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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天祁

责编|小蓟 

 

今天是巴斯德诞辰200周年。

路易斯·巴斯德是国际知名度最高的法国科学家,长期以来被誉为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之父之一。他是微生物学说的奠基人,他让医学界人士认识到了医院作为微生物传播放大器的危险,他建立了传染病的细菌理论,推广手术无菌技术,开启了疫苗研究,创造了狂犬病和炭疽疫苗,拯救了无数的生命。

对于巴斯德的成就和性格,已经有很多介绍。本次《知识分子》的文章旨在讲述巴斯德晚年在研究上的冒险精神,他的实事求是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并且展示了巴斯德在科学家身份背后,被忽视的商业、艺术和媒体公关能力。

 

1、科学赌徒

1885年7月16日前夜,巴斯德整晚没睡好。因为第二天,他要为一位9岁的孩童接种最后一针狂犬疫苗。

此时的巴斯德投入到狂犬疫苗研究已经有几年时间。他在动物身上做了一系列实验,但关键的人体实验始终没有机会实现。

这年3月,苦于找不到人体实验机会,巴斯德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很想首先在自己身上试验,即在我身上接种狂犬病,然后再用疫苗制服它。只要我能经受考验,确信我的实验结果。”

这种堪称赌命的夸张想法没有实现。7月6日,一位母亲带着9岁的约瑟夫·迈斯特来到巴斯德面前,迈斯特被狗咬伤了14处。狂犬病发作后几乎是百分之百死亡,因此这位母亲来求助正在进行疫苗研究的巴斯德,在人身上验证狂犬疫苗的机会来了。 

巴斯德咨询了当时两位著名的医生,医生的判断是如果不打,孩子必死无疑。但如果疫苗不成功,巴斯德损失的不只是名气,可能还要上法庭。

尽管有以身试毒的自信和魄力,巴斯德依旧很清楚狂犬疫苗用在人身上的风险,“我非常害怕一次失败会毁了今后的研究......我已在狗身上积累了许多预防狂犬病的实例,但总觉得如果用到人类身上,我的手就会发抖。”

况且迈斯特母亲上门求助时,巴斯德的疫苗研究还不足够完善。在前期的动物实验中。巴斯德前后给26条被疯狗咬伤的狗注射过三种疫苗,存活率仅为62%。而他现在手头的疫苗,刚刚开始第二轮动物实验。

几经权衡后,巴斯德决定冒险一试。在医生的见证下,孩子接种了疫苗。

巴斯德的疫苗是由感染狂犬病兔子的干燥脊髓制成,分多次接种,每次接种的毒力都会比上次更强。到最后一针接种前,巴斯德焦躁不安,他的妻子玛丽在家信中说,“一想到对孩子的最后一次注射,他就心乱如麻。”

到7月21日,约瑟夫·迈斯特寄给巴斯德一封信“亲爱的巴斯德先生,我身体很好,我睡得好,胃口也很好。”巴斯德成功了。

这不是巴斯德第一次冒险了。

1881年6月1日晚上,同样是个不眠之夜,巴斯德在实验室中焦急地踱步,他在等待一场重大赌局的胜负揭晓。

这场赌局赌的不是别的,正是他的实验结果。一个多月前,巴斯德决定接受挑战,在离巴黎40公里远的普伊勒堡一家农场进行公开实验,以证明自己新发明的炭疽疫苗的效力。

炭疽病是历史上著名的牲畜杀手,马、牛、羊都有可能成为这种疾病的牺牲品。炭疽病发作之前几乎毫无预兆,动物会在很短时间内全身颤抖、不支倒地,口鼻和身体流出黑色粘稠的血液,一切发生的太快,农民只能眼睁睁看着家畜死去。炭疽病在法国肆虐,每年给法国的畜牧业带来高达两三千万的损失。

法国农业部曾经委托巴斯德研究炭疽病的课题,1881年初,巴斯德在科学院公布了自己的研究进展:通过减轻病菌的毒力,可以把致病的微生物转化成活性有限、能够预防疾病的微生物,制成疫苗预防炭疽病。

