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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改善我国人口结构，5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到要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二孩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需要更积极的政策予以应对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源问题，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住房压力、教育竞争、职场焦虑、育儿焦虑，才是困扰他们是否多要一个孩子的主要因素。

 

撰文｜Luna（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

 

责编｜林梅

 

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有1.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3.5%。按照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国已接近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老龄化是生育率逐渐降低和预期寿命逐渐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此背景下，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改善我国人口结构。

 

三孩新政能否有效提高民众生育意愿？本文将从生育率下降的现状及原因出发，探讨三孩新政是否能达到其预定效果。

 

我国生育率有多低？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通常简称生育率），是指一名女性一生中的平均子女人数。在不考虑移民因素及假设死亡率稳定的情况下，2.1被认为是新出生人口可替代死亡人口，保持人口总量基本稳定的生育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当生育率降至2.1以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达到Kohler等人于2002年提出的 “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 rate）水平。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教授王丰2017年的研究显示，在1970年代前，中国生育率高达接近6（如图1所示）。生育率的大幅度降低出现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已降至3以下。在1980年代，生育率总体上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上，但在80年代末再次出现大幅下降，并于1990年代初期突破更替水平，随后稳定保持在1.5左右。王丰预计，若生育率保持如此低水平，到21世纪末，我国人口将可能比现有水平减少6亿人。

图1 联合国对1950-2015年中国生育率的估计

 

来源：Wang, F. (2017). Policy Response to Low Fertility in China: Too Little, Too Late?. Asia-Pacific Issues, (130).

 

生育率低是中国独有现象吗？

 

并非如此，生育率低是全球趋势。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Vollset等人2020年的研究显示，全球生育率在2017年为2.4，相比1950年几乎减半，他们预测在2100年全球生育率会低于1.7。根据他们的模型推断，全球人口在2064年会达到最高峰97亿，然后到本世纪末降到88亿。这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正在逐渐过渡为自然人口下降。

 

在其他东亚国家，也出现了生育率快速下降的现象。根据普林斯顿大学Raymo等人2015年的研究结果，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低生育率状态，自1957年以来其生育率一直处于或低于更替水平。而在韩国，生育率在1970年代开始急剧下降，在1980年代中期降至更替水平之下。自2018年起韩国的生育率已降至1以下，位列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并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

图2 韩国1960-2018年生育率

 

来源：Lim, S. (2021).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ls in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 Demographic Research, 44, 941-978.

 

为什么人口下降可能是一个问题？这是因为这不仅是数量上的减少，并且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将会巨大变化。老年人越来越多，而青年和儿童数量越来越少。Vollset等人的研究预测到本世纪末，五岁以下儿童将从2017年的6.81亿下降到4.01亿，而超过80岁的人数将从2017年的1.41亿激增至8.66亿，这将使全球经济活力减弱，并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更多）孩子？

 

为应对低生育率现状，我国政府从2013年11月起开始逐步放宽生育政策。

 

这个放宽是渐进式的，第一步是在2013年11月，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但此举并没有大大改变生育率的现状。根据王丰的研究，到2015年8月为止，只有169万家庭（占适用于单独二孩家庭总数的15%）按照该政策生育二孩。

 

第二步为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一孩政策至此正式废除。2016年婴儿出生数量为1846万，比前五年平均水平增加140万，但仍远未达到预期水平。

 

第三步则为今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为什么在生育政策逐渐宽松的环境下，大家还是不愿意生更多孩子？

 

一般而言，生育率降低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女性的受教育和工作机会增多，家庭模式也逐渐从男性主外、女性主内的互补模式转变为男性和女性都工作的双收入家庭。随着婚姻的推迟，结婚年龄的增长，生育孩子的年龄推迟，数量下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使得生育孩子 “养儿防老” 的需要减低。

 

与此同时，因教育支出、房价升高等原因，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大提升，也使得生育成本增加。职场上对孕期及产后女性的显性及隐形的歧视与不公，在家务和育儿中夫妻投入时间精力的不平等，使生育对女性来说成本尤其巨大。

