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开视频会，芬兰同事Erika裹着毛毯缩在公寓里的样子，我打趣她怎么屋里冷成这样。她说着要节能，自己身上暖和就够了，管不了屋里了。”说起刚刚过去被认为“异常温暖”的冬天，Lauri Myllyvirta讲起自己的同事。

Lauri Myllyvirta供职于总部在芬兰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这家原本专注于空气污染、整日盯着全球煤炭增减的研究机构，在俄乌爆发冲突后不久迅速将研究转向了这场冲突对于交错能源网络的影响。

知行合一的Erika响应自己研究的号召，默默调低了室内空调的温度。事实上，回顾2022年，各大机构都有相关研究出炉，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果家庭燃气消费量减少10%，欧洲的直接GDP损失可减少三分之一（从0.31%降至0.21%），燃气消耗量减少10%相当于将供暖调低2度[1]。

一时间，反俄的立场有了具体可操作的动作，比如，裹在毛毯里。而和Erika抱持同样关切的欧洲民众不在少数，有些不再使用家里的燃气热水器，转向能效更高的电速热设备[2]；有些积极安装热泵，为房屋供暖供能；有些拒绝去带有俄罗斯资本背景的加油站加油，更多人开始选择电动汽车[3]。

政府也在适时提高能效和节能目标，欧盟将能源消耗削减目标从9%提高到13%[4]，计划未来五年内在欧洲家庭安装约1000万台新热泵[5]，并配合加快了此前被诟病日久的可再生能源的安装许可，简化了有关建筑物能效改造的流程；一些企业则是推出应用程序，跟踪提醒人们家庭用能的状况，调整时间、减少强度。
 

作为欧盟可再生能源计划（REPowerEU）的一部分，欧盟成员国应尽最大努力自愿减少能源需求，将2022年8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的天然气消耗量比此前五年同期均值减少至少15%[6]，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期间，欧盟天然气消费量下降了19.3%，超额完成目标。图源[7】

“联姻”尚在昨日

在被2022年2月冲突打断的前一刻，俄欧在能源领域还相互依赖、深度合作，“谁更依赖谁”甚至是政治经济学者愿意摆在桌面上讨论的议题。横跨欧亚的天然气管道渗透着可追溯至冷战时代的政治人物对于和平的理解——“做生意的人不会互相开枪”，紧密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会促进和平的维系[8]。

苏联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60年代，苏联即着手天然气外送，铺设了多条从西西伯利亚气田通往东欧各国的天然气管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联系之外，天然气很快跨越了柏林墙，成为冷战期间东西方之间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之一。

70年代伴随冷战缓和，双方合作进一步加深，勃列日涅夫访德时邀请西德一同参与西伯利亚－西欧的天然气项目[9]，从苏联角度，与西德的合作在获得硬通货的同时，还可引入先进的技术帮助气田、管道的开发升级；对西欧而言，管道天然气相较本地的煤炭更清洁、更廉价，是能源多元化的优质选择。
 

俄欧之间的主要天然气管道及设计输送能力，图源[10]

进入21世纪，管线合作这一规模巨大、牵涉甚广的生意越做越大。途经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全长4107公里的“亚马尔－欧洲线”2006年竣工，年输气量可达330亿立方米。

途径土耳其的“蓝溪”管道2003年投入运营，设计运载量可达160亿立方米；“土耳其溪”的两条海底管道从2020年投入使用，一条供应土耳其国内市场，一条向东南欧国家供气，年输气量达到315亿立方米。

而选择离岸开拓、穿越芬兰湾和波罗的海至德国北部的“北溪1号”管道，全长1220公里，设计输送能力550亿立方米/年，在2011年正式投入使用。与“北溪1号”大致平行的“北溪2号”原本计划在2022年全面贯通，将俄罗斯对欧洲的跨海输气总额扩容一倍。“确保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北溪公司的官网用英、德、俄三语这样写着[11]。

