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的离场

没能迎来人类宣布COVID-19大流行的终结，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这位美国新冠疫情的科学指挥官黯然离场。2022年12月，他从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和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的职位上卸任。

在最后一次白宫简报会上，这个82岁以各种身份服务美国公共卫生事业54年的年长者依旧无不担心地说道，“因为我们国家严重分裂……当我看到许多美国人受分裂主义和意识形态影响，以各种与公共卫生无关的理由拒绝接种疫苗时，作为医生，这令我感到痛苦。”

掌管NIAID的38年里，他总共服务了7届总统，见证了各种病毒和细菌肆虐人间的重要时刻：包括里根和老布什领导下的HIV病毒；克林顿领导下的西尼罗河病毒；小布什领导下的炭疽恐慌和SARS；奥巴马领导下的H1N1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埃博拉病毒；以及特朗普和拜登治下的COVID-19。

每一个角色身份里，他都做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内科医生福奇，瓦格纳肉芽肿（LYG）研究令结节性多动脉炎（PAN）患者“起死回生”，登顶“Harrison内科学”教材主编的行列；科学家福奇，在HIV名字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率先拉响了警报；公卫官员福奇，打破了临床试验设计的藩篱，纳入同情用药，并在900多亿美元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计划（PEPRAR）中发挥重要作用，挽救了千万人的性命。

他本可以平顺地遁入不朽，成为美国现代公共卫生史上耀眼的存在。为了HIV未竟的事业和曾经并肩作战的人们，他原本的想法是等HIV疫苗研发出炉后再退休，那将是一个动人心魄的圆满结局。

然而天不遂人愿，“潘多拉魔盒”又一次被打开。与往常不同的是，屡试不爽“事实的力量、数据的功效”在COVID-19面前失灵了。人心被各种各样力量扰动着，股市暴跌、失业率飙升，科学被赶下神坛。

2022年6月，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突破百万，福奇说：“这是100多年来这个国家在国民健康方面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他被左派奉为真理的灯塔、愚昧的避雷针，被右派诋毁为误入歧途、寻求聚光灯的官僚。他一边成为巨星，一边成为敌人。

过去的三年里，他遭受了五十多年职业生涯里最严重的网络和现实暴力。无数次街头集会和网络讨论中人们唾骂福奇“你会在地狱里腐烂，你应该被绞死”；他的妻子一天之内接到八次电话暴力威胁，直到她想“我得换个手机”；他的女儿们收到了猥亵威胁。

而他自己，反复向媒体描述心理防线破掉的瞬间，是2020年春天的一封来信。他拆开信封，一大团粉末喷溅出来，衬衫、领带、裤子、手、下巴沾染得到处都是。他先是后悔打开这封信，之后生命威胁的想法在他脑海里慢慢清晰，“第一，这是恶作剧；第二，是炭疽杆菌，我要得病了，但我吃点环丙沙星，就没事了；第三，这是蓖麻毒素，我要没命了”。还算幸运，后来发现这只是恶作剧。

长期的政治高压后，他提前离场。他告诉《华盛顿邮报》，“我不想在这里呆太久时间，以至于我到了失去一切的地步”，但他也表示卸任不是退休，他将会继续“推进科学和公共卫生，并指导下一代科学领袖”。

撕裂的世界中，科学的失落

一辆失速的子弹列车正载着这个骄傲的国度奔向毁灭。

我们一生鲜少经历这样的全球性时刻，疫病笼罩了整个星球，几十亿人困在家里。我们不知道它的来源和去路，亦没有明确的药物和手段，如同野外行军作战，敌暗我明。恐惧让我们抱着口罩、酒精、消毒剂来压抑社交本能。如此危急态势，我们迫切期盼医疗科学能显现出超凡的领导力，制造武器与装备，订立规约和方针，带领人们走出疾病与黑暗。

然而，这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担当了近百年领导者的国家，这个在医学创新和发现引领世界几代人的国家，却麻烦缠身，悄悄变成了死亡的坟场。