这种说法受到了兽医们的挑战,他们不相信如何可怕的疾病可以轻易解决。其中,默伦的一位兽医、《兽医杂志》编辑罗西诺尔反对最为激烈。

没能力和巴斯德做学术争论的罗西诺尔,选择在大众媒体上挑战巴斯德。罗西诺尔公开建议,由自己提供场地,巴斯德在大众面前公开进行疫苗接种实验,“为了克服对它的怀疑,有必要让它跨过实验室的门槛,在公开实验中证明它”。这份建议通过默伦农业部门官员送到巴斯德手里,巴斯德没有多说,他同意了这次挑战。

虽然没有约定具体的赌注,但这场比赛无疑赌上了巴斯德的名声。当时巴斯德已经是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一旦这次公开实验失败,之前积累的名望可能会一下跌落谷底,甚至毁了实验室的前途。

更重要的是,巴斯德没有准备好。巴斯德的减毒思路来自之前制备鸡霍乱疫苗的经验,通过在氧气中暴露来降低病菌的毒性,但这对炭疽病毒作用很小。巴斯德的实验笔记显示,他做了很多小型的动物实验,但减毒疫苗的效力一直不够稳定。

所以,当巴斯德同意这场赌赛时,实验室的成员鲁和钱伯兰非常震惊,他们知道实验的进展还不够,可是他们的劝阻挡不住巴斯德的决心。

4月28日,巴斯德公布了实验方案,在接受实验的50只羊中,一半在5月5日和5月17日分两次接种毒力渐强的疫苗,而另一半作为未接种疫苗的对照。5月31日,所有绵羊都会接种炭疽杆菌的毒株,这意味着几天之内就能见到结果。

1881年5月5日,法国普伊勒堡像过节一样热闹,人们从各地涌入车站,来到一家农场。其中包括法国兽医兼农业部主任和其他官员,来自巴黎和本省的50名兽医、农民代表、还有各大报纸的记者们,其中甚至还有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位驻法记者,小小的农场成了法国当时最受关注的舞台。

巴斯德就是舞台的焦点,面对人群,他大胆做出预言。未接种过疫苗的羊将会全部死亡,只有接种疫苗的25头能存活下来,这个预言迅速出现在报纸上。

但无论彩排了多少次,正式演出之前演员还是会怯场。为羊群接种完毒株后,巴斯德忐忑不安。根据巴斯德实验室成员鲁的回忆,6月1日晚上,巴斯德收到了罗西诺尔一封电报,得知有一只接种过疫苗的羊可能快不行了,“顷刻之间,他的自信动摇了。”

无言的焦虑持续到了第二天早上,直到早上8点,巴斯德、他的实验室成员和他的家人还在担心坏消息可能再度出现。9点,巴斯德终于收到了来自普伊勒堡的消息,“18头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动物死了,剩下的也快死了。接种过疫苗的动物,它们全活着。”巴斯德赢了。

巴斯德立刻赶往实验现场,当他到达车站时,迎接他的是欢呼和鼓掌的观众们。发起挑战的兽医罗西诺尔甚至一转攻势,把实验用的农场改名成“巴斯德园”。

这场胜利成了媒体报道的焦点,一家报纸写道:“普伊勒堡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巴斯德的实验是确凿的、决定性的。布里地区的农民现在有了一个现成的防治炭疽病的药方: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只需用巴斯德先生的减活病毒给羊群接种疫苗。”

巴斯德成了国际名人,法国政府派巴斯德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医学大会,尽管巴斯德并不是一名医生。在大会现场,巴斯德一进场就受到了全场的热烈欢迎,欢迎的程度让他以为是某位亲王或者王子到场了。

法国各地,甚至德国、匈牙利、意大利都邀请巴斯德去公开实验,巴斯德和他的团队开始了炭疽疫苗接种实验的国际巡演。每次公开实验成功后,都有更多疫苗订单涌入巴斯德的实验室。

巴斯德在科学院的演讲中用诗人维吉尔的一句话总结了这次胜利,“幸运眷顾大胆的人。”

 

2、实验室对医院的胜利

巴斯德的选择或许显得太过冒险,但当时的他迫切需要证明自己,尤其在医学领域证明。

巴斯德于 1822 年12月27日出生于法国,是一个制革匠家庭的第三个孩子。上学时的巴斯德并不出众,他肖像画得不错,却常被批评过于写实而缺乏想象力,不过,那种细致敏锐的观察力,或许预示了巴斯德未来在科学发现上的成就。

