中央大学的那几页，记忆深处即刻涌现出一个许多人可能闻所未闻的特殊年份：整整100年前的1920年！1920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是中国知识妇女开始 “走进新时代” 的标志性起点，也是我的母校在中国大学史中留下的闪光一页。这一年已被我写进了前述的书稿《南大数学77级》（注：该书将在202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章《南大一瞥》之中。

为了交代清楚上下文背景材料，我引用书稿中提及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一段：

“1915年学成回国的郭秉文，随同江（谦）校长参与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筹备活动。就任校长后,深受欧美教育思想熏陶的郭博士，在全国高等学校中首创了对学校行政管理的改革,他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设立了众多各司其职的委员会。他民主建校，开中国高等教育教授治校之先河。他设立了教务处、事务处和训育处，建成了八系八科，其中八系为国文系、英文系、哲学系、历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地学系，八科指的是 “专修科”，如文理专修科和国文专修科。当时有人如此评价：‘南高诸所画，颇异部章，而专科增设之多，尤为各高师所未见。’这时的南京高师,实际上已初具综合性大学的规模，为国内高师之翘楚也。今日南京大学的女学生应该知道，南高师是中国第一个开放女禁的高等学校。1920年夏，南高师公开招收女生，报考者一百余人，最后录取八人，接受旁听生五十余人，而与南高师一起行动的北京大学，仅仅招收了几名女旁听生。难怪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吴健雄去美国留学时，本打算前往密西根大学，但一听说那里的一个学生中心，男生走大门，女生只能走边门，顿时大怒，因为这甚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大学都见不到，于是她决定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

去年3月8日，我为《知识分子》写了一篇文章《“男尊女卑”从来都是个荒谬的命题》。在 “中国大学开放女禁” 百年纪念之际，我曾计划等到下月完成翻译工作后，喘一口气，从容写出一篇关于南京大学正式招收女大学生百年的纪念文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批8位正式录取的女大学新生进校百年整的今夏纪念日发表出来。但是，读了科学史名家刘钝教授于妇女节当日发表在《知识分子》上的文章《牛顿的超级女粉丝：夏特莱侯爵夫人》以及笔名为 “淡豹” 的读者在同一公众号次日刊登的评论文章，还有众多读者留言，深感 “妇女与解放” 和 “爱情与死亡” 一样，都是知识阶层及普通百姓最有话要说的话题。于是，我决定加入知识分子读者的大家庭，再次与《知识分子》一道，讴歌百年来 “妇女翻身解放” 的伟大实践。

 ——写于2020年3月11日星期一

撰文 | 丁  玖（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系教授）

责编 | 李  娟

如果把西方传教士带进的高等教育不算在内，中国公立高等教育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最后的十年间，包括1898年清朝政府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像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最早大学一样，在最初的数年内，中国女子是享受不到与男子同一个屋檐下获得高等教育的权利的。到了20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要求得到高等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近、现代西方文化与先进思想的引进和介绍，由于一波波留学东洋西洋的莘莘学子的学成和归国，由于一批批致力于改造中国的志士仁人的出现和壮大，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开始顺应世界潮流，逐步走向现代化，包括女子教育的现代化。

首先是女子师范学堂的建立。最早的大概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继京师大学堂于10年后的1908年被创办，1912年改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再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它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但是这些女子学校当时办学的宗旨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因而授课科目程度不是很高档，远非现代大学的教育模式。而那些开设真正大学课程最好的国立大学还是清一色男学生的天下。

到了上世纪20年代前夜，当时校园最具现代气息的中国大学，比如由京师大学堂易名而来的北京大学以及很快将改名为东南大学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招收女生的时机成熟了，适应青年女子渴望走出家门、走进教室，接受高等教育的世界趋势。这时，北大的校长是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而名垂千史的蔡元培先生，而南京高师的校长是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长期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郭秉文先生。他们都是既饱蘸过传统中国文化墨水、又经受过欧美自由平等现代教育思想洗礼的大教育家，把中国北方和东南的这两所名校打造得风生水起，令人向往，执中国高等教育之牛耳。他们另一个共同的理念是大力提倡男女教育平等。

