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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瘟疫、《圣经》和鸟嘴人 | 左图右史

最近一次威尼斯狂欢节,几个带着鸟嘴面具身披黑色罩袍的人,站在圣马可广场前,时间是2020年2月25日。
 
- 导读 -
 
在一些有关历史题材的当代影视作品中,以及西方一些国家流行的狂欢节或化妆舞会中,鸟嘴人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形象。实际上,在17-18世纪,鸟嘴面具与罩袍是瘟疫医生的象征。
 
撰文 | 刘钝(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庚子大疫,新冠病毒重创人类社会。一开始世人还以为只是某座城市出了问题,对疫情的严重性和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不以为然,甚至嘲讽和攻击,然而不久就尝到苦果。对于头图的这几位鸟嘴人,我愿意往好处揣度,他们是在以游戏的方式提醒世人,不要幸灾乐祸,不要掉以轻心,人类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荼毒殷鉴不远。
 
鸟嘴面具与罩袍是17-18世纪瘟疫医生的象征,也可以说是后来各种防毒装束的前身。下图为英意德等国合拍的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中的防化兵,他们的防毒面具,与过去的瘟疫医生的形象有几分相似。
从安东尼瘟疫说起
 
这个叫做Covid-19的病毒尚未大规模蔓延的时候,一位署名丹尼尔的作者推出了一篇美文,透过世界名画介绍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八次大瘟疫,融知识、艺术和历史于一体,图文并茂,堪称应时应景的佳作。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称法国画家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的《阿什杜德的瘟疫》,“真实描述了公元2世纪中叶,古罗马安东尼大帝执政时期,突然爆发的 ‘安东尼瘟疫’”,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所谓 “安东尼瘟疫”,爆发于公元165年前后,相当于中国的东汉末年。当时罗马大将卡西乌斯(Gaius Avidius Cassius,c.130-175)率领的东征军队,在叙利亚与安息帝国作战,攻陷并焚毁了塞琉西亚和泰西封这两座城市,但因受到疫情的影响只好撤军。撤退回来的士兵把病菌带回意大利半岛,不久瘟疫就席卷整个帝国,连高卢、日耳曼地区和其他海外行省都没能幸免,整个疫情肆虐时间长达七八年。
 
下图是根据19世纪法国画家德劳内(Jules-Élie Delaunay,1828-1891)原作制作的版画。
德劳内《罗马瘟疫中撞门的死亡天使》(19世纪)| 图源:Wellcome Collection
 
由于疫情发生在罗马帝国的第16位皇帝马库斯·奥里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在位期间,后人就将这次传染病大流行称为 “安东尼瘟疫”。根据当时人的记载,高峰时罗马城每天有2000人死于瘟疫。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专家们对死于这场瘟疫的人口总数颇有争议,一般认为在350万至500万之间。
 
在古代西方被称为 “医圣” 的盖伦(Galenus,129-c.200),经历了这一劫难并留下宝贵的观察与诊治记录,因此也有人将这场流行病称为 “盖伦瘟疫” 或 “罗马瘟疫”。除了盖伦,当时其他一些人,如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150-235)也记录了这场灾难。至于此次疫病的性质,后世学者有不同的推测,根据盖伦对病状的描述,很可能是天花或麻疹。
 
有人认为疫情造成的人口下降,是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原因。其实安东尼治下的帝国仍处于盛期,他是所谓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因信奉斯多葛哲学而被人被称为 “哲学家皇帝”,他在位时还曾派遣使节来到东汉的都城洛阳。按照英国著名史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的说法,五贤帝时代是历史上人类最为繁荣的时代,“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受到绝对权力的统治,其指导方针是德行和智慧”,“这些君主勤劳国事,功成名就是他们最大的报酬,乐于见到治下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
 
从安东尼亡故到西罗马帝国灭亡有将近300年的时间,其中还出现过一些有作为的君主,还有改革、中兴以及基督教正统化等重大事件。吉本以 “安东尼时代” 为前三章展开其皇皇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囫囵吞枣读其书者遂将帝国的衰落归始于这场瘟疫。
罗马街头的奥里略·安东尼雕像 | 图源:维基百科
 
还有一个传言称奥里略·安东尼本人就是死于这场瘟疫的,其实染疾身亡的是他的弟弟路奇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130-169)。前述丹尼尔的文章提到 “先是维鲁斯大帝于公元 169 年染病身亡,紧接着其继承人安东尼大帝在公元180年,也因传染而难逃厄运”,就是不谙史实引起的误解。
 
