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戴晶晶

 ●                  ●                   ● 

18个月，从实验室到一家生物科技（Biotech）公司。

2022年5月，北京大学杜鹏团队在《Cell》发表了一篇题为《一种植物免疫蛋白通过挽救microRNA的缺陷实现广泛的抗肿瘤反应》的研究论文。[1] 作为这篇论文的共一作者，2018级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的博士生，萌生了以原创科研成果为起点，进行创业的念头。 

长年来，在试图迈向产业化的过程中，坠落于“死亡谷（Death Valley）”的科技初创公司不计其数。对于生物医药行业来说，“源头创新”更是意味着冗长的产品开发周期和难以预测的临床试验，入局之险可想而知。根据《中国生物科技成果转化蓝皮书2024》，中国的生物医药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多年停留在5%左右的低位，高校专利成果转换率仅约为3.9%。[2] 

就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前一个月，北京大学创新创业学院迎来了新院长刘德英，后者以“一纸公文、一枚公章”接手了北大双创学院的建设工作。

按照刘德英的描述，这个机构当时“没有预算、没有场地、没有编制”，相当于白手起家，负责研究制定学校创新创业的方向和战略。

刘德英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原党委书记，在注意到该院教授杜鹏领导的团队最新发表《Cell》论文后，他主动与杜鹏讨论将成果产业化的可能性，并建议由其学生担任创业的主要推动者。

“客观来说，创业是有门槛的。”刘德英回忆说，“学生的创新不错，刚开始创业有所欠缺，但经过训练，成长速度极快。” 

以赛促创是刘德英培育潜在科技转化项目的重要途径之一，起到了验证项目可行性、调改创业方向，打磨方案等作用。在比赛之外，北大双创学院还通过双创课程和链接社会、产业资源，为创业者提供系统指导与支持。

2023年，这个年轻的学生团队再次带队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凭借“跨物种肿瘤基因治疗”项目斩获大赛全国总冠军。 

当年11月，学生为首席执行官，导师暂任首席科学家，创立了一家小型生物技术公司。

这家小型的生物技术公司最终是否会成长为一个Biopharma，又或是能够将技术License-out，我们暂时无法知晓，也无法给出一个创业成功的绝对标准。

更关键的问题或许在于，北大双创学院的科技成果孵化模式能否被复制，能否让更多的初创企业从高校中涌现出来，从而推动更多源头技术走向产业。 

从实际来看，一家芯片研发企业寒序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也在同样的模式下成长起来，并获得千万级融资，这为北大双创学院的孵化模式可行性进一步提供了参考。 

近日，《知识分子》与北京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刘德英就“师生共创”模式的缘起与实践展开对话，探讨高校创业孵化平台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角色。刘德英也分享了从零搭建创业平台资源的经历，以期为更多高校提供借鉴。

以下为对话实录，文字经过编辑和删节：

01

让学生主导科技创业

知识分子：最早开始，您会什么会提出“师生共创”的模式，让学生去担任创业的主要推动者，科学家作为支持方？ 

 刘德英：双创学院的主体显然是学生。国家近年来重视创新创业，产生了一些不错的项目，但大部分缺乏技术支撑，无法体现高校的科研优势。现实中，学生自身的科研成果有限，大多依托老师的实验室完成。

传统的模式是教授基于科研成果亲自创业，但有明显弊端。科研强调“反木桶原理”，只要在某一点上做到极致，就能有突破；创业则遵循“木桶原理”，管理、营销、融资等环节的能力缺一不可。这意味着擅长科研的人往往不一定擅长创业，除非能找到合适的合伙人。 

例如美国很多大型生物医药企业都源自校园，甚至有教授多次参与创业。但他们并不会亲自去做企业运营，而是交由职业经理人负责。在美国这样成熟的社会环境下，找到合适的合伙人相对容易。