“五四” 运动也直接地促成了妇女教育的新篇章。1919年，乘 “五四” 运动之浩荡春风，最先公开呼吁国立大学开放女禁的女子出现了，她的名字叫邓春兰，与北大同庚，家乡是西部边远地区的青海省循化县。春兰之父受过高等教育，1909年于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先后在青海和甘肃从事教育工作。开明的父亲让女儿读到兰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省城的小学教师，但志向远大的邓春兰想实现到真正的大学研习现代人文与科学的梦想。“五四”运动的当月中旬及下月，她先后给北大校长及报纸写信，请求北大增设女生座位，允许女子进大学读书，并表示自己愿为先例。100年前的邓春兰女士因留下 “国立大学增女生席” 这一请求而载入中华史册。她的《春兰上蔡校长书》是这样写的：

“今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主张男女平等。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春兰愿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如蒙允准，即负笈来京，联络同志，正式呈请。”

由于5月初学生爱国运动后蔡元培有四个月不在北大，直到9月12日返校后他才读到此信，马上公开响应邓女士的呼喊，赞同大学招收女生。已经共和了八年的中国，校内校外社会各界的进步舆论也大力支持 “开放女禁”，“女生进大学” 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更有一名 “新青年一分子” 谢楚桢女士特地致函蔡校长，代表全国女界请求北京大学开放女禁。蔡元培遂于12月13日复函，表示完全赞同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全部来自江苏的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其中王兰最早录取，原因之一是她的弟弟王昆仑先于姐姐考入北大哲学系，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去找校长，为在无锡家中无学可上的姐姐向校长申请读书，而后者 “欣然准允”。他们之间的简短对话很有趣，被回忆进当事人之一的纪念文章《蔡元培先生二三事》：

“那时，我姐姐正因病失学在家，她很想进北大求学。我就去问蔡校长。蔡校长问我：‘她敢来吗？’我说：‘她敢。’蔡校长说：‘可以让她来试试。’这样，她就成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女生，这就开了男女同校的新风尚。”

100年后的今天，北京大学的校长大概不会这么录取一位学生的。敢找大学校长的王昆仑后来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和红学家，1980年代担任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

1920年3月，北京大学又招收了包括邓春兰在内的另6名旁听生，却又全部属于江苏省外。其他5人的名字是贵州的杨寿璧，四川的赵懋芸、赵懋华姐妹，天津的韩恂华，以及安徽的程勤若，一样都学文科。尽管当年秋季她们可能因 “技术原因” 不是被 “正式招生” 而依然挂着 “旁听生” 的牌子，这九大巾帼英雄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可以说是中国公立大学中的第一批女大学生。

上面关于北大首批录取女生略带轻松的叙述方式不要因之而误导读者，以为蔡元培校长首开女禁是顺理成章、手到擒拿的一件小事。实际上，就像今天改变民众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的非科学观念极难一样，100年前改变中国人 “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封建思想更加困难。要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除了需要愚公移山坚定不移的毅力外，还要有科学行事聪明巧妙的动作。这就是为何越剧中的祝英台需要女扮男装才能说服员外父亲，同意她外出读书三年。然而她虽然与梁山伯同学擦出爱情的火花，却无法推倒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那座万吨大山。只有被郭沫若赞美为 “反抗封建是前驱，佳话传千古” 的汉朝守寡才女卓文君，才能够睿智地藐视其父的训诫“女子从一而终，这是古礼”，而最终战胜吃人的封建礼教，实现了与才子司马相如的爱情归宿，这是 “智取婚姻” 千古传唱的佳例。

100年前，蔡元培面对的是守旧势力根深蒂固的教育部甚至北洋政府，但是他有一套对付的方法，其中的一招可用他的一句妙语来说明：“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 这样，他就能化险为夷，科学地、有逻辑性地避开了可能的大论战与大冲突，成就了自己 “中国大学首开女禁第一人” 的历史功绩。希望我们有胆魄有创意的大学校长，在碰到官僚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上司或机构时，也能学到蔡元培校长的这一手高招。

