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3日，世人瞩目的东京奥运会终于揭开大幕。尽管由于新冠疫情而推迟了一年，国际奥委会的官网以及东道主颁布的会标上，本届奥运会的正式名称仍是 “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在现代奥运会的历史上则是第32届。没想到的是，推迟一年出现了一个意外结果，按照古代希腊的奥运纪年法，本届奥运会举办的时间，刚好是人类迈进第700个 “奥林匹亚周期” 的第一年。

提到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国人往往想到希腊神话中12位主神居住的地方，其实从地理上讲，这两个地方对于古代人相距甚遥，真可谓南辕北辙。

古代奥运会的竞技场奥林匹亚（Olympia，Ὀλυμπία），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属于一个叫埃里司（伊利斯）的城邦；而宙斯等一干大神嬉笑打闹勾心斗角的地方，是希腊境内的最高点、北部临近马其顿的奥林帕斯山（Olympus，Όλυμπος）。至于 “奥林匹克”，不过是国人对法文或英文形容词 Olympique、Olympic 的音译而已。

我不懂希腊文也没研究过希腊历史，因此不敢轻言这两个词根相同的地名之间毫无关系。传说中奥林帕斯山上的大神们经常举行竞技比赛，而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不但以神谕之灵验著称，由于远离纷争不断的强大城邦，就成了泛希腊地区诸城邦会盟或竞争的不二场所。再则，从1936年开始，现代奥运会的圣火就在奥林匹亚的赫拉庙遗址点燃——赫拉既是宙斯的姐姐和妻子，也是希腊神话中最有权势的女神。

古代希腊本土，连同爱琴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邦，共同的语言与神话谱系是联结它们的纽带。除了奥林匹亚，其他一些地区也有类似的定期体育盛会并供奉不同的神祇，如德尔菲附近的皮提翁竞技会供奉太阳神阿波罗，科林斯附近的地峡竞技会供奉海神波塞冬，尼密阿附近的竞技会同样供奉宙斯，雅典人的竞技会则供奉他们的保护神雅典娜。神庙附近的竞技场，自然成了各城邦秀肌肉的舞台。

在所有的泛希腊运动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正是奥林匹亚运动会。

最晚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人就把这里视为宙斯的圣地，而在此地开展的赛跑活动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1世纪。史家公认首届古代奥林匹亚赛会的时间是公元前776年，每四年举办一次，前后延续了1000多年，香火延绵至罗马帝国早期，直到信仰基督教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47—395）于公元394年明令禁止为止。

建成于公元前2世纪的奥林匹亚竞技馆遗址

根据传说，半人半神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完成了12项伟业之后，要在奥林匹亚修造了一个运动场献给父亲宙斯，他沿着直线走了200步作为跑道的长度，这段距离就被称为 “体育场”（stadion，στάδιον）。由于最早的奥运会只有赛跑这一个项目，stadion也指赛跑。后来这个词成了古希腊人衡量长度的一个标准，例如士兵每日行军要达到150个 “体育场”，亚里士多德估计地球周长大约是40万个 “体育场” 加起来的长度，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常用这个词来表示距离（王以铸中译本作 “斯塔迪昂”）。

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早期，8个 “体育场” 的长度相当于1个罗马里。不过各地体育场的长度并不统一，今日经过实测，古代奥林匹亚体育场的长度大约是192米，雅典体育场是184米，德尔菲体育场是177米。

由于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权，每四年举办一次奥运会的传统，导致古希腊人采用 “奥林匹亚德”（Olympiade，Ὀλυμπιάς）纪年法。这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不同的是同时代的中国有周天子，每个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纪年系统，例如首届奥运会举办的公元前776年，就是周幽王在位的第六年，而孔夫子垂青的鲁国则是孝公三十一年。

首届奥运会的时间确定之后，希腊人就找到了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尺，其作用如同后来以基督诞生作为公历纪年起点一样。许多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都采用 “奥林匹亚德” 纪年法来标识历史事件，制成于公元前2世纪的安提凯希拉机械（Antikythera Mechanism）装置上，也有显示 “奥林匹亚德”纪年的功能。今日大多数国际科学组织每四年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流风余韵。