在研究的道路上,巴斯德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一直是一个外来者、挑战者。每过几年,他就会跳出原来的研究领域,甚至投身新的学科,但几年之后,他就能拿出全新的科学发现,并且在应用领域做一番改革。

以化学家的身份出道,巴斯德因发现分子手性而成名。没过几年,在为酒厂研究葡萄酒、啤酒发酵中变质的现象时,巴斯德发现微生物是变质的关键,并且发明了巴氏杀菌法,改革了整个食品工业。

由此,巴斯德发展了他的微生物学说,也开启了和博物学家多年的争论。通过著名的鹅颈瓶实验,巴斯德在对自然发生学说的争论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随后是农业,巴斯德应农业部之邀研究蚕病问题,在复杂的症状中识别了两种蚕病,帮助整个养蚕业减少了大量损失。到四十岁,巴斯德成为了微生物学的代言人。

功成名就的巴斯德下一个研究目标是传染病,为此他需要在医学舞台上证明自己,但这是阻力最大的一次。

1873年,巴斯德入选医学科学院自由合作院士。当时巴斯德已经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医学科学院招募他,可能是希望化学博士巴斯德能提供一些专业建议,也可能是为了借重他的院士名气。

当时医学科学院的医生们不会想到,这位没有医学背景的新同事未来会参与医学争论、改革治疗措施、甚至颠覆整个医学界。巴斯德也想不到,这些同事会在未来成为他忠实的反对者。

在炭疽疫苗实验前一年,巴斯德在医学科学院做报告时,与听众中的一位医生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甚至升级到了动手,好在被人拉开了。事后盖兰要求进行决斗,但在第三方的调节下没有成真。经此一役,巴斯德不再参加医学科学院的会议。

这场冲突是巴斯德在医学科学院工作环境的一个缩影,自从这位“门口的野蛮人”来到了传染病领域,医生们就成了反巴斯德的主力军。

洗手,是巴斯德与医生们冲突的第一个重要焦点。

出于实验需要,巴斯德实验室有着严格的清洁规定。实验室一角,有一个深深的水槽,上面装着水龙头,左边是一只肥皂盒。巴斯德会亲自教新来的实验室成员如何仔细地、长时间洗手,洗完手还要开大水流冲洗肥皂,保证下一个人用上干净肥皂。巴斯德甚至洁癖到不与人握手,如果迫不得已要握,他下一个目的地就是洗手池。

而他的医生同事简直是他的反面,尤其是外科医生。19世纪的医生几乎没有感染知识,医院充满了尿液、呕吐物和其他体液的臭味,气味令人做呕,工作人员有时会用手帕捂住鼻子走动。在医院,充作手术台的桌子常年累月没有清洁,外科医生们则时常穿着一件沾满了血和脓的“屠宰服”。

在巴斯德时期,外科医生几乎可以说是屠夫的同行,外科手术死亡率居高不下,医院被称为死亡之屋。巴斯德在讲课时提到,1815年战争时期,安置在屠宰场的伤兵比安置在医院的存活率高。

在那个年代,一场典型的外科手术是这样的:一间昏暗狭小的屋子,挤满了看热闹的观众和实习的医生,一旦后排人的视线被挡住,就大声喊“头,头”。被皮带绑在脏桌子上的患者试图挣脱,医生则炫耀着自己的手法,让观众为他计时。几分钟后,断肢跌落地面上的木屑中,现场爆发出欢呼和掌声。

在洁癖的巴斯德眼里,这简直是人间地狱。基于对微生物的了解,巴斯德建议医生同事们手术前把手术刀放在火上烤一烤,把仪器放在火上加热半小时,并且只用消过毒的纱布团、绷带、海绵和事先煮沸过的水。

然而,这些固执的同事们根本不听建议,为了反对巴斯德,一位外科医生同事把“屠宰服”穿到了手术室外,为了和巴斯德作对,手术前他还会把干净的导流管放在地上擦几下。

虽然今天看起来滑稽,但巴斯德的同事们反对他却并不是出于愚蠢。当时医学领域的主流范式是 "病态的自发性",疾病来自身体内部,或者是身体和周围环境失衡的后果,需要靠健康、道德的生活方式调养。