2020年5月，死亡人数冲破10万大关。

两年之后，这个数字扩张了10倍，100万。100万意味着什么？接近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两倍，与美国第十大城市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人口相当，一个城市的人口就此从世界上蒸发了。不到全球人口4%的国家，COVID-19死亡人数却超过全球的15%。

美国正经历一种死亡的历史时刻，人们不信任科学与机构，认为其不过是权力的角斗场，是阻碍经济前进的绊脚石。

一个对人充满敌意的国家，是不会对科学顶礼膜拜的，因为那些浪漫与理性的实践是仰赖于人的善意。这是八十多岁的首席传染病科学家福奇面临的现实，既是健康守门人又是科学守门人的他都失败了。过往积累的权威形象，办公室里摆着的几十张总统、参议院、商界领袖的合照，还有各种各样的奖牌都出现了裂隙，所有的经验都失效了，人们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

他还记得在一次艾滋病大会上的演讲，当他说完前半部分，活动家鼓掌，说完后半部分时科研人员鼓掌，而等到全部落定的时候，所有人站起来一起鼓掌。那是一个让人开心到流泪的浪漫瞬间，“而现在，分歧主导了一切，大家不会在一起鼓掌了”，福奇不无遗憾地表示。

福奇和他服务过的七位总统

当下的混乱、纷争、诋毁、谩骂，早在1984年福奇成为NIH最年轻的所长时便已暗暗写就。彼时，美国的政党更迭刚刚结束了“罗斯福共和国”近半个世纪民主党执政的局面。

后来，更是经由两党交替攻擂，偶发的规律创造出了一位糟糕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福奇在他长达54年的职业生涯中一共服务过7位美国总统。与以往的几位领导人都不同的是，福奇没能在这位总统那里获得最高礼遇。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仅凭直觉、随心所欲的公共表达，给公卫信息传播造成了许多混乱。有人统计了疫情期间他的歪曲和虚假言论，截止2020年7月，这个数字是“20055条”。那些荒谬、半真半假、彻头彻尾的谎言，不断伤害并掠夺了人民的生命。

而福奇与特朗普，这两位同样出生于40年代的老人，除了年岁相仿，几乎没有任何相近的特质。

福奇身上有种严谨的纪律性，在跨越一个世纪的生命里，他始终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

每天工作15个小时，规律的午间跑步。每周有六天，他的日常都是如此。电梯抵达他7楼的办公室需要10秒，几十年下来，这个数字深深刻进了他的骨血里。当他三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不论工作多忙，他都会在9点准时参加家庭晚餐，完成一次短暂的相聚。

他崇尚逻辑、理性、规律、程序。他青年时陶醉于繁重的课业，拉丁语、法语、古代史、神学……念的是上东区私立耶稣会高中里吉斯(Regis)，这被认为是全美最好的男校之一。他对《纽约客》提到，这所学校教会了他“如何交流科学原则，或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原则，而不会过于冗长和离题”。这为他日后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做了充足的准备。

即便是埃博拉那样的烈性传染病，从西非前线到美国国门，面对群众的恐惧和焦虑，福奇“都无比冷静、非常理智，尊重事实和证据，领导大局”，奥巴马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评价道。诺贝尔奖得主、分子生物学先驱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曾给予福奇极高的评价，“托尼是独一无二的，他有种权威性，能够在对话中插入确凿的事实并直言不讳地面对政治家，这对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都是一种幸运”。

福奇对政治妥协没有耐心，过往的总统没能左右或影响他的理念和坚持，长久下来便对他钦佩起来。

老布什在与迈克尔·杜卡基斯的总统辩论中，曾被问到谁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回答说，“我想到了福奇博士，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不过我觉得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国家卫生研究院最好的医生，他工作勤勉，一直在研究艾滋病等问题”。

