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大瘟疫，米歇尔·斯威特斯/绘（约于1652-1654）| 图源：wikipedia

导  读

在大瘟疫中，对大众的情绪抚慰使其免于恐惧以及尽可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是走出疫情的必要前提。只有始终尊重科学、尊重人和自然，人类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成为病毒的牺牲品。

撰文 | 潘孝本

责编 | 钱炜

在地球的大约46亿年历史中，病毒出现在30多亿年前生命活动的早期。相对于人类在地球上的区区几百万年历史，病毒无疑是地球上的 “原住民”。在漫长的物种进化进程中，病毒通过细胞内的寄生和基因整合，深刻地影响了物种的进化史。对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发现，高达约10%的基因来源于逆转录病毒基因，显示病毒早已和人类共生共存。

虽然大部分病毒感染对人体所造成的影响很小，但也有部分可能会给机体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甚至导致死亡。人类历史上一些病毒传染病，包括天花、流感等的大流行不仅曾影响人类的生存，也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近百年来，随着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研发，我们逐渐有了各种对抗病毒的手段，甚至消灭了某些病毒。

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交通全球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地的扩张，新发病毒性传染病仍频发。这不仅对全球健康造成威胁，对国际政治和经济亦产生了显著冲击。如何汲取历史经验，充分应用现代医药手段，以完善应对病毒之道，仍值得深思。

历史上的病毒大流行 

1   雅典瘟疫

公元前430年，古希腊地区的雅典与斯巴达为了争夺城邦霸主的地位发动了一场战争。雅典首领伯利克里根据形势制定了陆上坚守城邦，海上主动出击的战略。这个战略在战争初期收到了效果，进攻的斯巴达人在城外逐渐耗尽补给，雅典看起来胜利在望。但由于要避开战祸，大量郊外农民赶着牲畜涌进了雅典城，人口超出了城市容纳能力。搭建的棚屋人畜混居，生活环境杂乱不堪，这些使得雅典成为了传染病的温床。

随着雅典的舰队的海上出击，一场据传是从埃塞俄比亚开始流行的瘟疫通过港口传播到了雅典城。瘟疫迅速在雅典城蔓延开来，推测的死亡人数高达近半的当时雅典人口，包括当时的雅典君主伯利克里。

瘟疫传播了三年才渐渐平息。此后雅典的战事优势渐失，激进派的 “民众领袖” 开始崛起，而温和民主派渐渐退出政治舞台。这对雅典的战事和内政外交都带来了负面影响，最终使得斯巴达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胜利，建立了它在希腊的霸权，结束了雅典民主制。但斯巴达人并没有协调各城邦的能力，此后各个城邦互相征伐，陷入了更加混乱的状态。北方的马其顿乘虚而入，很快征服了希腊地区。

这场瘟疫不仅影响了雅典的国运，也改变了当时处于世界政治经济巅峰的古希腊文明的历史走向。古希腊的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疫情及症状作了较详尽和客观的记录，使得后世可以较详细了解这场瘟疫。但由于历史久远，瘟疫的病原体已难以确认，目前推测的病原体有30种之多，包括了天花、鼠疫、斑疹伤寒、甚至埃博拉或可能已经灭绝的病原体。

2   安东尼瘟疫

安东尼瘟疫发生于公元2世纪中后期。当时罗马帝国与安息帝国矛盾由来已久，罗马多次派遣大军征战安息，而此时瘟疫已经在安息帝国的境内逐渐蔓延开来。公元165年，作战的士兵回到罗马，带来的瘟疫开始扩散，席卷了罗马帝国，此后足足肆虐了7年才趋于消停。

据史料，当时罗马每天约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00万，包括两位罗马皇帝。公元191年，疾病再度大规模爆发。罗马人口也遭遇二次重大损失，许多村庄从此彻底消散。前后两次瘟疫的总死亡率在10%-20%之间，大约有750-1500万人陆续死亡，使得罗马本土失去了约1/3的人口。作为古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医生，盖伦经历这次劫难并留下了丰富的诊治记录。后人根据其记录，认为安东尼瘟疫最有可能是天花所引起。