与北方的北京大学遥相呼应的南方的南京高师，开禁女生的步伐也迈得大走得快。1919年12月，和郭秉文一样都是哥伦比亚大学胡适学兄的教务主任陶行知，在南高师第10次教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规定女子旁听法案》。他看到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最不发达”、“几无上进之路” 的现实，认为大学不准男女同校 “更无道理”（当时南京的美国教会私立学府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已在1915年开学，它的毕业生吴贻芳留学美国获得密西根大学生物学博士后归来当了它的校长）。陶行知大力号召南高师“应破这一禁区”。他的提议得到校务会议的一致同意，学校决定1920年夏季正式招收女生。然而，封建落后思想泛滥的江苏省议会，对此却是 “一片喧嚣”，甚至没有放过洋、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浓厚的前任校长江谦，以及清朝末期的大状元实业家张謇都反对这样做。

然而，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新生的先进思想终于战胜了丑陋的封建意识，加上于1917年在杜威门下拿到博士学位、“五四”运动后代理北大校长责职的蒋梦麟，以及新文学运动领袖之一的北大胡适教授，也如同40岁曾到德国留学过四年的蔡元培校长，强力支持郭秉文校长。许多本校教授和校外学者也声援南高师的计划做法。北大和南高师决定一致行动，终于使得这一“教育革命”成功实现。1920年夏，北大因故只收了几位女旁听生，而南高师则公开招生，最后在100多名报考女生中，正式录取了8位，她们的名字是李今英、陈梅保、黄淑班、曹美恩、吴淑贞、韩明夷、倪亮、张佩英，其中6人在外语系，2人在教育系，毕业后大都在国内外从事教育。第一批女生的录取率低得和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级高考统考的全国录取率4.7%七不离八。这说明那一年，有潜在的多少年轻女高中生想进大学，就像1977年秋，全中国有多少的青年男女想进大学一个样。

感谢杰出的教育家郭秉文校长以及陶行知教务主任的壮举，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师能与北京大学一道，让这两所中国南北顶尖高等学府，成为中国大学开放女禁的领头羊。《南京大学史》的著作者们由此写道：“南高师成为中国第一个招收女生的高等学校。”不过，如果我们引用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中的记载：“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指民国九年，即1920年）有几名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并由此推理，这样说可能更加合理：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是首开女禁的中国大学。

很快，中国其他的国立大学像一群羊般地跟着头羊，纷纷开始招收女生，甚至形成了一股浪潮。几年不到，大学毕业后，女孩子们甚至可以和男孩子们一样远渡重洋，留学欧美，修读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又开始培养一批新的少男少女大学生，然后良性循环，薪火相传。那时，虽然普通中国民众“男尊女卑”思想依然严重，但在知识界教育界，这种现象大为改观，尤其在大学，甚至做得比许多欧美的大学好。

比如说，到了中央大学时代的30年代，物理系的毕业生吴健雄从南京去了上海做实验，在研究所跟随的导师顾静薇女士就是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在顾博士的鼓励和推荐下，吴健雄也被密西根大学物理系录取攻读高等学位。当时那所美国最老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居然有几百号中国人就读，女生的比例估计也不会很小。只是因为在到达美国第一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稍事休整盘桓几日时，偶然听说她所前往的大学居然存在典型的“男尊女卑”现象，才毅然决定留在伯克利读书。这改写了历史，后来的她成了南京大学史上最有名的校友之一。

100年前 “大学首开女禁” 的这段历史，其意义甚至可以和清末民初中国男人的 “剪辨” 和中国妇女的“放足”相比。“剪辫” 与 “放足” 解放了身体，而女子读大学则解放了大脑。自然它们都大大地进化了中国人的思维和潜能。

今天回顾这些现在看来似乎稀疏平常的 “陈年往事”，我们至少会得到如下的启示：创造历史或改变现状都需要先进思想的大武装和普世价值的新观念。蔡元培先生之所以能成为被人永远铭记的大学校长，之所以能在历史瞬间做出改变历史的大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有一副消化吸收新观点新世界的肠胃和大脑。当100年前的中国还在 “妻妾成群” 之时，男人压迫女人成为普遍社会现象之日，他就和结发妻子立下可以约束自己的《夫妻公约》，当妻子病故后将娶第二个妻子时，他提出五条要求，其中一条是 “丈夫死后妻子可以改嫁”，另一条是 “意见不合可以离婚”，又一次证明了对女子的尊重。他尊重妇女自律做人的个人操守，在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很自然地想到要为女子谋取和男子一样的受教育、受高等教育的天赋权利。