公元161年罗马元老院推选安东尼为皇帝,但他执意要与弟弟维鲁斯共享帝尊,于是罗马帝国首度出现多帝共治的局面。不过实际掌握帝国大权的是哥哥安东尼——套用今日某些官场说法,兄弟俩同为 “正国级”,安东尼的头衔后面还要加上括号注明 “主持全面工作”。公元169年,维鲁斯率军从多瑙河流域返回罗马途中死去,当时说是食物中毒,学者们相信是死于瘟疫;而安东尼辞世的180年,疫情已经结束了。
 
《圣经》中的瘟疫
 
“阿什杜德的瘟疫” 之说源自《圣经》。阿什杜德(Ashdod)是濒临地中海的一座城镇,中文《圣经》译作亚实突,古代曾为犹太人的仇敌非利士人的居住地,现在是以色列第六大城和第一大海港。根据《旧约·撒母耳记》,非利士人将以色列人珍藏神示十诫与其他神器的约柜掳到阿什杜德,震怒之下的耶和华摧毁了非利士人的达贡(大衮)神庙,又降下瘟疫来惩罚他们,全城悲号,哀鸿遍野。
 
“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亚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脓疮。亚实突和亚实突的四境都是如此。” 惊恐万分的非利士人,只好将约柜奉还,并用五只金老鼠和五个金疙瘩作为赔罪贡品。因为非利士人的五个部族分别居住在五个市镇,金疙瘩代表肿瘤,老鼠暗示瘟疫传播的媒介——当然这是后人的解释,《撒母耳记》的作者是否知道这一点值得怀疑。
 
普桑是古典主义画派大师,他的《阿什杜德的瘟疫》(The Plague at Ashdod)生动描绘了非利士人遭受惩罚的情景,此画又名《达贡神庙中的约柜奇迹》(The Miracle of the Ark in the Temple of Dagon),与上文说的 “安东尼瘟疫” 毫无关系。画面左侧可见达贡神庙,折断的廊柱和残缺的石像表明它已遭到破坏,前端则露出赭红色的约柜。一位身着白袍的人应该是当地的祭司,正向一群惊慌失措的非利士人讲述着可怕的经过。
普桑《阿什杜德的瘟疫》(1630-1631) 现藏卢浮宫
 
下图是另一幅类似题材的作品,出自佛拉芒画家彼得·范海伦(Peter van Halen,1612-1687),名为《阿什杜德城非利士人的瘟疫》(The Plague of the Philistines at Ashdod),完成时间是1661年。范海伦多半见过普桑的画,对比之下可以发现两幅画的构图几乎雷同:左侧是达贡神庙与被非利士人抢来的约柜,右侧是一个带柱廊的建筑,同样有两个人抬着一具尸体;最相似的是画面前端的中心人物:掩鼻俯身的男子,死去的母亲和趴在她胸前的婴儿。
范海伦《阿什杜德城非利士人的瘟疫》(1661)| 图源:Wellcome Collection
 
《圣经》中还有一段更出名的文字涉及瘟疫,见于《旧约·出埃及记》。传说耶和华为了惩罚法老对以色列人的迫害,在埃及降下十大灾祸(希伯来文עשר המכות),即水变血之灾、蛙灾、虱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雹灾、蝗灾、黑暗之灾、长子及头生牲畜必死之灾;其中疮灾和畜疫之灾都是瘟疫,虱灾、蝇灾也有一定关系。下图出自一本中世纪晚期的彩绘本《圣经》,一对生满脓疮的男女正在经受煎熬,在他们旁边向天祷告的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
佚名《十灾之六:疮灾》(1411)| 图源:瑞士托根堡(Toggenburg)彩绘《圣经》
 
下图是法国著名版画家多雷(Gustave Doré, 1832-1883)的作品,描绘畜疫在埃及沙漠中流行的惨状。
多雷《十灾之五:畜疫之灾》(1866)| 图源:多雷插图本《圣经》
 
“十灾” 后来成为基督教(以及犹太和穆斯林)文化中的一个特别词汇,专指来自上天的惩罚。英文中的plague就含有 “天灾” “天谴” 的意思,后来则特指 “瘟疫” 或 “鼠疫”。人类历史上遭受的最残酷 “天谴” 是14世纪中期席卷整个欧洲的 “黑死病”,据统计共有2500万人丧命于斯,约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佚名石版画《黑死病中的运尸车》(c.1446)| 图源:Wellcome Collection
 
