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是在1919年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在与犹太复国运动合作3年后，他对来自对方的要求并不十分满意。“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无耻又莽撞；我肯定是支持这一事业的，因此对我而言，要做到每次都能妥善处理，就很困难”。

为了让大量犹太青年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倾尽全力支持拟建中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犹太复国主义者充分利用他的声望，在他日本的学术之行中，还不忘让他为此筹款。

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首先，偏向某一民族的做法与他认可的国际主义是相悖的。但当他访问了巴勒斯坦之后，他对犹太移民的成就感到欣慰，尤其是特拉维夫：“短短几年之内，犹太人在这座城市所取得的成就受到高度赞赏……我们犹太民族的活力难以置信。” “如果这里没有犹太人，只有阿拉伯人，那么这个国家就不需要出口（任何东西），因为阿拉伯人没有什么需求，只以自己种植的作物为生。犹太人不能与阿拉伯人竞争，而且地方性商品在世界市场也没有竞争力。所以从农业方面不会有什么成果。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个国家将是属于我们的”（本卷附录G，783页）。

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可称之为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是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核心。他希望在耶路撒冷建设成犹太人的文化之家，通过文化把犹太人拧成一股绳。

爱因斯坦最关心的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处问题。他寻求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与阿拉伯人达成合理的协议，而不是以建立一个有边界和军队以及世俗权力手段的犹太国家，后者只能破坏双方的和解。“我们对待阿拉伯少数族群的态度……是我们道德标准的真正的试金石”。

“国际主义” 一直是爱因斯坦的理想。“一战” 结束后，他理想中的 “学者共和国” 不复存在。由于对来自以前敌对国家的同行的排斥，战后的欧洲一直还不能举行大规模的国际会议。这让他感到痛心。为此，他与少数志趣相投的国外同行保持密切的交流。他在巨大的压力下访问巴黎，在法兰西研究院做了四场演讲，并参加了由法国哲学学会举行的讨论晚会。尽管这些演讲和讨论并不向公众开放，但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受到外部事件的抵触与打击下，他受邀参加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国际委员会，曾经因为委员会的不公正做法而愤而退出，后来在居里夫人的劝说下又重新加入。此后又经历几次事件，使他对由法国主导的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国际委员会感到失望。虽然没有退出，但基本上不再参加他们的活动。

本卷中有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学者之间的相互欣赏。 爱因斯坦和玻尔被认为是物理学界最尖顶的人物，他们为量子力学的基础而引发的争论广为人知。但在1922年至1923年，两人间更多是彼此欣赏。

1921年的诺贝尔奖推迟到了1922年，而这一年的获奖者是尼尔斯·玻尔。现存最早的为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而发来的贺信就来自于玻尔：“对我而言，我能从外界环境中得到的最大的荣幸和乐事，就是和您同时被考虑授奖。” 爱因斯坦回复道：“和我敬爱的玻尔一起获奖，这使我感到特别快乐。” 对于玻尔因在爱因斯坦归来之前就将接受诺贝尔奖而产生的不安，爱因斯坦写道：“您对有可能在我之前获奖而感到不安，我觉得这特别可爱——这真是典型的玻尔风格。”

爱因斯坦对玻尔所做的先驱性工作表达了钦佩之情，正式推荐玻尔为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当有人托他联系玻尔时，他回信道，玻尔是 “当今物理学最伟大的天才”，不敢以琐碎的请求去打扰他。在旅行之中他还不忘给玻尔寄明信片。1923年1月10日，他在新加坡附近给玻尔写信：“这次旅行是美妙的。我对日本和日本人心醉神迷。我敢肯定您也会这样。此外，海上旅行对一个喜好苦思冥想的人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存在——像一座修道院。此外，赤道附近气候宜人。温暖的水慵懒地从天空落下，万物归于平寂，让人不自觉地昏昏欲睡——这封短信就是证明。”

这种坦荡和谦逊非常难得，只有在 “学者共和国” 中才能存在，在当今的学界尤觉珍贵。

爱因斯坦一生中有6次跨洲的长途旅行，这是他第一次用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行踪。这些日记最初只是想给自己的继女看，并不是用于出版的。日记文字有长有短，还充斥着不完整的句子。他还为日记配上火山、小船、鱼、日本建筑屋顶等插图；日记风格总体以简洁取胜，不经意间就刻画出对方的个性与特征。

