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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中国大地上曾生活过众多野生牛群

在远古中国的广袤土地上，水土肥沃，气候适宜，曾有众多的野生牛群和其他野生动物在此栖息和繁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机构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大地上曾经生活过多种野生的牛科动物，包括原牛（aurochs/Bos primigenius）、野牛（bison/ Bison exiguus）、野水牛（water buffalo/Bubalus mephistopheles）、大额牛（Bos gaurus）和野牦牛（yak/Bos mutus）[1]。

原牛是大型已灭绝牛科动物，是现存普通牛和瘤牛的祖先。古罗马统治者恺撒大帝在《罗马对高卢战争编年史》一书中曾描述：原牛略小于大象，体型巨大，速度超群，无论面对人兽，它们都不示弱，无法被驯化 [2]。

据挪威奥斯陆大学研究，原牛在距今200万年前起源于印度，之后传入东亚、中东、北非以及欧洲等地。中国中北部的大多数地区都曾出土过原牛的骨骼遗存，多数遗存出土于晚更新世地层中，最晚的原牛骨骼遗存出土于距今5000年前的西周至春秋时期。1627年最后一头母原牛在波兰自然死亡，标志着整个物种的灭绝 [3]。

目前，欧洲正在启动 “巨牛项目” （Tauros programme），拟根据2015年获得的一头原牛基因组，采用 “逆向育种” 方法，在家牛中恢复原牛的特征，并希望将这些 “原牛” 野化后放归野外，以实现 “欧洲再野化” 计划（Rewilding Europe）[2]。

野牦牛和牦牛在分类学上均属于普通牛，为青藏高原上的特有品种。野牦牛和牦牛的公共祖先为原始牦牛。原始牦牛在第三纪晚期（约250万年前）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地区，至第四纪早期更新世则多集中在亚洲中北部、西伯利亚东部以及我国华北和内蒙古区域。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迁徙到此地的原始牦牛逐渐适应了高寒、低氧、干旱的特殊环境，演化出现在的野牦牛。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最新资源调查显示，全球野牦牛数量不到10000头，属于易危种群和我国一类保护动物 [4]。

中国是沼泽型水牛的故乡。沼泽型水牛是耕种水稻的重要帮手，由野生水牛驯化而来。虽然现在的水牛主要生活在中国南方地区，但是考古发现，野生水牛曾在黑龙江、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中国中北部地区大量繁衍，在许多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了野水牛骨头 [5]。

除了大额牛和野牦牛，其他物种如原牛、野牛等都已灭绝，繁衍至今的则是那些被人类驯养的家养牛种。

中国是全球牛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无论是全世界，还是中国，驯化牛的最初目的都是食用，之后衍生出祭祀和役用功能，现在又重新回到食用功能。由于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牛肉和牛奶畜禽的需求不断增长，导致全球牛的养殖数量不断增加。

中国是全世界养牛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数据，全世界约饲养15.1亿头普通牛（Bos taurus）和2.04亿头水牛，中国的饲养数量分别排全球第四位和第三位。巴西是世界养普通牛最多的国家，拥有2.15亿头牛，人与牛的比例约为1:1；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其牛群为1.93亿只；第三名是美国，约为9480万头。中国排在第四位，养殖约6350万头牛，包括约1400万牦牛。

全世界的水牛主要集中在亚洲，其中印度饲养约1.10亿头，占全球水牛饲养量的一半，巴基斯坦水牛养殖量为4000万头，中国共饲养水牛2730万头，居第三位，这三个国家水牛饲养量占全球总量的80%以上。印度是全球养牛最多的国家，普通牛和水牛饲养量达3亿头。

目前，我国牛肉人均年消费量不到6公斤，与世界平均水平还差3公斤以上，只相当于美国、欧盟等消费量的1/3。我国牛奶人均年消费量约为23公斤，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这表明我国养牛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牛群数量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中国也是牛遗传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年版）》，中国现有牛的遗传资源132个，其中中国特有的地方品种101个，约占全球和亚洲牛遗传资源的9%和39%，另有培育品种12个，引进品种19个。在中国特有的地方品种中，有黄牛地方品种55个，水牛地方品种27个，牦牛地方品种18个，还有一种大额牛——独龙牛。这些丰富的牛遗传资源，既为我们展现出我国在生物遗传多样性保护的最新成果，也为未来培育出更优质的牛品种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牛