从公元前776年算起，到2024年正好是2800年，也就是700个 “奥林匹亚德”，这就是本文开头讲今年是第700个 “奥林匹亚周期” 第一年的原因。

许多希腊古代名人留下了有关奥运会的文字。最有名的是抒情诗人品达（Pindar，约前518—前438），他的作品保存下来的包括四首竞技者颂歌，就是为奥林匹亚竞技会和其他三个泛希腊运动会（皮提翁、尼密阿、地峡）的胜利者谱写的。

智者学派的领袖希庇亚斯（Hippias of Elis，前5世纪）编集过一份历届奥运会获胜者的名单，起始时间为公元前776年的说法就来源于此。军事家和历史作家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前354）、历史学家埃福罗斯（Ephoros，约前400—前330）、提麦欧司（Timaeus of Tauromenium，约前350—约前260）、数学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约前276—约前195）、地理学家斯波拉特（Strabo，前64—约公元23年）、罗马地理学家保萨尼亚斯（Pausanias，约 110—约 180），以及下面要提到的一些希腊、罗马的著名史家，也都有珍贵的记录传世。

1897年，英国考古学家在原属托勒密王朝的上埃及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发掘出许多莎草纸古代文献，其中一卷抄写于3世纪的纸草保存了古代奥运会的重要信息，其正面包括一份记有第75-78（前480—前468）和第81-83（前456—前448）共七届古代奥运会优胜者的名单，共涉及10多个项目：短跑、长跑、野外跑、摔跤、拳击、搏击、戎装跑、四驾战车、赛马，以及五项全能。内中还提到品达歌颂体育竞技的《皮提翁胜利曲》，背面则是账单。

古代奥运会的竞技项目，大多为现代奥运会所保留；个别项目则被改头换面，如四驾战车可以说是现代方程式赛车的先驱，戎装跑可以在现代军事训练中找到踪影。

早期的奥运竞技只有短跑一个项目，世界上第一位奥运冠军是来自埃里司的面包师科诺布斯（Koroibos of Elis）。公元前724年的第14届奥运会增加了中短距离跑，距离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00米。四年后的第15届奥运会又增加了长距离跑，距离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800米。五项全能是从公元前708年的第18届奥运会开始的，除了传统的赛跑之外，还有跳远、投掷、标枪和摔跤，当年的桂冠由来自斯巴达的士兵拉慕皮斯（Lampis of Sparta）摘得。后来又陆续增加了拳击、搏击、四马战车、赛马、戎装跑等，越来越向军事化方向发展。

绘有五项全能运动图像的双耳瓶(约前6世纪末），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从左至右为：跳远、标枪、投掷、标枪（也可能是裁判员）

当时的跳远没有助跑，竞技者手持一对类似哑铃的重物，起跳时选手摆动双臂增大力矩，落地前再将重物向后抛出以获得反冲力，这当然是需要一定技巧的。至于比赛场地，则是在地上挖松泥土或以沙填坑，在坑前放置一块木板作为起跳板。下图可见两位运动员的双手都握住哑铃（非同一状态，中间飞行中，左边正在准备活动或已落地），右边的人是手持量杆的裁判。我个人觉得，可以向国际奥委会建议复活这一运动项目；从事运动力学的专家们也可以对其作用机理做些分析，例如选手体重与力量的平衡、制定助跳哑铃的统一标准等。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前425）被西方人称为 “史学之父”，他撰写的《历史》开创了历史写作中的叙述体体裁，不仅为后人了解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前499—前449）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根据记载，他曾在赛会期间前往奥林匹亚，在宙斯神庙的后殿朗诵自己的文稿，一方面从事实地考察，一方面为自己正在从事的著作打广告，这样整个希腊地区的人都知道了他的大名。

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数十次提到奥林匹亚祭典和运动会。首卷开篇不久，他介绍希波战争爆发前泛希腊地区的情况时，提到一个叫希波克拉铁斯的人，有一次到奥林匹亚去看比赛并做了献祭，他没有听从神谕而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成为雅典僭主并统一阿提卡半岛的佩西斯特拉托斯（Pisistratus，？—前528）。（《历》I.26，表示本文所用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第1卷第26页，以下类同）希罗多德还提到佩西斯特拉托斯时代之前的一位奥林匹亚赛会获胜者，一个名叫库隆的雅典人，自视甚高并企图纠集团伙称为僭主，最后兵败被杀。（《历》V.375-376）