而中国产业发展速度快、市场体系还不够成熟，在社会上找人难以建立信任，风险很大，家人有能力有意愿介入创业的情况也较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科研成果数量并不输美国，但产业化水平却仍有差距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学生是最合适的选择：人数多，老师熟悉了解，信任关系已有基础；而且学生未来仍在相关领域发展，不会轻易破坏师生关系。

“师生共创”的模式下，老师可以作为科研成果的提供者和创业的支持者，适度持股，但不必亲自担任法人或 CEO。这不仅符合学校的制度要求，也避免了学术声誉上的风险。即便创业未能成功，外界也会理解为“老师支持学生的尝试”，而不会苛责教授本人。

知识分子：科学家创业的失败率普遍较高。除了缺乏创业经验或相关能力之外，您认为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刘德英：最大的原因其实是“有后路”。教授身份光鲜亮丽，有稳定职位和科研资源，一旦遇到创业困难，很容易选择回到学校。他们不一定会破釜沉舟去拼，缺少那一口气，成功率自然低。

学生则不同，他们年轻、有冲劲、没有太多包袱。年轻创业者花钱谨慎，投入了就全力以赴，心理状态决定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我常拿跑步打比方，就业或者搞科研像跑马拉松，可以规划好每一步，穿什么衣服、带什么吃的、配速多少，全都可以控制。 

创业则像跑山地越野，看不到前面路上的每一块石头、拐弯处的树木，哪儿下雨地滑，也无法预料。政策会变、人员会换、谈好的投资可能反悔，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所以创业对人的锻炼非常全面，也非常考验心理承受力。

知识分子：在北大现有的成果转化体系中，创新创业学院的角色和独特价值是什么？学院是如何针对学生设计和实施创业训练的？ 

 刘德英：北大的专利管理与转让主要由科技开发部负责，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双创学院则从人才培养的角度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助力。成果转化的最后一步，仍然需要有人真正去推动落地。这就是关键所在：谁来帮助老师把科研成果变成现实的产品和企业？ 

过去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老师自己去寻找合作伙伴；二是学校帮助联系外部资源。这两条路都有一定成效，但都算不上“康庄大道”。我认为可以补齐的“第三块板子”，就是学生。 

学生的优势在于熟悉科研本身，尤其是他们往往直接参与了课题。但学生的短板也很明显，年轻、缺乏市场和管理经验。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三阶赋能模式”，通过系统的培养，让学生逐步成长为既懂科研、又懂创业的 CEO 或 CTO。 

第一阶段是“认知育能”——动脑。我们通过开设务实的课程帮助学生建立创业认知。这些课程并不局限于理论，而是邀请校外的优秀创业校友、投资人、资深企业家来授课，让学生快速了解产业实际情况。

第二阶段是“创意实践”——动手。学生先以“项目”的形式开展尝试，而不是急于成立公司。因为一旦注册公司，就会涉及成本和风险。如果在项目阶段就能发现市场前景不足，可以及时止损，学生再回到学业和就业规划，不会留下后遗症。在这个阶段，学院会提供一定的经费、空间和机会，例如支持他们参加比赛、路演、论坛，甚至一对一对接资源。通过这种实践，学生能真正体会到科研成果是否有产业价值。

第三阶段是“市场对接”——动腿。学生需要走出校园，与市场和投资人直接接触。如果能够获得外部投资，就进入商业化运作；如果发现难以对接市场，也可以回到学业路径。这一阶段，学生已经具备了认知和实践经验，能更清楚地判断估值、融资和合作条款。

双创学院作为教育机构，不占股份、不图回报，我们的投入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就像做科研实验一样，学校提供平台和资源，学生学习成长。 

此外，依托北大的平台，我们请到的授课人往往都是重量级人物，很多人愿意以教育或公益的心态参与。这也是高校在开展创业教育时的独特优势：成本低，资源优质，学生收益大。 

知识分子：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创业周期往往较长、风险较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激励和支持学生投身相关创业项目？