比如，说到新加坡的招待会时，他写道：“蛋糕是美味的，语言却是绝望的灾难。” 谈到他在巴勒斯坦米格那农场，居住条件简陋，不得不用户外的旱厕时，他写道：“兴高采烈的朝圣者举着大灯笼走向室外的茅房”。谈到日本的饮食时，他用 “像魔鬼的祖母煮的” 句子。谈到与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见面时，他写道 ：“后者（指王后）显示了她的科学（水准），人们注意到了，但没有人告诉她，他们在想什么”。

寥寥数语，活生生地把老派的宫廷文化呈现出来。难怪他说来听他演讲的那些王公大臣大都附庸风雅，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在西班牙待了三周，但日记内容不多，加起来也没有在上海的两天内容多。但这期间他参观了三次普拉多博物馆，并前往托莱多一游（他形容此行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总体而言，“那些折磨人的社交活动”让他生厌。他的幽默个性让他无法长时间忍受这种没有生命的社交活动。一有可能，他那爱讽刺人的个性就会显露出来，写出来的内容有时让人忍俊不禁，有时又让人哭笑不得。这本日记也成为《全集》十三卷的精华所在，值得反复阅读。

爱因斯坦为什么想访问日本？据他本人声称，这趟旅行既是为了逃避柏林的紧张气氛与流传的对他本人的威胁，也是为了实现他渴望已久的访问日本的心愿。

1922年6月24日，光天化日之下，爱因斯坦的好朋友，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在柏林的街道上被右翼极端分子枪杀。这一事件更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位德国公共生活中杰出的犹太左翼人士，他处于实实在在的人身危险之中。刺杀事件也影响了爱因斯坦出席公共场合的意愿。他决定不参加当年9月在莱比锡举行的德国自然研究者与医生协会的一百周年庆祝会，本来大会已为他安排好了演讲。事实上，即使没有拉特瑙事件，他也已厌倦了处于风暴中心的柏林的政治纷争。

他曾认真地考虑离开普鲁士科学院，摆脱学术生活，过上一种与世隔绝的、田园式的奢侈的生活，连地点都找好了。目的就是希望能逃避因迅速增长的名望所带来的诸多要求。他拒绝了大量的演讲，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说，但无济于事。他其实知道公众不过是想利用他的理论和声望达到他们的目的。

爱因斯坦访问日本时，日本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变革。始于1912年的大正时代，主张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世俗主义与民主化，试图取代主要着重民族塑造的明治时代的狭隘主张。“一战”结束后的数年，见证了日本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欧洲与美国正开始对日本文化施加影响。一批倾向西方的知识分子正在成长。受基督教、自由主义以及激进理念的影响，妇女参政、劳工以及学生运动也开始兴起。外国科学家受邀访日，首批科学期刊也出现了。尽管如此，也潜伏着政治恐怖的暗流：日本帝国的外交政策受到主流政党的支持，政党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支持或者反对帝国主义，而是主张 “缓进派” 还是 “激进派” 的帝国主义者。

爱因斯坦的到访给日本社会造成了 “文化冲击”。一个仅仅靠自己的思想就改变了世界的人，在日本受到了以前只有将军和政要才有的待遇。爱因斯坦在感受了日本人的好客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日本人羡慕西方的智力成就，怀着伟大的理想主义，成功地深入于科学之中，这并没有错，但他警告日本人不要屈服于西方影响：“对每个国家来说，外国文化的泛滥都是危险的，在这种泛滥中，人们很容易变得极少重视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忘记它”。“不要忘了完美地保持自己所拥有的、优于西方人的伟大特征：对生活的艺术塑造，对个人需求的谦卑和质朴，以及日本精神的纯净和安宁”，“不加选择地采取了欧洲的生活方式，将会危及伟大的价值。” 对爱因斯坦而言，日本的“精神比所有这些表面发光的小东西更有价值。”

从内容上看，爱因斯坦在日本几所帝国大学发表的有关相对论的演讲，基本上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六次演讲的重复，但有一次演讲例外。1922年12月14日，他参加了在京都大学举行的一场学生招待会。学生请他谈一下相对论的发现过程，他欣然答应了这个请求，做了一次即兴演讲：“我如何创造了相对论。”（文件399）

由于是即兴演讲，保存下来的只有石原纯的日文记录稿，而没有原文。这在科学史上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尤其是涉及到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时是否受到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影响的问题。这篇演讲里还第一次详细提到通往广义相对论的思路历程，这是爱因斯坦的关于创建相对论的最清晰的回忆之一。