19世纪的科学家已经在血液和脓液里发现了多种微生物,但在医生看来,微生物并不是病因,而是生病的产物。医生们始终不能相信,疾病来自身体外的微生物,而不是身体内部。

拒绝微生物知识的后果是,医学对很多疾病的研究只停留在观察和描述的层面上,找不到清晰的病因。按照当时的医生手册,一种疾病可能是由于环境潮湿、久坐不动、滥用饮料、过度饥饿、身体衰弱等等原因导致的。

巴斯德从来没有这种理论包袱,他只相信自己的实验、观察和判断。

在当时的法国,医院一直被视为科学进步的关键,实验室人员被认为是医生的辅助,在医学界没有地位。德国则和法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实验室和科学成为了推动医学进步的核心。

巴斯德早就对法国轻视实验科学的风气不满。早年成名的巴斯德,在自己的祖国,却多年来都没有找到一个安定的实验室,而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建立了多个大型实验室。为此,巴斯德曾在报纸上为实验科学辩护,“最大胆的观念,最合理的思辨,只有通过观察和实验才能具体形成。实验室和发现是关联词。”

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巴斯德更是认为过度看重政治,忽视科学和教育是法国的败因,他说,“长期以来,法国当局不知道理论科学和民族存亡之间有密切联系这条定律...始终徒劳无益地为寻找最好的政府形式而忙碌,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关心只是敷衍了事。”

现在,巴斯德要为自己的实验室在医学界正名。过去研究葡萄酒发酵变质时巴斯德意识到,除非存在特定的微生物,不然酒不会变酸,无一例外。也就是说,葡萄酒的“病因”都来自一种特定微生物。他的判断很准确,最后分离出了这种微生物。

在传染病研究上,巴斯德用了相同的思考方式。他假设每一种人类的传染病,最后都能追溯到一种特定的病菌,病菌会在每一例病例中出现,无一例外。这次他又对了,链球菌、炭疽杆菌、霍乱杆菌被各国科学家相继发现,实验室战胜了医院。

这不仅是学术知识上的胜利,也在学科层面上重塑了医学,为公共卫生打开了大门。了解到传染病来自病菌,消毒、控制、隔离种种措施就必不可少,全面的疫苗接种也提上日常,通过细菌学的知识指导如何消灭病菌,实验室成了公共卫生政策的核心。


 

3、用商业把胜利最大化

艾滋病专家帕特里斯·德布雷在《巴斯德传》中提到,巴斯德致力于“为说服一些人而做实验,为批评一些人而写抨击文章”,但德布雷没有提到的一句话是:巴斯德还致力于把胜利最大化。

炭疽疫苗公开实验大获成功后,巴斯德的老对手,德国科学家科赫公开攻击大卖中的炭疽病疫苗,他详细分析了1882年初疫苗在德国和法国的失败案例,指责巴斯德的疫苗的分类方式不合学术标准。

科赫还直接质疑巴斯德实验室生产的疫苗质量,“巴斯德先生自今年4月1日交付的疫苗要么太弱,要么太强。”科赫看得很准,标准化不足、质量不稳定是巴斯德疫苗的软肋。

但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巴斯德。这次巴斯德战胜对手的法宝不是科学发现,也不是公开实验,而是商业。

在这场论战中,巴斯德没有和科赫在学术上纠缠疫苗标准的问题,他重新定义了标准。炭疽疫苗标准既不是国家制定和强加的公共标准,也不是由一个行业制定和采用的集体标准,更不是科赫提出的学术标准,而是由巴斯德实验室和公司制定的标准。

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作为科学家,巴斯德一直是一个实干派。他过去的科学发现和成就,大部分都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实现的。这次论战中,身为科学家的巴斯德却嘲讽科赫是“科学拜物教。”

巴斯德的天赋和执行能力并不局限于科学。普伊勒堡的公开实验刚刚结束,巴斯德就敏锐的意识到大笔疫苗订单要来了,实验室不能处理这些需求,需要建立一套商业模式。

巴斯德的思路很清晰,“从今天起,炭疽病流行地区的农民将订购这种疫苗。除了我的实验室之外,还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实验室和一个办公室。”研究、生产、商业分工的模式就此奠定,巴斯德的实验室负责研究,新组建的实验室负责生产(由实验室成员钱伯兰管理)、办公室负责订单及其他商业事宜。

根据两个实验室的工作记录,可以看到他们的运行模式非常现代。巴斯德的实验室是学术实验室,负责提供技术支持。钱伯兰的实验室负责生产,质量控制、标准化都是他的任务。出现不明原因的接种事故时,巴斯德会首先怀疑钱伯兰对疫苗制备的监控不够严密。