面对周遭的攻击，福奇总能表现良好的修养，不会立刻反击，也不会加入战斗。他说过，“我试图做的是像激光束一样专注于我的目的和结果，由证据驱动、以科学为基础，引导我们制定旨在保护美国公众健康和安全的政策，其他则都是噪音”。

然而，在大流行的第一年，他的搭档或者说他的领导，则是那种让科学家不寒而栗的典型。特朗普试图带给人希望，哪怕的是虚假的。他关心自己的连任情况以及与选情息息相关的美国股市表现，他麻木地自欺欺人，假装这场百年一遇的大疫，不会落在自己任上。他会无缘无故地和媒体对峙，仿佛麻烦是他们造成的。

特朗普最著名的言论是创造了一种医学疗法，他将抗疟药物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称为治疗和预防新冠病毒的“天赐之物”，其依据是几个互联网医生的亲身经历。2020年3月，一次特朗普和福奇共同出席的白宫简报会上，有记者向福奇求证真实性，“不，这不是在控制条件的临床试验中进行的，所以不能明确下定论”。那是镜头记录下的第一次，福奇当面反驳了总统的说法。

反复说“不”

不是每个人都有毅力在一个糟糕的总统和他的信徒间保持知识上的诚实。

特朗普的反应也十分独特，像是一个耍无赖的孩子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我不会说太多，但我可能支持这个方法，可能比所有人都支持。看看它有没有效果，可能有效，可能没有，碰巧我感觉它不错，但谁知道呢，很多情况下我都是对的，拭目以待吧”。

福奇说“不”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不，至少在一年内不会有疫苗问世”。当特朗普连续数周坚持否认政府无法提供病毒检测试剂盒时，福奇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个失败，我们承认吧”。

这种一以贯之的、坦率的真诚，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特朗普反智主义的破坏力，避免让美国变得更糟，也让他收获了超越两党、与政治立场无关的认同。锡耶纳学院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病毒问题上，67% 的美国人信任福奇博士；只有 26% 的人信任总统。

一位科学记者评价道，在美国疫情之前，如果让人说一位科学家的名字，他们肯定说不出来，而现在他们会说福奇。

福奇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人们将他的头像印在蛋糕、开瓶器、咖啡杯、袜子、蜡烛等随处可见的日用品上。国家名人堂博物馆制作了一个7英寸他的肖像，部分是为了医务工作者筹集资金生产防护装备。Facebook上有一个名为“福奇博士说，我们听”的群组。有人发起请愿，提名他为《人物》杂志的“最性感人物”。他成了一个大家相互传递希望的符号，在矇昧和混沌的时刻。

维持这样的局面并不轻松，七朝元老的他不缺和政治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他反复提到一本他最喜爱的哲学书籍——《教父》，这给予他一些慰藉与指引：“不要将个人情感带入工作”，“即使有人表现得很荒谬，你也不能因此责备他们。你必须和他们相处。因为如果你不能应对他们，那么你就出局了”。

这位科学家需要小心翼翼处理和总统的关系。他避免对总统做带有价值的评判，以此来维系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相互厌弃的脆弱关系。事实上，他也确实面临一段时间的消失和长久地被总统的幕僚们背刺。

他在人们做出无情的嘲弄和情绪发泄时，温和地为总统挽尊。在2020年5月的一次防疫记者会上，面对特朗普“Deep State”的说法时，他默默地低下了头，左手来回在额头摩擦，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被镜头记录下来。“福奇扶额”这一标志性动作迅速在网络上走红，有关的搞笑图片和脱口秀段子大受欢迎。

而当《纽约时报》问起这段经历，福奇给出了一个温和的解释：他喉咙发痒，含片卡在喉咙里，他试图向记者掩饰这一切。当记者请他讲讲他与总统的关系，他耐人寻味地笑了，反过来问到“你想听多深入？”。他尽可能避免和总统直接起冲突，“我不能跳到麦克风前面把他推倒，好吧，他说了，让我们下次试着改变它”。