安东尼瘟疫直接导致罗马帝国 “黄金时代” 的终结。当时罗马是个多神教信仰的国家，民众们寄希望宗教祭司可以沟通神明，祈求神灵去拯救他们的臣民，但这显然无济于事。当民众在普遍感受到神的无力和信仰崩溃的情况下，社会急需一种力量去帮助民众度过瘟疫肆虐的艰难期。而此时的基督教刚刚兴起，早期的基督教曾经认为，是罗马人残忍的将救世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迫害基督教徒，从而惹怒了上帝。罗马人的错误和虚伪的信仰遭到了瘟疫的报应。但基督徒此时愿意放下仇怨，把救赎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展现人性关怀，基督教的教士们使苦难之中的罗马市民找到了精神慰藉。安东尼瘟疫之后，基督教的社会基础迅速扩大了，加速了基督教传播。

3   西班牙大流感

西班牙流感暴发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波流感记录发生1918年3月份的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随着参战各国军队的集中和大范围快速调动，流感广泛传播。欧洲的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都相继发生病情。

但因为当时正处战争期间，英法美德和所有欧洲参战国，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不能公开报道疫情。只有中立国西班牙的媒体可以不受限制，每天报道自家的流感情况，使得 “西班牙流感” 成为广为接受的名称。西班牙流感的总死亡率约为2.5-5%，其间的第二波传播毒力突然加强，死亡率达约10%。第一次世界大战在4年内共造成1000余万人死亡，而西班牙大流感在暴发的几个月内，就造成至少2500万人丧生。而疫情导致全球死亡总人数超过5000万。当时低下的医疗卫生水平和战争状况是其死亡率高的重要原因。

西班牙大流感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在青壮年死亡率较高，这使得参战各方的战斗力都因流感受到重创。英国、法国每周都有数千人死于大流感，美国海军的所有伤亡基本全部由于流感造成。德军在战初接连取得大捷，但随着德军将英法俘虏带回军营后，这一切便发生了逆转。流感在德军内部暴发，军队中约30%的军人因流感失去战斗能力。但为了战争的进行，政府极力否认或淡化患病率和死亡率，禁止发表或公开讨论传染病的统计数据。德国最终有40余万人死于流感，士兵们纷纷拒绝战斗，甚至发动起义，德国国内的革命运动直接使德国政府崩溃。德国被迫向协约国投降，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可以看出，在这些历史的大流行病中，战争往往为疾病大范围传播提供了温床，而疫情所致人员死亡反过来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历史的经验也显示：一个城邦常常不是直接被病毒所造成的死亡毁灭，疫情所带来的恐惧同时会造成政府的管理失常、社会秩序混乱及民众人心浮动。这些极大地放大了疫情的破坏力，并往往是一个城邦崩溃的关键。在大瘟疫中，对大众的情绪抚慰使其免于恐惧以及尽可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是走出疫情的必要前提。

管控、疫苗和药物基于瘟疫有传染性的认识，因此在古代便认识到对传染源的隔离与管控很重要。早在中国秦朝时期，就有专门用来隔离病患的处所了，被称之为 “疠所”。在中世纪的欧洲，麻风病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疾病，患者会被转移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与古代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不同，现代经济基于专业细分和生产链，这使得传统的管控方式对社会经济会产生很大冲击。而经济全球化和交通全球化使得疫情传播更加迅速，也令采取传统的管控手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现代技术包括采用大数据追踪丰富了管控的技术手段。但从历史经验而言，尽管严格管控有助于压低感染率并可能使有些病毒看起来暂时 “消失” 了，但没有证据显示管控能彻底消灭病毒，特别是人畜共患的传染病。在非洲，烈性的埃博拉病毒每隔若干年便肆虐一番，其中重要因素的是非洲果蝠是埃博拉病毒在自然界中的储存宿主。