流产的中国之旅

从时间顺序上看，中国人要早于日本人与爱因斯坦接洽访问事宜。早在1920年9月，当时正在柏林访问的北京大学地质学家朱家骅代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当面与爱因斯坦进行了协商。据朱家骅讲，爱因斯坦允诺在其美国之行结束后，下一次远洋航行就是去中国。

1922年3月，在得知爱因斯坦计划访问日本后，朱家骅致信爱因斯坦重新商讨访问北京大学事宜。他告诉爱因斯坦，北京大学实际上想邀请他在北大待上一年。但是朱家骅从中国驻柏林大使馆那里了解到爱因斯坦已经通知过他们因为已承诺要访问日本，他只有两个星期时间在北京，可以举行一个系列讲座。

爱因斯坦回复说，自己之前不能接受北京大学起初提出的财务条款与过长的停留时间。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方提出的讲学报酬让他觉得可以接受之前中国提出的访问邀请，因此他同意为期两周的对华访问。

1922年4月初，中国驻德国公使魏宸组向爱因斯坦转达了蔡元培提出的举行系列讲座并每月支付1000华币（约合120英镑）酬金的建议。爱因斯坦重申他愿意前去讲学，但是要求大幅提高酬金。同年7月底，北京大学接受了他提出的条件。

在爱因斯坦从欧洲启程之前，中国的政治动荡可能就影响了爱因斯坦访华的决心。不过，他仍然希望能在中国待上两三周，在北京和一些沿海城市做演讲。然而在访问日本期间，爱因斯坦计划的中国讲学之旅因严重的沟通问题而搁浅了。

1922年12月初，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已过半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才致信爱因斯坦，询问后者预计到达中国的日期，热情地表示“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 两星期之后，爱因斯坦回复道 “虽然我本人非常愿意并且之前还有正式约定”，但是如今接受这份邀请已经太迟了。他声称自己等了五个星期，也没有收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因而断定北京方面不想履约了。爱因斯坦希望这一“令人遗憾的误解”能在未来得到补偿。

现在回过头来看，除了当时国力太弱等因素外，国人当时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方式也值得反思。日本人最初也是多头并进，不同的人向爱因斯坦提出不同的要求，让爱因斯坦一度想取消日本之行。日本人很快认识了问题所在，与爱因斯坦签订了专门的合同，预付了押金，降低了向爱因斯坦索要文章的数量和要求，并派专人到欧洲负责爱因斯坦访日事宜。爱因斯坦到上海后，日本方面派专人接待他，给爱因斯坦安排满满的行程，并全程陪同，这让中国机构甚至是德国领事馆都无法插手，更甭提增加或改变行程了。

反观我们与爱因斯坦打交道的方式，还是采取古老的方式，以为只要口头承诺了，就万事大吉。涉及到具体事务，都没有落实或跟进。所以爱因斯坦到上海后，居然没有一家中国学术机构与之联系，也就不觉奇怪了。爱因斯坦与蔡元培、朱家骅、魏宸组的信件往来都收在本卷中，细心的读者可以将同时期日本学者和商人，如石原纯、长冈半太郎、山本实彦和室伏高信等人与爱因斯坦的信件往来进行比较，一探个中原由。

对于是先访问中国，还是日本，在爱因斯坦看来，都不是问题。尽管爱因斯坦是先答应了中国人的请求，后来才让日本人捷足先登，但一旦定下来在访问日本时顺访中国两周，朱家骅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在他看来，即便不考虑先来后到的规矩，任何人要访问东亚，肯定应该先访问中国，因为中国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和文化中心，但西方人当时早已不这样认为了。像朱家骅这样见过世面的人都坚还持这种看法，其他人就更不用提了。可以想象，朱家骅的要求被爱因斯坦直接拒绝了。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跟日本比，当时中国知识界能理解相对论的学者太少，像石原纯这样本身从事相对论研究，能全程充当翻译，与爱因斯坦无障碍交流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难怪爱因斯坦说石原是“为数不多的那些我非常想要与之一起思考和工作的人之一”，“虽然出身和传统完全不同，但在我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和谐。”（文件405，564页）

另外，由于中间人的误会，使得爱因斯坦担心在中国要用英文发表演讲，而他对用英文发表演讲非常不自信，这也有可能是造成他畏惧来华访问的原因之一。总之，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太多了。

由于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中有不少对不同民族成员的成见，尤其是涉及到中国人的部分，在旅行日记英文版2018年单独面世后，更是引起了部分国人的愤慨。爱因斯坦被扣上了种族主义的帽子。