“当你与白宫打交道时，有时你不得不说一、二、三、四次，然后它就发生了。所以，我会继续努力”。改变并不总能如期而至，他始终扮演着堂吉柯德式灭火英雄的形象。

今日的失败与曾经的成功

当然所有的失败不能全然赖到一个荒唐总统身上。他只是产物，不是原因。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他们（极端反对者）是在展示一群人的弱点，这群人既缺乏忍受流行病的坚忍精神，也缺乏战胜它的毅力。带领他们冲锋陷阵的是特朗普——一个说谎者和骗子，一个试图拙劣模仿强人的恶霸。

拒戴口罩、拒绝保持社交距离、拒打疫苗……这些都是他们的政治宣言。人们用动机推理这种“诛心”的模式来质疑科学。

“有没有人注意到福奇博士的每一个建议恰好也是对经济最糟糕的事情?伙计们，这不是意外”，保守派电视主持人比尔·米切尔(Bill Mitchell)在推特上写道。还有人评论，你们发现了没，福奇出现在电视、播客、简报会议上，唯独没有出现在实验室里。

华盛顿大学生物学教授、研究错误信息的卡尔·伯格斯特罗姆(Carl Bergstrom)曾对《纽约客》表示：“人们有一种感觉，专家不值得信任，他们的议程与人民不一致”。

这不是福奇的动机第一次遭受质疑。“我不是政客，我必须在一个政治和科学交叠的世界中发挥作用，但我从来没有出于政治考虑做出任何决定，我的决定都是科学决定”，在一群恨不得把他咬碎的“狮群”里，福奇冷静回应艾滋病活动家们对于他政客身份的质疑。

那是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谈艾色变的时期。

病毒总是通过血液、性活动、母婴无处不在的隐秘方式迅速传播，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也不能手术切除，死亡率甚高。进入发病期的艾滋病患者免疫系统几乎被HIV摧毁，很快死于感染或恶性肿瘤，如肺囊虫肺炎、结核病、真菌感染、卡波西氏肉瘤等，进入这阶段的病人一般不会存活超过九个月。一些人患上了“恐艾症”焦虑、抑郁，一些人被指责为“同性恋癌”、“恶魔”，到处充满了歧视、憎恨与指责。

而初期的制度应对甚为冷漠，《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曾这样写道：联邦政府将艾滋病视为预算问题，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则视其为政治问题；同性恋团体的领袖认为艾滋病是公共关系问题，而新闻媒体认为它是一个其他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同性恋问题。其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去挑战艾滋病这个深重的医疗危机。

因为糟糕应对方式所带来的无谓死亡，即便福奇是最先拉响警报的人，放弃了原本顺遂的研究方向，转而去研究几个男同性恋的奇异个案，他也依旧没有赢得异见者们的信任。

抗议者穿着黑色长袍，拿着镰刀游行到福奇办公的31号楼；许多人挥舞着粉红色和黑色的横幅，校园里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口号：“去你妈的，福奇！”；还有人把他比做阿道夫·艾希曼，称他的拒绝倾听导致了千万酷儿的死亡。

这些艾滋病活动者知道，如果他们想要避免灾难，他们需要新的疗法，但囿于FDA药物批准程序，这通常需要数年时间。在迫近的死亡威胁面前，他们无法等待。

起初，福奇也坚持传统的标准路线，即研究不需要关注患者的眼前福利，药物开发必须遵循严格的流程，包括动物试验和严格的临床试验，为了评估药物的益处和风险。而入组药物的临床试验，患者需要经过严苛的条件筛选，并且接受“双盲”的随机分配，那些知道自己服用了安慰剂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退出了研究。

他驳斥了所有对于艾滋病患者歧视的做法，“如果因为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就说一个人道德败坏的话，我想这是有异议的”、“风险在于行为，而不在于某个群体”。他有充分的同情、关心和照料，但依旧抱着近乎刻板的规约踌躇前行，和那些传统的家长式权威的科学家相差无几。