明确分工的同时,两个实验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巴斯德也会提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或新产品给钱伯兰,比如新开发的猪瘟疫苗。这种模式在今天的生物技术初创企业也很常见,企业要和来源地大学保持持续的科学互动,获取技术和启动新研究。

在生产方法和产品稳定下来之前,大规模生产和分发炭疽疫苗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它涉及到建立一个新的生物工业,同时逐步解决疫苗的校准、可重复性、保存和运输问题。

1882年3月,巴斯德注意到疫苗的毒力随着连续的培养减弱。他想到两个办法来保证疫苗的治疗,第一,定期更新它们的来源;第二,确保疫苗新鲜并被仔细保存。为此,负责生产的实验室建立一套系统,把生产出的疫苗全部标注上时间,定期对既存的疫苗进行生物测试以检验质量。

实验室内部的监测手段之外,巴斯德还有一个创举,利用用户组成外部监测系统,为他提供监测数据。

这个外部检测系统是通过兽医实现的。对于那些,曾经是自己反对者的兽医,巴斯德很早就认识到了他们的战略作用,疫苗可以帮助兽医在农民中建立名声,因此兽医是最有动力推广疫苗,也最关注疫苗质量。通过利益,巴斯德把兽医与他的疫苗紧紧捆绑在一起。

为了更好的保持与兽医的关系,巴斯德的团队为兽医提供了详细的疫苗操作指南。并且定期向兽医群体提供调查问卷,收集疫苗涉及疫苗稳定性和标准化的数据。巴斯德本人甚至一直与兽医保持密集的通信,其通信对象就包括曾对巴斯德发起挑战的罗西诺尔,现在他在当地农场为巴斯德测试疫苗免疫持续时间。利用兽医网络,巴斯德得以在广阔的真实世界测试自己的疫苗数据,这节省了大量动物实验成本以及工作量。

巴斯德从不怠慢这些兽医。1882年,疫苗接种由于疫苗毒力衰退出现了大量事故。巴斯德立刻通过中央兽医协会组织了一次公众讨论,安抚基层兽医。会上,巴斯德很罕见地承认了自己犯了错误,恳请兽医提供数据改进疫苗,巴斯德甚至想过给疫苗用户上一份保险,来抵消不确定性带来的危害。

几年过去,巴斯德、钱伯兰和鲁通过疫苗重塑了兽医群体,兽医成了疫苗接种方面的专家、疫苗产品的地推团队、疫苗数据的监测员,还有报纸杂志上的疫苗宣传员,在最巧妙的地方在于,养这个团队巴斯德没花一分钱。

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曾这样评论,“从初出茅庐开始,巴斯德就很善于培育对自己有兴趣的团体,并且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利益和巴斯德自己的利益是分不开的。”这句话用来形容巴斯德和兽医群体的关系再合适不过。

巴斯德的商业帝国迅速膨胀,1881年有16.4万次炭疽疫苗接种,1882年达到70万次,1885年超过90万次。依靠商业上的成就,巴斯德现在可以轻易回击科赫:疫苗的无害性是建立在对几十万只动物进行接种的统计数字之上的。如果要问数据从哪里来,巴斯德建议“给科赫看所有兽医的报告”。


 

4、科学家里最懂媒体的

巴斯德疫苗最彻底的胜利,是在媒体上。

巴斯德第二个救助的狂犬病人,是15岁的牧羊人让—巴蒂斯特·朱皮尔,他为保护同伴被野狗咬伤。巴斯德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故事。

1885年10月26日,在法兰西科学院的演讲中巴斯德讲述了朱皮尔的故事,朱皮尔和六位年龄更小的小伙伴在一起,偶遇一条魁梧、可疑的疯狗。朱皮尔冲到小伙伴身前,用鞭子和胳膊抵挡疯狗受了重伤。报告在学院受到热烈欢迎,大家同意为小男孩颁发国家美德奖,奖金1000法郎。

巴斯德太清楚什么故事能在媒体上火起来了。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大家热议朱皮尔勇敢的行为,狂犬疫苗的神效,有雕塑家还专门塑了一尊朱皮尔勇斗恶狗的铜像,后来安放在巴斯德研究所院子里。朱皮尔长大后,还当了巴斯德研究所看门人,成了参观巴斯德研究所合影对象的不二选择。