但近百年来，现代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使得消灭某种病毒已逐渐成为可能。归功于天花疫苗的使用，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天花病毒在地球上绝迹，人类终于终结了这种烈性传染病，这是也是人类第一次消灭了天花病毒。目前，天花病毒标本保存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另一个是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国家病毒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导致的瘫痪曾是无数家庭的噩梦。1955年，脊灰疫苗发明应用，1979年，美国宣布根除脊灰。2000年，在中国推广脊灰疫苗糖丸35年之后，WHO正式宣布中国实现无脊灰目标。1988年，WHO牵头推广脊灰疫苗，发起根除脊灰的努力。WHO预计在2026年实现消灭脊灰。但从全球来看，由于战争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不断滋生，脊灰依旧处于根除的边缘。
2016年，WHO提出了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标。尽管这目标的实现很有挑战，但从技术角度已具备可能性——目前，乙肝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乙肝传播，而我们也已发展出可以治愈丙肝的药物。

尽管疫苗的成效显著，但一个成功疫苗的研发并非是一件易事。病毒可通过免疫逃逸来不断突破建立的免疫应答，新冠病毒的突破性感染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对于老牌的流感病毒，每年仍需不断根据病毒的变异情况来调整疫苗的抗原成份，以增强抗体的保护能力。而丙型肝炎和艾滋病病毒，尽管付出多年的努力和数以亿计的研发投入资金，仍尚无有效的疫苗投入临床应用。

但药物提供了对抗病毒的另一条有效途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还是一种一旦患上就几乎等同于被宣判了死刑的存在。随着30多年抗病毒药物的研发，如今治疗HIV的抗病毒药物已达到60多种，艾滋病已经从一个无药可医变成了有丰富药物可选择的疾病。虽然目前还不能将HIV从人体内完全清除，但在正规治疗下，患者的寿命已基本可达正常人的预期水平。另一个抗病毒成功的例子是丙型肝炎。自1989年确认丙型肝炎病毒后，如何治疗丙型肝炎经过了一个漫长曲折的探索过程。2011年后，口服直接抗病毒药物的上市使得丙肝治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类药物以高应答治愈率、全基因型覆盖率、治疗疗程短、适用人群广及不良反应少等优点迅速被广大医生和患者接受。丙肝可能将是第一个被药物治愈根除的传染病。

潜在大流行的提前应对

需要指出的是，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从研发到临床应用需要很长的周期。新药研发需要约10年的时间与10亿美元的费用，是业内普遍的共识。这也使得其在应对新发传染病时常常滞后于现实的迫切需求。在这次新冠疫情中，美国辉瑞制药公司率先推出了小分子抗病毒药物，这得益于其在2002年SARS暴发后所启动的小分子药物研究。随着SARS消失，相应的研究药物被搁置到了药架上，“我们总不能去研究不存在的疾病的药物”。但在新冠暴发后，研究工作重启极大缩短了抗病毒药物的研发周期。

这提示我们应对大流行需要未雨绸缪。早在2015年，WHO便举办过一次国际磋商会，商定了一份迫切需要进一步疫苗及药物研发的疾病名单，并在2017年进行第二次磋商和更新，主要针对没有或没有充分的预防和治疗办法，但有可能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重新发疾病。

2018年2月，WHO在进一步审查后颁布了一研发蓝图，列出了需要重点和优先关注的病毒感染性疾病清单：其中包括埃博拉、享尼帕、寨卡病毒等病毒，冠状病毒的SARS和MERS也在其列。尽管新冠病毒的出现及此后演变有些出乎意料，但随着气候变化，交通全球化及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张，病原体的溢出与新发传染病出现将更加频繁，预判并进行未雨绸缪的研发十分迫切。但由于新发传染病流行的不确定性，大部分商业公司进行提前布局研究的驱动力并不足，这使得公共财政和公益基金的投入成为研发的重要力量。比如，2016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就携手北京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共同创建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其中一个重要的使命，是为下一场可能的全球性大流性病提前做好准备。

只有始终尊重科学、尊重人和自然，人类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成为病毒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