第二卷讲到一个埃里司使者觐见埃及统治者普萨米司（Psammis）的有趣故事，本质是希腊人借助奥林匹亚运动会输出他们的价值观，而埃及人的回应体现了异质文明接触时的疑惑与戒心，我把它完整地抄录如下：

埃及人的怀疑不无道理，因为歧视链的确存在并在奥运会中表现出来，在古希腊，一个强大城邦的人往往将其他人称为缺乏教养的异邦人，而波斯、埃及等 “远夷” 更是 “非我族类” 了，这一点与春秋时代中原大国压制秦、楚而视四境为戎狄蛮夷一样。

第五卷提到一个来自马其顿的选手亚历山大（不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参加奥运会并在短跑中获得并列第一的好成绩，但是 “和他赛跑的那些希腊人却不许他参加比赛，他们说比赛是希腊人之间的比赛，外国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是亚历山大却证明自己是一个阿尔戈斯人，因此他被判定为一个希腊人。”（《历》V.353）无论埃里司人还是阿尔戈斯人，都绝对想不到，再过100多年，真正的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将成为整个泛希腊世界的主宰。

被认定为 “希腊人” 的优胜者的待遇就不同了，希罗多德提到一个叫披利波斯（Philippus）的人，说他“是奥林匹亚赛会的一个胜利者，是当时最出色的希腊人。由于他的美貌，他从埃盖司塔人那里接受了他们从来没有给过其他任何人的荣誉。他们在他的坟墓的近旁建立了一座神殿并且向他奉献牺牲来奉祀他。”（《历》V.364）

在古代希腊人的地域歧视链中，雅典在大多数时间里位于顶端。希罗多德书中用崇敬的语气赞美一个叫卡里亚斯（Callias）的雅典人，因为他为解放祖国（雅典）立下大功，此外还曾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他在这一比赛中取得了赛马的胜利，在四马战车的比赛中取得第二名，而在这以前又得过佩提亚比赛会上的胜利。”（《历》VI.453）

上文提到的佩提亚（Pythia），是德尔菲神庙里负责传达阿波罗神谕的女祭司，“佩提亚比赛会” 就是德尔菲的皮提翁竞技会。希罗多德书中也多次提到这个赛会。他介绍重要的雅典政治家米尔提亚戴斯（Miltiades，约前550—前489）出场时，说他 “出自一个拥有驷车的家庭”，他曾听从外邦人的建议到德尔斐神庙去请示神托，“佩提亚也要他同意这样的做法，于是在这之前曾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取得驷车比赛的胜利的、库普塞洛斯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便把所有愿意和他一同起事的雅典人集合起来，和多隆科伊人一同乘船出发去取得了他们的国土；而那些把他带回本国的人们便推他为僭主。”（《历》VI.415-416）

关于佩提亚传达的神谕与奥运会的关系，希罗多德还提到了一个名为提撒美诺斯（Tisamenus of Elis）的人物：这个在斯巴达军队里担任卜师的埃里司人，曾经为了子嗣的事情向德尔菲神庙请示阿波罗的神谕，希罗多德写道：“佩提亚向他预言，说他将要在五次重大的角逐中取得胜利。他误解了神托的含义，而开始进行体育锻炼，打算在这样的运动比赛中取得胜利。他自己进行了五项[全能]运动的练习，不过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和安多罗斯人谢洛尼莫斯比赛时，却由于角力这一项失败而没有取得奥林匹亚的胜利荣冠。可是拉凯戴孟（斯巴达的古称）人却看出，给予提撒美诺斯的神托，并不是意味着运动比赛，而是意味着战争方面的角逐。”（《历》IX.638）

米尔提亚戴斯的同母异父兄弟奇蒙（Cimon）亡命天涯时，“很幸运地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获得了四马战车的胜利......在下一次奥林匹亚比赛会上，他以同样的牡马再度获胜，但是他却把优胜者的光荣让给了[政敌]佩西斯特拉托斯；而由于让出了他的这次胜利，他便在和解的协定下返回了故国。他以同样的牡马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又取得了第三次的胜利。” 奇蒙被害后，那些曾为他赢得荣誉的牡马就被埋葬在他的墓旁。（《历》VI.445）