真正令福奇转变的是他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谨慎的做法毫无意义。“所有人都死了”，这让他恍然大悟，“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我几乎没有救过任何人”。根据CDC的数据，光是80年代十年间，美国就有超10万人死于艾滋病，他们大多是正值壮年的年轻人。有艾滋病活动人士发问，“你能想象你身边的18个朋友都患艾滋病死去了吗”？

在保守与激进之间，他以肉身为桥梁，认真倾听并理解人们的偏狭、绝望、懦弱以及奇思妙想。

他邀请了几位抗议领袖到他的办公室，他们进入艾滋病患者的营地，去同性恋的澡堂，去旧金山的卡斯特罗区，讨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社区里遭受的痛苦。当年的抗议领袖与他保持了多年的朋友关系，在COVID-19期间，那些朋友也正直地为福奇不断发声。

从始至终，福奇都厌弃“政客”这个标签，他把它视为对科学家的污名和扰乱视听，他不断通过一次次行动来反击旁人的叫嚣。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支持了一个名为Parallel Track的项目，该项目让未经批准的艾滋病药物一旦被证明是安全的，就可以使用有潜力的药物，即使临床试验还在继续。彼时尚未批准的抗艾滋病药物DDI是主要的候选药物。与此同时，不符合试验资格、居住地离进行试验的医疗中心太远或因试验关闭而无法入组的患者，也被纳入了行动计划。

如果没有福奇，这一倡议不可能成功。“同情用药”的原则在艾滋病的实践中不断制度化、规范化，在后来的许多时刻，都再次闪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这无异于一场医学革命。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艾滋病临床医生Steven Deeks表示，这种“与某个团体的合作”是“史无前例的”，并将成为未来卫生保健领导人的典范举措，但福奇博士“是第一个”。

他试图将这个国家拉入正确的轨道，还好，他并不孤单。医生护士、科学家、少数同性恋团体领袖还有许多艾滋病感染者，他们结成了同盟，游说在位者做出明智的决定、提供关键资金。1990年，美国国会批准了综合艾滋病资源紧急情况 (CARE) 法案，旨在为基于社区的HIV护理和服务提供者提供联邦资金。1997年，鸡尾酒疗法成为了治疗艾滋病的标准疗法，当年艾滋病相关死亡率下降了47%，为数千万人带来了希望。

高效的药物干预方法、医学诊断技术的丰富、性行为的改变以及吸毒者更容易获得安全注射器，HIV感染病例增长速度最终得以减缓，生存期得到很大程度的延长。

疫情已退去，理性却仍式微

两次世纪大瘟疫标志着福奇职业生涯的开端和终局。第一次，他用科学弥合了政治裂缝，赢得了最大同盟和合作。第二次，他输了，输给了人们的不相信。断裂吞噬了所有理性的声音，包括科学。也许，我们失去了过去的那种叙述方式，从而再不能抵达断裂的对岸。

最后的两年里，福奇在拜登任上获得了一种短暂的“解放感”，在不受新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能够自由谈论科学。自然感染和疫苗接种双线并行，反疫苗言论依旧喧嚣，但宿主在与病原体的战争中逐渐占了上风。直到5月5日，世卫组织宣布不再将新冠疫情列为全球公卫紧急事件（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一种突发状态结束了。

现代医疗技术展现了卓绝的影响力。短短几周确定病毒基因组，不到一年研制多个新冠疫苗，抗病毒药物全面开花，而此前人类开发时间最短的疫苗也花了4年。回望百年前，人们几乎是靠血肉扛过了病毒侵袭，至少，这是一场智力上的胜利。

可是新冠揭开的社会的撕裂伤口却未能迅速愈合，我们喋喋不休争论却不能达成一个共识，没有共同目标也无法相互理解。

或许不能说福奇做到了科学家能做到的一切，他有自己明显的弱点。他是勇敢还是懦弱？有人诟病他为什么不当众辞职，给特朗普一个响亮的耳光。但在一个科学无力的年代，有几个能做到？我们能为科学做出什么？大流行的钟声滴答，我们不能预知时间。