我们按时间顺序，看看爱因斯坦究竟是如何谈论中国人的。

先看他对新加坡华人的看法：“能通过勤奋、节俭和子孙众多来排挤其他民族。新加坡几乎完全被他们掌握。他们作为商人颇受敬重，远胜于被认为靠不住的日本人。” 应该说，这些议论还是比较中肯的。

到香港后，日记里引述了他遇到的葡萄牙教师所说的话：他们 “坚称中国人无法接受合乎逻辑思维的训练，他们尤其缺乏数学天分。” 他还写道：“我注意到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别很小；我不明白，中国女人究竟有什么样的致命魅力，能迷住她们的男人，一个劲儿地生育后代拖累自己。”

他对中国人的困苦充满同情：“那些每天为了5分钱，必须敲打搬运石头的饱受折磨的男人和女人。中国人就因为他们的生殖力，被无情的经济机器残酷惩罚。他们在无力和迟钝中难以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看到这些让人难过。” 不过，他马上提到了不久前为增加薪资在香港成功组织的一场罢工。

在参观九龙岛上的中国人居住区后，他写道：“勤奋、肮脏、愚钝的人民。房子看上去千篇一律，蜂房一样的阳台，所有东西都挤靠在一起，单调无趣。码头后面是一个接一个的饭庄。在饭庄前面用餐的中国人并不是坐在长椅上，而是蹲着，就像欧洲人在绿林中大小便一样。所有这一切都安静而一本正经地进行着。甚至小孩看上去也无精打采，麻木迟钝。”

数天后爱因斯坦抵达上海，再次接触当地居民。在看到一场中式葬礼后，他认为这种葬礼 “对我们来说是未开化的”，“街道狭窄” 的中国人居住区 “挤满了行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各种各样的臭味”。“即便是那些沦落到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也没有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一群没有主见的奇特民众…… 很多时候，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更像机器人。” “我们仔细参观了佛寺。附近的人似乎对它的美无动于衷。”

这些描述，听起来确实不舒服。不能说爱因斯坦没带偏见，他的一些话确实不中听，但由此认定他是种族主义者，却有点上纲上线。他的天性中有诙谐的一面，说话尖刻，充满了嘲讽，在日记中几乎嘲笑过他所有接触到的人，包括他的犹太同胞在内，说他们是“只有过去，却没有现在的人。” 即使这样，犹太人也没有把他看成是种族主义者。

爱因斯坦肯定不是种族主义者。像任何人一样，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文化偏见。这些偏见的形成有历史的成因，跟个人经历也有很大关系。爱因斯坦在上海前后只待了四天，而在日本待了六周，对两国文化的了解肯定有深浅之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爱因斯坦现在来中国访问，肯定会给出不同的评价。

再伟大的人都是不想为人知晓的一面，爱因斯坦也不例外。由于父母离婚，爱因斯坦长子汉斯·阿尔伯特从心理上更偏向自己的母亲，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有点僵硬，但爱因斯坦没有察觉到这一点。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对称的画面。一方面是向孩子掏心掏肺的父亲；另一方面是 “有商人气质” 的孩子。也许是对于未来缺乏保障，汉斯要求爱因斯坦的比较多。我们从这段时间他与前妻和孩子的通信中看到许多涉及到金钱上的考虑，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本卷涉及的时间段中，他与前妻米列娃经过一段时间的猜疑和误解之后，关系已经大为改善；爱因斯坦南下苏黎世看望孩子时，偶尔也会住在米列娃家里。米列娃体会到了他的不易，也为他在德国的安全担心。当米列娃的妹妹精神病发作，折磨父母，自己敬重的父亲不幸去世，自己又处于最无助之时，她首先想到的是从前夫爱因斯坦处获得安慰。

她给爱因斯坦的信（文件100，168页）中这样写道：“有时我不得不想，尽管有诸多不是，看到我如此压抑悲伤，你可能是第一个能在目前的逆境中给我更多个人支持的人。” 为了长子的教育，她也能心平气和地与爱因斯坦商量。她们之间少了算经济帐，感情帐的纠结，回归到了理性的轨道。

考虑到当时德国马克兑换瑞士法郎的比率较低，为了孩子的教育，为了能用有限的收入养活全家，爱因斯坦多次建议米列娃和孩子搬到德国南部居住。但汉斯·阿尔伯特很快就要中学毕业，并且被爱因斯坦的母校录取，就要上大学了，这个时候如果搬到德国南部去的话，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现实的。最后爱因斯坦同意了前妻及儿子留在苏黎世的方案。