米兰瘟疫与普桑的表现
普桑自画像(1650)现藏卢浮宫
 
普桑虽是法国人,一生却有超过一半时间在意大利度过。1629年至1631年意大利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鼠疫,维罗纳、米兰、威尼斯等城遭到重创,这就是 “米兰大瘟疫”。下图是当时的一幅蚀刻版画,描绘大疫期间米兰圣巴比拉广场的景像:广场中央的石柱前有一位神父在祈祷,八辆装满尸体的马车鱼贯地穿越广场驶向城外的墓地,人们在教堂门前又发现一具新的尸体,远方可见士兵在驱赶或押送人群。
Melchiorre Gherardini《1630年的米兰圣巴比拉广场》(c.1630) | 图源:维基百科
 
普桑当时住在罗马,接受一位西西里商人的订单绘制了《阿什杜德的瘟疫》。研究者发现,画家对鼠疫灾难的描绘相当准确,这恐怕得益于他能够就地获得有关疫情的最新资讯。下图是法国版画家皮卡特(Étienne Picart,1632-1721)根据普桑油画制作的铜版,注意它与原作是镜像对称的。
 
瘟疫带来的恐怖,在画面前端的几个人物身上得到集中表现:正中间的女子上身裸露,青灰色的皮肤(对照前面普桑的原作)显示她已丧命多时;她身边的幼童也已死去,另一边的婴儿还想吸食母亲的乳汁。俯身向下的男子企图抱走孩子,这一造型非常关键,需要多费点笔墨来讨论。
皮卡特根据普桑《阿什杜德的瘟疫》镌刻的铜版 | 图源:维基百科
 
在基督教的造型艺术中,圣母和圣婴通常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画面中的男子要把嗷嗷待哺的婴儿从母亲胸前拉开,表面看来是一桩残忍的举动;但是细观他那前屈的身姿和伸向孩子的右手,观众不难读出大慈大悲的情怀。这一充满张力的形象无疑是此画的最大看点。
 
另一方面,现代防疫专家会对他的行为举止给予很高评价,把饥饿的婴儿从其死去母亲的乳房上拉开,这样或许能使孩子免遭带有病毒的乳汁感染。他那捂着口鼻的左手更透露了画家对在地疫情的了解与有关知识:死者与垂死病人身体发出的恶臭使人难以容忍,或者当时已经有人意识到病毒会通过呼吸传染。
 
这个人物的两边也各有一名男子,左侧(原作则为右侧)的那位同样用手捂着口鼻,右侧(原作为左侧)的那位惊恐地望着跌落在地的大衮神庙柱础,他们身边都有死者和濒临死亡的人,有人肤色也已发青。神庙对面的台阶上,可见两个人抬着一具尸体。远端建筑旁的广场和街巷里,也可看到躺着或死去的人。细看画面中间的空地,几只老鼠正在爬窜,另一只肥大的老鼠趴在画面前端神庙的浮雕前。
 
普桑画的是《圣经》中的非利士人,反映的却是17世纪意大利人经历的瘟疫以及时人领悟到的有关知识。
 
伦敦大瘟疫
 
1665-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在科学史上经常被人提起,这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的剑桥大学被迫关门,刚读完本科的牛顿回到家乡伍尔索普,避疫期间完成了微积分、光的解析以及万有引力定律三大贡献。牛顿在乡下老家的日常饮食起居是怎样的,似乎没有多少可靠的信息;可以猜想,假如他待在距离伦敦不远的剑桥学院里,啃着希腊数学大师的经典(他的导师巴罗可是剑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享受着三一学院优等毕业生的安逸生活,1666年多半就不会是科学史上的 “奇迹年”。
 
现在知道,伦敦大瘟疫是类似中世纪晚期流行的黑死病那样的淋巴腺鼠疫,虽然没有后者流行的时间长,仍然导致近10万人丧生。疫情高峰期,伦敦地区每周死亡人数达到7000多,估计死亡总数超过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下左图是英国19世纪画家托珀姆(Frank Topham,1808-1877)的作品,画风带着那个时代推崇的英国新古典主义的风格,悲惨的疫情竟然也染上唯美色彩。与此形成对照,右边的那幅版画则显得更加真实和恐怖。
左:托珀姆《1665年伦敦瘟疫中抢救病童》(1898)现藏伦敦市政厅画廊
 