反观俄罗斯，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国家，其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出口收入。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21年，油气收入占俄罗斯联邦预算的近一半[12]。而无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俄罗斯的主要贸易对象都是欧洲[13]。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欧洲内部还是外部，对于天然气管道成为欧洲绞索的担忧一直存在。在领土、种族等议题上与俄罗斯纠葛更复杂的东欧对于这些合作一直心存芥蒂。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屡次主导了油气价格的上涨，造成欧洲能源供应危机。欧洲也开始重新思考俄罗斯对能源安全的影响，认为其不是一个可靠的能源供应者，信任感大幅降低。

专注地理政治经济学的牛津大学副教授Vlad Mykhnenko告诉《知识分子》：“曾经有一种感觉是贸易的归贸易，地缘的归地缘，两者可以分开，人们选择最合适的地方进行最合理的投资，建立起自己的稳定供应链……但随着普京上任，在国内加大关键经济部门的政府参与、强化中央统治的同时，能源出口也逐渐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工具、甚至一种地理政治武器。”

永别了，俄罗斯？

2023年3月，前一年曾一度飙升至350欧元/兆瓦时的欧洲天然气价格开始接近50欧元/兆瓦时，这是连续第三个月下跌，也是自2020年以来时间最长的连续下跌，不过价格仍然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欧洲天然气储量约为62%，远高于冬季供暖季的十年平均水平54%[14]。价格稳定、储量充足，欧洲能源危机似乎没有发生就过去了。

现在是不是可以下个结论，世界已经不需要俄罗斯能源了？

2021年度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主要流向，图源[19]

但是，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供应缺口是以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作为部分替代的。2022年，俄罗斯向欧洲输送的液化天然气相较2021年增加了12%，尤其是冲突刚刚发生的几个月。

邓晓懿每天的日常工作中包括跟踪每一条俄罗斯亚马尔港口发出的液化天然气载运船的轨迹，她总结说，这一年来，挂着俄罗斯旗的LNG船在欧洲抵港卸货显然是增加了的，要说腰杆很硬也就是英国，旗帜鲜明地禁止俄罗斯LNG船。这也是因为英国在北海有自己的气田，而英国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也比较多，液化天然气占消费比重大，管道供应的影响偏小，此外，英国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地来源也相对比较多样。

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都显著增加了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增幅达到了55%[20]。这使得俄罗斯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欧洲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国。
 

欧洲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变化，图源IEEFA

俄罗斯对欧盟管道天然气出口量，图源CREA

不是遽变，但脱钩正在进行

冲突以来，作为对莫斯科的直接施压，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产品进行了针对性的制裁，比如出口禁运、价格天花板等，目前已进行到了第十轮。俄罗斯也出台了反制裁规定，包括禁止向使用限价的国家出售石油、以卢布购买结算俄气等。

对于俄罗斯天然气，欧盟一直没有采取任何限制举措，但“减少依赖”依然被写在政治议程里。向俄罗斯能源（尤其是天然气）说再见并不容易，它是涉及供暖、交通、工业、电力、农业所有领域的“血液”，欧洲此前的依赖程度又如此之深。但是，一年来的欧洲的努力正如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弗朗斯·蒂默曼斯所言，“这很难，非常难。但如果我们愿意比以前走得更远、更快，这是可能的”[23]。

首先是管道气，欧盟从阿塞拜疆进口的天然气从2021年的81亿立方米增加到2022年的114亿立方米；挪威的气田从2021年的820亿立方米增加到2022年的近900亿立方米[24]。

除此之外，沿西非海岸铺设管道，引入尼日利亚等地的天然气，也已经是酝酿之中的方案；跨越里海从土库曼斯坦经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到达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也是未来设想之一。邓晓懿说，这两个项目的实行难度非常大，西非管道涉及到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如马里）的安全问题；土库曼斯坦管道的开发涉及到里海的领土划分问题。前者目前没什么进展，而后者已经谈了几个十年了，都没谈拢。