驷车就是四匹马拉的战车，拥有驷车不但是家族显赫的标志，四驾战车比赛也是古代奥运会的重头戏。希罗多德书中多次提到这项运动及其声名昭著的优胜者，例如斯巴达王戴马拉托斯（Demaratus），“由于自己的许多成就和本身的智慧而博得了赫赫声名，特别是由于他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取得驷车比赛的奖赏，从而给自己的城邦取得了胜利的荣誉。”（《历》VI.430）

希巨昂的僭主克莱司铁涅斯（Cleisthenes of Sicyon），“在当前举行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上，他取得了四马战车比赛的优胜的时候”，便得意洋洋地为女儿招婿，希望为她物色到一个全希腊最优秀的如意郎君，“为了选婿的目的，就为他们建造了赛跑场和角力场以便进行比赛。”（《历》VI.455） 

希罗多德还提到一个叫披迪披戴斯（Pheidippides，今译菲迪皮得斯）的雅典士兵，称 “这个人还是一位长跑的能手并且是以此为职业的”；在马拉松战役爆发前，他被派到斯巴达人那里去报信，途中遇到牧神潘恩（Pan）给予指点，后来雅典人 “就在卫城之下修建了一座潘恩神的神殿，而且由于神的那番话，他们每年还向他奉献牺牲并举行火炬赛跑以求神的嘉惠。”（《历》VI.445-446）

希罗多德书中关于菲迪皮得斯的文字到此为止。第一个将他描绘成报捷英雄的，是公元2世纪生活在叙利亚的诗人琉善（Lucian of Samosata，约125—180），他写道：菲迪皮得斯一口气从马拉松跑到雅典，向人们喊出 “欢庆吧，我们胜利了”，精疲力竭的他随后气绝身亡。下图是法国画家梅尔森（Luc-Olivier Merson，1846—1920）根据这一传说创作的油画。

现代奥运会的马拉松长跑项目就是依据这个虚构的故事设立的，全程42.195公里，据说是古代雅典与马拉松之间道路的长度。之所以带零头有两种说法：一说由于不同的长度单位换算而至；另一说不太靠谱但更有趣，说是某次在英国举行的马拉松比赛，优胜者到达终点后又跑了一段距离向女王致敬。

今日马拉松至雅典公路边的菲迪皮得斯雕像

第八卷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几个从阿卡狄亚（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山区）的希腊人被带到波斯国王面前，被问到希腊人现在在做什么时，他们回答说正在举行奥林匹亚祭，还有运动比赛和赛马。波斯官员又问比赛的奖品是什么，阿卡狄亚人说是橄榄枝编成的头冠，于是这位官员惊呼道：“哎呀，玛尔多纽斯啊，你率领我们前来对之作战的是怎样的一些人啊，他们相互竞争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金钱啊。” 玛尔多纽斯（Mardonius，？—前479）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I，约前550—前486）的女婿，后又追随薛西斯一世（Xerxes I，约前 518—前465）入侵希腊。希罗多德在叙述那位波斯官员的话时，认为他“说出了极其崇高的一些话。” （《历》VIII.571）

以上这个故事也说明，古代希腊的运动会是与对神的献祭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对此希罗多德在书中多次提到，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值得注意的是，奥运会与献祭期间，城邦之间的战争要停止；而在那些非奥运年里，某些不愿参加对波斯人的联合行动的城邦也失去了借口。（《历》VIII.588）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约前 400）是希罗多德之后又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述了分别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前431年—前404）。

尽管深受希罗多德的影响，修昔底德更重视史料的真实性，并尝试揭露历史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对有关奇迹、灾异、神谕和占卜方面的传说也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更可贵的是，作为一个雅典军人，他对交战的对方并不是一位抹黑，对双方的功败是非都有相当公允的评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同样保存了很多古代竞技与奥运会的史料。

该书首卷开篇，就谈到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生活风俗，他写道：“雅典人是最早放弃这种随身携带武器的习俗而采取比较安逸和奢侈的生活的”；“斯巴达人是最早依照我们近代的风尚，穿着简单服装的，富裕的人也尽可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们也最早实行裸体运动，公开地脱掉衣服，运动后，用橄榄油遍擦身体。在古代，就是在奥林匹亚赛会时，运动员常用腰带遮盖他们的腰部；在不久以前，这种习惯还是保存的。”（《伯》I.1.7，表示本文所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第1卷第1章第7页，以下类同）