 

这多方面的因素并非孤立的起作用，而是编织成一个制度网络，使得个人和夫妻的生育意愿降低，或者使其生育意愿难以实现。

 

如何提高民众生育意愿？

 

专注于研究经合组织家庭数据的 Olivier Thévenon 在2011年撰文表示，支持生育率提升的政策应包括以下六个目标：

 

1

 

通过将福利分配给低收入家庭来减少贫困和维持收入。

 

2

 

降低育儿成本。通过向家庭分配现金利益，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利益和其他利益（例如公共交通补贴）等方式，直接补偿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

 

3

 

促进就业。通过育儿假，扩大托儿服务，兼职和灵活的工作时间规定，以及支持在职父母的税收和福利制度促进就业，特别是育龄女性就业。

 

4

 

改善性别平等。通过陪产假，激励父母分享育儿假的措施，例如专门针对父亲的不可转移给他人的带薪育儿假，促进父母平等分担有偿和无偿工作（包括家务、育儿等）。

 

5

 

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支持儿童早期发展。

 

6

 

提高出生率。

 

按照Thévenon的观点，要实现生育率的提升，不应仅着眼于明确旨在提高生育率的家庭政策，相反，大多数政策的目标应更广泛，更分散，考虑目标的多样性。以第四点性别平等为例，Cooke和Baxter在2010年的研究指出，在直到最近仍然盛行男性养家糊口、女性照顾家庭的传统文化的社会中，生育率尤其低下。Goldscheider等人2015年的研究也认为，性别平等的改善以及男性更多参与家庭生活是实现生育率回升的前提。

 

而目前，女性仍然承担着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这一点在东亚尤其明显。Kim 2018年的研究表明韩国女性承担了家庭中高达88%的无偿劳动。“丧偶式育儿” 使得女性在没有老人或其他帮助的情况下，几乎无法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同时，在职场上，女性还遭受 “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在求职、升迁等重要环节受到歧视。若不在职场上严格禁止任何歧视性行为，并积极促进男性参与育儿，减少职场和家庭里的两性不平等，降低女性的后顾之忧，难以真正提高女性生育意愿或使其意愿成为生育可能。

 

生育并不仅是个人或家庭的主观选择，而是受到教育、工作、医疗、住房等各方面的制约。三孩政策是否能够有效提高生育率，进而改善人口结构，关键在于该政策的相关配套支持是否能够落到实处，有效解决家庭生育痛点，为生育创造一个相对轻松可负担的社会环境。

 

参考资料

 

Cooke, L. P. and Baxter, J. 2010. “Families”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 comparing institutional effects across western societ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3), 516-536.

 

Feng, W. (2017). Policy Response to Low Fertility in China: Too Little, Too Late?. Asia-Pacific Issues, (130).

 

Goldscheider, F., Bernhardt, E. and Lappegard, T. 2015. The Gender Revolution: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anging family and demographic behavi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2), 207-239.

 

Kim, E. H.-W. 2018. Low fertility and gender inequity in developed Asian countries.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14(2), 113-115.

 

Kohler, H. P., Billari, F. C., & Ortega, J. A. (2002). The emergence of lowest‐low fertility in Europe during the 1990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8(4), 641-680.

 

Lim, S. (2021).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ls in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 Demographic Research, 44, 941-978.

 

Raymo, J. M., Park, H., Xie, Y., & Yeung, W. J. 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71-492.

 

Sobotka, T., Matysak, A., & Brzozowska, Z. (2019). Policy Responses to Low Fertility: How Effective Are They?. New York: UNFPA, Working Paper

 

Thévenon, O. (2011). Family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7(1), 57-87.

 

Vollset, S. E., Goren, E., Yuan, C. W., Cao, J., Smith, A. E., Hsiao, T., ... & Murray, C. J. (2020). Fertility, mortality,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scenarios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from 2017 to 2100: a forecasting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The Lancet, 396(10258), 1285-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