“经过俄乌冲突这一次，很多欧洲人认为已经没法完全信任天然气管道项目了。”邓晓懿说。

更多的天然气则来自海上。2022年，欧洲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比前一年增长了63%（650亿立方米）[25]。要知道，大多数液化天然气都是长期合同，可以在现货市场上出售的仅是很小一部分，因为欧洲需求的突增，没有运输目的地限制的现货显得相当紧俏。在2022年，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拥有“钞能力”的欧洲买家揽入怀中。按照彭博能源分析师Arun Toora的说法，“刚开始时我们非常悲观，不知道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市场会如何应对。事实是，我们通过吸取每一滴现货液化天然气做到了”[26]，而供应广泛来源于北欧、美洲、中东、北非和西非国家。

以海运方式进口经冷冻变成液态形式的天然气要真正输送到气网供使用，需要合适的接收终端，这意味着在海上供应商谈合作、打价格战的同时，港口的液化天然气接收设施也要从零开始（比如德国）。
 

包括德国、芬兰、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国家都修建和扩建了液化天然气设施，大多选择港口上浮动液化天然气接收终端，气化设施建设周期相对短，租约到期可以将其拖到其他地方。邓晓懿介绍说，陆上接收站的建设周期大概在3-5年左右，比起浮动设施会更长一些。

涂建军说，欧洲部分国家近期开始部署浮动式液化天然气进口接受站也是为了防止所谓的“碳锁定效应”。新建的化石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其高额的前期投入成本，后期往往会难以直接退役，并导致长期的额外碳排放。根据欧洲绿色新政的目标，欧盟的气候、能源、土地利用、交通和税收政策要符合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减少至少55%的目标，“这意味着在未来的能源规划中天然气的地位本来就非常之尴尬，最多只能成为通向零碳世界的桥梁能源。俄乌冲突之后，以上桥梁能源定位的政治空间也岌岌可危；叠加北溪管道爆炸事件所带来的冲击波，俄罗斯与欧盟的双边能源纽带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为了回应针对碳锁定的相关批评，德国政府近期还回应称，接收的天然气将不仅用于德国，还要用于支撑东欧的能源需求。

值得强调的是，脱钩是有经济代价的，在高昂的天然气成本下，欧洲部分生产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尤其是钢铁、制铝、化肥、化工等能源密集型产业正在或已经转移到能源价格更便宜的地方，比如美国和中东，引发了欧洲的去工业化讨论。

而为了支持能源价格高涨后的家庭和企业，各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措施，布鲁塞尔智库Bruegel的数据显示，2021年9月至2023年1月，欧洲各国政府拨出7680亿欧元用于保护家庭和企业，以应对能源危机[28]。Bruegel研究分析师Giovanni Sgaravatti撰文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财政干预措施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并推高全球通胀压力。另外，在能源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补贴化石燃料或许有其社会和政治必要性，但长期来看与能源转型的承诺相冲突，无助于节能，还会影响消费者的绿色转向[29]。

通过能源转型能实现能源安全吗？ 

2023年2月，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接受《图片报》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以军事精度（military precision）扩建风电场，到2030年，平均每天将新安装4-5台陆上风电机组[30]。

这样的表态显然是在风电的建设速度远低于目标要求的背景下。德国新建陆上风电项目的平均推进时间约为2年，德国风能协会表示，有几个联邦州需要更长时间，从项目申请到投运的时间跨度长达6年。为解决这一问题，德国内阁计划引入新的原则，规定可再生能源服务于公共安全[31]，因此，优先于其他公共利益，法国、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也有类似做法。

或许要感谢普京，欧洲正在更广泛地接受绿色转型，这已经成为一个能源安全问题。公众意识到，能源安全不仅要依赖能源来源多样化，还需要能源形式的多样化。根据智库Ember Climate的分析，2022年，欧盟22%的电力来自太阳能和风能，可再生能源首次超过天然气[32]。

以德国为例，2022年7月，德国政府通过了几十年来调整幅度最大的能源政策修正案[33]，内容中新增了对利用风能资源的土地面积要求，引入了将德国2%的土地面积用于风电的义务，并根据这一面积要求修订联邦建筑法规；可以选择在景观保护区建设风电项目，将物种保护评估和措施标准化并简化，以便更快批准等。