朱皮尔长大后和自己的铜像合影

巴斯德留给现代人的印象,可能是一位孤独、执着、专注科学的科学家。但实际上巴斯德一直是一个很会讲故事,在意自己公共形象的人。这个孤独科学家形象,就是巴斯德亲手塑造,并希望给世人留下的印象。

巴斯德最出名的传记出版于1900年,作者瓦莱里•拉多是巴斯德的女婿。这部书曾经一度是市场上唯一的巴斯德传记,因为其他人写巴斯德的传记,都要经过巴斯德家族的后代同意。

这本书某种意义上是巴斯德自己的作品,巴斯德在世时,传记的前身《一个门外汉讲述的科学家的故事》已经出版。巴斯德亲自修改了这部作品,现存原稿上还能看到巴斯德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

巴斯德女婿的传记中,巴斯德除了科学几乎什么都不关注,只是专心工作。比如关于1885年巴斯德一幅著名肖像的故事,传记里是这样记载的,“埃德尔费尔特,这位芬兰画家恳求允许他进入实验室画几幅素描。巴斯德来来去去,专注于他的工作,没有注意到这位画家。”

巴斯德最著名的肖像,日后身穿制服、凝视实验器具成了科学家拍照的标准套路

但埃德尔费尔特的家信里可不是这么说的,他提到巴斯德为了这幅肖像,每周可以空出三个下午。而且因为实验室树荫太多,为了让光线通透,巴斯德打开了平常播种培养物的小房间,这里一般是不开门的。考虑到巴斯德的洁癖,冒着污染实验室的风险,他已经做了很大牺牲。

巴斯德甚至亲自决定了这幅肖像的布局,埃德尔费尔特记录,“他让我拿走一个微型瓶子,然后把一个更大的玻璃圆顶放在手里,上面用一根线悬垂着一根兔脊髓。巴斯德说,这现在还没被完全理解,但将来会很重要...... 此外,他还检查了我放在他周围的所有用具,让我去掉一些不需要的,把其他的放在那里。”

兔脊髓也就是狂犬病疫苗毒株的载体,画像的时是1885年初,当时巴斯德还没有获得狂犬疫苗的成功。但在当时,他就在考虑把狂犬疫苗和自己的形象绑定在一起。

巴斯德曾经做过画家,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效果。终其一生,巴斯德都和艺术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很多画家有不错的私交。和艺术圈打交道,让巴斯德比同时代的科学家更敏锐地意识到媒体报道对声望的影响。

实际上,找人来画肖像就是巴斯德自己提议的,为的是在巴黎沙龙展出自己相关的作品。19世纪末巴黎沙龙名气到达了顶峰,是媒体讨论的焦点。1886年初,巴黎沙龙出现了三幅巴斯德的相关作品,背后都离不开巴斯德的运作。甚至评论家对画作发表的好评或者差评,巴斯德也要一一回信。

在下一年的画展上,他一位表亲孩子的画作就引起了他的不满。1886年到1887年,正是狂犬疫苗受批评最严厉的时间段,这幅画作的题材却是给一位小婴儿注射狂犬疫苗。巴斯德写信说“我们希望并迫切请求您不要展示这幅画,至少今年不要...我的要求可能会冒犯,但我绝对坚持。如有必要,我将亲自和正式干预,以阻止其展览。”

巴斯德在媒体上持之以恒的努力收到了回音,狂犬疫苗的成为全球知名的产品,美国甚至俄罗斯的病人都远道而来。

狂犬病治疗的热潮,使得巴斯德决定建立巴斯德研究所,作为治疗和研究狂犬病的机构。在他巨大的成就和在全球媒体的影响力下,巴斯德研究所迅速建立。

研究所落成时,巴斯德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1888年的落成典礼上,巴斯德的儿子代他宣读感谢词,“唉,当我作为一个‘被时间征服’的人,走进这座伟大的建筑,这座工作的殿堂,我有一种辛酸的忧郁。”

这是巴斯德终生期望,他争取了一辈子的实验室,但他没有在里面工作过一天。巴斯德工作不动了,他花很多时间坐在维埃纳夫艾塘研究所附属公园的树下,在他的家人包围下度过晚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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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ttps://muse.jhu.edu/article/579673#fig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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