下图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描绘古代斯巴达少年接受艰苦体能训练的名作：画面中的男孩子全部裸体，女孩子只在腰间围着一块布，远方则可以看见青少年们的导师与母亲们。

战争爆发前，双方积怨日益增加，斯巴达方面为了找到一个开战的借口，向雅典派出了一个使团，要求他们驱逐某些被女神诅咒的人，其实那已经是200多年前的旧事了。公元前630年，“一个名叫库伦的雅典人，他是奥林匹亚赛会的一个胜利者，出身于贵族家庭，他本人是有很大势力的。”

据说库伦在德尔菲神庙得到神谕，要他在 “宙斯的大节日” 夺取雅典卫城，他果然纠集了一群党羽造反，但是最终兵败被杀，其党羽也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有些漏网者的后裔现在还住在雅典，他们就是 “被女神诅咒的人”。据说雅典人的领袖伯里克利（Pericles，约前495—429）的母系就与这个诅咒有关，这当然是雅典人无法接受的，他们也向斯巴达人提出了类似的驱逐某些被神诅咒的人的要求。自然谈不拢，那就开打，这就是古代希腊人的 “先礼后兵”。（《伯》I.10.97-98）

密提林（Mytilene）是爱琴海东岸的一个海岛城邦，曾多次起兵反抗雅典，修昔底德记载了一位密提林使者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上的发言。书中写道：“斯巴达人告诉那些密提林用第一条战船派去的大使们到奥林匹亚去，使其他同盟者也能够听到并且讨论他们所要说的话，因此他们就到奥林匹亚去了。祭祀完毕之后召集了一个同盟会议；在会议中，他们发言如下……”（《伯》III.1.212）

中译本在这段话的中间插了一个脚注，显然征引了许多前代研究者的评注，因为涉及奥运赛事及 “奥林匹亚德” 编年，我把全文抄录在下面：

这是罗德斯的多里阿斯第二次获得冠军的那个奥林匹亚节纪。带阿格拉斯的儿子多里阿斯在奥林匹亚赛会中连续地获得了三次冠军[波桑尼阿斯，VI.vii.1]，还在许多其他竞技中获得冠军[波桑尼阿斯，VI.vii.4]。在狄西里亚战争中，他在斯巴达军队中作战，为雅典人所俘虏，但是因为他是个著名的运动家，所以没有交纳赎金而被释放了[色诺芬《希腊史》I.v.19，波桑尼阿斯，VI.vii.4，5]。

根据后人整理的一份比较完整的历届奥运会获胜者的名单，的确发现一个曾经三次蝉联五项全能冠军的人，正是来自罗德岛的多里阿斯（Dorieus of Rhodes），他在第87、88、89届奥运会上都赢得冠军，由此推断上引注文 “第二次获得冠军的那个奥林匹亚节纪”，指的是公元前428年或之后三年中的某一年。这是 “奥林匹亚德” 纪年法的一个具体例子。这里不妨插一句闲话：无论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著作中都很少记载连贯的具体年份，这一点中国古代的史官们显然要高出一筹，遑论孔夫子的 “不语怪力乱神” 和太史公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了。

回到正题，到了战争的第十二年（公元前420年），雅典与处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几个与斯巴达有矛盾的城邦会盟，双方订立了一个百年条约，修昔底德将其条款全部抄录在书中。条约共11款，其中第9款是：“雅典人应于奥林匹亚赛会开幕三十天前往伊利斯[即埃里司]、门丁尼亚和亚哥斯重新宣誓一次；亚哥斯人、伊利斯人、门丁尼亚人应于大泛雅典娜节日前十天往雅典宣誓一次。” 紧接着的第10款规定各方应在卫城或神庙立石柱镌刻条约。（《伯》V.4.438）值得指出的是，刻有此条约文本片段的一段残碑，1877年在雅典卫城南面的山坡被发现。