 刘德英：周期长、烧钱多是最大的难点。例如某些生物药研发项目，即便有理论技术，也可能面临递送技术和实际应用问题，需要大量资金。如果失败了，投入可能血本无归。而AI项目相对周期短、可快速应用，风险和耗费相对较低。 

我与创业团队沟通时，会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创业路不会一帆风顺，需要面对各种困难。即便如此，只要项目在起步阶段得到支持，就有机会得到发展。

我们支持创业时，也会兼顾学生的科研发展，比如博士毕业后仍留在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这个身份允许他继续做科研工作，维系科研资源。创业培育不是把他们推下大海，而是给他们保护绳，让他们逐步迈入市场。这样，他们创业时就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以赴。

02

营造高校创业生态

知识分子：在创业者需要帮助时，您是主动去对接，还是他们主动来寻求支持？

刘德英：都有，但更多情况下，我们通过搭建平台来创造机会和营造创业生态。比如“武汉杯北京大学创新创业大赛”，去年共有132个项目报名，其中很多负责人是我完全不认识的，这说明双创学院的影响力已经破圈，不再局限于熟人圈子，而是真正覆盖到更广泛的创业群体。

在大赛中，创业者可以在舞台上展示项目，台下的投资人会主动联系他们，有些项目在这种场合拿到了第一笔投资。这种形式，比我个人单点帮忙更可持续。

当然，如果创业者主动来寻求支持，我也会根据情况提供帮助。但我们不会越俎代庖，因为一些学生的商业计划书（BP）或许涉及敏感信息，不宜随意外传。我们更倾向于通过比赛或闭门路演邀请投资人来评审和交流，让项目在合适的节奏中自然对接。 

知识分子：在市场对接过程中，学院如何帮项目拉投资、找资源？您个人是否会深度介入项目“找钱”的过程？

 刘德英：双创学院往往扮演“媒婆”的角色，无论是参加地方政府支持举办的比赛，还是与地方产业平台对接，我们的任务就是先让双方见面，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关系。地方政府通常希望投入更少的钱，项目方则希望拿到更多支持，谈判难免博弈。而北大站在中间，一方面能帮助学生梳理需求和底线，另一方面也能与地方政府沟通实际诉求。通过我们平台的润滑，对话效率往往更高。

同时，北大的“背书”也让地方政府和投资人更放心。我们不能保证项目一定成功，但能保证它们是真实的科研成果，不是虚假项目。对方敢于投资，往往就是因为这一点。

我更多的角色是营造生态、提供机会，而不是深度介入具体的商业事务。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精力有限，学院作为校内的职能部门，定位是教育和公益，不适合卷入商业化操作。第二，如果我介入过深，很容易引发公平性的问题。假如我对某个项目给予了特殊照顾，那对其他项目就不公；万一项目方或投资方中途闹掰，将学校卷进去也不合适。 

因此，我们的原则是一视同仁：搭建平台，提供机会，但商业决策必须由企业和投资人自己完成。

知识分子：在整个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学生通常在哪个阶段最困难？

 刘德英：找资源是最困难的，主要包括资金和订单。对于资金，早期没有造血能力的项目很难吸引投资人，因为风险高，投入可能打水漂。订单也很重要，因为有了订单就意味着营收和市场验证，对融资也有帮助。

我们组织的“泉州杯”AI专项大赛，将创新项目与当地传统产业对接，让AI项目为服装鞋袜等企业赋能，同时获得订单和实践机会。

当然不同产业有不同逻辑，生物产业周期长，初期可能几年完全没有营收；AI应用周期短、资金需求大，技术门槛相对低，容易快速形成解决方案并获取市场需求。 

知识分子：在与地方政府和投资机构的合作过程中，您提到自己也需要主动建立人脉和信任关系，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刘德英：坦白说，我本来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在生科院工作时，我很少参加饭局，也不主动去社交。但来到双创学院后，为了打开局面，我积极参与各类活动，开会时主动展示微信二维码，很快，我的微信好友从两千多增加到了近一万。