一到假期，爱因斯坦带着两个孩子到德国北部度假，到意大利游玩，好一番和睦景象。但好景不长。汉斯·阿尔伯特非常渴望能与父亲一起踏上前往远东的旅程，但是爱因斯坦并不想耽误儿子上大学；汉斯为此非常失望。为了减轻孩子的痛苦，他还在日本时就写信给儿子，说繁琐的公事安排不会给他留下任何的自由时间，并且他的学习比旅行更加重要。

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跟妹妹玛雅关系非常亲近。玛雅是爱因斯坦家庭中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女性。她嫁给了爱因斯坦当年在阿劳补课时的历史老师，也是房东温特勒的儿子保罗。很显然，她和保罗婚后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出于长兄的责任，爱因斯坦时常救济妹妹一家。本卷中有几封超长的信，如文件448，谈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保罗讲了一大通客观理由，重点是暂时不想还爱因斯坦借给他们的钱。

本卷中还有爱因斯坦与好朋友埃伦费斯特之间的大量通信。除了学术问题外，还有一些为了逃避德国当局信件审查所使用的暗语，如文件45中的“浓度制剂” “金离子” 等，其实是爱因斯坦在荷兰的工资收入和来自不同出版社的版税收入。这些收入属于硬通货，如果按当时的比率换成正在不断贬值的德国马克，就太亏了。

本卷中只收录了少数几封与出版社和译者交涉版税的信件，这期间更多这方面的信件往来都没有收入正文中，只是作为未刊的文件给予摘要式的说明。这类信件内容单一，如果全部收入正文，不仅影响阅读，而且书的厚度可能会再创记录。不过，未刊文献389（中译本739页）值得拿出来说说。这封信是爱因斯坦的秘书，也就是他的继女伊尔萨写给菲韦格出版社的。

我们都知道，当时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是中国传播相对论的先驱人物，爱因斯坦的著作《相对论浅释》就是由他翻译，1922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影响甚大。书出版后，夏元瑮马上写信给爱因斯坦。但这封信被伊尔萨直接转给出版社，要求出版社在合约签订之前禁止夏元瑮发行他的译本。

这个禁令是否有效，不得而知。至少这个在国内影响深远的译本当时是没有得到授权的，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夏元瑮留德多年，他的妻子也是德国人，按理说应该熟悉对方的文化。夏元瑮也以与爱因斯坦关系亲近而闻名学界。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夏元瑮与爱因斯坦之间的通信往来，在爱因斯坦档案馆中一封也找不到。

明年就是爱因斯坦访问东亚100年。当《全集》这样事无巨细，把爱因斯坦的点点滴滴都展示在世人面前时，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研究爱因斯坦？答案是肯定的。阅读手稿是了解科学家最佳的办法，我们应该细致、深入地研究爱因斯坦的文本，从而能真正理解爱因斯坦。

这让我想起《全集》的独特编辑体例。从第8卷开始，就不断地发现一些手稿或文件，按时间顺序，本应该包括在以前的相应卷中，但由于发现较晚，只好放在后面。有一封本来应该放在第十三卷中的信，由于发现较晚，放在第十四卷中。

它是爱因斯坦返程停留上海时留下的唯一墨迹，1922年除夕夜爱因斯坦写在当时上海的犹太名媛特里萨·伦纳（Theresa Renner，1890-1987）的留言簿上的。字里行间表露了他对科学发展不易的无奈：“人类智慧花朵的绽放的确受到了严重限制。贫穷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而富有又导致人民内心空虚：严寒的天气使人沉郁，而炎炎烈日又会使人骄奢淫逸、昏昏欲睡。这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让知识的花朵始终保持盛开的根本原因，也是能够解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像是历史海洋中的一片小岛的直接答案。” 

爱因斯坦通过自身的观察，非常清楚科学的成长本身是有诸多限制条件的，并不会在任何社会文化土壤里成长。爱因斯坦虽然看到当时中国还很落后，但他很有远见地预言，科学在中国一定会大有前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爱因斯坦不是种族主义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集》后面诸卷中的 “科学成份” 的比例会下降，至少从论文质量上看，这一点是肯定的。爱因斯坦是以他的划时代的科学发现而引起世人关注的，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世界和平的渴望，以及为此所做的不懈努力，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科学发现，他一生都在同形形色色的狭隘思想，固步自封的观念做斗争。他真正秉持了 “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 的理念。

最后，让我们以爱因斯坦下面的这段话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