这一年的夏天，适逢第90届奥林匹亚赛会召开，伊利斯人与斯巴达人在会前与赛会中都发生了冲突，修昔底德详细记述了事情经过。起因是斯巴达人罔顾赛会期间休战的传统，派遣重装步兵入侵伊利斯并攻占了它的一个要塞。作为反制，伊利斯人“按照奥林匹亚的法律处罚了斯巴达人”，“不许斯巴达人进入神庙，所以他们没有参加祭祀[宙斯]的典礼，也没有参加竞赛。”斯巴达人既不退兵，也不按照一个妥协的方案交纳罚款，于是只得自己在家里设祭。

整个赛会期间，伊利斯人和来自希腊各地的代表都提心吊胆的，“他们恐怕斯巴达人用武力强迫参加祭祀，所以他们派武装的青年实行戒备，以防止非常事变。协助他们的有一千名亚哥斯人，一千名门丁尼亚人，也有一些在哈宾那等待着参加赛会的雅典骑兵。” 不过赛场上还是发生了意外，某个人的战车在竞赛中获得第一，车主径自走进赛场将胜利之冠戴在驭手头上，可是裁判发现他是个斯巴达人而宣布取消其冠军资格，为此双方发生了冲突。“这个事件发生后，大家更加恐慌，总以为事故会发生了，但是斯巴达人没有什么动作，节日很平安地过去了。”（《伯》V.4.440-441）

奥运会优胜者不仅获得荣誉，也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前引多里阿斯在免交赎金的情况下被雅典人释放就是一个例子。修昔底德还提到塞翁尼（Scione）人欢迎斯巴达司令官伯拉西达（Brasidas，？—前422）时的盛况，“他们公开地把金冠加在他的头上，称他为希腊的解放者，私人也常跑到他的面前来，把花圈加在他的身上，好像他是一个著名的运动家一样。”（《伯》IV.9.386）

借助奥运提高身价的典型例子，出自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人亚西比得（Alcibiades，约前450—前404），他出身名门，高颜值，善雄辩，又富有军事才能，缺点是耽于美色与虚荣，政治上见风使舵，曾在雅典、斯巴达和波斯这三个彼此敌对的营垒间周旋，是个类似《三国演义》中的吕布一样的枭雄。

公元前415年，亚西比得为了获得率军远征西西里的权利，与敌手展开了一场公开辩论，他在演说中不忘提及自己对奥运会的贡献：“因为我作为雅典的代表，在奥林匹亚赛会中，表现得豪华富丽，他们才开始把我们城邦的伟大，估计得超乎实际情况之上。当时我以七辆双轮马车参加竞赛（过去从来没有过私人用这样多的马车来参加竞赛的）取得了第一名、第二名和第四名。”（《伯》VI.2.487）据说亚西比得还是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下图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文森特（François Vincent，1746—1816）的作品。

罗马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us，约46—125）也专门为亚西比得立传，他的《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把亚西比得作为 “离邦去国者” 的代表。书中引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前480—约前406）的诗句，赞美这位古希腊的 “高富帅”—— “其人如玉树临风，年华则秋茂春荣”。又提到他童年参加角力比赛用嘴咬人的事，以表明他自幼就有“豪气万丈的野心和优越过人的自负”。书中也提到了亚西比得参加奥林匹亚赛会并为雅典赢得荣誉的事，基本照搬修昔底德。（《希》VI.1.194-195）

忒修斯（Theseus）是另一个传说中的半人半神角色，普鲁塔克则将他作为雅典的 “创基开国者”，列为开篇第一章，其中多次提到他在角力（搏击）中制服或杀死敌手。特别还把他与传说中赫拉克勒斯开创奥林匹亚赛会的事迹相提并论，称“他创设竞技比赛用来与赫拉克勒斯一较高下；希腊人的抱负是要与英雄人物订下比武的约会，为了推崇朱庇特[罗马人的主神，相当于希腊人的宙斯]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同样出于他的规定，他们对地峡的科林斯人尊敬海神特别加以褒扬。”（《希》I.1.13-14,30）