历史上出现邓春兰这一女中豪杰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她和吴健雄一样都有一个尊重女子、重视子女教育的好父亲。吴健雄的父亲甚至在家乡开办了女子学校，给独女不仅和儿子一样取了来自 “英雄豪杰” 中一个字的名字，而且让她在自己的学校读到毕业后，小小年纪只身去了苏州读中学，然后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成了胡适校长最得意的学生。再后来在中央大学得到居里夫人的中国博士施士元教授的栽培，最后飞越太平洋，在欣欣向荣的美国物理重镇接受了最好的研究生教育和科学训练，为她日后被公认为“实验物理女王”奠定了基础。邓春兰后来虽然不及吴健雄有名，但她为那一代的青年女学生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所以她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了不起的女性。

100年来的变化实在巨大。即便在75年前，当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拒绝给女性终身教职时，至少中国的浙江大学就有了数学系的女正教授。事实上，吴健雄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留在伯克利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尽管成绩卓著，却也只能去一所没有什么研究氛围的人文学院教书，大材小用。由于她大名鼎鼎的博士导师、诺贝尔奖得主劳伦斯的大力推荐，1944年她终于被普林斯顿大学雇佣了，职称却只是个讲师，而且是打破了该校历史记录的“普林斯顿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讲师”。

相比之下，“东方剑桥”浙江大学数学系1936年的毕业生徐瑞云，1941年在希腊人大数学家卡拉西奥多里（Constantin Carathéodory, 1873-1950）门下拿到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也打破了东方古国的一个记录：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数学女博士。她的博士论文当年就发表在德国的数学期刊上，回国后即被聘为母校的副教授，教过的学生中有我读南大数学系时的系主任叶彦谦教授。她翻译的俄罗斯数学家那汤松（Isidor Natanson, 1906-1964）的名著《实变函数论》，大概是我那几届的数学生们大三时最爱啃也最难啃的课外读物之一吧。徐瑞云1946年晋升为正教授，年仅31岁。而那时被西方最强国家聘用、比她大三岁、早她一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吴健雄，却连副教授还不是。

尽管是最让科学家放心的世界级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1952年才开始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而直到她那使李政道和杨振宁荣获当年诺贝尔奖的最伟大的实验于1957年初完成后，也是等到我出生的那一年——1958年——终于被哥大提升为正教授。同时她又打破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个记录——获选为普林斯顿创校两百年来第一位女荣誉博士。同一年她还当选为第一位华裔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然而，她的薪水一直偏低，低到70年代的新系主任 “看不下去了” 才将它 “大幅调高”。所以，美国对伟大的华人女科学家吴健雄是有亏欠的，不符合它那神圣的宪法保证。

我曾在为纪念吴健雄袁家骝百年冥诞而写的拙文《物理世界的华人翘楚》中，这样写道：

“成名后的吴健雄经常被邀请就女性问题发表演讲。对这个困恼人类几千年的老问题，吴健雄有着切身的经历和体验，有甜蜜的，也有心酸的。前者因为她有理想的丈夫，后者与美国历史相关。在中国，尽管孔圣人的断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影响了两千年，但中华民国之后对女性的社会观大为改观，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让妇女彻底解放。吴健雄对当时美国科学教育界对女性科学家颇为歧视的现实极为不满，她1974年在哈佛获奖演讲中直言：‘西方世界在科技上是走在我们前面，但是在利用人的才智方面却并未领先我们。’她这里的‘我们’指的是‘中国’，而‘利用人的才智’则借代‘利用女子的才智’。

在更早十年麻省理工的‘妇女与科学专业’研讨会上，她以这样一句幽默之语开始讲话：

‘我十分怀疑，微小的原子和核子，数学的表征或者生物的基因分子，难道也会对男性或者女性有着不同的偏好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70年来，我国的女子教育事业继续蒸蒸日上。我读大学本科的那几年，我班就有9名女生，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在《南大数学77级》书中专列一章《不让须眉》，细致描述她们读书生活的精彩故事。今天，中国的女大学生们甚至在数量上超过了男同学，更不用说女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了。整整120岁的邓春兰如果还活着，该是多么兴奋不已啊！毕竟，她是中国女子奋勇进大学的开路先锋！

作者后记：

今天是南京大学校庆118周年日。谨以此文献礼母校，祝她保持光荣！

2020年5月20日

制版编辑 | 皮皮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