右:佚名版画《伦敦大疫时的街景》 出处不详
 
由于对疫情的原因缺乏了解,民间充满谣言并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例如有人归罪于犹太人,于是有些地方出现排犹倾向;有人说女巫化身为猫在捉弄人类,对猫的无情扑杀导致老鼠更快繁殖;有人说全民喷云吐雾可以抵御疫病,于是鼓励市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吸食烟草。伦敦市政当局与周边乡镇也采取了一些还算靠谱的应对措施,包括紧急聘用瘟疫医生,有组织地搬运和处理尸体,在街头点燃大火并焚烧具有强烈刺激气味的药草等等。
 
下图出自当代装帧画师格里尔(Rita Norah Greer,1942-?),他的作品很受历史学家的青睐,最有名的是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画像——顺便说,胡克经历了伦敦大瘟疫,并且在疫情臻于高峰时才外出避难半年。格里尔的《1665年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 1665),重现了当时伦敦街头的恐怖景象:日落不久,一辆收集死尸的马车缓缓驶过街头前往墓地,人们打着火把点燃烟火,有人还戴着口罩;画面前端的一位黑衣妇女抱着死去的婴儿哭泣,一位貌似贵族的红衣人用手帕捂着口鼻,在他们中间的那位穿着鸟头服装的人就是瘟疫医生。
格里尔《1665年大瘟疫》 收藏处不详
 
鸟嘴人:瘟疫医生
 
瘟疫医生是黑死病大流行时的产物,有些市镇当局或市民团体雇佣医生来治疗黑死病患者。除了较丰厚的酬金外,“瘟疫医生” 的头衔也是一种荣誉。有些著名的医生,如瑞士人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法国人帕雷(Ambroise Paré,c.1510-1590)、爱尔兰人格拉卡努斯(Nellanus Glacanus,c.1563-1653)就都当过瘟疫医生。17世纪以前的瘟疫医生都穿着厚重布料缝制的防护服,但是没有统一的样式。
 
查尔斯·德洛姆(Charles de Lorme,1584-1678)是17世纪的法国名医,曾为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服务并担任法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御医。1619年前后,德洛姆推出了一种专为瘟疫医生设计的鸟嘴装束。这一行业标配最早出现在巴黎,随后传到整个欧洲。17、18世纪欧洲的医学书中经常会出现鸟嘴人的图像。正因为此,瘟疫医生也被称为 “鸟嘴医生”(Dr.Beak)。
 
下图是一幅彩色铜版画,画中人是1656年前后罗马的一名瘟疫医生,人物两侧写着带有谐噱性的八音节对偶韵句,德文与拉丁文混搭书写,这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上方的横标中则可见德文的 “鸟嘴医生”(Doctor Schnabel)。
佚名铜版画《鸟嘴人装束的罗马瘟疫医生》(17世纪)| 图源:维基百科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套服装还是具有一定防疫作用的:长袍由多层厚实的布料制成,外面涂着蜡,可以避免跳蚤吸附或患者体液的沾染;头具的眼睛部位装着透明的玻璃,可以隔绝患者与尸体的组织液、血液或飞沫;鸟喙状的凸起内部填有樟脑、丁香、鸦片酊、玫瑰花瓣等能够散发芳香气味的药物,以减缓尸体与病人坏死组织发出的恶臭;尖尖的鸟嘴以及医生手中的木杖,都足以使病人与医生保持起码的距离;还有一种说法称木杖是用来鞭打病人的,因为当时人们相信瘟疫是上天的惩罚,病人通过鞭笞才能获得救赎。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把德洛姆医生设计的鸟嘴人装束,视为现代防毒和抗疫装备的先驱。下面是一些有趣的图像,作为周末的消遣与读者们分享。
佚名水彩画《17世纪的瘟疫医生》 | 图源:Wellcome Collection
左:博物馆中陈列的瘟疫医生头罩 | 图源:维基百科
 
右:现代礼品商店中的鸟嘴人面具 | 图源:维基百科
左:美国电影《天外来菌》中身着防护服的救援队员 | 图源:豆瓣电影
 
右:抗击COVID-19中的中国医生的防护装备 | 图源:埃沃(IWODE)防护
 
参考资料:
 
丹尼尔.看世界名画了解人类史上八大最严重的瘟疫.名校研修联盟. 2020-02-08.
 
爱德华·吉本著. 席代岳译. 罗马帝国衰亡史(I).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11.
 
王延庆. 瘟疫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齐鲁学刊. 2005年06期. 2005.
 
圣经. 旧约. 香港. 香港圣经公会. 1993.
 
梦隐. 画家笔下的阿什杜德与伦敦瘟疫. 科学文化评论. 第17卷第5期. 2020.
 
Lindsey Fitzharris. Behind the Mask: The Plague Doctor. The Chirurgeons Apprentice. 2014-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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