普鲁塔克还为斯巴达立法者莱库古（Lycurgus，约前700—前630）立传，内中称他 “命令未婚女子用角力、赛跑、掷铁饼，投标枪来锻炼身体，使得将来孕育的子女在健康强壮的母体里面，获得坚实的基根和更佳的发育，此外她们在增强元气以后，易于承受分娩的痛苦。他的着眼在于消除妇女过度的娇柔脆弱，不必害怕暴露于大自然之中，避免一切人为的女性气质；莱库古命令少女要像少男一样裸体参加游行行列，在庄严的祭典节日也要用这种方式跳舞和唱歌，这时青年男子站在四周欣赏。”（《希》II.1.113）据说德加的《斯巴达少年的训练》就是受到这段文字启发而创作的。

希腊作家阿里安（Flavius Arrianus，约96—180）的《亚历山大远征记》，至少有两处提到奥运会。第一处是亚历山大大帝出征亚洲之前，“这些事情都安排就绪之后，亚历山大就回到马其顿。举行了起初由阿克雷亚斯创始的传统的祭典，祭祀奥林匹斯山主神宙斯，并在埃盖举行了奥林匹亚运动会。”（《亚》I.28）

另一处是在亚历山大的挚友赫菲斯提昂（Hephaestion，约前356—前324）去世前后：先是在埃克巴塔那[今伊朗哈马丹]，“亚历山大也像往常在一件事情成功之后祭神那样，进行了祭祀，又举行了体育和文艺竞赛，还跟他的伙友们痛饮。在这期间，赫菲斯提昂病了，据说当他病到第七天时，正赶上那天特别热闹，运动场上满都是人，因为那天正好是男孩子进行体育竞赛。” 赫菲斯提昂死后，亚历山大极为悲痛，仿照荷马史诗中阿基琉斯（Achilles）悼念亡友帕特罗克洛斯（Patroklos）的方式，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和盛大的体育和文艺比赛。（《亚》VII.271-274）

罗马作家琉善于公元165年亲自前往奥林匹亚，考察竞技场和宙斯神庙。罗马帝国的前面几位皇帝都对希腊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正如《伟大属于罗马》一书的作者所称：“罗马人从来没有否认他们受希腊精神上的恩惠。相应地，他们带着某种程度的崇敬对待希腊。”

就是由于迫害基督徒与犹太人而臭名昭著的尼禄（Nero Claudius，37—68），对希腊文明也颇为向往。他会说希腊语，身边有许多希腊谋士，还在罗马设立了一所希腊风格的学校。近代的考古发掘显示，尼禄曾经访问过希腊，对奥林匹亚、科林斯、德尔菲等地的古代竞技场十分崇敬，还在奥林匹亚捐赠了一个类似运动员俱乐部的会所。

比尼禄稍迟一些的帝国执政官塔西佗（Tacitus，约55－约117）对尼禄十分厌恶，在自己撰写的《编年史》中还是透漏了一些信息，说“尼禄很久以来就有一个愿望，这就是驾着四匹马的马车参加比赛”；“这一年里，尼禄奉献了一座大竞技场，而且仿效希腊人的慷慨之风，把油[竞技比赛前涂抹身体用]免费供应给元老和骑士。”（《编》XIV.464,491）

法国男爵顾拜旦（Baron de Coubertin，1863—1937）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倡议者。

1912年夏天，第5届现代奥运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时，欧洲上空已战云密布，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身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顾拜旦为了消弭分歧，在执委会上提出：应该仿效古代奥运会神圣休战的精神，停止纷争；并成功地说服其他执委和竞争者，选举与法国矛盾最深的德国为第6届奥运会的主办国。

遗憾的是，萨拉热窝的枪声击碎了男爵的美好愿望，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原计划的1916年柏林奥运会告吹。此后，又有已通过决议的1940年东京第12届奥运会、1944年伦敦第13届奥运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迫取消。现在在日本举行的是第32届现代（夏季）奥运会，实际上真正举办过的只有29届。

纵观古代奥林匹亚竞技的历史，如同倾听一首战争与和平的变奏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古希腊人早就用行动演绎了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兹（Gottfried von Clausewitz，1780—1831）的名言。熟悉希腊历史的顾拜旦爵爷当然知道希腊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外族之间的恩恩怨怨，所谓 “神圣停战” 就是一个 “化腐朽为神奇” 的美好愿望。

尽管如此，今日聚集在五环旗下的人们，应该谨守 “和平、友谊、进步” 的宗旨，让战火、歧视、宗教和意识形态纷争远离人类。21世纪的人类，能让老爵爷的美好理想真正成为现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