刚开始和地方政府或投资机构接触时，他们也会有顾虑。最初双创学院几乎没有任何基础，对方也会怀疑机构的可靠性。为了消除这种疑虑，我主动强调我们是有“北京大学”抬头公章的正式机构，并很快注册了“北大创新创业”公众号，写明校内办公地址。这些虽然是小细节，但在商业世界里非常重要，它们直接决定了别人是否愿意信任你。

03

创业是一种高级锻炼

知识分子：您早期发现有潜力的科研成果时，是怎么判断并介入的？

 刘德英：早期主要通过私人关系和新闻稿关注论文，判断应用前景。如果可能在五年内落地，就重点跟进。后来我们建立了团队，专门追踪学校的前沿科技成果，并通过平台吸引项目主动找我们，从“我去找项目”变成“项目来找我们”。

知识分子：在选择项目时，是否会有一定的筛选标准？对于科技含量有限，或产业化前景不明朗的项目，学院是否会考虑不予支持？

 刘德英：首先是一对一交流时，我会提出疑问，让项目负责人自己判断可行性。其次，学生参加比赛时有评审机制：从初赛到复赛再到决赛，邀请多位评委打分。项目能否通过各轮比赛，自然就能筛选出问题所在。

实际上通过比赛和辅导，学生能发现项目存在的不足并改进。创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成功项目都是经过反复打磨和调整才形成的。很多时候，只是某个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小调整，就能让项目完全不同。

知识分子：您觉得学生的创业天赋重要吗？

 刘德英：以往的学生创业以文科、商科为主，但很多理工科学生潜力也很大，只是缺少锻炼机会。我们提供平台和系统训练，让潜力转化为实际能力。即使创业不成功，他们在就业中也会比以前更具竞争力。创业本身是高级锻炼，让年轻人接触真实市场环境、面对挑战，成长非常全面。

我经常用一个比喻：科技成果是“新势能”，需要人为推动才能转化为动能。我们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创业者，就是把潜力转化为实际动能。自然产生创业者的数量少，科技含量也不够高，我们的培养可以显著提升数量和质量。

知识分子：中国高校的创业文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您鼓励美国退学创业的路径吗？

 刘德英：美国很多人先工作一段时间再读研究生，甚至有中途退学创业的现象。而中国大多数学生是应届毕业就继续读学位，中国政策鼓励毕业生创业，但我并不鼓励任何人退学创业。学业完成、基础稳固之后再创业是更合适的。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不能照搬美国模式。

美国的科研和创业是配合逐步发展起来的，有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和服务机构支撑。中国科研井喷式发展，但社会配套和职业经理人还不够成熟，所以我们必须设计适合自己的创新创业模式。

知识分子：您个人如何判断一个项目算不算“成功”？

 刘德英：在我看来，创业只要往前走一步，就是成功。比如说小黄车ofo，它虽然最终难以维持，甚至留下负面争议，但不可否认，它开创了共享单车这个行业，并且推动了整个社会的产业创新。从这个角度看，它的创业是成功的。 

所以，我不会用“是否上市”“是否长久盈利”这样的结果来定义，而是更看重创业过程中的阶段性突破。只要创业者认真投入，推动项目往前走，就是值得肯定的。

知识分子：在国内高校中，北大有哪些独特优势？ 

 刘德英：北大的优势是学科结构齐全，文科和理科、医科和工科都有强实力。理科达到国际顶尖水平，可以做基础性创新；工科创业可以连接高端和终端。理科创业往往周期长、风险高，但一旦突破就是大项目，例如新药研发。

所以北大的特色可以是文理互补，通过课程和平台把懂技术的理科生和懂管理的文科生聚到一起，形成创业团队，需要我们主动去搭建这种跨学科生态。其实高校之间，例如北大和清华在很多项目上也已经开始合作，形成互补，而不是竞争。团队协作和互补性是创业成功的关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