http://www.juimg.com/tupian/201607/ludidongwu_904096.html

每种中国牛都独具特色

动物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普遍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家牛都由已灭绝的野生原牛（Bos primigenius）驯化而来，分别经历了两大驯化事件：一个发生在距今10500 年前的古代新月沃地（主要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当地人民驯化了普通牛（Bos taurus），包括目前广泛养殖的荷斯坦奶牛、安格斯黑牛、日本黑牛和各种中国黄牛等；另一个是发生在距今8000年前的南亚地区，肩部有隆起、喉部有松弛肉垂的瘤牛（Bos indicus）得以驯化 [1]。

2013年，云南师范大学张虎才教授带领的研究小组在《自然·通讯》上发表研究成果，他们通过年代学、形态学等方法，对2005年在哈尔滨附近出土的一块牛类下颌骨化石进行了综合考古分析，认为该牛骨具有人类驯化痕迹，其校正年代为距今10660年左右，早于之前公认的家牛驯化时间，而DNA测序显示其为原牛与家牛的过渡种 [6]。如果这项研究得到更多的研究支持，中国东北地区有可能成为家牛驯化的中心之一。无论如何，中国是较早驯养家牛的国家，在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中，就已出现了猪、牛、羊等畜禽的养殖。

中国国内大多数地方品种的牛均具有普通牛和瘤牛的血统，只是有些品种以普通牛的血统为主，有些牛的瘤牛血统更多一些。2018年6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姜雨教授与雷初朝教授团队领导的研究小组对中国黄牛血统来源进行较全面的研究，他们对我国22个代表性地方品种的111头黄牛和陕西石峁遗址4000年前的8个古代黄牛样品进行了全基因组重测序，并与国外27个牛种的149个全基因组数据进行了比对，结果表明全世界家牛至少可分为5个明显不同的类群，即欧洲普通牛、欧亚普通牛、东亚普通牛、中国南方瘤牛和印度瘤牛，而中国黄牛有3个血统来源，即东亚普通牛、欧亚普通牛及中国南方瘤牛，该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通讯》[7]。

同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昝林森团队对6个代表性黄牛地方品种46头黄牛的基因组，与安格斯牛、日本黑牛以及其他之前测序完成的牛基因组进行比对，进一步证实中国这些代表性黄牛品种主要是普通牛和瘤牛的杂交后代 [8]。

中国现有家牛的地方品种50多个，培育品种10个，引进品种15个，几乎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品种。这些地方品种适应了当地独特的气候和水草，经过当地人民有意无意的长期选育，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地方品种的特点。如秦川牛以体格大、役力强、产肉性能良好著称；延边牛的抗寒性能良好、体质结实、耐劳耐粗饲、抗病能力好；日喀则驼峰牛肩部隆起，状似印度瘤牛；西藏牛具有耐高海拔的特点，体型较小。

我国现存牦牛约1400万头，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的地方品种有18个，培育品种2个。在青藏高原上居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15年，西北大学和四川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全基因组重测序的方法，确定了牦牛是在7300年前被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从野牦牛驯化的 [9]。2020年，西南民族大学的科学家采取类似方法进一步分析发现，牦牛最早是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驯化，然后随着游牧民族迁徙，牦牛遍布青藏高原全境 [10]。

我国现有水牛2700万头左右，地方品种27个，引进品种3个，没有培育品种。根据形态和行为特征的研究，家养水牛可分为沼泽型水牛和河流型水牛。这两种水牛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染色体数量不同，其中河流型水牛有50 条染色体（2N=50），而沼泽型水牛有 48条染色体，它们杂交后代染色体为49条，雄性杂交后代在配种时有时会出现不育现象，而雌性杂交水牛则表现出更长的产仔间隔。河流型水牛大约在6300年前在印度次大陆西部驯化，目前主要分布在南亚各国、欧洲、美洲以及埃及等地；而沼泽型水牛大约是7000年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驯化，目前主要分布在中国中部南部、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的北部 [5,11]。

不管其特点如何、源自何处，这些独有牛品种都是我国重要的动物遗传资源。牛，从前是人们劳动和生产的好帮手，如今已成为人们肉和奶的重要来源，将继续为人们做着巨大的贡献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