德国经济和气候部长哈贝克称，德国不能延续其昏昏欲睡的步伐，而必须以“特斯拉速度”加倍努力推进能源转型，他认为特斯拉在柏林的超级工厂的建设速度为此树立了一个榜样[34]。但是，加速推进的风能和太阳能项目，在欧洲多地也遭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反对，这些反对声音认为，新项目将损害该地区的景观、文化遗址和宝贵的旅游业[35]。

身在德国的能源从业者张润表示，俄乌冲突前后，无论是政策、节能行为还是公众舆论都存在变化，但并不是180度大转弯，因为绿色转型是过去的十年、二十年一直在稳步推进的，只能说俄罗斯的动作加速了原有的趋势，但既往存在的改革阻力不会在一夕之间就消失了，各个利益相关方还是要在具体问题上协商。

“长期而言，俄罗斯能源/化石能源的替代品将是以风电、光伏为主的可再生能源，辅以在特定场景应用的绿氢”，张润说。

Lauri Myllyvirta则说，我们可以肯定地看到，由于能源危机，在一些国家，例如波兰和德国，公众对陆上风电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当然，从获得陆上风力发电厂许可证的难易程度上，各国存在重大差异，那新的投资会更多流向政策更友好的国家，比如芬兰和瑞典，这些国家由于绿色钢铁和氢能的发展，需要大量绿色电力。而且在北欧，陆上发电是新型电力来源中成本最低的。

风电之外，俄乌冲突之后快速发展的没有政策限制和漫长许可程序的技术，比如太阳能、热泵和电动汽车。与2021年相比，太阳能装机容量猛增47%[36]，热泵的销量跃升37%[37]，电动汽车销量增长31%[38]。

不容回避的是，为应对可能的能源危机，包括德国[39]和英国[40]在内的一些国家延长了原定即将退役的煤电厂的寿命，或是将被封存的燃煤电厂重新启用，一度被认为是欧洲能源政策退步的煤炭反弹。

不过，卓尔德环境研究（北京）中心主任张树伟认为，一个经常犯的错误是将政府的政策看作是影响能源供需价格动态的主导甚至是唯一因素。“重启旧有煤电”政策的确代表着一种对煤炭限制的松动，为了避免可能的危机，但是它恰恰是对煤炭下降趋势的一种反向或者反周期调节，而不构成趋势本身。

所谓趋势是指——这是否意味着煤炭用量的反弹？多大程度上的反弹？乃至更加宏大的能源气候碳中和目标是更快实现还是进程拖后？首先，这种大问题从来都不会有明确一致的答案，其次，回答它需要明确的参照系讨论才具有价值。最起码，跟全世界都在普遍封城应对疫情的2020年相比，往往是缺乏含义的；在俄乌冲突之前，天然气已经大幅涨价，煤炭已经重新成为“价内”发电者（infra-marginal），在市场具有的自动稳定机制作用下，已经将大部分天然气发电挤出。

涂建军则说，就相当于发生了火灾，对于在睡梦中惊醒的人，最重要的是如何逃出火灾现场。在逃离事故现场前，是否衣冠不整、是不是没带手机，显然都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短期内德国不得不重启煤电仅仅是应急性措施，不是它真正意义上奉行的国家能源政策，其2030、2035、2050的气候承诺都没有改变甚至部分目标还有所强化。

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研究也显示，真正受到延寿决定影响的发电机组只有26个，仅在关键时刻作为备用，这些燃煤电站的平均利用率为18%，对煤炭消耗的贡献很小[41]。

俄罗斯化石能源的风吹草动，对于欧洲而言依然是影响很大的，即使不再直接进口，俄罗斯化石能源依然有能力影响全球的价格和市场，进而为各方施加压力。但无论如何，考虑到2022年2月之前，从俄罗斯到欧洲的进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化石能源贸易，欧洲这一年的表现依然是令人赞叹的，Lauri Myllyvirta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